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是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我们特地采访了现居杭州市的91岁老红军张力雄将军。张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16岁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4、5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三次过草地，在“西路军”的残酷血战中死里逃生；1938年在“抗大”学习后奔赴抗战前线，经历了淮海战役、中原突围和进军大西南等100多次大小战斗；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被评为“全军健康老人”；下面是他在“西路军”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高台大血战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怀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建立一个有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长期抗战，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占领甘、肃二州(即张掖、酒泉)，控制了河西走廊。西路军总部令我红五军为先头部队，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下，于12月30日从山丹城出发，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当天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
　　临泽被攻克后的当晚，军首长决定由政委黄超率37团、40团及军直一部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作准备；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则率43团、45团、骑兵团和妇女团三营及军直一部，马不停蹄地向高台进发。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我军要西进，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1937年1月1日拂晓，红五军在董军长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高台城发起猛攻，一举攻克。长期盘踞在该城的伪县政府、保安团等1500余名敌人被歼。我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马步芳的“马家军”，他们视高台我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之。
　　我军进城后，立即进行守城部署。根据军首长命令，我45团部署在东城墙、东关和城东南角地段。当时我任45团政委，团长是叶崇本；43团部署在西城墙、西关和城西南角地段；骑兵团部署在北城墙(此处无北城门)；军直属队和妇女团三营驻在城内天主教堂附近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应急；军指挥所设在教堂内。杨克明主任带领政治部人员在城内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通过贴标语、出黑板报、街头宣传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性质和宗旨。考虑到高台系回汉杂居，长期以来反动政府和马匪军的挑拨使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大力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击败日本侵略者”等道理。我军进城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视贫苦群众为父母兄弟姐妹，这与马匪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鲜明对比。1月2日，杨克明主任主持了群众大会，当场扣押了国民党高台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和伪县政府头目赵仓，宣布没收卢荣等财主的财产。会后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我军很快赢得了当地回汉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高台城内外呈现出一派新景象。
　　但敌人也在行动。我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活动。据悉，马步芳、马步清、马鸿逵已分别从青海、宁夏等地调来四个骑兵主力旅和炮兵团、手枪团，加上胡宗南的一个步兵旅，共三万五千余敌，包围了高台城，企图阻止我军西进，切断我军与东面临泽和西路军总部联系的通道，消灭我军于高台城。
　　敌情对我军明显不利，军首长急需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红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被张国焘的亲信、五军团政委黄超强行留在临泽了。董军长只得派敌工科科长李肃等同志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都杳无音讯。就在我们急切等待之际，敌人完成了对高台城的层层包围。
　　在与总部联络不上的情况下，我军只得作坚守该城的准备。动员军民抬石头、运沙袋、修筑工事、挖枪眼和收集原始作战工具；加强东西关的防御设施，各以一个连的兵力固守东西两关；各部署一个排扼守城外东南角和西南角的两座小庙，这两座小庙距城墙约400米、略高于城墙，可看见城内情形。
　　1月5日，敌发起进攻，战斗首先在高台城外进行。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两座小庙，企图先占领小庙，窥测城内。我军也力保小庙，守庙战士决心与庙共存亡。尽管敌我双方兵力及装备悬殊极大，但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坚守了一周时间。1月12日，马匪恼羞成怒，集中炮火猛轰两庙，守庙英雄全部壮烈牺牲。我和叶团长在东城墙上眼看东南角小庙里的21名战友在炮火中血肉横飞，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小庙被敌人摧毁后，接着城东西两关也被敌突破。我军提出了“坚守高台，等待援兵，决一死战，争取胜利”的口号，将战线收缩回城内，凭托古城墙决一死战。当时我军弹药奇缺，45团平均每挺重机枪只有200发子弹，轻机枪仅100发，步枪子弹每支只有11发，手榴弹是三人共用两颗。董军长下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分别在距敌200米、100米、50米内才准开枪，达到“弹无虚发”、“每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同时，动员群众献出斧头、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砖石等，用这些原始的冷兵器弥补弹药的不足。
　　我45团调整了守城作战部署：1、2营坚守城墙，3营为团总预备队。团部机关人员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并负责运上城墙供守墙战士使用。各连分为坚守城墙队和反击战斗队。反击战斗队又分为大刀(含杀猪刀、枪刺刀等)队，铁叉(含铁锤、铁耙等)队、木棍队、砖石队和搬运队。当敌人顺着云梯攀爬城墙时，为了节约子弹，战士们用刺刀捅、大刀斧头砍、枪托砸，或将长圆木推下城墙，砸得敌人梯断人坠、鬼哭狼嚎。为了运送和联络方便，各连还修有紧急上城墙的战斗通道；各城垛均编成号码，城墙上各地段也有编号名称，以便于作战。部队自攻克临泽进入高台城后，可以说马未下鞍、人未卸甲，指战员们极度疲劳，只要枪声稍停，瞌睡就来了。为此，我们发明了一种防止睡觉误事的办法：用一根木棍从东传到西，又从西传到东，约半小时来回一次，每个战士都要过一手，以便让战士们时刻保持警觉。我与叶崇本团长等团指挥员从每晚11时起到第二天凌晨穿梭式地在城墙上来回查哨，没有哪一晚睡过3个小时。
　　敌人采取了消耗与疲劳战术，攻城次数一天比一天多，火力也一次比一次猛。我军的弹药所剩无几，又无法得到补充，只得尽量利用原始兵器来杀伤敌人。有一次，敌人用好几架云梯并排齐上，我们等敌人快爬上城墙时，将长长的大木头横着用力推下城墙，砸得云梯上的马匪兵全嚎叫着滚了下去，吓得敌人好久不敢再爬城墙。在守城战斗中，我军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击退了敌人二十余次进攻，打死打伤马匪近千人。
　　敌人发觉我军的子弹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越发猖狂起来，故意派一些骑兵在离城墙很近的地段耀武扬威地来回奔跑，引诱我军打枪，气得战士们直跺脚。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他扼要地总结了战况，调整了守城方案。军长语气坚定地说：“同志们，当前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都是爬过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无数考验的红军战士，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死守高台城!”
　　1月21日天刚破晓，马匪集中兵力与火力，以步、炮、骑各兵种协同作战，对我军进行自攻城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各路敌军纷纷架起云梯，个个头顶铁锅，在督战队机枪的威逼下，蜂拥着、嚎叫着爬上城来。霎时间，呼啸的北风夹杂着喊杀声，城墙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敌人的轮番攻击被我军一次次击退，城墙前遍地尸体和枪支，我45团阵地岿然不动。忽然，一发炮弹在团指挥所附近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左腿。叶团长怕我的负伤影响到部队的战斗情绪，立即令警卫员和卫生员扶我下城墙去卫生所去包扎。
　　我在卫生所刚把伤口包扎好，就听到城西骤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叫。我意识到有情况，叫警卫员出去看个究竟后回来报告。谁知警卫员一去未归，而马匪军的嚎叫声音越来越近，我预感情况不妙，抓起一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出卫生所，一瘸一拐地向城墙走去。当我艰难地穿过一条小巷时，遇到一位中年老乡，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你腿上有伤，快到我家里躲一躲!”说着，他架起我连拖带跑地到了他家，把我藏在低矮狭小潮湿的夹墙内，再三嘱咐我说马匪正在搜捕红军，决不能出夹墙一步，我只得听从他的安排。尽管这位老乡家很穷，但在躲藏期间他给我送了三顿麦糊粥充饥，使我万分感激!同时也深感红军的严明纪律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否则群众怎会对红军伤员冒死相救呢!
　　到了第四天，这位老乡见马匪的搜捕有所放松，便准备将我送出城。傍晚，他将马车底板扳下一块留出一条缝，叫我脸朝下全身扑在底板上，这样鼻子透过小缝可以呼吸。然后，他在我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杂草和猪马粪，伪装成送粪车。临行前，我把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脱下送给了他，他也给我一件破旧的短袖老羊皮袄。
　　马车出西城门时，我们都极为紧张!幸好来往人多，城门口的敌兵也懒懒散散的。他们见那老乡衣衫褴褛，车上的猪马粪又臭气冲天，草草盘问了两句就放行了。
　　老乡将马车赶到一块大麦地时，四顾无人，赶紧掀掉杂草和马粪，扶我下车，说了句：“快走!向西奔!”我在他家时一直藏在夹墙里，未与他交谈过，他叫什么名字也不清楚。匆匆分别之际我问他：“你贵姓?”他答了一声姓“陈”还是姓“谢”我未听清，马车就在苍茫暮色中离去了。他简短的两句话虽不是什么名言壮语，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离开这位善良的老乡后，我强忍着腿上的伤疼，先向西走，后来又朝东走。时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冒着严寒，沿着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脚，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辗转了一夜，天亮时才发现了一个小窝棚。极度饥饿和疲倦交织的我心头一喜，走进去一看，却空无一人。我在这个群众看麦子用的小窝棚内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
　　为了隐蔽，我待天黑后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向东走去。累了，就在雪地里坐一会；困了，就在雪地里躺一躺，冻醒时再上路；饿了，顺手抓起一把雪，强迫自己往肚里咽。就在这无边旷野里，我于饥寒交迫中艰难地寻找着红军。
　　一天早上，我看见不远处有一间小草房，心中又是一阵喜悦。走近一看才知道屋内住着父子俩，是汉族同胞。年近六旬的老人见到面容憔悴的我十分惊讶!他估计我不是坏人，热情招呼我坐下，倒了一碗开水给我喝，接着，又询问我许多事。因初次相遇，我谎称自己是被马匪拉夫到此地的，因不愿替马匪挑担子，被打伤了腿。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还告诉我说东面有马匪兵在与红军打仗。我听后得知自己距离红军不远了，心里很高兴!吃罢他们给的麦饼我不敢久留，告辞而去，在冰天雪地的山沟里隐蔽了一天一夜。祁连山的冬天是难熬的，我遇到一场鹅毛大雪，本来就恶劣的天气冷得让我难以忍受。我只好不停地活动身子，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以避免被冻死。
　　当时，无助的我像一只失群的孤雁。伤痛和饥饿、寒冷与危险时刻在折磨、威胁着我，我随时都有倒毙的可能。但这没有使我丧失信心，相反，我从几位素不相识的群众冒险营救我的行动中，进一步认识到红军赢得了民心，是必胜的军队。
　　苦于不知道部队到底是东返还是西进了?加之地理环境复杂，敌情不明，我在祁连山脚下辗转了数日后，再次回到小草房那父子俩处。他们既热情又不安地留我住了一宿。晚上，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就是红军，腿上的伤是在与马匪作战时留下的，他们听后既惊又喜。原来，这是一户受尽马匪兵压迫的穷苦人家，内心对红军充满盼望之情。我们的心一下子贴近了，变得跟自家人似的。当老人得知我想找红军部队后，主动提出给我带路。我担心被马匪发现而牵连他们，心里很矛盾。老人以为我信不过他，拍着胸脯说一定帮我找到红军，我看他的态度很诚恳，才下定了决心。
　　为了避开敌人视线，我们昼伏夜行。夜幕降临后，老人带着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沿一条坎坷不平的小道走了一整夜。天亮后，我们就在草丛中隐蔽起来。不久，我发现千米外有一队马匪兵向东行进，判断东面肯定有红军。我们沿着祁连山脚向东不停地走啊、走啊。来到一个名叫“倪家营子”的村子时，碰到出来拾柴的几位红军战士。一看见他们，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自己死里逃生，又带伤在荒野雪地里辗转五昼夜，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队伍里!
　　一位指导员热情地领着我俩来到了西路军政治部，我见到了曾日三部长(原系红五军团政委)。曾部长见到我十分高兴!安慰我不要悲伤。随后，我又见到了欧阳毅局长(原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李屏仁参谋长、谢良政委和饶子健等同志。他们见我虎口脱险，又惊又喜又悲怆!因敌情紧张，部队马上要转移，我只是请那位老人在连队吃了一顿饱饭，从部队要了二块现洋、一袋包谷面送给了他。末了，我又从身上脱下短袖老羊皮袄送给老人，以示我的谢恩，我深感礼物太少了!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事我还很内疚。
　　第二天，我见到了徐向前总指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你回来就好，高台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失败!”简短的两句话，寓意深长，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鼓励。
　　后来我才得知高台城失守的原因：在敌人猛攻中，我军43团阵地被敌突破，红军将士们拼死抗敌。正当敌我双方殊死搏斗之际，扩充红军队伍时混进43团的个别坏分子打开了西城门，引狼入室。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与敌人在城内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巷战，大街小巷洒满了红军的鲜血。军长董振堂一直在城墙上指挥部队与敌拼杀，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与两名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是役，除极少数同志脱险外，三千余名将士血洒高台，包括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供给部长傅南荪、卫生部长杨春甫、民运部长盛茂吾、45团团长叶崇本等一批军师团干部，在我军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高台大血战是红军长征后的一场大仗，也是我军战史上一场异常惨烈、悲壮的战斗。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己之敌恶战，坚守孤城达半月之久，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将永载我军战史。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军西路军蒙受了重大损失，我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战员，特别是杰出的战将董振堂军长。1956年，叶剑英元帅在高台悼念英烈时，慨然赋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尔著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