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主公企业家”，还是“裙带资本家”，他们都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例如，马来西亚的教父郭令灿请王室成员、马哈蒂尔的姻亲兄弟、前首相的子女及兄弟姊妹、副首相、部長担任他公司的董事。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的妻子，更是被商业圈的人称为“提成夫人”。

教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特许经营或只有少数竞争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人的资本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极度肮脏的。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商人协助外国人运输军粮、武器，或者走私、贩毒，以此积累了原始资本。等到战后，罪行一笔勾销，他们便很识相地利用原始积累，去发展正当事业，拓展版图，然后成长为第一代教父。
　　这种情况几乎遍布东南亚，史塔威尔的逻辑是：“如果泰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表明普通人，无论男女，都不是政治改革和殖民统治结束的主要受益人，那么其他国家在战后都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也不能幸免。2006年9月，新加坡举办了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会议的气氛诙谐得令人作呕，与总理李显龙共进晚餐时，外国人给予李显龙君主般的奉承。这激怒了摩根士丹利财团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
　　谢国忠发了一份文件给自己的同事说，参加会议的人“争先恐后地赞美新加坡成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赌场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赃款”。当这个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时，摩根财团的一位女发言人慌张地说它的内容“旨在激励公司内部讨论”，随后谢先生便辞职了。
　　史塔威尔注意到教父们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教父大都不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各国政府大发其财，随后过度的负债与挥霍终于到90年代崩溃并影响至今，国内政治利益与教父代表的经济利益交织，教父发家靠的是垄断和特许权，以及相对本地落后经营的高效率。
　　出口生意则要面对世界市场竞争，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这不是教父们的长项。
　　而敢于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教父，很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了。陈嘉庚以种植业发家，但不像其他最终成为原材料供应商的同行，他决定把自己种的橡胶做成产品，这需要他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和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公司一争高低。结果是，他的主要企业在经济萧条中破产。
　　第二个特点是，教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特许经营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容易组成卡特尔，即垄断组织形式之一，进而财源广进。
　　这意味着，教父们无须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史塔威尔指责他们更多是增长的收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所说，“这些公司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

掠夺的艺术

　　特许经营权是教父建立商业帝国最重要的东西，有了它就能够进行垄断或者寡头独占。但在实际运行中并非如此，由于政府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异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教父卡特尔会繁荣兴旺或者竞争被人为地压制了。
　　所以，教父还需要另外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每一个新兴的教父都在寻找着那些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量”，它是条金水河，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倒塌。
　　“我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啊。”这句话源于大名鼎鼎的美国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但在史塔威尔听来，却像是许多亚洲教父职业的真实写照。是的，银行是教父们获取核心现金流量的来源之一。
　　公式很简单：老百姓把他们的钱放进银行，教父把钱拿出来给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的贷款增加了6倍。但与权贵有关系的教父被允许开设银行或滥用银行，然后拿筹集的钱去投资自己的公司，却造成了巨大损失。比如，新加坡教父邱德拨。

结果大跌眼镜：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

　　东南亚股市令人失望的收益，几乎可以肯定部分是受该地区存放在银行的超大量储蓄的间接影响。这降低了借款人的资金成本—尤其当借款人控制银行时—并减少了资金的总收益。反常的高储蓄率和趾高气扬的银行使整个亚洲遭受了灾祸，也降低了整个地区的股市收益。
　　在东南亚，大量的私人储蓄都集中在银行里，而银行又极其缺乏监管，这样资本市场便没有什么压力让投资者得到像样的收益。换个角度看，当你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银行里获得所需的资本，同时实际利率几乎为零时，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给人家分红？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了2500家亚洲公司公开招股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结果大跌眼镜：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
　　而200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菲律宾有15%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47%的人日生活费在1到2美元。马尼拉市人口有1200万，其中600万人生活在这个大城市的高速公路边、铁路边和河道边的贫民窟。全菲律宾大约有1000万人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里做孩子的保姆、当护士等，他们带来的120亿美元收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
　　获取核心现金流量的来源还可以相当简单。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人中有6个是靠博彩垄断权得来的钱，为他们的集团企业扩展提供资金。何鸿燊就因这个出的名。1961年，他得到了澳门各种形式的博彩垄断权，并在1986年又获得了15年的垄断权。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已经20多年了，即便把中国的迅猛发展和海外扩展的努力对亚洲权力格局的影响考虑在内，史塔威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表示，在“亚洲教父”阴影下的东南亚经济情况没有显著改变，并不值得更新《亚洲教父》。
　　参考文献：乔·史塔威尔，《亚洲教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