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战的中东剧目一方面固然是欧洲争霸战的扩展,一方面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相竞争的戏码,只不过不同的演员找到了不同的幫手而已。
由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形象的深入人心,以及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加里波利》一片的加持,一战中东战场从来没有湮没不闻。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视一战为欧战,在心理上较难主动把中东战区纳入一战的认知范畴,也更少从奥斯曼土耳其的视角来看一战时期的中东剧目。
二战后中东的阿拉伯地区纷争不已,加上石油博弈、以巴纷争等长期抓眼球的因素,尤其近年来“阿拉伯之春”风起云涌、伊斯兰国悍然崛起等剧变,令阿拉伯地区几乎成了中东的代名词。人们谈起“在中东的一战”几乎全部聚焦于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的爱恨情仇,一战之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则除了“解体”二字之外似乎引不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也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一书最大的好处在于能让人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中心,通过全方位视角来俯察奥斯曼土耳其一战期间在各条战线上的得失胜败及国内情势的变迁,从而更深刻完整地理解土耳其的命运与同一时期整个中东历史演进的相关性。
近年来,出于对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泛滥导致地缘冲突和恐袭事件多发的反思,人们逐渐摆脱了线性的进步史观,对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这些帝国的解体多了些“惋惜”之情,甚至多少有点怀恋各民族各宗教群体在其治下和平相处的年代,认为对民族自决的片面强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了民族、宗教和地缘冲突的魔鬼。这种矫枉过正型修正主义史观,或多或少也会导致对历史一厢情愿的误读。
早在一战之前,奥斯曼帝国中民族主义势力的抗争就此起彼伏,并不断取得成功,导致帝国版图一直在收缩。这一点在欧洲巴尔干地区和与俄罗斯接壤的高加索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仍臣服的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区也貌合神离,要么事实独立,要么享有高度自治。因此,即使没有一战,即使奥斯曼土耳其没有站错队加入同盟国阵营,在那些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强大起来的殖民帝国的步步进逼下,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进程或许会慢一些,但大势不可逆转。
更为人所忽视的是奥斯曼土耳其精英们在一战前对自身的现代化改造。由于思想资源和制度参照物均来自欧洲,其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内含有土耳其版民族主义的构建,与此前普世型帝国模式之间产生了张力。青年土耳其党人或许不愿公开摈弃奥斯曼帝国,但他们心目中的帝国更多是泛突厥主义而非泛伊斯兰主义的。那些一开始颇为帝国现代化自新气息所吸引、认为可以通过参与议会政治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迅速感知到了来自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的敌意,从而更加离心离德。
因此,一战的中东剧目一方面固然是欧洲争霸战的扩展,一方面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相竞争的戏码,只不过不同的演员找到了不同的帮手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战事并非仅仅是欧战的幕间配戏,厮杀的各方也并非舞台上的配角。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人在捍卫本部的争战中一般表现不俗可圈可点,而在帝国外围开展的战事则因为受制于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及其与外来势力的里应外合,一般而言都节节败退。
就一战后的命运而言,有过长期中央集权国家传统并经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革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很多层面还是更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筹,虽然后者站在了一战胜利者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奥斯曼帝国衰亡基础上的现代土耳其的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和沙特、伊拉克、叙利亚等在部落基础上打造国家是迥然不同的故事,而与伊朗(波斯)和埃及则有更多共通之处。
也因此,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成败及坚固程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外力,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各个政治实体在奥斯曼帝国崩塌之前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经历,而这一点对于观察当下中东变局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由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形象的深入人心,以及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加里波利》一片的加持,一战中东战场从来没有湮没不闻。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视一战为欧战,在心理上较难主动把中东战区纳入一战的认知范畴,也更少从奥斯曼土耳其的视角来看一战时期的中东剧目。
二战后中东的阿拉伯地区纷争不已,加上石油博弈、以巴纷争等长期抓眼球的因素,尤其近年来“阿拉伯之春”风起云涌、伊斯兰国悍然崛起等剧变,令阿拉伯地区几乎成了中东的代名词。人们谈起“在中东的一战”几乎全部聚焦于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的爱恨情仇,一战之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则除了“解体”二字之外似乎引不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也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一书最大的好处在于能让人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中心,通过全方位视角来俯察奥斯曼土耳其一战期间在各条战线上的得失胜败及国内情势的变迁,从而更深刻完整地理解土耳其的命运与同一时期整个中东历史演进的相关性。
近年来,出于对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泛滥导致地缘冲突和恐袭事件多发的反思,人们逐渐摆脱了线性的进步史观,对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这些帝国的解体多了些“惋惜”之情,甚至多少有点怀恋各民族各宗教群体在其治下和平相处的年代,认为对民族自决的片面强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了民族、宗教和地缘冲突的魔鬼。这种矫枉过正型修正主义史观,或多或少也会导致对历史一厢情愿的误读。
早在一战之前,奥斯曼帝国中民族主义势力的抗争就此起彼伏,并不断取得成功,导致帝国版图一直在收缩。这一点在欧洲巴尔干地区和与俄罗斯接壤的高加索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仍臣服的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区也貌合神离,要么事实独立,要么享有高度自治。因此,即使没有一战,即使奥斯曼土耳其没有站错队加入同盟国阵营,在那些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强大起来的殖民帝国的步步进逼下,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进程或许会慢一些,但大势不可逆转。
更为人所忽视的是奥斯曼土耳其精英们在一战前对自身的现代化改造。由于思想资源和制度参照物均来自欧洲,其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内含有土耳其版民族主义的构建,与此前普世型帝国模式之间产生了张力。青年土耳其党人或许不愿公开摈弃奥斯曼帝国,但他们心目中的帝国更多是泛突厥主义而非泛伊斯兰主义的。那些一开始颇为帝国现代化自新气息所吸引、认为可以通过参与议会政治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迅速感知到了来自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的敌意,从而更加离心离德。
因此,一战的中东剧目一方面固然是欧洲争霸战的扩展,一方面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相竞争的戏码,只不过不同的演员找到了不同的帮手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战事并非仅仅是欧战的幕间配戏,厮杀的各方也并非舞台上的配角。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人在捍卫本部的争战中一般表现不俗可圈可点,而在帝国外围开展的战事则因为受制于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及其与外来势力的里应外合,一般而言都节节败退。
就一战后的命运而言,有过长期中央集权国家传统并经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革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很多层面还是更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筹,虽然后者站在了一战胜利者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奥斯曼帝国衰亡基础上的现代土耳其的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和沙特、伊拉克、叙利亚等在部落基础上打造国家是迥然不同的故事,而与伊朗(波斯)和埃及则有更多共通之处。
也因此,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成败及坚固程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外力,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各个政治实体在奥斯曼帝国崩塌之前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经历,而这一点对于观察当下中东变局也有着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