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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CGSS2003年和2008年数据估算了我国过度教育发生率，发现2008年过度教育发生率较2003年有所下降；进一步通过logistic向后逐步回归方法建立模型对个人因素、家庭背景以及劳动力市场等非教育方面的因素对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个人因素中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年龄和工作经验对过度教育发生率有显著影响，加入过政治团体的人、未婚人士、年轻人和工作经验较短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较高；劳动力市场因素中企业规模越大员工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存在正向的关系；家庭背景因素中父亲的单位类型也对子女过度教育有影响。
关键词：过度教育；个人因素；劳动力市场
一、引言
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6.9%，全面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其中个别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60%以上，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然而，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也带来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负面效应，在宏观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某些专业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知识失业现象。从劳动者个人角度来看，一方面有些人发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处在大材小用和高知低就的状态。这种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水平和岗位要求不均衡的状态，便是过度教育。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春天，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更使得大力投资教育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些国家纷纷受到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多重沉重打击。经济危机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发生了矛盾，出现了青年失业率高、“文凭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等问题，1976年弗里曼著书《过度教育的美国人》成为了最早从经济学视角关注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教育经济大百科全书》中对过度教育所下定义为“一个社会或个人所受教育超过了他的所需或所望”。随后教育经济学泰斗莱文教授和Tsang将过度教育表述为：“（1）相对于历史上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在受相同教育的人的经济地位下降了。（2）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的期望。（3）工作人员拥有比其工作岗位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1]2013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2013全球青年就业状况分析报告》，其中重点探讨了欧盟国家青年过度教育的问题。2010年过度教育发生率北欧国家为10.28%，东欧为21.92%，南欧为11.90%，西欧为12.16%，中欧为8.73%。除了官方统计外，不同学者应用不同方法对一些国家过度教育发生率以及影响因素和后果进行了计量研究。
过度教育进入我国学者研究视野最早要追溯到1991年，随后论文数量一直比较平稳，直到2003年第一届大学扩招生走向社会，过度教育的研究成果数量也出现了一个陡增态势。国内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对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教育的争辩至今从未停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就业来说教育永远不过度；而以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赖德胜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高等教育投资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过度教育确实存在。争论的焦点实际在于对过度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同。例如李家才认为：“高等教育过度化的确切含义，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过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表明高等教育规模过分扩张； 二是相当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它表明高等教育的层次被过分拔高。”很显然这种定义只是针对高等教育的扩张发展而言，而忽略了过度教育是教育水平与工作岗位不匹配的实质。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可见国内学者对过度教育内涵理解还流于文字表面，并且大部分学者将过度教育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规模扩张和高等教育扩招上面，缺乏对教育的需求方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深入分析。
第二，立足国内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通过对国内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对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过度教育的表现、影响和对策的研究主要浮在理论研究层面和文献回顾层面，系统和深入地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究目前我国过度教育问题的文章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以往的实证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北京市，缺少对其它城市和地区的研究，影响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因素以及所起的作用大小还有继续挖掘的空间。截止2013年5月实证研究过度教育的文章可查的有8篇。杨娟曾经采用2003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自我评估法估算发现，学历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即博士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2.0%，硕士过度教育发生率为35.8%，本科过度教育发生率为 21.1%（杨娟，2003）[2]。武向荣利用北京市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职工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测算北京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2.31%、教育不足发生率为6.04%、适度教育发生率为41.65%（武向荣，2010）[3]。2007年武向荣还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抽样数据，用众数法对1995 年我国不同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估算。
第三，缺少时间跨度和对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深入挖掘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不但劳动者教育层次有所变化，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也会有所变化。由于数据等原因所限，以往研究在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时仅测量了1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而忽略了过度教育发生的动态变化，另外在分析过度教育原因时大多数学者将过度教育完全归于教育一方，缺少深入系统的影响因素挖掘。
在劳动力市场中，大材小用现象的出现说明受教育者的所学超过了岗位当前所需，在微观角度看的确有过度教育问题的存在，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过度教育并不等于教育规模就已经超过了社会所需，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特有产物，具有结构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拟以劳动者过度教育为研究对象，借助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这一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叙述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 在第二部分，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发现及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研究假设
国外已有大量文献证明过度教育发生率有一定的时间序列效应，上世纪的研究中例如英国、荷兰、中国香港的数据表明过度教育发生率在长期表现为先增后降的倒U型趋势（Hartog and Oosterbeek，1985；Joanne Lindley and Steven McIntosh，2009；刘云波，钟宇平，2010）。进入到21世纪以后，ILO针对欧盟的统计显示，除东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在下降，其他国家2002年-2010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存在上升趋势。过度教育和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过度教育发生率与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关系（ILO，2013）。在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向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还未做足充分准备迎接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之后的几年里（2009年以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3年-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大学生就业心态逐渐平和，过度教育发生率可能会降低。另外，教育水平所达程度越高，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应该也会越大。这是因为在岗位要求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劳动者的最高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出现大材小用和高知低就的可能性将会越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分别有以下两点假设：
假设一：2008年的总体过度教育发生率要低于2003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
假设二：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除此之外，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目的是探析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因素。过度教育表现为工作岗位对劳动者教育水平的要求低于劳动者实际受教育水平，但是大多数学者将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单纯归咎于劳动力供给方——教育的扩张，忽略了劳动者个人特征及劳动者需求方所带来的影响。而从以往的研究看，个人特征、家庭情况以及所在单位情况的不同对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首先，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是影响劳动力市场匹配程度的重要因素，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显示青年人比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过度教育，而成年人比青年人则更容易出现教育不足。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教育随着时间的推进更加普及，因此作为劳动力供给方的青年人有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劳动力需求方来看，由于近年来欧洲经济总体萎靡不振，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难以和现有青年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相匹配。第二，人力资本理论和职业上升理论将过度教育视为短期现象，当期的过度教育者在未来可通过职位变动成为适度教育者。从性别看，女性较男性更易于发生过度教育，并且尤其是已有子女的女性更易于发生这种情况，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教育不足。Groot的meta分析对已有研究的统计表明西方国家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男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平均值为21.0%，低于女性的24.0%，而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6.5%，高于女性的10.9%（Groot Maassen van den Brink，1996）[3]。由此分别做以下三项假设：
假设三：年龄越小，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可能性越大；
假设四：相对于已婚人士，未婚人士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五：相对于男性，女性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信号理论认为教育不仅具备人力资本投资功能，还具备筛选功能。查特基等人认为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同其监督成本的不同，用人单位规模越大其监督成本也越大，因此为了降低监督成本，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如果本来这个岗位一个专科生就能胜任，但是雇主还是希望聘请一个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降低监督成本。另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由于大部分人希望进入福利好工资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因此很多人会尽力提高学历水平，所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可能更易发生过度教育。就此，再做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六：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大企业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七：相对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更易发生过度教育。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以及在两个年度内的变化，第二是探究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因素。由于过度教育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在测算方法上也各有异，主要方法有三种：第一个是工作分析法，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工作分析基础之上，专业的工作分析小组通过对不同职位进行工作分析得到包含任职资格在内的职业信息，然后再与员工的素质进行对比，来确定员工是否为过度教育者。第二种是员工自我评估法，一般情况采用调研的方式由员工直接自行判断自己是否为过度教育，或者判断所从事的岗位需要的最低教育年限或者教育程度。第三种方法为实际匹配法，是将从事相同职位所有员工的教育年限的平均数或众数作为判断是否为过度教育的标准。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工作分析法虽然最为科学和准确，但是工作分析更新缓慢并且花费巨大，并且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包含工作要求的《职业大辞典》，因此可行性较差；第二种方法中岗位的工作要求容易被调查者主观抬高，但是可行性比较高；第三种方法是对每一种类的职业从统计学角度的分析，但有偏于过度教育的含义，并且对样本量的要求较高。本文将采用第二种方法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由于本文实证研究所选择的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并且因变量为“过度教育”和“非过度教育”，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设因变量有j个取值水平，可以对其中的j-1个水平，各做一个回归方程。因变量取第i个水平时的logistic回归模型设为：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03年和2008年数据。在CGSS问卷中，有两道问题分别为“您的最高教育程度”和“您所从事岗位的要求的最低教育程度”，通过岗位要求的学历和被访者的实际教育水平的差值，可以估算出过度教育发生率。若实际教育水平-岗位所需教育水平>0，则为过度教育；若实际教育水平-岗位所需教育水平≤0，则为非过度教育（其中等于0为“适度教育”，小于0则为“教育不足”，由于文章重点分析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因此不对“教育不足”进行分析）。以往国内学者对过度教育的研究，大多将其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忽略了来自非教育方面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劳动力市场因素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四、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2003年和2008年过度教育发生率
首先从两年对比来看，正如之前假设一预测，过度教育发生率2008年为31.9%，较2003年37.7%的水平有所下降。从不同教育水平来看，除了 2008年的高中毕业生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2003年之外，其它教育水平下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有所降低，说明2008年较2003年的人岗匹配程度要有所好转。第二，从不同教育水平的对比来看，受教育水平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工作分析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岗位都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水平和学历要求，换句话说存在一个教育水平较其他教育水平对于该岗位具有相对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更多的岗位会提高用人要求，而不同教育层次的培养目标又有所不同。例如2011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发挥引领作用”。而研究生培养目标则为“既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也要注意培养应用部门的高层次人才”，所以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于科学研究者或专门技术人才，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则定位于高级科学研究者或技术型研究人才。而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研究型岗位要明显少于应用型和实操性岗位。以2012年第四季度北京市人力资源需求情况为例，该季度对“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占到75.71%，而“专业技术人员”只占到4.48%。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会从事本科生即可胜任的工作，从而出现过度教育。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专用性更强的同时其人力资本的适用范围却缩小了，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会越高。
（二）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方法，其基本思想为：最开始时，把所有的变量引入模型，然后逐次把P值最大并且P>α的变量剔除出模型，每次只剔除一个变量，每次剔除一个变量后考察未在模型中的变量中是否存在P<α的变量，若有重新引入模型，然后重新拟合模型，按照上述剔除标准继续剔除变量，直至模型中的所有变量的P<α为止。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2003年岗位教育要求、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企业规模、工作经验、所有制、年龄对被调查者的过度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2008年地区、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父亲单位、岗位教育要求和年龄对被调查者的过度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两个年份共同影响因素为岗位教育要求、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年龄。具体影响结果为：
（1）根据logistic回归结果，岗位教育水平要求对过度教育程度风险提高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岗位要求越高，员工越容易出现过度教育。雇主在挑选员工时之所以会不断提高岗位要求，不但由于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因为教育除了有投资功能外还具备信号和筛选功能。按照筛选理论，教育的筛选功能在于高能力的人与低能力的人能够达到分离均衡，所以受多少教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竞争者中教育的相对位置（李锋亮，2008）[5]。雇主挑选雇员的过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对于应聘者的能力、技能、品德和价值观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的判断，因此为了提高挑选效率和效果，雇主会通过文凭来筛选出一部分人，这也就是所谓的“羊皮纸效应”。而对于雇员来说为了在竞争中占据靠前的相对位置，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凭水平和文凭质量，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中实际教育水平高出岗位所需教育水平的人数增多，过度教育程度加剧。
（2）政治面貌对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程度在两个年份都十分显著，系数分别为3.625和3.149。这表明当被调查者加入了某一政党或者政治团体，其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是普通群众的3倍。以是否为党员为例，一般情况下都是成绩比较突出的人，尤其是在学校上学期间入党的人一定是以品学兼优为前提的，学习成绩是能否入党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些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人比没有入党的人往往对学历有更高的追求，为了个人今后的发展需求有可能完成本科学历后继续完成研究生学历，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所从事的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低于其实际学历水平就会发生过度教育，因此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人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
（3）未婚者相对于已婚者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越年轻越容易出现过度教育。2003年和2008年婚姻对过度教育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724和1.292。这与格林和科勒2007年对澳大利亚的移民所做的调查情况是一致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受到年龄的影响，未婚者普遍比较年轻，因此本身学历水平要更高一些，出现过度教育可能性也更大，另一方面由于过度教育不是一种静止状态，随着从业时间的增加经验能力的提升，岗位有可能发生变化，曾经的过度教育者有相当一部分会转变为适度教育者（Stephen Rubb，2003）[6]，因此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未婚者。另外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工作经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工作经验较少的人会通过提高受教育年限来弥补自己人力资本的不足，因此过度教育虽然会出现但却是短期和暂时的。当然也有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例如布舍尔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女性已婚者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要高于女性未婚者，这是因为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女性要更多地考虑家庭和生活，因此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轻松的工作（Felix Buchel，2000；Arnaud Chevalier，2000；Carlo Baroe，2010）[7][8][9]。
（4）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其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企业规模每降低一个等级其过度教育发生可能性是上一等级的30.7%。这里的企业规模用单位所雇员工人数代表。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实力薄弱，分工更加单一，在雇佣员工时更愿意“少花钱多办事”，大型企业则具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制度，因此招聘门槛也略高。第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求职者更愿意进入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意进入工资水平低、福利待遇差以小型企业为代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很多求职者宁愿在大企业从事比自己的实际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作也不愿进入小型企业。另外，查特基、李锋亮等人从监督成本这一角度分析了企业规模越大，监督成本越高，而监督成本越高越容易出现过度教育。 （5）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工作经验。由于2008年数据上的缺失，因此只有2003年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工作经验越短，过度教育发生风险就越高。工作经验提高一个等级，过度教育发生风险提高到1.682倍。正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说，人力资本投资的方法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工作经验少的人更容易接受更多的正规教育，出现过度教育可能性就越大。已有研究显示：香港工作年限为5年及以下、5～10年、10～15年、15年以上的雇员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53.9%、43.9%、37.1%、22.4%，依次递减。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工作经验1～4年、5～9年、10～15年、16年及以上四个阶段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40.17%、38.18%、32.45%和23.06%（刘云波，钟宇平，2012；Giuseppe Croce，EmanuelaGhignoni，2011）[10][11]。
（6）在2008年的回归结果中被调查者所在地区和父亲所在单位类型也有显著作用。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易于发生过度教育。这与之前假设相违背，东部地区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肯定高于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属于就业热门地区，但是过度教育反而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样本中来自西部的样本量过少因此代表性较差，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西部地区用人单位要求较低，比如东部沿海的银行客户经理学历至少要求硕士研究生，而西部地区则为本科，岗位要求较低。父亲单位类型可以反映被调查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如果被调查者的父亲处在私企或者民企较之在公有制单位工作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高。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社会资本是一种对于提高人们的福利和增进经济增长都十分重要的非市场力量，父亲如果在公有制部门工作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并且处在适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而父亲在私有制部门，子女拥有的强资本相对较弱，处在过度教育状况可能性更大。
五、结论
本文运用CGSS2003年和2008年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来的过度教育的发生率的年度变化。从两年对比来看，2008年较2003年过度教育发生率有所降低。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将过度教育归因于教育的过度供给，本文立足于教育的需求方——个人和工作角度，探寻影响过度教育的非教育因素，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虽然两年影响因素不完全一致，但是也有相同因素。从logistic向后逐步回归结果来看，个人因素中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年龄和工作经验对过度教育发生率有显著影响，加入过政治团体的人、未婚人士、年轻人和工作经验较短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较高；劳动力市场因素中企业规模越大员工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与过度教育发生率存在正向的关系；家庭背景因素中父亲的单位类型也对子女过度教育有影响。因此过度教育的产生并不只是教育的过度供给，还有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缩小不同劳动力市场间的差异，弱化家庭背景等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促进劳动力正常流动，使过度教育者尽快转变为适度教育者从而发挥人力资本价值。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CGSS问卷中有些重要因素没有在两年内重复出现，例如2008年对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有调查，笔者进行实证回归操作后发现这一因素对过度教育的发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此外，运用多年份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分析过度教育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是我们将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MunC.Tsang，HenryM.Levin.The Economics of Overeducation [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5（04）.
关键词：过度教育；个人因素；劳动力市场
一、引言
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6.9%，全面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其中个别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60%以上，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然而，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也带来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负面效应，在宏观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某些专业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知识失业现象。从劳动者个人角度来看，一方面有些人发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处在大材小用和高知低就的状态。这种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水平和岗位要求不均衡的状态，便是过度教育。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春天，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更使得大力投资教育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些国家纷纷受到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多重沉重打击。经济危机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发生了矛盾，出现了青年失业率高、“文凭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等问题，1976年弗里曼著书《过度教育的美国人》成为了最早从经济学视角关注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教育经济大百科全书》中对过度教育所下定义为“一个社会或个人所受教育超过了他的所需或所望”。随后教育经济学泰斗莱文教授和Tsang将过度教育表述为：“（1）相对于历史上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在受相同教育的人的经济地位下降了。（2）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的期望。（3）工作人员拥有比其工作岗位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1]2013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2013全球青年就业状况分析报告》，其中重点探讨了欧盟国家青年过度教育的问题。2010年过度教育发生率北欧国家为10.28%，东欧为21.92%，南欧为11.90%，西欧为12.16%，中欧为8.73%。除了官方统计外，不同学者应用不同方法对一些国家过度教育发生率以及影响因素和后果进行了计量研究。
过度教育进入我国学者研究视野最早要追溯到1991年，随后论文数量一直比较平稳，直到2003年第一届大学扩招生走向社会，过度教育的研究成果数量也出现了一个陡增态势。国内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对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教育的争辩至今从未停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就业来说教育永远不过度；而以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赖德胜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高等教育投资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过度教育确实存在。争论的焦点实际在于对过度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同。例如李家才认为：“高等教育过度化的确切含义，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过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表明高等教育规模过分扩张； 二是相当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它表明高等教育的层次被过分拔高。”很显然这种定义只是针对高等教育的扩张发展而言，而忽略了过度教育是教育水平与工作岗位不匹配的实质。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可见国内学者对过度教育内涵理解还流于文字表面，并且大部分学者将过度教育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规模扩张和高等教育扩招上面，缺乏对教育的需求方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深入分析。
第二，立足国内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通过对国内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对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过度教育的表现、影响和对策的研究主要浮在理论研究层面和文献回顾层面，系统和深入地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究目前我国过度教育问题的文章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以往的实证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北京市，缺少对其它城市和地区的研究，影响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因素以及所起的作用大小还有继续挖掘的空间。截止2013年5月实证研究过度教育的文章可查的有8篇。杨娟曾经采用2003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自我评估法估算发现，学历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即博士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2.0%，硕士过度教育发生率为35.8%，本科过度教育发生率为 21.1%（杨娟，2003）[2]。武向荣利用北京市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职工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测算北京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2.31%、教育不足发生率为6.04%、适度教育发生率为41.65%（武向荣，2010）[3]。2007年武向荣还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抽样数据，用众数法对1995 年我国不同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估算。
第三，缺少时间跨度和对过度教育影响因素的深入挖掘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不但劳动者教育层次有所变化，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也会有所变化。由于数据等原因所限，以往研究在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时仅测量了1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而忽略了过度教育发生的动态变化，另外在分析过度教育原因时大多数学者将过度教育完全归于教育一方，缺少深入系统的影响因素挖掘。
在劳动力市场中，大材小用现象的出现说明受教育者的所学超过了岗位当前所需，在微观角度看的确有过度教育问题的存在，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过度教育并不等于教育规模就已经超过了社会所需，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特有产物，具有结构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拟以劳动者过度教育为研究对象，借助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这一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叙述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 在第二部分，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发现及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研究假设
国外已有大量文献证明过度教育发生率有一定的时间序列效应，上世纪的研究中例如英国、荷兰、中国香港的数据表明过度教育发生率在长期表现为先增后降的倒U型趋势（Hartog and Oosterbeek，1985；Joanne Lindley and Steven McIntosh，2009；刘云波，钟宇平，2010）。进入到21世纪以后，ILO针对欧盟的统计显示，除东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在下降，其他国家2002年-2010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存在上升趋势。过度教育和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过度教育发生率与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关系（ILO，2013）。在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向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还未做足充分准备迎接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之后的几年里（2009年以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3年-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大学生就业心态逐渐平和，过度教育发生率可能会降低。另外，教育水平所达程度越高，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应该也会越大。这是因为在岗位要求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劳动者的最高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出现大材小用和高知低就的可能性将会越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分别有以下两点假设：
假设一：2008年的总体过度教育发生率要低于2003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
假设二：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除此之外，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目的是探析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因素。过度教育表现为工作岗位对劳动者教育水平的要求低于劳动者实际受教育水平，但是大多数学者将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单纯归咎于劳动力供给方——教育的扩张，忽略了劳动者个人特征及劳动者需求方所带来的影响。而从以往的研究看，个人特征、家庭情况以及所在单位情况的不同对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首先，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是影响劳动力市场匹配程度的重要因素，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显示青年人比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过度教育，而成年人比青年人则更容易出现教育不足。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教育随着时间的推进更加普及，因此作为劳动力供给方的青年人有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劳动力需求方来看，由于近年来欧洲经济总体萎靡不振，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难以和现有青年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相匹配。第二，人力资本理论和职业上升理论将过度教育视为短期现象，当期的过度教育者在未来可通过职位变动成为适度教育者。从性别看，女性较男性更易于发生过度教育，并且尤其是已有子女的女性更易于发生这种情况，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教育不足。Groot的meta分析对已有研究的统计表明西方国家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男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平均值为21.0%，低于女性的24.0%，而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6.5%，高于女性的10.9%（Groot Maassen van den Brink，1996）[3]。由此分别做以下三项假设：
假设三：年龄越小，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可能性越大；
假设四：相对于已婚人士，未婚人士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五：相对于男性，女性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信号理论认为教育不仅具备人力资本投资功能，还具备筛选功能。查特基等人认为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同其监督成本的不同，用人单位规模越大其监督成本也越大，因此为了降低监督成本，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如果本来这个岗位一个专科生就能胜任，但是雇主还是希望聘请一个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降低监督成本。另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由于大部分人希望进入福利好工资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因此很多人会尽力提高学历水平，所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可能更易发生过度教育。就此，再做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六：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大企业劳动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七：相对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更易发生过度教育。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以及在两个年度内的变化，第二是探究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因素。由于过度教育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在测算方法上也各有异，主要方法有三种：第一个是工作分析法，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工作分析基础之上，专业的工作分析小组通过对不同职位进行工作分析得到包含任职资格在内的职业信息，然后再与员工的素质进行对比，来确定员工是否为过度教育者。第二种是员工自我评估法，一般情况采用调研的方式由员工直接自行判断自己是否为过度教育，或者判断所从事的岗位需要的最低教育年限或者教育程度。第三种方法为实际匹配法，是将从事相同职位所有员工的教育年限的平均数或众数作为判断是否为过度教育的标准。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工作分析法虽然最为科学和准确，但是工作分析更新缓慢并且花费巨大，并且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包含工作要求的《职业大辞典》，因此可行性较差；第二种方法中岗位的工作要求容易被调查者主观抬高，但是可行性比较高；第三种方法是对每一种类的职业从统计学角度的分析，但有偏于过度教育的含义，并且对样本量的要求较高。本文将采用第二种方法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由于本文实证研究所选择的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并且因变量为“过度教育”和“非过度教育”，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设因变量有j个取值水平，可以对其中的j-1个水平，各做一个回归方程。因变量取第i个水平时的logistic回归模型设为：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03年和2008年数据。在CGSS问卷中，有两道问题分别为“您的最高教育程度”和“您所从事岗位的要求的最低教育程度”，通过岗位要求的学历和被访者的实际教育水平的差值，可以估算出过度教育发生率。若实际教育水平-岗位所需教育水平>0，则为过度教育；若实际教育水平-岗位所需教育水平≤0，则为非过度教育（其中等于0为“适度教育”，小于0则为“教育不足”，由于文章重点分析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因此不对“教育不足”进行分析）。以往国内学者对过度教育的研究，大多将其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忽略了来自非教育方面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劳动力市场因素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四、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2003年和2008年过度教育发生率
首先从两年对比来看，正如之前假设一预测，过度教育发生率2008年为31.9%，较2003年37.7%的水平有所下降。从不同教育水平来看，除了 2008年的高中毕业生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2003年之外，其它教育水平下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有所降低，说明2008年较2003年的人岗匹配程度要有所好转。第二，从不同教育水平的对比来看，受教育水平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工作分析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岗位都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水平和学历要求，换句话说存在一个教育水平较其他教育水平对于该岗位具有相对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更多的岗位会提高用人要求，而不同教育层次的培养目标又有所不同。例如2011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发挥引领作用”。而研究生培养目标则为“既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也要注意培养应用部门的高层次人才”，所以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于科学研究者或专门技术人才，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则定位于高级科学研究者或技术型研究人才。而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研究型岗位要明显少于应用型和实操性岗位。以2012年第四季度北京市人力资源需求情况为例，该季度对“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占到75.71%，而“专业技术人员”只占到4.48%。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会从事本科生即可胜任的工作，从而出现过度教育。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专用性更强的同时其人力资本的适用范围却缩小了，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过度教育发生率也会越高。
（二）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方法，其基本思想为：最开始时，把所有的变量引入模型，然后逐次把P值最大并且P>α的变量剔除出模型，每次只剔除一个变量，每次剔除一个变量后考察未在模型中的变量中是否存在P<α的变量，若有重新引入模型，然后重新拟合模型，按照上述剔除标准继续剔除变量，直至模型中的所有变量的P<α为止。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2003年岗位教育要求、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企业规模、工作经验、所有制、年龄对被调查者的过度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2008年地区、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父亲单位、岗位教育要求和年龄对被调查者的过度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两个年份共同影响因素为岗位教育要求、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年龄。具体影响结果为：
（1）根据logistic回归结果，岗位教育水平要求对过度教育程度风险提高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岗位要求越高，员工越容易出现过度教育。雇主在挑选员工时之所以会不断提高岗位要求，不但由于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因为教育除了有投资功能外还具备信号和筛选功能。按照筛选理论，教育的筛选功能在于高能力的人与低能力的人能够达到分离均衡，所以受多少教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竞争者中教育的相对位置（李锋亮，2008）[5]。雇主挑选雇员的过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对于应聘者的能力、技能、品德和价值观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的判断，因此为了提高挑选效率和效果，雇主会通过文凭来筛选出一部分人，这也就是所谓的“羊皮纸效应”。而对于雇员来说为了在竞争中占据靠前的相对位置，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凭水平和文凭质量，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中实际教育水平高出岗位所需教育水平的人数增多，过度教育程度加剧。
（2）政治面貌对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程度在两个年份都十分显著，系数分别为3.625和3.149。这表明当被调查者加入了某一政党或者政治团体，其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是普通群众的3倍。以是否为党员为例，一般情况下都是成绩比较突出的人，尤其是在学校上学期间入党的人一定是以品学兼优为前提的，学习成绩是能否入党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些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人比没有入党的人往往对学历有更高的追求，为了个人今后的发展需求有可能完成本科学历后继续完成研究生学历，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所从事的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低于其实际学历水平就会发生过度教育，因此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人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
（3）未婚者相对于已婚者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越年轻越容易出现过度教育。2003年和2008年婚姻对过度教育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724和1.292。这与格林和科勒2007年对澳大利亚的移民所做的调查情况是一致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受到年龄的影响，未婚者普遍比较年轻，因此本身学历水平要更高一些，出现过度教育可能性也更大，另一方面由于过度教育不是一种静止状态，随着从业时间的增加经验能力的提升，岗位有可能发生变化，曾经的过度教育者有相当一部分会转变为适度教育者（Stephen Rubb，2003）[6]，因此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未婚者。另外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工作经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工作经验较少的人会通过提高受教育年限来弥补自己人力资本的不足，因此过度教育虽然会出现但却是短期和暂时的。当然也有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例如布舍尔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女性已婚者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要高于女性未婚者，这是因为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女性要更多地考虑家庭和生活，因此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轻松的工作（Felix Buchel，2000；Arnaud Chevalier，2000；Carlo Baroe，2010）[7][8][9]。
（4）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其过度教育发生率也越高，企业规模每降低一个等级其过度教育发生可能性是上一等级的30.7%。这里的企业规模用单位所雇员工人数代表。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实力薄弱，分工更加单一，在雇佣员工时更愿意“少花钱多办事”，大型企业则具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制度，因此招聘门槛也略高。第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求职者更愿意进入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意进入工资水平低、福利待遇差以小型企业为代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很多求职者宁愿在大企业从事比自己的实际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作也不愿进入小型企业。另外，查特基、李锋亮等人从监督成本这一角度分析了企业规模越大，监督成本越高，而监督成本越高越容易出现过度教育。 （5）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工作经验。由于2008年数据上的缺失，因此只有2003年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工作经验越短，过度教育发生风险就越高。工作经验提高一个等级，过度教育发生风险提高到1.682倍。正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说，人力资本投资的方法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工作经验少的人更容易接受更多的正规教育，出现过度教育可能性就越大。已有研究显示：香港工作年限为5年及以下、5～10年、10～15年、15年以上的雇员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53.9%、43.9%、37.1%、22.4%，依次递减。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工作经验1～4年、5～9年、10～15年、16年及以上四个阶段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40.17%、38.18%、32.45%和23.06%（刘云波，钟宇平，2012；Giuseppe Croce，EmanuelaGhignoni，2011）[10][11]。
（6）在2008年的回归结果中被调查者所在地区和父亲所在单位类型也有显著作用。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易于发生过度教育。这与之前假设相违背，东部地区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肯定高于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属于就业热门地区，但是过度教育反而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样本中来自西部的样本量过少因此代表性较差，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西部地区用人单位要求较低，比如东部沿海的银行客户经理学历至少要求硕士研究生，而西部地区则为本科，岗位要求较低。父亲单位类型可以反映被调查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如果被调查者的父亲处在私企或者民企较之在公有制单位工作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高。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社会资本是一种对于提高人们的福利和增进经济增长都十分重要的非市场力量，父亲如果在公有制部门工作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并且处在适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而父亲在私有制部门，子女拥有的强资本相对较弱，处在过度教育状况可能性更大。
五、结论
本文运用CGSS2003年和2008年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来的过度教育的发生率的年度变化。从两年对比来看，2008年较2003年过度教育发生率有所降低。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将过度教育归因于教育的过度供给，本文立足于教育的需求方——个人和工作角度，探寻影响过度教育的非教育因素，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虽然两年影响因素不完全一致，但是也有相同因素。从logistic向后逐步回归结果来看，个人因素中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年龄和工作经验对过度教育发生率有显著影响，加入过政治团体的人、未婚人士、年轻人和工作经验较短者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较高；劳动力市场因素中企业规模越大员工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也越大，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与过度教育发生率存在正向的关系；家庭背景因素中父亲的单位类型也对子女过度教育有影响。因此过度教育的产生并不只是教育的过度供给，还有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缩小不同劳动力市场间的差异，弱化家庭背景等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促进劳动力正常流动，使过度教育者尽快转变为适度教育者从而发挥人力资本价值。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CGSS问卷中有些重要因素没有在两年内重复出现，例如2008年对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有调查，笔者进行实证回归操作后发现这一因素对过度教育的发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此外，运用多年份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分析过度教育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是我们将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MunC.Tsang，HenryM.Levin.The Economics of Overeducation [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