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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也不可能回答的問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度，而旧中国则是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因此，在这里搞社会主义，遇到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中原本不存在的问题——怎样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从1949年迄今近70年，中国由建设新民主主义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与此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老解放区土改中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到新区土改实行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的原意是“暂时不动富农”，较多地从有利于孤立地主阶级、稳定城市资产阶级的策略考虑。因此，土改结束不久，是否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也就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两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存在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要分清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的不同：从功利的角度来区分，就是在现实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是有功？还是有罪？在党内，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沒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人们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有的工人组织还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949年4月10日到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4月19日，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以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是什么？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资本主义。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注意看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天津解放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黄敬（天津市市长）在向刘少奇汇报时就谈道：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一是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二是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我们的干部则多是站在工人一边。这就使资本家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要解开这样一些相互扭在一起的疙瘩，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剥削”二字上做资本家文章的。刘少奇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仅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作“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同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中国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顾虑，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而说了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
当时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刘少奇指着宋棐卿说，“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为止，他进而又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有资本家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对党员成了富农怎么办，刘少奇明确回答：“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要允许资本主义剥削，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功劳，而不是有罪过。整个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这就显然不是把保存富农经济，当作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作为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将来再向社会主义转变总体战略不可或缺的内容了。
但是，事隔不久，1950年下半年，山西长治地区就开始提出如何防止农民自发走富农道路，以及防止互助组涣散解体的问题。1951年4月，山西省委正式提出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以动摇、削弱、否定农民私有的意见。这就不是允不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了，而是从此开始就要削弱和消灭资本主义了。对此，刘少奇从怎样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指出：“山西想对农民私有制又动摇又保护是不对的，太岁头上不能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羊被杀掉，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动摇，不能削弱，要去稳定。”又说：“目前在华北、山西各地的偏向还是害怕自发势力发展。人家刚露出头，你就害怕，不对，这是机会主义思想。应该让他发展，不能害怕，不能避免，发展了有好处。”“把互助组提高到集体农庄，来战胜自发趋势是危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少奇断言：山西省委提出的“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这种阶级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可以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去进行调节。如果企图人为地去阻止和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这就是刘少奇所阐述的关于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思想。无疑，这是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要使资本主义有广大发展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的发展。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当年在党内高层未能取得共识。1951年冬，随着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制订和执行，动摇、削弱、否定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策开始付诸实践；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随之全面展开；1955年更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样做的消极后果当时就已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商品短缺，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供、产、销三者脱节。因此，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大决策，即要在公有制、国家计划、统一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的私有经济、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计划外的生产、国家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作为前者的补充。当年12月，毛泽东更有“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但在理论上，基于把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成社会主义的经典，于是在实践中一碰到资本主义，又重走回头路。结果，造成的是一场共同贫穷。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明确指出：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他强调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对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可避免引发姓“资”姓“社”的争论。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过程。
这首先在1978年冬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上尖锐地提了出来。随后又因允许个体经营，引发了雇工问题的争议。经过9年时间的摸索，中共十三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与之相应的是明确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即除按劳分配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允许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带来的非劳动收入。
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担心。因此，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得不再次向人们强调指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肯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由原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8月30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更打破了长期延续将雇工7人以下的个人经营组织划定为个体工商户，将雇工8人以上的私人经济组织划定为私营企业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做法，明确规定：有必要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出资、有合法的企业名称、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等，就可以申请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这就实现了对私营经济科学管理、依法保障、鼓励发展的新跨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私人企业的认识和政策上又前进了一步。
总之，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表明，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1949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大体需要10年至15年或20年，最多为30年的估计，到1992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由当年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比重的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将不断缩小，以至可以很快使资本主义绝种，到中共十五大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再到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正后的宪法，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显然，是在认识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但在经濟、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在已经建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剥削这个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邓小平与50年代前期的刘少奇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相互贯通的。
当我们把刘少奇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观点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去考察，不难看出它既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深化，又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认识基础。这就是站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刘少奇，在探索新中国之路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与此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老解放区土改中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到新区土改实行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的原意是“暂时不动富农”，较多地从有利于孤立地主阶级、稳定城市资产阶级的策略考虑。因此，土改结束不久，是否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也就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两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存在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要分清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的不同：从功利的角度来区分，就是在现实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是有功？还是有罪？在党内，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沒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人们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有的工人组织还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天津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949年4月10日到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4月19日，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以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是什么？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资本主义。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注意看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天津解放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黄敬（天津市市长）在向刘少奇汇报时就谈道：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一是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二是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我们的干部则多是站在工人一边。这就使资本家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要解开这样一些相互扭在一起的疙瘩，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剥削”二字上做资本家文章的。刘少奇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仅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作“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同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中国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顾虑，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而说了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
当时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刘少奇指着宋棐卿说，“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为止，他进而又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有资本家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对党员成了富农怎么办，刘少奇明确回答：“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要允许资本主义剥削，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功劳，而不是有罪过。整个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这就显然不是把保存富农经济，当作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作为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将来再向社会主义转变总体战略不可或缺的内容了。
但是，事隔不久，1950年下半年，山西长治地区就开始提出如何防止农民自发走富农道路，以及防止互助组涣散解体的问题。1951年4月，山西省委正式提出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以动摇、削弱、否定农民私有的意见。这就不是允不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了，而是从此开始就要削弱和消灭资本主义了。对此，刘少奇从怎样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指出：“山西想对农民私有制又动摇又保护是不对的，太岁头上不能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羊被杀掉，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动摇，不能削弱，要去稳定。”又说：“目前在华北、山西各地的偏向还是害怕自发势力发展。人家刚露出头，你就害怕，不对，这是机会主义思想。应该让他发展，不能害怕，不能避免，发展了有好处。”“把互助组提高到集体农庄，来战胜自发趋势是危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少奇断言：山西省委提出的“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这种阶级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可以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去进行调节。如果企图人为地去阻止和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这就是刘少奇所阐述的关于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思想。无疑，这是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要使资本主义有广大发展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的发展。
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剥削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脉相承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当年在党内高层未能取得共识。1951年冬，随着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制订和执行，动摇、削弱、否定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策开始付诸实践；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随之全面展开；1955年更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样做的消极后果当时就已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商品短缺，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供、产、销三者脱节。因此，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大决策，即要在公有制、国家计划、统一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的私有经济、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计划外的生产、国家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作为前者的补充。当年12月，毛泽东更有“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但在理论上，基于把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成社会主义的经典，于是在实践中一碰到资本主义，又重走回头路。结果，造成的是一场共同贫穷。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明确指出：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他强调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对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可避免引发姓“资”姓“社”的争论。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过程。
这首先在1978年冬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上尖锐地提了出来。随后又因允许个体经营，引发了雇工问题的争议。经过9年时间的摸索，中共十三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与之相应的是明确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即除按劳分配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允许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带来的非劳动收入。
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担心。因此，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得不再次向人们强调指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肯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由原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8月30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更打破了长期延续将雇工7人以下的个人经营组织划定为个体工商户，将雇工8人以上的私人经济组织划定为私营企业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做法，明确规定：有必要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出资、有合法的企业名称、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等，就可以申请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这就实现了对私营经济科学管理、依法保障、鼓励发展的新跨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私人企业的认识和政策上又前进了一步。
总之，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表明，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1949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大体需要10年至15年或20年，最多为30年的估计，到1992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由当年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比重的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将不断缩小，以至可以很快使资本主义绝种，到中共十五大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再到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正后的宪法，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显然，是在认识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但在经濟、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在已经建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剥削这个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邓小平与50年代前期的刘少奇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相互贯通的。
当我们把刘少奇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观点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去考察，不难看出它既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深化，又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认识基础。这就是站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刘少奇，在探索新中国之路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