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崔卫平写的是影评!尽管身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她却不甘心埋头做技术工作，琐碎地分析光、影、摄影机的运动和演员的技艺。相反，她力求也乐于从电影中解读社会，拿电影——如莎翁所言——“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然而不同的是，更多的时候，她只能以中国电影反照我们悲凉的现实。
　　如果相信《我们时代的叙事》是一本影评集，那么你便要做好准备，跟随这些文字，从电影出发，开始一次意外的旅程。你会看到时代的剧烈变迁，乡村的破败凋敝，都市的物欲沉沦，人民的迷离缺失，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画面并不是由书中提及的那些影片所反映的，而恰恰是那些影片应该传达却有意回避的。她时常做些“比较学研究”：主流电影与独立电影，中与外，旧与今，乃至艺术家与匠人。你会因此用另一只眼睛看电影，至少是用另一只眼睛看中国电影。
　　她批评张艺谋，称之为游民意识：“声厉内茬、首鼠两端，封闭、怯懦、却富有挑衅性，从不问真理与真相，只顾埋头算自己的进账、随机应变灵活多端……”但另一方面，她又为谢晋辩护。她不认同当年评论界对谢晋的“围剿”(如批评家李奕明语：“只要社会政治权威话语中提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关系，谢晋的影片就提供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故事”)，而是从中看到谢晋与权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关系，即，“一方面谢晋是在表达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另一方面也在与这种意识形态进行‘讨价还价’，”也就是说，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在作品中努力加入相对于阶级性的人性和艺术诉求。她甚至质疑对谢晋的理论围剿，部分造成了今天中国电影的道德混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娱乐化和商业化策略，也许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重新赢回中国观众，“而且很可能对于商业电影的理解过于狭窄，起码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所使用的仍然是道德语言而不是非道德或者反道德的语言”。
　　中国电影的高投资不断创出纪录，作品却越来越中空。当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变得密不可分时——它便被政治和商业双重掌控。中空和谨慎莫不反映出这些作品的易碎性——经不起审视，亦承受不了推敲。双重作用之下，中国式“大片”在不断收缩与抽离。就冯小刚的近作《集结号》，崔卫平敏锐地指出了其叙事上的最致命之处：“这部影片在抽掉了宏大叙事之后，人物就从内部被抽空了，找不到支撑他们行为的内在支柱。观众眼前的他们，成了一群冲冲杀杀的莽汉。”她将其归因于创作者们“为了与此前的做法拉开距离，尽量不要突出所谓‘意识形态’的因素”。我却以为，更深的原因乃出于政治和商业两大强力因素双重作用下的一个平衡结果：《集结号》还要做海外市场，加入了意识形态的动力，怎么卖给台湾人?该片主演张涵予凭借它在台湾登上了2008年金马奖影帝的宝座。这种两岸皆大欢喜的结局，对于一部以解放战争为主题的电影来说，实属罕见。
　　回过头来，难道冯小刚们不能像《拯救大兵瑞恩》那样，赋予《集结号》以人性动机吗?恐怕不可以，因为人性何其复杂而危险。在死亡面前，有人性就会有迟疑，甚至怀疑——你怀疑什么?你敢怀疑吗?所以不如没有人性。有时候，没有人性就是最大的人性。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