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师母去世了，”母亲的语气平淡。
　　“哪个江师母？”我一边咀嚼，一边问。
　　“四中江老师家的。”
　　“生病了吗？”我停下筷子，使劲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从四楼跳下来，又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昨天去了。”
　　噢，江师母，我的思绪回到模糊又遥远的孩提时代。
　　依稀记得，江师母是浙江湖州丝厂的工人，江老师是浙江金华四中的老师。年轻时，江老师带着儿子在金华，江师母带着女儿在湖州。
　　少时，我曾在江老师家中见过一幅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时不过七八岁的我不明其意，回家问母亲，母亲只是叹口气，说句“小孩子不明白的”，便不再理我。
　　两地分居的情况直至江师母从湖州丝厂退休来金华才画上句号。从此江师母便一直住在四中，大家都喊她“江师母”，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她总是穿着极干净整洁的衣服，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江老师本就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背挺得笔直，原本没有女人打理，总欠整洁，江师母回身边以后，江老师更显得精神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
　　江师母特别爱孩子。
　　小时，我们和江师母同住在一排平房里，平房门口，每家都砌了一个高高的花坛，里头一般都种着葡萄。夏天，葡萄藤绿油油地爬满门前的架子。我好吃、爱偷懒却又嘴硬，因而常被母亲责骂，有时母亲甚至气得直眉瞪眼、手提竹扫帚在后面追赶，我惊恐地沿着各家门口的花坛绕S形逃窜，母亲一般总是追不上我，火气便又添了一重。我深知此时被擒，那绝不是好受的，这时，江师母往往便如蜘蛛侠般从天而降，先拦下母亲，一番好言劝说，又很策略地骂我几句，我忙顺着竿儿往下爬，认错，缩到江师母身后。见有人来劝，母亲也只好整理情绪把扫帚往后收了收，眼睛要喷火似的看着我。我明白此时是万万不能跟着母亲回家的，江师母往往佯装骂我，接着便随口叫我去她家里看书。还没等母亲同意，我已经钻进江师母屋里。等晚上回家，母亲往往也消气了，白我几眼或最多拧几下耳朵就叫我睡觉了。
　　楠楠是我小时最好的伙伴，比我大两岁，她有个轻微智障的姐姐。楠楠是江师母弟弟的孩子，她母亲在生下她后没几天就去世了。7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而且是这样的状况，这几乎是艰难得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楠楠自出生起，便一直跟着姑姑。江师母50岁退休时，楠楠不过4岁，江师母便把她自温州带到金华。有时江师母的女儿阿芳会和江师母闹别扭，说她偏心楠楠。
　　四中家属的孩子是一个小圈子，我们这伙人经常一起干些欺猫打狗的事儿。只是，打我认识楠楠开始，楠楠便是我们这伙人里，衣着最干净齐整的一个，从没见过她的指甲像我似的，有时长长了里面的颜色暧昧不清。楠楠也总是我们中间最有礼貌最像淑女的一个，后来我回想起来，她的性格其实很像江师母。
　　楠楠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温州师范学校，听母亲说，后来她当了小学老师，前几年结婚了，婚后生了对龙凤双胞胎。母亲说，如果没有江师母，楠楠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问母亲：江师母她，她为什么要…要这样？我不忍心将这么残忍的字眼加诸江师母身上。
　　母亲平静地说，阿芳嫁给了同一个厂子的同事，可结婚没几年就下岗了，没多久丈夫也下岗了。儿子原来顶江师母的职在湖州丝厂工作，哪知在阿芳下岗两年后，儿子儿媳两口子也同时下了岗。可坏事情还没到头，前几年，阿芳丈夫没打声招呼就离开了家，这些年了，再也没回来过，也没有一点消息。可这些也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也许，一个人放弃生命的原因本来就很难说清，她只是觉得，够了，一切她都已经尽力，在看不到头的前路里，她能看到的只是女儿、儿子生活的窘迫，能听到的，只是周围人对她女婿下落的议论……
　　可有了这诸多的推测之后，我仍难想象，说话轻柔、长相清秀的江师母哪来勇气，决然地在黑夜里翻过了她居住的那幢80年代老楼房青灰、粗糙的阳台，坠落在我年少时经常走过的那片苍白水泥地上。之后，那出了名爱干净的江师母，在床上经历了两百多个呻吟辗转的晨昏，才终于走完了她崎岖人生的最后一程沼泽路。
　　三四个月后，我因为有点事回了趟四中，路上远远地看见江老师。我快步走过去，大声叫“江老师，江老师”，江老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我愕然，不知道江老师是认不出我还是听不见我，没了江师母的照料，不过几个月，江老师竟已至此。
　　大约又过了3个月，我从母亲口里得知，江老师也去世了，走得很安静，没有痛苦。或许，江老师知道，他很快就能见着江师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