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1年三月，汉宣帝改元神爵，以纪念神爵翔集的祥瑞。神爵，即神雀也，是一种瑞鸟。《汉书·宣帝纪》载：“前年夏，神爵集雍。”神爵之后，接着又是金马碧鸡。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载：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此前，王褒得益州刺史王襄的荐举，作为“文学待诏”，为雅好文学与音乐的汉宣帝写下了《圣主得贤臣颂》《甘泉赋》等名篇，展示了自己非同一般的文学才华，并受到宣帝的赏识，诏令擢拔为谏议大夫。
　　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的消息传来，让宣帝这个中兴之主异常高兴，他自然想到了身为益州人的王褒，派他作为使节迎请金马碧鸡，当最合适。
　　辗转从今天的资阳，费尽千辛万苦到得京城的王褒，不得不领命前往益州，去完成这件皇帝交办的神圣使命，出发的那一刻，他不会想到，自己不仅完不成使命，更病死在迎请金马碧鸡之神的道上。一代辞赋大家的命运终局，实在令人叹惜。

王褒最后的使命

　　汉时益州郡和越雋郡均为益州刺史部所辖，《资治通鉴》所记“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没有明确说是益州郡还是益州刺史部，从地方奏报祥瑞的层级来说，应以益州刺史部为妥。
　　益州郡凡24县，主要为今云南省的大部分区域，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境），与后来的益州行政区划差异甚大。按照《资治通鉴》的注释和《后汉志》的记载，发现“金马碧鸡”之神的具体地方，在益州剌史部的“越雋郡蜻蛉县禺同山”。而《水经注》的记载，也和《资治通鉴》的注释相吻合：“禺同山神有金马、碧鸡，光景倏忽，民多见之。”
　　蜻蛉县禺同山究竟在哪里呢？按照云南籍作家米切若张的考证，即今云南大姚县紫丘山。蜻蛉县本由云南氏族部落“蜻蛉蛮”演变而来，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是越雋郡所辖十五县之一。以当时益州刺史部所辖和随后王褒的长途持节最后病死途中的状况来分析，此说颇为有据。

　　王褒是从他的家乡出发还是从成都出发的呢？他有没有带上那个叫“便了”的童仆？没有可信的史料，我们只能靠猜测和想象，王褒的持节迎请金马碧鸡之神的旅途，一定非常艰辛。以今日成都到姚安近800公里的路况，在汉时至少要走上一个月，加之当时的蜻蛉县属于蛮荒之地，汉朝统治之后，诸蛮不断有叛乱。军事因素加上地理环境，王褒这趟皇差注定是荆棘载途，刀兵满路。加上水土不服，王褒可能在路上就生病了。晚近学人、书法家赵藩在今昆明西山华亭寺题有一联，上联为“谁见碧鸡，玉韫山辉，望祀高文传汉使”，对王褒“阻于道”的境遇颇多哀悯，对汉宣帝迎求金马碧鸡之神的举措也充满善意的批评。
　　民间广泛流传一种说法，王褒大约走到建宁（今西昌境内），即因战争原因不能再前行，为了完成使命，他不得不借助于自己的文学才华，希望以一篇《碧鸡颂》而能让金马碧鸡之神得到感应，随他“归兮翔兮”。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之举。王褒后来病死于迎请金马碧鸡之神的路上，时年40岁。这篇《碧鸡颂》（也称《移金马碧鸡文》）有幸流传下来。据说王褒当时写成此文后，遥望蜻蛉方向而祭拜，以表示敬移“金碧”之意：“持节使王褒，遥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
　　然此文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成都学者赵仁春认为，《汉书·王褒传》没有说王褒是去的途中还是回来的途中去世的，此文又出现得晚，所以，其真实性早有人怀疑。如《成都城坊古迹考》第三百六十二页直接说：“至于后世相传的祭文，乃伪托者。”但王褒此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王褒集》均有载，怀疑是后人伪托，也只能是姑且一说。

汉代祥瑞报告制度

　　其实，金马碧鸡之神，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传说，是地方官员用来讨好皇帝及其帝国的祥瑞心态而编造（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结果当然是永远求而不得。
　　方士的影响，地方的讨好，助长了宣帝的孜孜以求，最后推动了王褒的持节迎请，帝国上下搬演的这么一场闹剧，在今天看来不过一个笑话，但是在当时，却是一项晓喻全国并上下乐意通行的制度。
　　基于各种吉凶之兆是基于天意的古老伦理，祥瑞意识虽然起源很早，但到了汉代才和政治行为有了联系。作为汉代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祥瑞思想在汉代经过理论化和体系化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学说，并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推崇，因此，即便在《資治通鉴》这样严肃的官方史著里，也会处处留下很多发现祥瑞、皇帝大赦天下的记录。（《汉代祥瑞研究》，马剑斌。厦门大学，2006）人们通常认为，董仲舒在《春秋翻露》一书中就提到了这样的祥瑞，如景星、黄龙、甘露（公元前53年即为了证明祥瑞的真实发生而改元为“甘露”）、朱草、醴泉、嘉禾、狱空、凤凰和麒麟。有关汉代的三部史书《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在专门论述天文和五行的内容中都有报告并解释这些征兆的记录。
　　按上引《汉代祥瑞研究》，汉代的祥瑞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繁盛的时期，祥瑞种类繁多、分门别类、各成系统。《前汉纪·序》为此开列如下：“凡祥瑞，黄龙见，凤皇集，麒麟臻，神马出，神鸟翔，神雀集，白虎仁兽获，宝鼎升，宝磬神光见，山称万岁，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连理。”大体可以分为动物、植物、器物以及各类天文地理现象四大类。 　　祥瑞被写入诗文中庆贺，并通过典礼来赞颂宫廷的壮丽与雄伟。尽管已经有很多人怀疑这些迹象是因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但因为祥瑞出现往往对皇帝意味着德政感天，官员和百姓也能从中得到各种赏赐，所以，地方乐于也勤于向朝廷报告发现祥瑞的情况，以得到朝廷的赏赐。如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前者，凤凰甘露降集，甘泉涌流，枯木逢春，神光并见，俱受祯祥，宜赦天下，减民赋算三十钱。赏赐各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等。赐百姓爵一级，赐女子每百户牛酒若干，赐鳏寡孤独高年布帛若干。”
　　由此，帝国上下都希望祥瑞的真实存在，地方当然更乐意于及时报告新近发生的祥瑞，而即便这样的祥瑞并没有发生，有时候也不免制造一些祥瑞出来，讨巧讨好，即便这些祥瑞最后并无人证物证，不了了之，也不会被认真追究。
　　王褒所迎请的“金马碧鸡之神”，按大的分类，属动物类。分开来看，“金马”属于兽类，而“碧鸡”则属于禽类。在马剑斌的《汉代祥瑞研究》所列具体的四大分类里，并没有看到明确指称的“金马”和“碧鸡”，但有“龙马”、“天马”、“白马”和“白雉”、“凤凰”等，其分类近似。根据《汉代祥瑞研究》一文附录的图版，证明汉代时人们对这些祥瑞不仅出于想象，还有具体的形象勾勒，以表示它们的真实存在，这当然是艺术的想象和加工的结果。

金马碧鸡的文化嫁接

　　上文论述报告发现“金马碧鸡之神”祥瑞及王褒迎请的地方在汉时的越雋郡蜻蛉县，即今天的大姚县。但今天标以“金马”、“碧鸡”之类的地名，除了大姚有金碧镇和作为“金马碧鸡”发源地的赵家店镇之外，川滇两地还有很多，最有名的当然是作为名胜古迹的昆明金马碧鸡坊以及成都望江楼公园的碧鸡坊和彭州市丽春镇碧鸡村作为碧鸡神祠遗存的武显寺。
　　那么，金马碧鸡准确属地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认识这些“金马碧鸡”的历史遗存？
　　先来看大姚县这个发源地。大姚金碧镇系“金马碧鸡”之简称，其名源于城东20公里的禺同山（今紫丘山），相传在西汉时曾出现“金马”、“碧鸡”的山光景色印象，金碧镇因此而得名。而赵家店镇禺同山则被大姚人认为是“金马碧鸡”幻影初现地。

　　大姚离昆明270多公里，“金马碧鸡”又是如何从大姚飞入昆明，并在昆明长期驻留和文化固化的呢？
　　米张若切认为，金马碧鸡从汉代的祥瑞发展为后代的一种文化，经过文字的陪嫁，飞出了大姚的禺同山，昆明的金马碧鸡坊，相当大一部分就是文化陪嫁的结果。
　　文化陪嫁之外，还跟唐代历史上云南政治、文化中心东移昆明不无关系。
　　“公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派其子凤伽异，在昆明筑拓东城。随之，云南政治、文化中心逐渐东移昆明。从洱海到滇池，南诏王阁罗凤、凤伽异父子从必经之地姚州带走金马碧鸡，有意无意之间完成了王褒未尽的使命，金马碧鸡于是从滇中嫁移昆明，从此，金马碧鸡与滇池海枯石烂，不离不弃了。”
　　南诏王阁罗凤、凤伽异父子是聪明人，大姚的“金马碧鸡”幻影是带不走的，但可以将其文化符号化并为政治教化服务，王褒迫于皇差的庄严压力，缺乏这样的灵活应变，所以无功而送命，实在也是时代的悲剧。
　　成书于明朝景泰六年的《云南图经志书》是由时任云南布政司右布政使陈文编撰的，后来直送朝廷，其中的卷一“山川”提到了“金马山”和“碧鸡关”。以陈文作为史家的权威性和《云南图经志书》的影响，“金马碧鸡”得以进一步坐实在昆明。
　　因大议礼之争而贬至云南的成都著名文人杨慎对于金马碧鸡在昆明的文化固化也有功绩。在滇期间，杨慎移王褒的金马碧鸡文于昆明西山石崖之上，且题字如下，“爰纠汉字，用彪汉词，滇之文献，尚考于斯。”意思是，这就是金马碧鸡之神在昆明最早的文献。
　　杨慎的题字掩饰不住自己对昆明的喜爱，却忽略了成都才是金马碧鸡神的传奇起点。好在陈文的《云南图经志书》里，留下了另一个有意思的线索：“褒至蜀，惮其路遥，望而祭之，故今成都亦有‘金马’、‘碧鸡’二坊，盖诸本此也。”
　　成都的碧鸡坊、金马坊，最早见于记录是李膺的《益州记》：“古时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日碧鸡坊。”此名之设置，显然与唐时纪念王褒寻金马碧鸡之事迹相关，但具体位置在哪里，文献记录有差异。按杜甫《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所云，其位置当在成都，西郊靠近浣花溪。“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从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前四句，可推碧鸡坊在今百花潭公园区域。稍晚的范成大在《醉落魄·海棠》中如是记录：“碧鸡坊里花如屋。燕王宫下花成谷。不须悔唱关山曲。只为海棠，也合来西蜀。”可证杜黄诗证无误。
　　传薛涛曾住碧鸡坊，今望江楼公园吟诗楼有碧鸡园，当为纪念女校书而名。南宋蜀人王灼在他的词曲评论笔记《碧鸡漫志》序里提到的碧鸡坊，也可对应佐证范成大所记的可靠性：“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從张家的海棠之盛，可以对证范成大的“碧鸡坊里花如屋”。
　　如此，成都碧鸡坊的具体位置不难勾勒，即今天的百花潭公园一带。一说在今成都东胜街，两地相近，可以确证今天望江公园的碧鸡坊不是唐时成都碧鸡坊旧址。

寡妇杨惠

　　寡妇杨惠在金马碧鸡之神的历史里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王褒那篇《僮约》所记，这个风情万种的寡妇可能真实存在的人物。王褒被益州刺史王襄赏识并在成都作客流连的时间里，可能就和寡妇杨惠认识并好上了。在他那篇著名的《僮约》里，开篇点到了杨惠所居之地：“以事到湔……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湔”是都江堰的古称。安志里在西汉时属成都县辖，《蜀中广记》卷五十一说该地明代为温江东八里。按今日温江、郫都、彭州、崇州、都江堰行政区划，五地在历史上多有分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理出一个清晰的行政区划调整变化线索，实非易事，但王褒与寡妇杨惠的交往却是客观的事实。 　　王褒奉宣帝命持节迎请金马碧鸡，从成都出发前一定在杨惠家里多有逗留，他的皇差和金马碧鸡的传说在当时的温江民间广为流传，“金马”“碧鸡”之名的文化嫁接在这个区域。作家杜荣辉研究认为，王褒是在杨惠家逗留时，写成了《移金马碧鸡文》，并于三渡水江畔遥祭金马碧鸡之神，并没有走到西昌那么远。但王褒在西蜀祭祀金马碧鸡之神的事迹确曾在川西地区广为流传，如嘉庆版《崇宁县志》便有“（王褒）曾到唐昌招告蜀人来归，并作祭金马碧鸡文”的记载。今金马河、温江永盛镇连二里市金马河西岸古渡口的碧鸡台，皆为王褒在温江杨惠处逗留时的文化遗留。
　　最大的文化遗留是位于今日彭州丽春镇的碧鸡村和武显寺。2018年10月17日，在赵仁春的陪同下，我曾踏勘了碧鸡村及武显寺。此地和郫都区战旗村一江之隔，方位与温江、都江堰相临接，与《蜀中广记》所记安志里位于“温江东八里”基本相符，想来杨惠当年所居的安志里便是今日碧鸡村所在区域，而武显寺则是当年的碧鸡神祠无疑。

　　蜀人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九年对金马碧鸡神祠有如下记录：“是月，名永宁道江县金马碧鸡神祠日昭应。”大意是宋高宗赵构命名金马碧鸡祠为昭应，这可能是温郫都一代的金马碧鸡祠最早出现在官方文献里。赵仁春认为：“永宁导江”应当是“崇宁导江”之误。因“碧鸡祠”分属崇宁县和导江县境内。
　　明陆应阳所辑《广舆记》中也有相关记载：金马山，在四川成都府崇宁县，上有金马碧鸡神祠。民国《崇宁县志》载：“碧鸡祠在县北七里，即汉时祀金马碧鸡之神处，今为五显庙。光绪中，昭觉寺方丈欲驻锡于此，大兴庙宇，复署日碧鸡祠，以志王子渊（王褒字子渊）先生遗迹。”
　　民国时，崇宁县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郫都区西北部及都江堰市、彭州市部分区域，所以，今彭州丽春镇碧鸡村和武显庙所在的位置，很大可能就是汉时的安志里。虽然这个金马碧鸡祠究竟建于何时已失考，但可以推断，益州刺史部在王褒死后为其修建了这座神祠。
　　追根溯源，今日彭州丽春镇碧鸡村的武显庙，实即王褒去世后所修建的金马碧鸡祠。寡妇杨惠当年对王褒的接纳，除了留下一小部分香艳的民间谈资外，更多是《僮约》和《移金马碧鸡文》这样的千古辞章，以及金马碧鸡祠这个文化遗存。这大约也是王褒自己不会意料得到的吧。

彭州古碧鸡祠的变迁

　　按照赵仁春的研究，他认为成都温郫都彭崇一带实不止一处金马碧鸡祠。据崇宁和灌县两县县志记载，清代金马场和崇宁县都有碧鸡祠。上碧鸡祠在金马场以北童子山，中碧鸡祠在金马场街上，下碧鸡祠在旧崇宁县境内，今丽春镇碧鸡村武显寺，原又名五显庙者。可惜上碧鸡祠和中碧鸡祠今天都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下碧鸡祠穿越岁月，得到了有限的烟火保留。
　　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金马碧鸡神祠的祭祀主体不唯是这个虚幻的神灵，而是随着地方社会的宗教信仰的变化而变化，当然，统治者也愿意顺应地方民众的信仰需求，而顺水推舟地赐名赐号。上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关于金马碧鸡神祠赐名昭应即是此中之义。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远国在《论巴蜀地区的川主、二郎信仰》一文中，对“昭应”的名之得来有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研究，他认为，川主和灌口二郎神在汴京受到崇奉，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祈水疗病，显灵京师。这个信仰从北宋后期一直持续到南宋，赵家皇室也不断给川主和二郎神各种封号，有记录的就有，元祐二年七月封李冰为“应感公”，崇宁二年加封“昭惠灵显王”，大观二年封“灵应公”，崇德三年二月封“英惠王”，政和八年八月改封“昭惠灵显真人”，绍兴二十七年九月加封为“广佑英惠王”，乾道四年五月加封“昭应灵公”。
　　由此可知，宋时成都的金马碧鸡神祠，祭祀的已经不是金马碧鸡之神，而是川主李冰和其子二郎。至于后来改五显庙和武显庙，可能都跟出资人以及住持的信仰有关。
　　云南昆明西山的金马碧鸡遗存，在唐宋时期，其祭祀主体由早期先民自发崇拜的动物神祗变为金马碧鸡拟化的佛教人物阿育王太子，这跟唐代佛教传入云南有很大关系。
　　今日彭州丽春镇碧鸡村武显庙有三重大殿聚合，大雄宝殿正殿主梁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光绪年间的住持明照禅师和时任川督丁宝桢的捐修题名。这个主梁记录，便将古碧雞祠的历史有效地联系了起来。
　　明照禅师即光绪年间昭觉寺的方丈明照通朗，他是古崇宁县人，当时在四川佛教界威望极高。光绪年间，通朗曾回家乡，运用自己在宗教和政界的影响力，重修已经颓败的碧鸡祠，名曰“古碧鸡祠”。
　　现任住持通僧禅师于2010年驻锡于此，十多年间，他四处化缘，使武显寺的建筑不断扩张延伸。寺内有缅甸商人捐刻的墨金玉石狮子一对及铜雕佛塔一座，是武显庙的镇庙之宝。
　　在大雄宝殿的一侧，一树曼陀罗花已开到荼蘼。在印度，曼陀罗花被称为天界之花，在佛经中，它是适宜的意思，包含着超然觉悟，并幻化无穷的精神。从可考的存在时间算起，这座古碧鸡祠已经有了近千年历史，沧桑风雨，兴废更替，曼陀罗花成为它遗存至今的最好见证。
　　（有关文史资料据《资治通鉴》、《王褒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感谢赵仁春、马千笑提供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