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民国的时候，我们在梦想什么？
　　地点： 北京，新星出版社十层阳光咖啡厅
　　人物： 智效民、丁东、张鸣、马勇
　　近年来，一阵接一阵的“民国风”席卷出版界和文化界，关于民国的各种话题也被抛向大众。早在三年前，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举办了“这就是民国”圆桌论坛，出席的嘉宾来自各个文化界的领域—台湾作家张大春、画家陈丹青、导演贾樟柯、学者钱理群和张鸣。同年，理想国年度沙龙主题论坛上又开始了“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探讨，除了张鸣、陈丹青这些“民国”常客，加入讨论的还有梁文道、小宝、杨照、杨奎松、马世芳等人。
　　今年，新星出版社也接过“民国”潮的旗帜，而智效民便是这第一场“民国秀”的主角。智效民的父亲是民国精英，二十多岁便当了少将。解放后，智父作为民主人士，是“统战对象”，但智效民仍因父亲的缘故被大学剥夺了录取资格。恢复高考后他上了大专，调入山西社会科学院时已经四十多岁，五十岁上下才开始研究民国。后出版了《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长袍与牢骚》等书，引起业内的关注。阴错阳差赶上了“民国热”，智效民说，希望读者能从他的民国研究中得到他绕了一大圈才获得的成果。
　　智效民的新书《民国旧梦》回顾了蒋廷黻、胡适、傅斯年、张学良、盛世才等民国时期政学两界人物的梦想、作为和言论，虽然是重温旧梦，但他同样携带了当下国人的梦想和困境。新书讨论会的参与者还有几位对民国研究颇深的嘉宾：马勇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东是文史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国史及民间思想史研究。更为人所知的“民国粉”是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这些年，几乎所有关于“民国”的讲座活动，都有这位教授的身影。他们与智效民一样，都认为若不站在重建“新梦”的立场上，则“旧梦”没有意义。
　　民国经受内乱和战争，国人对它的看法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智效民说自己早年认为民国是“地狱”，后来看了很多材料，才推翻自己的观点。同样转变看法的还有出版界，近几年兴起了一股“民国热”，介绍民国风情、人物的书籍大量涌现。智效民认为那个时代“君子不党、个人自由”是今人怀念民国的重要的原因。
　　“历史不是翻烙饼，翻完一面翻另一面”，张鸣说。对民国评价的两极转变，让历史本身更加面目不清。马勇也认为，我们在谈论民国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到底谈论的是哪个民国。他指出“民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概念，包含不同的时间段，比如湖北军政府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袁世凯时期、蒋介石政府时期等等，每个时期都不一样。尽管分不清楚，褒奖却是共通的，“人们之所以现在说民国好，是因为之前把民国说得太坏了”，马勇说。
　　学者们在普遍意义上的“民国精神”上达成了一个共识：至少在民国时期，仍有个人主义的自由之梦。“民国到处都是战乱，能有的就是一点点自由，是属于自己的荒唐梦”，张鸣说。
　　读者提问环节时，一位读者引用钱学森的话问：“为何中国民国时代大师频出，但建国之后再也没有培养出大师？”这个问题果然触动了各位学者的神经。马勇提到，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把“梦”规范掉了，只允许统一的内容存在。丁东认可他的说法，“不要每个人都做一样的梦”，大师固然是梦，小贩也同样是梦，不包容多样梦想的环境，很难出“大师”。张鸣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师”乃个人主义之梦，而我们时代的“新梦”是国家之梦。
　　“如果没有个人主义之梦，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是不可能实现梦想的”，张鸣在讨论中总结道。智效民把坎坷一生的感悟都融进一句话：“社会要想和文明接轨，关键在于国民每个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样国家才会有希望。”谈论了一下午的“梦想”，新梦和旧梦齐飞，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梦想的书，智效民却第一次谈到“梦境”。“梦想”常借身于“梦境”，变成自己反面的东西。智效民说：“我个人的梦想就是早点从梦境中摆脱出来、醒过来，看看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