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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师母去世了,”母亲的语气平淡。
“哪个江师母?”我一边咀嚼,一边问。
“四中江老师家的。”
“生病了吗?”我停下筷子,使劲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从四楼跳下来,又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昨天去了。”
噢,江师母,我的思绪回到模糊又遥远的孩提时代。
依稀记得,江师母是浙江湖州丝厂的工人,江老师是浙江金华四中的老师。年轻时,江老师带着儿子在金华,江师母带着女儿在湖州。
少时,我曾在江老师家中见过一幅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时不过七八岁的我不明其意,回家问母亲,母亲只是叹口气,说句“小孩子不明白的”,便不再理我。
两地分居的情况直至江师母从湖州丝厂退休来金华才画上句号。从此江师母便一直住在四中,大家都喊她“江师母”,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她总是穿着极干净整洁的衣服,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江老师本就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背挺得笔直,原本没有女人打理,总欠整洁,江师母回身边以后,江老师更显得精神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
江师母特别爱孩子。
小时,我们和江师母同住在一排平房里,平房门口,每家都砌了一个高高的花坛,里头一般都种着葡萄。夏天,葡萄藤绿油油地爬满门前的架子。我好吃、爱偷懒却又嘴硬,因而常被母亲责骂,有时母亲甚至气得直眉瞪眼、手提竹扫帚在后面追赶,我惊恐地沿着各家门口的花坛绕S形逃窜,母亲一般总是追不上我,火气便又添了一重。我深知此时被擒,那绝不是好受的,这时,江师母往往便如蜘蛛侠般从天而降,先拦下母亲,一番好言劝说,又很策略地骂我几句,我忙顺着竿儿往下爬,认错,缩到江师母身后。见有人来劝,母亲也只好整理情绪把扫帚往后收了收,眼睛要喷火似的看着我。我明白此时是万万不能跟着母亲回家的,江师母往往佯装骂我,接着便随口叫我去她家里看书。还没等母亲同意,我已经钻进江师母屋里。等晚上回家,母亲往往也消气了,白我几眼或最多拧几下耳朵就叫我睡觉了。
楠楠是我小时最好的伙伴,比我大两岁,她有个轻微智障的姐姐。楠楠是江师母弟弟的孩子,她母亲在生下她后没几天就去世了。7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而且是这样的状况,这几乎是艰难得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楠楠自出生起,便一直跟着姑姑。江师母50岁退休时,楠楠不过4岁,江师母便把她自温州带到金华。有时江师母的女儿阿芳会和江师母闹别扭,说她偏心楠楠。
四中家属的孩子是一个小圈子,我们这伙人经常一起干些欺猫打狗的事儿。只是,打我认识楠楠开始,楠楠便是我们这伙人里,衣着最干净齐整的一个,从没见过她的指甲像我似的,有时长长了里面的颜色暧昧不清。楠楠也总是我们中间最有礼貌最像淑女的一个,后来我回想起来,她的性格其实很像江师母。
楠楠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温州师范学校,听母亲说,后来她当了小学老师,前几年结婚了,婚后生了对龙凤双胞胎。母亲说,如果没有江师母,楠楠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问母亲:江师母她,她为什么要…要这样?我不忍心将这么残忍的字眼加诸江师母身上。
母亲平静地说,阿芳嫁给了同一个厂子的同事,可结婚没几年就下岗了,没多久丈夫也下岗了。儿子原来顶江师母的职在湖州丝厂工作,哪知在阿芳下岗两年后,儿子儿媳两口子也同时下了岗。可坏事情还没到头,前几年,阿芳丈夫没打声招呼就离开了家,这些年了,再也没回来过,也没有一点消息。可这些也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也许,一个人放弃生命的原因本来就很难说清,她只是觉得,够了,一切她都已经尽力,在看不到头的前路里,她能看到的只是女儿、儿子生活的窘迫,能听到的,只是周围人对她女婿下落的议论……
可有了这诸多的推测之后,我仍难想象,说话轻柔、长相清秀的江师母哪来勇气,决然地在黑夜里翻过了她居住的那幢80年代老楼房青灰、粗糙的阳台,坠落在我年少时经常走过的那片苍白水泥地上。之后,那出了名爱干净的江师母,在床上经历了两百多个呻吟辗转的晨昏,才终于走完了她崎岖人生的最后一程沼泽路。
三四个月后,我因为有点事回了趟四中,路上远远地看见江老师。我快步走过去,大声叫“江老师,江老师”,江老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我愕然,不知道江老师是认不出我还是听不见我,没了江师母的照料,不过几个月,江老师竟已至此。
大约又过了3个月,我从母亲口里得知,江老师也去世了,走得很安静,没有痛苦。或许,江老师知道,他很快就能见着江师母了吧。
“哪个江师母?”我一边咀嚼,一边问。
“四中江老师家的。”
“生病了吗?”我停下筷子,使劲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从四楼跳下来,又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昨天去了。”
噢,江师母,我的思绪回到模糊又遥远的孩提时代。
依稀记得,江师母是浙江湖州丝厂的工人,江老师是浙江金华四中的老师。年轻时,江老师带着儿子在金华,江师母带着女儿在湖州。
少时,我曾在江老师家中见过一幅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时不过七八岁的我不明其意,回家问母亲,母亲只是叹口气,说句“小孩子不明白的”,便不再理我。
两地分居的情况直至江师母从湖州丝厂退休来金华才画上句号。从此江师母便一直住在四中,大家都喊她“江师母”,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她总是穿着极干净整洁的衣服,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江老师本就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背挺得笔直,原本没有女人打理,总欠整洁,江师母回身边以后,江老师更显得精神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
江师母特别爱孩子。
小时,我们和江师母同住在一排平房里,平房门口,每家都砌了一个高高的花坛,里头一般都种着葡萄。夏天,葡萄藤绿油油地爬满门前的架子。我好吃、爱偷懒却又嘴硬,因而常被母亲责骂,有时母亲甚至气得直眉瞪眼、手提竹扫帚在后面追赶,我惊恐地沿着各家门口的花坛绕S形逃窜,母亲一般总是追不上我,火气便又添了一重。我深知此时被擒,那绝不是好受的,这时,江师母往往便如蜘蛛侠般从天而降,先拦下母亲,一番好言劝说,又很策略地骂我几句,我忙顺着竿儿往下爬,认错,缩到江师母身后。见有人来劝,母亲也只好整理情绪把扫帚往后收了收,眼睛要喷火似的看着我。我明白此时是万万不能跟着母亲回家的,江师母往往佯装骂我,接着便随口叫我去她家里看书。还没等母亲同意,我已经钻进江师母屋里。等晚上回家,母亲往往也消气了,白我几眼或最多拧几下耳朵就叫我睡觉了。
楠楠是我小时最好的伙伴,比我大两岁,她有个轻微智障的姐姐。楠楠是江师母弟弟的孩子,她母亲在生下她后没几天就去世了。7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而且是这样的状况,这几乎是艰难得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楠楠自出生起,便一直跟着姑姑。江师母50岁退休时,楠楠不过4岁,江师母便把她自温州带到金华。有时江师母的女儿阿芳会和江师母闹别扭,说她偏心楠楠。
四中家属的孩子是一个小圈子,我们这伙人经常一起干些欺猫打狗的事儿。只是,打我认识楠楠开始,楠楠便是我们这伙人里,衣着最干净齐整的一个,从没见过她的指甲像我似的,有时长长了里面的颜色暧昧不清。楠楠也总是我们中间最有礼貌最像淑女的一个,后来我回想起来,她的性格其实很像江师母。
楠楠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温州师范学校,听母亲说,后来她当了小学老师,前几年结婚了,婚后生了对龙凤双胞胎。母亲说,如果没有江师母,楠楠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问母亲:江师母她,她为什么要…要这样?我不忍心将这么残忍的字眼加诸江师母身上。
母亲平静地说,阿芳嫁给了同一个厂子的同事,可结婚没几年就下岗了,没多久丈夫也下岗了。儿子原来顶江师母的职在湖州丝厂工作,哪知在阿芳下岗两年后,儿子儿媳两口子也同时下了岗。可坏事情还没到头,前几年,阿芳丈夫没打声招呼就离开了家,这些年了,再也没回来过,也没有一点消息。可这些也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也许,一个人放弃生命的原因本来就很难说清,她只是觉得,够了,一切她都已经尽力,在看不到头的前路里,她能看到的只是女儿、儿子生活的窘迫,能听到的,只是周围人对她女婿下落的议论……
可有了这诸多的推测之后,我仍难想象,说话轻柔、长相清秀的江师母哪来勇气,决然地在黑夜里翻过了她居住的那幢80年代老楼房青灰、粗糙的阳台,坠落在我年少时经常走过的那片苍白水泥地上。之后,那出了名爱干净的江师母,在床上经历了两百多个呻吟辗转的晨昏,才终于走完了她崎岖人生的最后一程沼泽路。
三四个月后,我因为有点事回了趟四中,路上远远地看见江老师。我快步走过去,大声叫“江老师,江老师”,江老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我愕然,不知道江老师是认不出我还是听不见我,没了江师母的照料,不过几个月,江老师竟已至此。
大约又过了3个月,我从母亲口里得知,江老师也去世了,走得很安静,没有痛苦。或许,江老师知道,他很快就能见着江师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