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年年回家，家年年都在变化。中国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一切都还没有定型
　　
　　每年春节前后，亿万人奔波在中国大地上，南来北往，人流滚滚，每个人都怀着一个局单的念头：快些回家，与亲人团聚，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当人们这样一次次在家乡与异乡之间奔忙的时候，不知不觉间，人与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种让人感到惆怅的变化。
　　回家人潮中，农民工是最大的一群。他们往来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他们家人还在乡村，户口还在乡村，虽然已在城里做工很多年，却无法成为一个城市人，因为对农民工而言，做一个城市人所要承担的衣食、住房、学费和医疗费等巨大花销，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只能望城兴叹。同时，从乡村土地上获得的微薄收入已经无法养家糊口，很多人年轻时就进城打工，天长日久，已经不会做农活，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当他们从五光十色的城市回到乡村之后，乡村再也留不住他们的心。“农民工”这一奇特的称呼，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他们那种非农非工的不确定的身份。
　　农民群体的巨量存在，好像在阻止中国复制他人的发展道路。它似乎在考问中国：这几亿乡下人，将来是变成工人，还是仍然当农民，还是有另外一种全新的未来在等待他们?当中国农民新身份得到确定之时，必定是中国文明找到了全新的发展道路之时。一日找不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农民身份就一日得不到确定。
　　过年穿上新衣裳，穿上新衣好过年。虽然有人在定做唐装过年，但更多人穿着花样百出、款式繁多的新衣过年。现代中国人在所有场合的穿着既不传统，也不统一，颇有百家争鸣、百款齐放的模样。何时我们的身体失去了家园?长袍对襟消失了，未了中山装；中山装没有了，未了西装、夹克，还有林林总总的时装。一些人以西装为礼服，开朐敞怀，不知为什么，看上去总显得有些僵硬而琐碎。人们印象中十分洋派的诗人徐志摩就曾抱怨说，西装是穿着最难受的衣服，脖、腰、脚都好像用锁链捆住了。这不是在抱怨西服，而是对自己身体失去家园而发出的哀声。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乱穿衣的时代，整体面目空前地混沌，个人穿着空前地自由。
　　春联已经无法贴上高楼门前。在高楼大厦后面，胡同四合院老房子正在渐渐消失。层层叠叠，高低起伏，高楼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让越来越多的人事受到煤为暖气这类现代生活设施。但是，这些住宅都是照着别人的建筑理念、别人的生活方式分割出来的生活空间，客人来到家中只能客厅就坐，父母子女同住显得空间封闭而局促，最后，老人无法与子女一同居住，亲朋好友往来日渐稀疏，邻里之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亲情在淡漠，熟人社会正在消失。这是好还是坏?将来会有人设计建造出容纳中国人情风情的现代民居吗?现在谈这些，对中国人而言，显得过于奢侈。
　　团年饭仍然在吃，但大家庭已经消失。传统社会实行家族自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纠纷争端都首先由家族根据乡规民约来承担与解决，告官诉讼是迫不得已最后一步。以经济学角度言，家族自治无疑是中国大一统社会得以低成本有序运转的根本原因。1949年以后，家族逐渐消失，出现了单位制度。由于实行终身福利，单位实际上是家族的现代变形。一个单位的同事，天南地北，实际就成为一种异姓家族。后来，单位改革了，取消了种种福利，不再承担种种家族式功能。从此，一户户小家庭独立面对社会。从欧美国家的经历来看，工业社会本性就是选择小家庭而排斥大家庭，因为它只雇用专业化劳动力，剥离并简化一切附加的社会关系。没有了家族的羁绊，没有了单位的限制，中国人获得空前自由。但自由是不可承受之轻。自由之后，生存压力骤增。在中国社会，缺少了家族与单位这一中间层面，小家庭能否独立承担种种生活风险和社会风险?这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状态之中，一切尚未定型。旧有的家园已经远离，新的家园还在远方，我们的身体与精神都处于一种寄居状态。我们还在路上。一旦找到家园，我们就将终止这随波逐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