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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Eric Scholl，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主任，副教授。
采访人：康宁，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录音翻译整理：王法严，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生;
采访地点：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主任办公室。
康宁（以下简称“康”）：您是如何选择电影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的？
Eric Sholl（以下简称Eric）：我最早是考入位于爱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纪录片。当时学习各种形式的电影制作，但是主要精力放在了纪录片上。在这过程中，有些教授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鼓励我去做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之后我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制片人和剪辑师工作但我内心一直想如果有機会在高校任教，在我获得了MFA学位之后，有机会去从事教学工作，我就在芝加哥周边一些院校兼职教学。当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工作的机会来临时，恰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既可以继续制作纪录片，同时可以利用我的经验帮助下一代影视制作人。我希望在他们身上传承我的老师们给我的影响。西北大学曾经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个老师，也来到了哥伦比亚学院工作，所以现在我和他们在专业层面一起工作。他们既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也是教育家。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康：您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Eric：这是我在这里全职工作的第19年，但其实之前从1992开始我就开始在哥伦比亚学院兼职教学，每年教一个班。
康：那也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电视艺术系的历史吗？
Eric：我们学校电影学系和电视学系都已创立多年，但是最初彼此合作不多，互相独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教授意识到，两系之间有很多可以共同做的事情，诸如技能的教授、摄影、纪录片制作、剪辑等等;也很多相通的教学形式，两系都会写作剧本，拍摄剧本。不同之处在于，电影系会与好莱坞合作，电视系会与电视剧项目合作，但是应用的技术都是相似的。所以在过去五年间，我们开始探讨一起合作，在两年前，我们形成了合作计划，在去年两个系最终合并。当然我们仍然有电影专业和电视专业，以及共同的纪录片专业。我们正在寻求整合课程的方式，使学生们在同一课程框架下再继续分化。例如你更喜欢电影，就采用一种教学方式，如果更喜欢电视，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现在两个领域的课程，有些理念是相同的，有些则比较特殊。例如在编剧方面，我们有短片、电视剧、情节剧、情景喜剧、恐怖片、类型电影等各种编剧。所以我们尝试打造的课表，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真正从共通之处受益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段时间以来，每个人都是囿于自身领域，没有人愿意互相分享，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内部竞争，所以联合项目可以让我们共同成长。
康：现在很多电影学院专注于电影教学，较少涉及到电视方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Eric：近几年关于电视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Netflix和HBO的工作已经证明，电视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故事讲述方式。电视不再被视为低一级的手段，而是一种复杂的媒介。你可以通过电视讲述长篇的复杂故事，甚至是电影无法做到的。所以，电视已经赢得尊重，其艺术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长期以来，电视都是用来拍摄新闻等，现在我们可以用来开发喜剧，戏剧等等多种形式，就像Netflix和HBO做的那样。
康：对于新成立的电影电视艺术系来说，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Eric：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系了，这也是我们之前没有合并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有大约1300名学生，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电影电视系了。变成一个大系很棒，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有更好的设备，相比小系也会有足够的学生去拍电影。但是大系也使得问题复杂化，很多事情变得昂贵了，预算成了一个大问题。留给电影的相对空间不变，但是整个学院的空间变小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预算的削减。我们必须以目前的财力来维持运作，因此减少了雇员。我们的工作做的比较出色，学生并没有受苦。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关键因素，以期不降低学生的体验。所以，预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帮助学生确定自己的选课。我们现在有超过200门课程，来到我们学校，你可以涉猎很多领域，也可以专注于某一领域。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如果你想接受关于电影的通识教育，我们有广泛的课程帮助你，如果你想进入电影专业领域，我们也有足够的电影课程，让你可以熟悉各类电影设备的拍摄。我们既想宽泛，又求精专，这非常难。
康：这确实非常难，现在电影电视艺术系有多少名教师？
Eric：我们有约35名全职教师，也有很多兼职教师，他们通常每学期在这里教两到三个班，同时也在其他学校教课，他们大多数都在业内工作。有很多电视剧在芝加哥拍摄，例如《芝加哥烈焰》，有些教师白天在剧组工作，晚上来教课。毕竟《芝加哥烈焰》的拍摄时间是一定的，所以他们可以腾出时间在本校任教。他们昨天还在这里拍摄呢，至少有四到五个带芝加哥名字的剧都在这里拍摄。
康：那么行政工作人员大约是多少呢？
Eric：大约是28人左右，他们主要处理日常工作，教师们则处理教学工作，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合作的院系。但是一些行政人员也会兼职教学，他们高度融入到教学之中，帮助学生们获得学位。多数行政人员也都是电影电视方面的专家，虽然来自不同部门，但是对于课程都非常熟悉，也了解影视制作，这非常棒。
美国电影教育模式
康：您可以大概介绍一下美国的电影教育模式吗？
Eric：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电影教育模式，例如在西北大学，是一种混合模式，结合电影实践和电影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个人项目模式，学生们个人创建项目，身兼导演、制片人，有时还要做编剧，采用独立项目的方式。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方面我们有两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制片厂模式，由院系出面创建项目，且此项目为院系所有，由学生编剧，制片教师帮助挑选剧本，然后学生报名参加导演、剪辑、摄影等。因此需要很多年级的合作，他们共同服务于由院系拥有的项目。学生们并非独立创作，而更多的是类似于为制片厂工作，会签订合同，获得院系的拨款等。 第二种是独立模式，学生必须自筹资金，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寻找制片人，这样的话，影片版权归其自有，可以自行参加电影节等等。虽然这种模式对于学生来说有些昂贵，但同时也使其对于自己的作品更有掌控。这两种模式，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都会采用。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实验模式，因为有人会对实验电影或者探索电影技术可能性感兴趣。我们既有传统的实验电影形式，也有全景视频，沉浸式技术和投影技术等新形式。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系，因此可以探索这些不同的领域。真正关键的是我们的教学模式是专注于影视艺术的自由博雅教育。我们认为，虽然学生们是学习艺术，但是必须有很好的历史文学等人文背景，这样才可以进行自由的博雅教育。
在电视方面，略有些不同，我们有金融方面的学位，以培养制片人等，結合了艺术和商业，既学习制片和编剧，也要学习金融知识，包括会计学的知识等。综合来看，我们所做的就是将技术，创意和产业结合起来，融合不同的背景，以及电影史电影理论研究。这样我们的学生，才可以分析其所做，明白其所选，而非拾人牙慧。
在芝加哥还有一些学校，例如“闪点”，主要就是教技能。学生入校之后，迅速学习如何使用摄影机，剪辑等，他们在技能上确实非常不错，但是这样就非常像技校，这样的学校过于沉迷于技能培训，缺乏全面的教育。这样的模式可能对某些人有效，但是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我们不想这样做。
还有一些学校，例如纽约大学，他们有结合制片和商科的学位，非常棒，有点像我们采用的模式。电影行业，非常强调商业性，你需要寻求资金，因为学生们走出校园的时候，并不会有人将大把的钱拱手奉上。因此学生们必须学会如何寻找资金，同时合法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话，学生们才可以不仅仅是以电影制作为乐，而是同时要以此为生。我们要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持续稳定的职业生涯。我们的研究生项目，则是有两个紧密联系的专业：导演专业和制片专业。我们如此设计的原因，是希望两个专业的学生可以互相合作，以此获得MFA的学位。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定的复杂性，会涉及到各个层面的合作，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今天我们还有一群学生会面，决定彼此之间的合作，开始会进行一些小项目，之后会进行更大的创作。我们需要让这些学生专注于自身的领域，专职制片或导演。
我们最新设置的学位是纪录片学位，以此促进非虚构类的创作，课程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摄影、新闻以及创意写作等。修习这一学位的学生，会广泛选课，但是最终需要选取两个为主课，之后会一起合作进行项目开发。此前不同的院系一直都有非虚构类创作的教学，但是需要彼此的合作，因此我们将这些力量聚集起来，创立了这个学位，目前已经是第二年，进展非常不错。我们希望为那些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学生提供更多的空间。
康：这些纪录片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Eric：其实大多数纪录片从业者都是自由职业者。在芝加哥有很多纪录片公司，他们进行很多纪录片创作，雇佣了很多人。他们的项目，有些是个人制片者与其合作，有些则是自筹资金，当一个项目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新的项目，寻找资金等等。我们的学生或是为某一纪录片项目工作，或是创建自己的项目，寻求与这些公司合作。我们部门的教师目前也有与他们的一些合作。综合来看，在这一领域，既有初入行业的年轻人，也有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员，但是多数还是自由职业者。但是在纪录片领域，剪辑和声音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容易找到工作的，需求量非常大。
康：您刚才提到了“闪点”，近些年此类电影培训类学校在中国也开始出现，那么此类学校在美国出现多久了？
Eric：类似的学校在美国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但是前面提到的“闪点”跟这类学校还是有一定区别。在“闪点”你可以获得学位，虽然它最早只是教技能类课程，但是随着发展壮大也开始授予学位。培训学校在教技术方面很好，但并不授予学位，这是其主要问题。现在也有一些网站，可以提供在线的学习，声称可以学习到关于电影的一切。但事实上，很多知识，例如一些技术问题，在线并不能学到，因为技术一直在发展变化。而且，技术方面知识，也远不如学习如何组织故事，如何吸引观众等更重要，而这些是在我们学校可以全面学习的。
康：我之前访问过一位知名的中国导演，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电影学校了，作为一名导演，他需要的是可以在自己手下工作的技术工人，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Eric：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采用这种模式，导演就成了老师了，而导演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其需要与演员合作，将自己的构思呈现到银幕上。也许电影工作者在与导演共事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关于电影的教育。电影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故事，以及他们独特的呈现方式，或是通过剧本，或是通过纪录片。电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呈现这生命中的独特一瞬，这是最重要的。这恰是学校教育可以提供的。
学校里的电影教育，是让你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而非鹦鹉学舌。电影初学者在第一次制作电影的时候，通常无法很好呈现自己脑中的美妙构想，这需要时间，才能做到将构思很好地表现出来。这是所有电影工作者必经的阶段，在学校里，你就可以实现这一过程。在学校里，你可以尽情去做想做的电影，从无数的犯错中学习。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剪辑师，我是从剪辑工作中学会如何制作纪录片的。在剪辑中，我需要弥补制作人在拍摄中犯下的错误，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当然我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不会犯我已经看过的那些错误。所以我想，在学校里，会有导师审阅你的作品，指出你的优劣之处，这非常重要。你不能仅从工作经历中学习，因为在工作中，你会有很多的顾虑。在学校里，则可以大胆实验，从中学习。也许这就是学校教育相比工作的重要意义。
康：在中国的电影行业中，有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电影教育，例如灯光组，也许他们只是同乡出来结伴工作，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Eric：确实有很多电影工作者从没有在电影学校学习过，其中一些甚至是非常伟大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直接通过为他人工作来学习，并最终更上一层楼。可能最早是个电工，逐渐学会灯光，学会摄影等等。所以说，在学校之外，也有很多学习的途径。还有一些人，本身是出色的作家，转行做了导演。但是，在学校的学习的重要好处之一是可以与业内建立广泛的联系。例如我们的学生，他们初入行业，并没有很多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会设法让他们进行实习，进入行业内部，认识对的人。在电影行业，认识对的人很重要。我的一个学生，在参与拍片子的过程中，他们的灯光师中途退出了，我的这个学生就说自己懂灯光，因此成了整个影片的摄影指导，他完成的非常不错，在此之后，他们也一直雇佣他。所以，每一次踏入片场，都是一次新的机会。
人才培养理念
康：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是如何平衡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呢？
Eric：每个进入我们系的学生，都会学习一些基础课程，其中之一就是学习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体的原理。例如怎样组织镜头，如何安排视角等，以使影片在视觉上合理。同时也会学习很多讲述故事的技巧，甚至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学习英雄史诗，神话等。我们的课程会覆盖叙事理论、视觉理论、电影史以及电视史等课程，让学生们了解影视媒体的演变。学习历史，才能创新，因为毕竟没有什么是能够真正原创的。
我们还有理论批评类课程，学生们会学习如何用理论工具去分析媒介。他们会专题研讨某一电影史时期或者某一导演，例如大卫·林奇，希区柯克，或者电视剧，例如《绝命毒师》等。我们也有关于电视剧产业的课程，会研习Netflix的原创项目，诸如如何选材，如何拍摄，决定剧集的取舍等。观看电视剧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如何制作电视剧的过程，学生们可以选择成为编剧，成为制片人，或者作为一个单纯的观众。我们还有一些小课，叫作剧本分析，会研习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剧本，分析文学剧本与成片之间的区别。我们鼓励学生们在实践课程之外，去学习这些理论课程。
我们并没有电影研究或电视研究的专业，但是学生们可以辅修这些课程。从结果上看，确实有很多学生对于电影理论研究非常感兴趣。我们还有很多学生学习文化研究的课程，分析电影如何刻画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分析为何有些电影表现的合适，有些则具有冒犯性，以此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工作者，理解美国及世界的文化，理解媒介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康：这些学习影视分析的学生，会对他们有学术论文发表方面的要求吗？
Eric：他们会写研究论文，但是对于本科生，我们并没有做必须的要求。其中一些确实会达到一定的水准，会有发表。但是总体来看，他们的论文并非像传统的学术研究者那样，经受同行审议之类的。对于研究生，他们虽然主要是实践类，我们也会鼓励他们进行研究工作，在学术会议上进行展示。我们在电视方面有一个期刊，叫Watercooler，会有经同行审议的论文发表，我们的学生会将电视理论方面的论文发给他们审议，在线发表。我们的学生也会参加一些大学关于影视的学术会议，进行展示。
康：您觉得在电影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Eric：學生们可能认为是技术，他们都非常想操作设备来实践。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如何创造吸引人的故事，理解一个好故事是如何构成的。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不得不讲述的故事，可以是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你心向往之的故事，并使观众与你产生共鸣。技术是时刻都在变化的，我求学的时候，设备很老，学习如何操作这些设备对于今天的技术环境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学会了如何去讲一个好故事。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教导学生们成为一个优秀的讲故事的人，这意味着他们要成为创意领导者。例如在电视行业，领导者是编剧和制片人，我们经常和学生们讲，如果他们想成为主导者，必须成为编剧和制片人，这样才能创造自己的节目，才能将自己的构思呈现出来。在电影行业，领导者则是编剧、导演和制片人，我校的毕业生中很多都成为了行业的领导者。但是同时我们当然也希望学生们在技能方面也非常出色，例如美术设计，是对于影片有重要影响的部门，我们有这方面的学位。每个人在入校的时候都想做导演，但是我们需要学生们通过各类影视知识的学习，最终能够找到自己的专长。
康：电影电视艺术系在选拔学生方面，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吗？
Eric：我们在选拔方面，还是比较宽泛的。如果你对电影电视感兴趣基本就可以来，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选拔过程，你有资格来到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你就有资格来我们系。一旦他们进入到我们系，我们会根据综合情况，进行奖学金的发放，如果之前有从事过电影电视方面的工作，我们会提供奖学金，以保证他们在这里的学习。每个人开始都是攻读艺术学学士学位（BA），但是如果他们对某特定领域感兴趣，例如编剧，导演，制片，摄影，声音，美术，后期制作等，则可以申请艺术学士学位（BFA），当然同时也需要修习更多的学分，进行更多的项目创作。我们希望这些不同专业的同学可以互相合作，每个人的成功都依赖于其他人。
康：学习互相合作对于学生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Eric：没错，是这样的。例如在电视方面，入校之后，我们就会集体进行工作室课程，所有人都会共同致力于同一项目，教会他们如何与团队合作。我们的很多项目都是团队项目，而非个人项目。当然在更高层次，也会有个人项目，但是也需要很大程度上的合作才可以进行。
康：选拔研究生方面的具体要求呢？
Eric：我们希望研究生，有创造力，对于探索这个世界有极大的兴趣。我们经常和他们讲，电影和电视不仅仅关乎其本身，希望他们能够对于广泛的事物，整个世界有兴趣。尤其是在纪录片方面，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与社区合作，处理那些影响人们各类社会问题。我们不想招收那些只拍自己的猫的学生，而是希望他们真正对这个社会有用。在叙事上，希望他们可以探索不同的想法，有着深厚的阅读功底。我们的学生曾经拍过关于中东妇女的片子，在当地拍摄的，是关于一个女儿要满足父母对她的期望，同时也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她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各类问题。所以希望我们学生既要讲故事，也要触及真实的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会鼓励学生进行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并非将新技术当作一个新鲜的玩具，而是作为探究社会问题的工具。总体来看，我们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勇于探索，有创造力，同时言之有物。 康：现在有些学生可能更愿意拍摄商业电影，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Eric：学生们想做商业电影或者说主流电影，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来到这里，说自己想成为昆汀·塔伦蒂诺。当然了，我们并不鼓励这样，而是希望他们成为他们自己，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们这里有课程，专门教如何拍摄低成本的影片，例如怪兽电影等。这很棒，在这些电影中也可以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获得很多经验。很多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制作人，和罗杰·科尔曼一起工作，拍摄低成本速成片。所以学生们想要拍摄主流影片或是商业影片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要表现处创造力，给出新东西，而非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
与电影工业的距离
采访人：康宁，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录音翻译整理：王法严，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生;
采访地点：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主任办公室。
康宁（以下简称“康”）：您是如何选择电影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的？
Eric Sholl（以下简称Eric）：我最早是考入位于爱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纪录片。当时学习各种形式的电影制作，但是主要精力放在了纪录片上。在这过程中，有些教授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鼓励我去做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之后我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制片人和剪辑师工作但我内心一直想如果有機会在高校任教，在我获得了MFA学位之后，有机会去从事教学工作，我就在芝加哥周边一些院校兼职教学。当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工作的机会来临时，恰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既可以继续制作纪录片，同时可以利用我的经验帮助下一代影视制作人。我希望在他们身上传承我的老师们给我的影响。西北大学曾经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个老师，也来到了哥伦比亚学院工作，所以现在我和他们在专业层面一起工作。他们既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也是教育家。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康：您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Eric：这是我在这里全职工作的第19年，但其实之前从1992开始我就开始在哥伦比亚学院兼职教学，每年教一个班。
康：那也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电视艺术系的历史吗？
Eric：我们学校电影学系和电视学系都已创立多年，但是最初彼此合作不多，互相独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教授意识到，两系之间有很多可以共同做的事情，诸如技能的教授、摄影、纪录片制作、剪辑等等;也很多相通的教学形式，两系都会写作剧本，拍摄剧本。不同之处在于，电影系会与好莱坞合作，电视系会与电视剧项目合作，但是应用的技术都是相似的。所以在过去五年间，我们开始探讨一起合作，在两年前，我们形成了合作计划，在去年两个系最终合并。当然我们仍然有电影专业和电视专业，以及共同的纪录片专业。我们正在寻求整合课程的方式，使学生们在同一课程框架下再继续分化。例如你更喜欢电影，就采用一种教学方式，如果更喜欢电视，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现在两个领域的课程，有些理念是相同的，有些则比较特殊。例如在编剧方面，我们有短片、电视剧、情节剧、情景喜剧、恐怖片、类型电影等各种编剧。所以我们尝试打造的课表，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真正从共通之处受益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段时间以来，每个人都是囿于自身领域，没有人愿意互相分享，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内部竞争，所以联合项目可以让我们共同成长。
康：现在很多电影学院专注于电影教学，较少涉及到电视方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Eric：近几年关于电视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Netflix和HBO的工作已经证明，电视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故事讲述方式。电视不再被视为低一级的手段，而是一种复杂的媒介。你可以通过电视讲述长篇的复杂故事，甚至是电影无法做到的。所以，电视已经赢得尊重，其艺术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长期以来，电视都是用来拍摄新闻等，现在我们可以用来开发喜剧，戏剧等等多种形式，就像Netflix和HBO做的那样。
康：对于新成立的电影电视艺术系来说，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Eric：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系了，这也是我们之前没有合并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有大约1300名学生，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电影电视系了。变成一个大系很棒，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有更好的设备，相比小系也会有足够的学生去拍电影。但是大系也使得问题复杂化，很多事情变得昂贵了，预算成了一个大问题。留给电影的相对空间不变，但是整个学院的空间变小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预算的削减。我们必须以目前的财力来维持运作，因此减少了雇员。我们的工作做的比较出色，学生并没有受苦。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关键因素，以期不降低学生的体验。所以，预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帮助学生确定自己的选课。我们现在有超过200门课程，来到我们学校，你可以涉猎很多领域，也可以专注于某一领域。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如果你想接受关于电影的通识教育，我们有广泛的课程帮助你，如果你想进入电影专业领域，我们也有足够的电影课程，让你可以熟悉各类电影设备的拍摄。我们既想宽泛，又求精专，这非常难。
康：这确实非常难，现在电影电视艺术系有多少名教师？
Eric：我们有约35名全职教师，也有很多兼职教师，他们通常每学期在这里教两到三个班，同时也在其他学校教课，他们大多数都在业内工作。有很多电视剧在芝加哥拍摄，例如《芝加哥烈焰》，有些教师白天在剧组工作，晚上来教课。毕竟《芝加哥烈焰》的拍摄时间是一定的，所以他们可以腾出时间在本校任教。他们昨天还在这里拍摄呢，至少有四到五个带芝加哥名字的剧都在这里拍摄。
康：那么行政工作人员大约是多少呢？
Eric：大约是28人左右，他们主要处理日常工作，教师们则处理教学工作，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合作的院系。但是一些行政人员也会兼职教学，他们高度融入到教学之中，帮助学生们获得学位。多数行政人员也都是电影电视方面的专家，虽然来自不同部门，但是对于课程都非常熟悉，也了解影视制作，这非常棒。
美国电影教育模式
康：您可以大概介绍一下美国的电影教育模式吗？
Eric：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电影教育模式，例如在西北大学，是一种混合模式，结合电影实践和电影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个人项目模式，学生们个人创建项目，身兼导演、制片人，有时还要做编剧，采用独立项目的方式。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方面我们有两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制片厂模式，由院系出面创建项目，且此项目为院系所有，由学生编剧，制片教师帮助挑选剧本，然后学生报名参加导演、剪辑、摄影等。因此需要很多年级的合作，他们共同服务于由院系拥有的项目。学生们并非独立创作，而更多的是类似于为制片厂工作，会签订合同，获得院系的拨款等。 第二种是独立模式，学生必须自筹资金，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寻找制片人，这样的话，影片版权归其自有，可以自行参加电影节等等。虽然这种模式对于学生来说有些昂贵，但同时也使其对于自己的作品更有掌控。这两种模式，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都会采用。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实验模式，因为有人会对实验电影或者探索电影技术可能性感兴趣。我们既有传统的实验电影形式，也有全景视频，沉浸式技术和投影技术等新形式。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系，因此可以探索这些不同的领域。真正关键的是我们的教学模式是专注于影视艺术的自由博雅教育。我们认为，虽然学生们是学习艺术，但是必须有很好的历史文学等人文背景，这样才可以进行自由的博雅教育。
在电视方面，略有些不同，我们有金融方面的学位，以培养制片人等，結合了艺术和商业，既学习制片和编剧，也要学习金融知识，包括会计学的知识等。综合来看，我们所做的就是将技术，创意和产业结合起来，融合不同的背景，以及电影史电影理论研究。这样我们的学生，才可以分析其所做，明白其所选，而非拾人牙慧。
在芝加哥还有一些学校，例如“闪点”，主要就是教技能。学生入校之后，迅速学习如何使用摄影机，剪辑等，他们在技能上确实非常不错，但是这样就非常像技校，这样的学校过于沉迷于技能培训，缺乏全面的教育。这样的模式可能对某些人有效，但是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我们不想这样做。
还有一些学校，例如纽约大学，他们有结合制片和商科的学位，非常棒，有点像我们采用的模式。电影行业，非常强调商业性，你需要寻求资金，因为学生们走出校园的时候，并不会有人将大把的钱拱手奉上。因此学生们必须学会如何寻找资金，同时合法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话，学生们才可以不仅仅是以电影制作为乐，而是同时要以此为生。我们要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持续稳定的职业生涯。我们的研究生项目，则是有两个紧密联系的专业：导演专业和制片专业。我们如此设计的原因，是希望两个专业的学生可以互相合作，以此获得MFA的学位。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定的复杂性，会涉及到各个层面的合作，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今天我们还有一群学生会面，决定彼此之间的合作，开始会进行一些小项目，之后会进行更大的创作。我们需要让这些学生专注于自身的领域，专职制片或导演。
我们最新设置的学位是纪录片学位，以此促进非虚构类的创作，课程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摄影、新闻以及创意写作等。修习这一学位的学生，会广泛选课，但是最终需要选取两个为主课，之后会一起合作进行项目开发。此前不同的院系一直都有非虚构类创作的教学，但是需要彼此的合作，因此我们将这些力量聚集起来，创立了这个学位，目前已经是第二年，进展非常不错。我们希望为那些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学生提供更多的空间。
康：这些纪录片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Eric：其实大多数纪录片从业者都是自由职业者。在芝加哥有很多纪录片公司，他们进行很多纪录片创作，雇佣了很多人。他们的项目，有些是个人制片者与其合作，有些则是自筹资金，当一个项目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新的项目，寻找资金等等。我们的学生或是为某一纪录片项目工作，或是创建自己的项目，寻求与这些公司合作。我们部门的教师目前也有与他们的一些合作。综合来看，在这一领域，既有初入行业的年轻人，也有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员，但是多数还是自由职业者。但是在纪录片领域，剪辑和声音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容易找到工作的，需求量非常大。
康：您刚才提到了“闪点”，近些年此类电影培训类学校在中国也开始出现，那么此类学校在美国出现多久了？
Eric：类似的学校在美国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但是前面提到的“闪点”跟这类学校还是有一定区别。在“闪点”你可以获得学位，虽然它最早只是教技能类课程，但是随着发展壮大也开始授予学位。培训学校在教技术方面很好，但并不授予学位，这是其主要问题。现在也有一些网站，可以提供在线的学习，声称可以学习到关于电影的一切。但事实上，很多知识，例如一些技术问题，在线并不能学到，因为技术一直在发展变化。而且，技术方面知识，也远不如学习如何组织故事，如何吸引观众等更重要，而这些是在我们学校可以全面学习的。
康：我之前访问过一位知名的中国导演，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电影学校了，作为一名导演，他需要的是可以在自己手下工作的技术工人，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Eric：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采用这种模式，导演就成了老师了，而导演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其需要与演员合作，将自己的构思呈现到银幕上。也许电影工作者在与导演共事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关于电影的教育。电影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故事，以及他们独特的呈现方式，或是通过剧本，或是通过纪录片。电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呈现这生命中的独特一瞬，这是最重要的。这恰是学校教育可以提供的。
学校里的电影教育，是让你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而非鹦鹉学舌。电影初学者在第一次制作电影的时候，通常无法很好呈现自己脑中的美妙构想，这需要时间，才能做到将构思很好地表现出来。这是所有电影工作者必经的阶段，在学校里，你就可以实现这一过程。在学校里，你可以尽情去做想做的电影，从无数的犯错中学习。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的剪辑师，我是从剪辑工作中学会如何制作纪录片的。在剪辑中，我需要弥补制作人在拍摄中犯下的错误，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当然我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不会犯我已经看过的那些错误。所以我想，在学校里，会有导师审阅你的作品，指出你的优劣之处，这非常重要。你不能仅从工作经历中学习，因为在工作中，你会有很多的顾虑。在学校里，则可以大胆实验，从中学习。也许这就是学校教育相比工作的重要意义。
康：在中国的电影行业中，有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电影教育，例如灯光组，也许他们只是同乡出来结伴工作，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Eric：确实有很多电影工作者从没有在电影学校学习过，其中一些甚至是非常伟大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直接通过为他人工作来学习，并最终更上一层楼。可能最早是个电工，逐渐学会灯光，学会摄影等等。所以说，在学校之外，也有很多学习的途径。还有一些人，本身是出色的作家，转行做了导演。但是，在学校的学习的重要好处之一是可以与业内建立广泛的联系。例如我们的学生，他们初入行业，并没有很多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会设法让他们进行实习，进入行业内部，认识对的人。在电影行业，认识对的人很重要。我的一个学生，在参与拍片子的过程中，他们的灯光师中途退出了，我的这个学生就说自己懂灯光，因此成了整个影片的摄影指导，他完成的非常不错，在此之后，他们也一直雇佣他。所以，每一次踏入片场，都是一次新的机会。
人才培养理念
康：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是如何平衡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呢？
Eric：每个进入我们系的学生，都会学习一些基础课程，其中之一就是学习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体的原理。例如怎样组织镜头，如何安排视角等，以使影片在视觉上合理。同时也会学习很多讲述故事的技巧，甚至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学习英雄史诗，神话等。我们的课程会覆盖叙事理论、视觉理论、电影史以及电视史等课程，让学生们了解影视媒体的演变。学习历史，才能创新，因为毕竟没有什么是能够真正原创的。
我们还有理论批评类课程，学生们会学习如何用理论工具去分析媒介。他们会专题研讨某一电影史时期或者某一导演，例如大卫·林奇，希区柯克，或者电视剧，例如《绝命毒师》等。我们也有关于电视剧产业的课程，会研习Netflix的原创项目，诸如如何选材，如何拍摄，决定剧集的取舍等。观看电视剧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如何制作电视剧的过程，学生们可以选择成为编剧，成为制片人，或者作为一个单纯的观众。我们还有一些小课，叫作剧本分析，会研习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剧本，分析文学剧本与成片之间的区别。我们鼓励学生们在实践课程之外，去学习这些理论课程。
我们并没有电影研究或电视研究的专业，但是学生们可以辅修这些课程。从结果上看，确实有很多学生对于电影理论研究非常感兴趣。我们还有很多学生学习文化研究的课程，分析电影如何刻画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分析为何有些电影表现的合适，有些则具有冒犯性，以此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工作者，理解美国及世界的文化，理解媒介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康：这些学习影视分析的学生，会对他们有学术论文发表方面的要求吗？
Eric：他们会写研究论文，但是对于本科生，我们并没有做必须的要求。其中一些确实会达到一定的水准，会有发表。但是总体来看，他们的论文并非像传统的学术研究者那样，经受同行审议之类的。对于研究生，他们虽然主要是实践类，我们也会鼓励他们进行研究工作，在学术会议上进行展示。我们在电视方面有一个期刊，叫Watercooler，会有经同行审议的论文发表，我们的学生会将电视理论方面的论文发给他们审议，在线发表。我们的学生也会参加一些大学关于影视的学术会议，进行展示。
康：您觉得在电影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Eric：學生们可能认为是技术，他们都非常想操作设备来实践。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如何创造吸引人的故事，理解一个好故事是如何构成的。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不得不讲述的故事，可以是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你心向往之的故事，并使观众与你产生共鸣。技术是时刻都在变化的，我求学的时候，设备很老，学习如何操作这些设备对于今天的技术环境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学会了如何去讲一个好故事。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教导学生们成为一个优秀的讲故事的人，这意味着他们要成为创意领导者。例如在电视行业，领导者是编剧和制片人，我们经常和学生们讲，如果他们想成为主导者，必须成为编剧和制片人，这样才能创造自己的节目，才能将自己的构思呈现出来。在电影行业，领导者则是编剧、导演和制片人，我校的毕业生中很多都成为了行业的领导者。但是同时我们当然也希望学生们在技能方面也非常出色，例如美术设计，是对于影片有重要影响的部门，我们有这方面的学位。每个人在入校的时候都想做导演，但是我们需要学生们通过各类影视知识的学习，最终能够找到自己的专长。
康：电影电视艺术系在选拔学生方面，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吗？
Eric：我们在选拔方面，还是比较宽泛的。如果你对电影电视感兴趣基本就可以来，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选拔过程，你有资格来到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你就有资格来我们系。一旦他们进入到我们系，我们会根据综合情况，进行奖学金的发放，如果之前有从事过电影电视方面的工作，我们会提供奖学金，以保证他们在这里的学习。每个人开始都是攻读艺术学学士学位（BA），但是如果他们对某特定领域感兴趣，例如编剧，导演，制片，摄影，声音，美术，后期制作等，则可以申请艺术学士学位（BFA），当然同时也需要修习更多的学分，进行更多的项目创作。我们希望这些不同专业的同学可以互相合作，每个人的成功都依赖于其他人。
康：学习互相合作对于学生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Eric：没错，是这样的。例如在电视方面，入校之后，我们就会集体进行工作室课程，所有人都会共同致力于同一项目，教会他们如何与团队合作。我们的很多项目都是团队项目，而非个人项目。当然在更高层次，也会有个人项目，但是也需要很大程度上的合作才可以进行。
康：选拔研究生方面的具体要求呢？
Eric：我们希望研究生，有创造力，对于探索这个世界有极大的兴趣。我们经常和他们讲，电影和电视不仅仅关乎其本身，希望他们能够对于广泛的事物，整个世界有兴趣。尤其是在纪录片方面，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与社区合作，处理那些影响人们各类社会问题。我们不想招收那些只拍自己的猫的学生，而是希望他们真正对这个社会有用。在叙事上，希望他们可以探索不同的想法，有着深厚的阅读功底。我们的学生曾经拍过关于中东妇女的片子，在当地拍摄的，是关于一个女儿要满足父母对她的期望，同时也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她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各类问题。所以希望我们学生既要讲故事，也要触及真实的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会鼓励学生进行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并非将新技术当作一个新鲜的玩具，而是作为探究社会问题的工具。总体来看，我们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勇于探索，有创造力，同时言之有物。 康：现在有些学生可能更愿意拍摄商业电影，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Eric：学生们想做商业电影或者说主流电影，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来到这里，说自己想成为昆汀·塔伦蒂诺。当然了，我们并不鼓励这样，而是希望他们成为他们自己，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们这里有课程，专门教如何拍摄低成本的影片，例如怪兽电影等。这很棒，在这些电影中也可以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获得很多经验。很多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制作人，和罗杰·科尔曼一起工作，拍摄低成本速成片。所以学生们想要拍摄主流影片或是商业影片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要表现处创造力，给出新东西，而非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
与电影工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