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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或者不出意外，2003年3月，王旭东将出任信产部部长一职，而年届65岁的现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将卸任。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将是新老交替的时候。
王旭东原河北省委书记，于去年11月26日就任信产部的党组书记。为了熟悉具体业务，王在2003年元旦后，立刻被任命为信产部副部长。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过渡。在吴基传时代，中国电信再次被拆分，形成现有的“5＋1”电信大格局，中国的电信业完成了从垄断经营向有限市场竞争的过渡，中国在短时间内跨入了世界先进电信国家的行列。
但是，吴基传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很多。运营商互联互通问题、手机单向收费问题、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问题，等等。
电信监管机构的重组成为整个电信业下一个关注的焦点。换言之，王旭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对信产部本身进行改革，从而满足竞争性市场对监管的需求。
《今日东方》从国务院体改办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信息产业部改革方案可能在2003年2月下旬出台。
再造
先于吴基传离开的，还有20多位原信产部的处、副处级官员。最新公布于信产部网站上的干部名单中，人们已经很难再找到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了。他们包括原通信清算司司长张晓铁、原办公厅副主任迟泉国等。
一位信产部内部人士说，与以往换届时出现的人员流失不同，这次还有大量的业务骨干主动选择从岗位上退下来，归根结底，是担心在下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信产部面临尴尬处境，乃至被撤销的险境。
而信产部下属的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为明年的公司化运转而做准备了。电信科技情报所的一位负责人就说，“不论国家采取哪种方式来改组信产部，中国的电信市场总归还会有一个监管机构，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一些工作。”
撤销信产部的传言始于2001年7月，当时有消息称，信产部将在五年内被撤销，其电信网络管理功能将交由国家计委负责，并将整合互联网、广电网实现三网合一，而其他功能则将公司化。
到了“5＋1"格局初步成型的去年年底，很多业内人士都相信，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模式会是国家改革信产部的最终方向。
2001年9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这个机构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级别之高十分罕见。后来，又成立了由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事务具体执行。当时有种种传言，认为信息办将是一个最终会取代信产部的过渡性机构。和该机构规格相似的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曾在1998年组建信产部时被撤销，现在又重新浮出水面，的确值得业内人士再三回味。
在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不少信产部的前官员由仕途踏上了经商之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运营商作为落脚点。
传言并未立即变成现实。但是，在信产部内部，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机构”也已形成初步的共识。
从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传出的最新消息是，国家有可能将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合并，由这一新部门来推进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制定相关的宏观政策及实现“三网合一”。而信产部下属的电信管理局、无线电管理局和经济调节与通信清算司有望形成新电信监管机构的基本元素，负责对电信市场的运营进行监管。
新的电信监管机构将直接隶属国务院领导，监管内容集中在市场准入、电信资费、电信资源、互联互通、服务质量、普遍服务、信息资源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
据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官员透露，原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办公地点实际上就是设在信息产业部的信息化推进司，办公室主要协调其它部委如计委、广电和军队来制定宏观的政策，而推进司则负责相关政策的具体执行。高规格组成的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信产部合并会有利于增强国家在信息产业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有利于加速“三网合一”。
从直接隶属国务院来看，新的监管机构延续了FCC的模式。但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高世楫博士认为，不应该完全拷贝FCC模式，原因在于FCC是三权分离国家所独有的产物，其拥有的它根据国会通过的法律对包括电信和传媒在内的通信业实施监管，拥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部分行政权力，直接对国会负责，在美国有“第四行政”之称。这些机构的地位以及直接对国会负责等特征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
现在的信息产业部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在互联互通、资费管制和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都饱受外界指责。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事件越来越多，但电信管理局出于技术条件和处罚手段所限却往往束手无策。
一位电信管理局的官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新的监管机构应强调学习FCC的权威性而不是其独立性”。这位权威人士还认为，和FCC不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信监管机构将突出依靠电信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积怨
大多数专家都倾向于如下观点，之所以需要重新构造电信监管机构，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竞争和开放的需要。“5＋1”的格局形成之后，随着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必定需要一个强势且公正无私的监管机构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及应对入世之后涌入的外资和民营资本。
现在的信息产业部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在互联互通、资费管制和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都饱受外界指责。
电信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抱怨，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事件越来越多，但电信管理局出于技术条件和处罚手段所限却往往束手无策。这位官员说，信产部属于国务院直属部委，因此，在“三定”方案（定职、定编、定人）下，整个电信管理局只有30人，全国的通信管理局人数总共也不到500人，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相比之下，FCC负责电信监管的总人数超过3000人，而网络和用户规模比我国小得多得多的韩国，负责电信监管的人员也超过700人。另外，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持，按照目前的行业条例，电信管理局对于违反互联互通规定的企业只能处以罚款2万元了事，“对于那些年收入上千亿的运营商来说，还不到九牛一毛”。
在资费管制方面，现有的信产部也无法做得更好。电信资费的定价权并非完全掌握在信产部手中，信产部制定出的资费标准还需得到计委和财政部的批准，因此，利用价格手段来调节市场的想法也就无从谈起。信产部经济调节与通信清算司的官员举例说，移动运营商一个基站一年的频率使用费只有1000元，信产部曾经计划提高这部分频率使用的收费标准，但由于牵涉各方利益过多，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三网合一”问题，则一直令信产部感到颇为头疼。按照国务院在1998年组建信产部的初衷，包括广播电视网在内的各专用通信网都将接受信产部的行业管理。但广电总局也是正部级单位的行政级别，各级广电网络公司负责人由各级广电局任命的人事体系，决定了信息产业部要将手伸进广电领域并非易事。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双头管理的结果是导致三网分离、重复建设、互不卖帐、消费者受损，同时也延误了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对于王旭东来说，如何组建一个高效、公正、廉洁的新电信监管机构，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摩根斯丹利的一位高级投资经理对国内电信监管机构的印象是，“定价权掌握在计委手里，广电网又归广电总局管理，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主管机构。而且，由于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情况太多，投资人普遍认为国内的电信监管太过不透明。”他认为，新设立的监管机构采用哪种模式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手中要握有实权”。
此外，信产部还未能意识到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给已经放缓的国内电信市场带来的影响。上述摩根斯丹利的高级经理就认为，国外的电信运营商之所以缺乏进军国内市场的信心，除去它们自身的因素以外，信产部的保守态度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信产部内部人士透露，入世以后，除了修订一些和WTO条例相抵触的内部文件以及对一些业务流程进行公开以外，信产部几乎没做什么大的调整。
对于信产部面临的种种问题，高世楫所做出的分析是，“面对多样化的投资主体以及产业技术经济特征所导致的复杂竞争格局，当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仍然集政策的制定、解释和执行为一身，兼具政府职能和监管职能时，由于多年来习惯于行政审批和命令式管理，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体时，政府在市场面前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就会容易混淆、行业管理就会迷失方向”。
在他看来，解决集政策功能管理和行业监管于一体而引发的内在矛盾，就是将政策职能和行业监管职能进行分离，建立监管权力相对集中的独立集中原来分散的监管机构，权利，并建立对监管机构本身的有效监督机制，这才是重新构造电信监管机构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使命
对于王旭东来说，如何组建一个高效、公正、廉洁的新电信监管机构，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今日东方》记者，从信息产业部的职能看，信息产业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改革。目前的工作主要从原来“偏重于政策的制定”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离”的过渡阶段。
但是，新的电信监管机构能够达到人们的预期吗？从有关媒体披露出的电监会所面临的问题来看，新的电信监管机构面临的更大难题还在后面。
在旧有的行业管理格局中，计委主管项目审批、价格管理，国家经贸委制定产业政策，财政部则负责企业的财务管理。组建独立的电监会和电信监管机构的初衷都是希望将多重管理纳入到统一管理的模式上来，然后再以公平和独立的原则实施专业的监管，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
按照组建独立的监管机构的要求，计委、经贸委和财政部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职能都需要被剥离出来。这意味着上述部委“带自己的命，”市场人士甚至认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同样的困境，将可能出现在即将成立的新电信监管机构中。
现在还不清楚新的电信监管机构将如何成立，成立后在什么样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运作。比如，未来的电信监管机构是依靠政府拨款还是向企业收费来维持其运作。单纯依靠政府拨款显然不够，但如果向企业收费就面临监管公正的问题。此前，电信管理局受到的诸多指责也正源于这点：各地的通信管理局与地方政府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各省政府部门也就不负责向它们拨款，所需运作资金由信息产业部统一划拨。由于资金匮乏，监管机构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不找企业来赞助，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从这个角度看，新的电信监管机构所面临的难题绝不比电监会要少。
“三网合一”是另一个待解的难题。《电信条例》规定电信网、有线电视网、计算机网都属一个机构管理，信息产业部也一直渴望能将监管的触角深入到广电腹地，但广电总局方面以“广电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在中国加入WTO的条款当中，也没有规定广电要对外开放”为由进行反驳。高世楫认为对广电网的内容监管和运营监管分开，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如何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即使是广电总局同意放权，要实现真正的“三网合一”也需等到广电网的台网分开之后。
另外，铁路网、教育网、电力网等行业内通讯网络一向各自为阵，虽在名义上已经归信产部管理，但都有各自的行业主管单位，如何整合这一部分的力量，又将是一个新的难题。虽然难题的核心：一边是飞速成长市场与已经坐大的电信运营商，而另一边是几轮政府机构改革下来盘根错节的权益分割不均的积怨。
挑战上述所有的难题正是王旭东即将履行的“使命”。而他的一举一动将对正在加速洗牌和成熟的电信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旭东原河北省委书记，于去年11月26日就任信产部的党组书记。为了熟悉具体业务，王在2003年元旦后，立刻被任命为信产部副部长。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过渡。在吴基传时代，中国电信再次被拆分，形成现有的“5＋1”电信大格局，中国的电信业完成了从垄断经营向有限市场竞争的过渡，中国在短时间内跨入了世界先进电信国家的行列。
但是，吴基传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很多。运营商互联互通问题、手机单向收费问题、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问题，等等。
电信监管机构的重组成为整个电信业下一个关注的焦点。换言之，王旭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对信产部本身进行改革，从而满足竞争性市场对监管的需求。
《今日东方》从国务院体改办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信息产业部改革方案可能在2003年2月下旬出台。
再造
先于吴基传离开的，还有20多位原信产部的处、副处级官员。最新公布于信产部网站上的干部名单中，人们已经很难再找到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了。他们包括原通信清算司司长张晓铁、原办公厅副主任迟泉国等。
一位信产部内部人士说，与以往换届时出现的人员流失不同，这次还有大量的业务骨干主动选择从岗位上退下来，归根结底，是担心在下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信产部面临尴尬处境，乃至被撤销的险境。
而信产部下属的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为明年的公司化运转而做准备了。电信科技情报所的一位负责人就说，“不论国家采取哪种方式来改组信产部，中国的电信市场总归还会有一个监管机构，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一些工作。”
撤销信产部的传言始于2001年7月，当时有消息称，信产部将在五年内被撤销，其电信网络管理功能将交由国家计委负责，并将整合互联网、广电网实现三网合一，而其他功能则将公司化。
到了“5＋1"格局初步成型的去年年底，很多业内人士都相信，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模式会是国家改革信产部的最终方向。
2001年9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这个机构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级别之高十分罕见。后来，又成立了由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事务具体执行。当时有种种传言，认为信息办将是一个最终会取代信产部的过渡性机构。和该机构规格相似的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曾在1998年组建信产部时被撤销，现在又重新浮出水面，的确值得业内人士再三回味。
在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不少信产部的前官员由仕途踏上了经商之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运营商作为落脚点。
传言并未立即变成现实。但是，在信产部内部，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机构”也已形成初步的共识。
从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传出的最新消息是，国家有可能将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合并，由这一新部门来推进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制定相关的宏观政策及实现“三网合一”。而信产部下属的电信管理局、无线电管理局和经济调节与通信清算司有望形成新电信监管机构的基本元素，负责对电信市场的运营进行监管。
新的电信监管机构将直接隶属国务院领导，监管内容集中在市场准入、电信资费、电信资源、互联互通、服务质量、普遍服务、信息资源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
据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官员透露，原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办公地点实际上就是设在信息产业部的信息化推进司，办公室主要协调其它部委如计委、广电和军队来制定宏观的政策，而推进司则负责相关政策的具体执行。高规格组成的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信产部合并会有利于增强国家在信息产业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有利于加速“三网合一”。
从直接隶属国务院来看，新的监管机构延续了FCC的模式。但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高世楫博士认为，不应该完全拷贝FCC模式，原因在于FCC是三权分离国家所独有的产物，其拥有的它根据国会通过的法律对包括电信和传媒在内的通信业实施监管，拥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部分行政权力，直接对国会负责，在美国有“第四行政”之称。这些机构的地位以及直接对国会负责等特征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
现在的信息产业部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在互联互通、资费管制和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都饱受外界指责。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事件越来越多，但电信管理局出于技术条件和处罚手段所限却往往束手无策。
一位电信管理局的官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新的监管机构应强调学习FCC的权威性而不是其独立性”。这位权威人士还认为，和FCC不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信监管机构将突出依靠电信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积怨
大多数专家都倾向于如下观点，之所以需要重新构造电信监管机构，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竞争和开放的需要。“5＋1”的格局形成之后，随着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必定需要一个强势且公正无私的监管机构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及应对入世之后涌入的外资和民营资本。
现在的信息产业部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在互联互通、资费管制和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都饱受外界指责。
电信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抱怨，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事件越来越多，但电信管理局出于技术条件和处罚手段所限却往往束手无策。这位官员说，信产部属于国务院直属部委，因此，在“三定”方案（定职、定编、定人）下，整个电信管理局只有30人，全国的通信管理局人数总共也不到500人，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相比之下，FCC负责电信监管的总人数超过3000人，而网络和用户规模比我国小得多得多的韩国，负责电信监管的人员也超过700人。另外，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持，按照目前的行业条例，电信管理局对于违反互联互通规定的企业只能处以罚款2万元了事，“对于那些年收入上千亿的运营商来说，还不到九牛一毛”。
在资费管制方面，现有的信产部也无法做得更好。电信资费的定价权并非完全掌握在信产部手中，信产部制定出的资费标准还需得到计委和财政部的批准，因此，利用价格手段来调节市场的想法也就无从谈起。信产部经济调节与通信清算司的官员举例说，移动运营商一个基站一年的频率使用费只有1000元，信产部曾经计划提高这部分频率使用的收费标准，但由于牵涉各方利益过多，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三网合一”问题，则一直令信产部感到颇为头疼。按照国务院在1998年组建信产部的初衷，包括广播电视网在内的各专用通信网都将接受信产部的行业管理。但广电总局也是正部级单位的行政级别，各级广电网络公司负责人由各级广电局任命的人事体系，决定了信息产业部要将手伸进广电领域并非易事。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双头管理的结果是导致三网分离、重复建设、互不卖帐、消费者受损，同时也延误了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对于王旭东来说，如何组建一个高效、公正、廉洁的新电信监管机构，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摩根斯丹利的一位高级投资经理对国内电信监管机构的印象是，“定价权掌握在计委手里，广电网又归广电总局管理，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主管机构。而且，由于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情况太多，投资人普遍认为国内的电信监管太过不透明。”他认为，新设立的监管机构采用哪种模式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手中要握有实权”。
此外，信产部还未能意识到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给已经放缓的国内电信市场带来的影响。上述摩根斯丹利的高级经理就认为，国外的电信运营商之所以缺乏进军国内市场的信心，除去它们自身的因素以外，信产部的保守态度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信产部内部人士透露，入世以后，除了修订一些和WTO条例相抵触的内部文件以及对一些业务流程进行公开以外，信产部几乎没做什么大的调整。
对于信产部面临的种种问题，高世楫所做出的分析是，“面对多样化的投资主体以及产业技术经济特征所导致的复杂竞争格局，当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仍然集政策的制定、解释和执行为一身，兼具政府职能和监管职能时，由于多年来习惯于行政审批和命令式管理，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体时，政府在市场面前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就会容易混淆、行业管理就会迷失方向”。
在他看来，解决集政策功能管理和行业监管于一体而引发的内在矛盾，就是将政策职能和行业监管职能进行分离，建立监管权力相对集中的独立集中原来分散的监管机构，权利，并建立对监管机构本身的有效监督机制，这才是重新构造电信监管机构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使命
对于王旭东来说，如何组建一个高效、公正、廉洁的新电信监管机构，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今日东方》记者，从信息产业部的职能看，信息产业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改革。目前的工作主要从原来“偏重于政策的制定”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离”的过渡阶段。
但是，新的电信监管机构能够达到人们的预期吗？从有关媒体披露出的电监会所面临的问题来看，新的电信监管机构面临的更大难题还在后面。
在旧有的行业管理格局中，计委主管项目审批、价格管理，国家经贸委制定产业政策，财政部则负责企业的财务管理。组建独立的电监会和电信监管机构的初衷都是希望将多重管理纳入到统一管理的模式上来，然后再以公平和独立的原则实施专业的监管，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
按照组建独立的监管机构的要求，计委、经贸委和财政部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职能都需要被剥离出来。这意味着上述部委“带自己的命，”市场人士甚至认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同样的困境，将可能出现在即将成立的新电信监管机构中。
现在还不清楚新的电信监管机构将如何成立，成立后在什么样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运作。比如，未来的电信监管机构是依靠政府拨款还是向企业收费来维持其运作。单纯依靠政府拨款显然不够，但如果向企业收费就面临监管公正的问题。此前，电信管理局受到的诸多指责也正源于这点：各地的通信管理局与地方政府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各省政府部门也就不负责向它们拨款，所需运作资金由信息产业部统一划拨。由于资金匮乏，监管机构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不找企业来赞助，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从这个角度看，新的电信监管机构所面临的难题绝不比电监会要少。
“三网合一”是另一个待解的难题。《电信条例》规定电信网、有线电视网、计算机网都属一个机构管理，信息产业部也一直渴望能将监管的触角深入到广电腹地，但广电总局方面以“广电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在中国加入WTO的条款当中，也没有规定广电要对外开放”为由进行反驳。高世楫认为对广电网的内容监管和运营监管分开，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如何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即使是广电总局同意放权，要实现真正的“三网合一”也需等到广电网的台网分开之后。
另外，铁路网、教育网、电力网等行业内通讯网络一向各自为阵，虽在名义上已经归信产部管理，但都有各自的行业主管单位，如何整合这一部分的力量，又将是一个新的难题。虽然难题的核心：一边是飞速成长市场与已经坐大的电信运营商，而另一边是几轮政府机构改革下来盘根错节的权益分割不均的积怨。
挑战上述所有的难题正是王旭东即将履行的“使命”。而他的一举一动将对正在加速洗牌和成熟的电信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