作家克莱夫·詹姆斯的身体不好。在2011年被诊断出白血病及各种并发症后，他和时间斗争，全力工作，又写出了大量诗歌，还完成了《神曲》的翻译。从那时候起，大家就拿他的死亡开玩笑。在他的网站上，他给为他撰写讣告的记者和编辑们提供了建议，告诉他们要牢记，当谈到传记细节时，应该意识到“越短越好，只有一句话是最好的”。他承诺自己的简介在他死前会是最新的，“我会一直更新它，直到他们把我抬到板子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试着更新我最后一次治疗的细节。”
　　但是当消息传来，大家还是不敢相信这事真的发生了。2019年11月24日，克莱夫·詹姆斯在英国剑桥逝世。《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泰晤士报》更刊出长文《向伟大的克莱夫·詹姆斯致敬》（A Tribute to the Great Clive James）。
　　批评家德怀特·加纳甚至说：“当英国失去克莱夫·詹姆斯，就好像一架载有五六名最优秀作家的飞机坠毁了。”
　　尽管地位崇高，詹姆斯的写作却不是高高在上的，基本上只要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可以从他侃侃而谈的叙述中受益。阅读克莱夫·詹姆斯的体验是愉悦的，他十分重视写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对他来说，“沉闷的写作是一种犯罪”。
　　纪念一位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如果想要领略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本集大成之作《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Cultural Amnesia： Notes in the Margin of My Time）会是最好的选择。

以散文进入文化史

　　克莱夫·詹姆斯是不是新蒙田？《文化失忆》出版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过一篇以这个问句为题的书评，给了这本书极高的评价。至于詹姆斯本人，则可以说是当代英文世界里首屈一指的文化偶像，《纽约客》称他一个人就是“一群才子的集合体”。
　　詹姆斯以散文写作成名，并建立了全球影响力。这在21世纪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在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敲击出百来字感想、发表千字博文的时代，散文的地位在下沉。詹姆斯却是少有的依然被推崇的散文作家。
　　1939年，詹姆斯出生在澳大利亚，1960年代定居英国。他骨子里的欧洲性很强烈，认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在欧洲。1972年，詹姆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文章，开始被知识界广泛地关注。后来他回忆说，这之后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写信建议他，或许可以考虑一直写这种“散文式的评论文章”。显然，这个建议让詹姆斯受益无穷。
　　译者冯洁音评价《文化失忆》说，阅读这本书就像和克莱夫·詹姆斯坐在咖啡馆里对话，大部分时候在倾听，佩服他举一反三的能力，也能受到启发，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还想和他争论个高下。谈及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和事，詹姆斯不但能提供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会分享轶闻八卦。读这本书不用从头到尾，可以随时翻阅，也可以随时放下，甚至可以当工具书查阅。
　　《文化失忆》的写作贯穿了詹姆斯大半生的事业。他酝酿了40年的时间，花费5年写作，才终于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出版。这是他对20世纪的勇敢回望，也是他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对于形成今日世界格局并持续影响着人们的20世纪，我们不应该遗忘。
　　因此，詹姆斯赋予了自己的写作某种诗意，他是在时间边缘写作。这本书中文版的扉页上，编辑引用了詹姆斯的话——“如果不能记住所有的事情，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似乎提示我们，在被裹挟着向前追赶时代的岁月，还有一些挽歌值得驻足倾听。

从卖书为生到电视明星

　　在《文化失忆》的引言中，他曾介绍这本书的起源。年轻时自己曾不得不把手头最好的书卖了换食物，所以从不敢在书上做笔记。直到条件改善后，他才大胆地在标记的段落边做笔记，这些页边的批注很多在后来成了书评和期刊文章。
　　1972至1982的十年间，詹姆斯开始担任《观察家报》的电视评论员，建立起自己幽默简洁的风格。之后，他开始出现在英国的商业电视台上，主持了多档节目，渐渐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克莱夫·詹姆斯电视秀》（Clive James On Television）是一档针对国外电视剧和广告的电视评论节目。《周六晚克莱夫谈》则主要讲名人轶事，极尽嘲讽之能事，在前网络时代带给观众很多欢乐。
　　1990年代，他的电视纪录片节目《20世纪名人》（Fame in the 20th Century）开播，探讨包括玛丽莲·梦露、穆罕默德·阿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20世纪名人，因为同时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他也建立起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
　　在电视上频繁露脸，似乎有失知识分子的体面，大谈八卦，也颇为“正派人士”所不齿。一般观众通过这些节目认识詹姆斯，常常忘记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小说家、书评人以及翻译家。有人曾这么讽刺，说他“一边聊布朗宁、艾略特，一边报道F1赛车”。詹姆斯的解释很有意思：“我上电视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所以才有机会知道我的诗歌和文学评论。你们说我浪费了才华，但在我开始浪费之前，你们并不知道我有才华。是我的电视节目让你们知道我有才华。”
　　詹姆斯的高明就在于此。他通晓七门语言，除却母语还可以阅读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和日文;他喜欢拉美的探戈舞，是但丁《神曲》的英译者，也热爱HBO美剧《权力的游戏》。詹姆斯完成了大部分文化工作者做不到的事情，在學术和八卦之间游刃有余。他经常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流连于伦敦的酒吧，喝多了还会闹事，但酒醒后又能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如此这般，有典型的旧文人作风，也难怪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独属于20世纪的文化风流。

莫失莫忘的20世纪情结

　　骨子里，詹姆斯是伤感的，也是怀旧的。《文化失忆》的序章名为《维也纳》，从维也纳咖啡馆的犹太人命运写到了圣彼得堡城市的诗意，他一边哀叹欧洲的失落，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也实名赞美罗斯福的名字熠熠生辉。在他笔下，人类的命运因为20世纪的巨大变动和重组，真正拥有了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
　　只要看过这样的序章，我们就可以领略到詹姆斯思想的广阔和文笔的优美。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他见证了一些曾属于经典的东西必然被遗忘的过程。他写道：“有些年轻读者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这书里尽是些被遗忘的名字，行文进展又如此突兀难料，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欢迎来到20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纪脱胎于20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
　　这本书信息量惊人，詹姆斯以旁逸斜出的方式在20世纪文化版图上挥斥方遒。但这本八百多页的书几乎没有闲笔。在抵抗失忆的主题下，作者极力将一个危机四伏又充满蓬勃生命力的20世纪描绘出来。
　　从A开头的阿赫玛托娃到Z结束的茨威格，这本书倾注了詹姆斯对百年历史的态度，贯穿20世纪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论是香奈儿、费里尼、爱因斯坦还是山本五十六和戈培尔，他们无不在他的笔触下被赋予新的解读空间。詹姆斯不吝啬对自己喜欢之人的崇拜，也绝不掩藏自己的尖刻。
　　他对撒切尔进行了辛辣幽默的嘲讽，“撒切尔夫人明察善断的时候，从亲信那里学到的主要是词汇，一定有人告诉过她，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为她对集体主义的厌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所以提到这个名字应该不错。她试了试，然后自创了‘索尔仁尼斯金’……”
　　当然，相较于我们熟悉的名人来说，《文化失忆》最大的看点则是詹姆斯对历史的“陌生人”的书写。读罢他的文字，我们会为自己的促狭感到惭愧，人类的记忆如此有限，以至于会遗忘那样了不起的人物。比如，他为参与刺杀希特勒的特雷斯科（Tresckow）鸣过不平，这位英雄在1943年亲自在希特勒的专机上放置了一枚炸弹。詹姆斯认为从表面看特雷斯科拥有理想主义英雄的所有特征，却在左派修正主义那里被塑造为贵族右翼的浪漫派，他成为历史的牺牲者。
　　另一方面，詹姆斯也不隐藏英雄的问题，他直接指出，也是这位特雷斯科，曾践踏《日内瓦公约》，赞同将俄国战俘御冬的厚大衣剥下来给德国士兵穿。对此，詹姆斯表示理解，如果特雷斯科当时表示反对，就没有机会在后来安上那颗炸弹了。但是，这种价值观之所以是正常的，是因为“那是一个希特勒统治的世界”。

那些历史教训的代价

　　或许，詹姆斯想要探讨的是人类在战争和灾难中能吸取的教训是什么。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自由派，他近乎尖刻地批评了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东欧的极权状况视而不见，让萨特的哲学和为人都显得十分虚伪。
　　詹姆斯的笔调并不总是幽默诙谐的，在很多篇章里，他对造成20世纪人类浩劫的行为像“匕首与投枪”般激烈。他不仅关注历史，更指出即使在今天人类依然要警惕极权的危害。詹姆斯强调一种“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也许不够先锋，却也具有前瞻意识。
　　虽然詹姆斯的成名得益于他对新媒体的利用，他以报纸写作成名，很快在电视上大放异彩，晚年还热衷于在个人网站发声，但他对潮流始终保持警惕。这本书看上去拉拉杂杂，其实毫不避讳作者的立场。詹姆斯直接写道：“自由民主理应得胜，以前如此，现今亦如此——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击退对这一观点的怀疑。”他认为“极权主义并没有终结，它的残滓还在，其中有些甚至更加贻害无穷，因为它们不再受国界的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同样存在。”
　　他对未来的很多预言已经被证明是对的，他曾说“如果我们不能全部记住，起码也要了解一点我们所遗忘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全部忘掉也没有关系，享受轻装上阵的便利亦无不可;但是有一种与爱无异的深刻直觉提醒着我们，效率的代价就是空虚。”
　　詹姆斯的生命停留在2019年的尾巴，他没有看到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自然无法见证加速时代的撕裂与变化。相信如果他还健在，一定会支撑起沉重的病体继续抒发自己的担忧。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詹姆斯，他一再提醒我们记得历史，我们必将为自己的善忘付出代价。
　　克莱夫·詹姆斯（ Clive James）
　　1939生，澳大利亚籍评论家、记者、作家、诗人、翻译家、电视节目主持。60年代移居英国，数十年来活跃于各种纸媒和电视，被称为“折衷高眉与浅俗的大师”“一群才子的集合体”（《纽约客》）。出版评论集、随笔集、诗集、回忆录、小說、译著五十余部，包括《不可靠回忆录》《文化失忆》《诗歌笔记》 等。2019年11月24日逝世，此前只停笔一个月。他去世一年后，《文化失忆》 中文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