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活，经济活。
　　12字描绘的美好愿景，让人向往，如何实现，关键是人。
　　金融副省长被寄予厚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有16位金融副省长。据吉林日报消息，10月17日，前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再度引发市场关注。
　　因为他是今年任命的第6位金融副省长，其中，仅9月最后一个星期，就任命了4位，而2012年至2017年，5年的时间才任命3位，如此密集的任命，让人们对金融副省长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懂行又有资源

　　他们都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工作经验，调任各省担任副省长，大多分管金融等领域，被形象地称为“金融副省长”。
　　仔细浏览他们的简历信息发现，这群人有着鲜明的群体画像：高学历专业人才、10余年大型金融机构经验、年轻有为。
　　名校经济学博士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身份，也让他们成为懂行的专业型官员。他们中有14位博士，其中经济学博士有10位，且不少人毕业于复旦、清华、北大、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级名校，专业涵养高。
　　他们大多拥有10余年的金融机构工作经验，这也被外界看作是一群有资源的副省长。具体来说，他们之前工作过的金融机构涵盖中国证监会、央行、国家外汇局、上交所、中行、农行、交行、光大银行、工行、国开行等，并且大部分人都有多段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其中有13人是从这些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直接转任，而陈舜、欧阳卫民、李波虽然不是直接转任，但陈舜曾长期任职证监会，欧阳卫民、李波曾长期任职中国人民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6人来自金融监管部门，10人来自大型国有银行，其中3人有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建设银行工作经历，有6人在农行任职过。其中，葛海蛟、刘强、张立林是从农业银行成长起来的，康义、王江、李云泽则是从建设银行成长起来的。
　　在已经披露分工的11位副省长，有10人在省政府领导层中分管金融工作，唯一的例外是云南省副省长陈舜，该省金融领域工作由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宗国英分管。
　　和以往省级副职官员相比，这群人相对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其中70后就有6人，这在全国省级副职里并不多见，分别是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张立林、李波、葛海蛟。其中，最年轻的是1972年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最终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哈佛职业法律博士，被认为是学霸。
　　和今年9月全国密集任命4名副省长一样，2018年1月，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金融副市长到任。纵观金融副省长任命的节奏，2018年7人，2019年6人，远远超过2012年至2017年的3人，这背后有既有地方金融发展的需要，更多的是在全国金融一盘棋下，防范地方金融风险。

与“挂职”不一样

　　时势造英雄。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靠投资驱动、土地财政金融化的模式给地方发展积累了风险，如何在全国金融一盘棋舞台下，防范、处置好地方金融风险，是当下地方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也是时代为金融副省长准备的“舞台”。
　　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要追溯到 2017年。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提出中央、地方各司其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这是一次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定调，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金融防范风险的责任、任务细化。
　　3个月后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界定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事权范围，要求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并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范围调整为“7 4”，具体为：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强化对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等的监管。

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提出中央、地方各司其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未来3年三大任务之首，并明确“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进入2018年，全国各地金融监管局密集挂牌，同时，7位金融副省长到任，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的文件也密集下达。
　　直到今年，防范金融风险数次被提起，2019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同时，7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都明确在防范金融风险中，要“压实地方责任”。
　　目标和责任主体越来越明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挂牌，地方金融监管被赋予了更高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对《南风窗》记者分析称，这波副省长的密集任命只是顺势而为。
　　毫无疑问，这群金融副省长将成为壓实地方责任、防范金融风险的操刀者。事实上，金融系统干部“下派”地方任职，多年前就有先例。
　　辽宁、山东、浙江、江苏四省都曾出现有过金融干部到地级市“挂职”的举措。2013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时，就曾从中央金融系统选派干部到山东挂职，向山东省各地市空降“金融副市长”。官方数据显示，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从2012年1936.11亿元，提高到2015年3130.6亿元，增长61.7%，改革成效可见一斑。 　　此外，江苏在2015和2017年，实行了两波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活动，用金融智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成绩斐然。
　　事实上，这些都只是政策性银行、五大行等机构与地方政府进行干部交流的缩影，一般采取金融系统干部到地方“挂职”的形式，而“挂职”的地方政府副职一般都在市县一级。
　　这16位副省长的任命与之前的“挂职”平级调动不同，他们大部分是升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按中编办“三定”方案，“一行两会”均为正部级。据公开信息，金融类央企并无行政级别，但五大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通常被视为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这些金融副省长大部分从国有行副行级干部履新副省级干部，算是提拔使用。

部分省市的“金融副省长”

　　以往“挂职”考量更多的是发挥金融干部的金融才能，助力地方招商引资，助推经济发展，而这波金融副省长，在全国金融一盘棋舞台下，防范、处置好地方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提拔到省级任副职，分管金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承担的责任更重大。

防患金融风险

　　从2017年，“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作为任务开始，到2018年各地金融监管局密集挂牌，再到这两年密集任命副省长分管金融，三年的时间，防范金融风险终于实现任务、机构和人员的成功匹配。这背后也意味着，防范、处置地方金融风险，是这些金融副省长的第一要务。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如何安全拆弹，考验的是副省长们的金融智慧。
　　地方债务的源头要追溯到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中央财权集中后，地方财政面临“钱少事多”的尴尬，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长期的收不抵支让地方政府另辟蹊径融资，各地融资平台出现，地方政府也就踏上了用金融手段解决了自身财政收支不平衡之路。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元经济刺激，加上融资平台的地位被肯定，融资平台数量剧增，地方政务债务也随之攀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认为，省级金融分管领导，需要在求发展（融资）和防风险（杜绝违规举债）之间取得平衡，应该认识到，杜绝违规举债也是工作业绩。

　　2010年，地方政务债务开始逐渐被监管，地方政府性债务举债主体逐渐从融资平台转向国有企业，PPP、信托等更加隐蔽的融资方式出现，“隐性债务”快速上升。
　　截至目前，共有117个省市的存量债券余额超过其财政收入，14个地区的存量债券余额超过其财政收入的10倍以上。
　　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地方政府违规举债一直屡禁不止。如何防范？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认为，省级金融分管领导，需要在求发展（融资）和防风险（杜绝违规举债）之间取得平衡，应该认识到，杜绝违规举债也是工作业绩，更不能利用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优势，寻找制度漏洞或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进行新型违规举债。
　　对于隐性债务的监控一直是难题，郑春荣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拥有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的股权，地方政府要注意，不能利用股东身份或职务任命权力，给这些地方金融机构施加压力。“一旦地方融资需求和地方金融机构‘结盟’，监管难度就增加了。”
　　目前，财政系统关于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案例主要是财政部监管部（即原专员办）查处并公开的，但财政部监管局的人手不足，很难系统全面监控地方债。需要更多地依靠各级财政层层监管。郑春荣建议，各级省财政厅内设一个债务监管处，监管地级市债务，同时，“发改委、交通、能源、市政等行业主管部门，配合财政部门进行债务监控，也很重要”。
　　而在尹振涛看来，副省长们还有一项任务是，“让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的落地，与一行二会配合，稳定区域金融风险管理好‘7 4 n’”，n是指地方金融监管局7 4监管范围不包含的P2P等不明确的机构，目前，P2P主要是风险治理和清理工作，涉及众多个人投资者，做好这部分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
　　此外，發展地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是重要工作，如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建立有特殊的金融市场体系、引入大型金融机构落户等等也是副省长们的分内事，目前，各大中心城市都在争相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竞争较激烈，而竞争背后，在某种程度上说，拼的是金融副省长们金融智慧和资源。
　　当下，留给金融副省长们的任务不轻，懂行又有资源的他们能否顶住，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