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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小说《云中记》以地震后即将消失的藏族村庄废墟为依托,通过对废墟、史诗、仪式、生活诸多图像的叙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灾难伤痛洗礼的人物艰难的精神整合历程。阿来以记忆性复现和想象性重构的图像叙述方式达成人物的主体性构建,实现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
图像叙述视域中的阿来小说《云中记》研究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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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小说《云中记》以地震后即将消失的藏族村庄废墟为依托,通过对废墟、史诗、仪式、生活诸多图像的叙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灾难伤痛洗礼的人物艰难的精神整合历程。阿来以记忆性复现和想象性重构的图像叙述方式达成人物的主体性构建,实现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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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东盟艺术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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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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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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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格斯尔》是由独立流传的单部及多部本组合而成的长篇史诗,在组合、编纂过程中,一些诗部体现出不同于传统史诗诗部的非典型特征,这些非典型特征往往隐含着其形成原因和特殊的功能。“勇士复活之部”就是一部结构、主题、情节均体现出非典型特征的诗部。文章对其结构进行分析,提出此章非典型结构的形成是以独特的功能为导向,即该结构促使叙事内容和抒情诗歌的传统功能发生了转变,使其简单情节成为独立诗部的同时,在蒙古文《格斯尔》传记体书面文本形成过程中,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以及回归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逻辑功能。
空行母作为藏传佛教的神祇,被一些西方学者描述为“女权主义者的圣骑士”和“阿尼玛”。从本位文化中去体认和检验西方学人的空行母观,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用“文化的位移”“文化的接受”和“前理解”等来阐述。西方人的空行母研究有助于对本土文化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我们熟视无睹的事象所做出的细致阐述,弥补了我们尚未注意和研究的民族宗教、文化现象。
鬼传说必须使用的核心结构为“异常事件”和“解释”,二者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文本内部逻辑的自圆其说,更可强化叙事的真实性与恐怖感。此外,鬼传说也存在“辅助结构”,即用以陪衬核心结构的分支情节,依内容可分为“回声”“布景”“休止符”三种。视不同的叙事需求,辅助结构可择一或任意地与核心结构进行组合搭配。通过交叉验证古今鬼传说的核心结构和辅助结构,可看出我国鬼传说在情节使用上的传承现象。
元末进士偰逊为避红巾之乱携家入高丽,家族成员遂成为高丽的归化人,偰逊儿孙有四人考中高丽-朝鲜进士,成为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文坛名人。半岛文人对偰氏五进士的汉语诗文创作感到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创作灵感,在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上进行了模仿。半岛文人熟悉偰氏的家族、民族文化后,对其作品进行了品评。偰氏的文学交游跨越了民族、国家间的藩篱,客观上为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清末名家郑文焯论词,主情致、风骨并尊而尤重风骨。其生平简淡,旁通群艺,养成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艺术化人生态度及创作心理;遣词用语延续本色词艺术传统,擅长发挥各类感觉间的张力,抒写人生冲突性感受;由清丽到清寒的冷色调,源自他清独体验,呈现出一种由人境、物境至仙境的层深创构的词境特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貌。盛唐以后“移风骨之赏于情致”的诗歌审美趣味,转移至新兴的词体艺术之中。随着词史演进,移情致之赏于风骨,又成为词学批评风尚,郑文焯词学彰显出鲜明的词史意义。
乌尔恭阿是清中期重要的宗室诗人,较之前期宗室诗人而言,他无论是在个人英豪性情的抒写上,还是在融入民族历史与地域风情的创作手法上,皆有长足进步,是满族文学“写出真我”这一重要诉求所结的硕果之一。乌尔恭阿早年学宋,中年兼取宋、明,晚年面对日衰的时局,他推隆诗道,这在本质上与中唐韩、柳诸子救衰之旨相同,故其诗有中唐风味。乌尔恭阿在宗向与诗风上的转变,揭示出清中期宗室诗歌有向“宋”转、向“宗”转、向“道”转的三种趋势。
元好问重视碑志文,积极为金元各类人物撰写碑志。金哀宗天兴年间,是元好问碑志文体功用观的形成期。元好问的碑志,由对个人的纪德褒美转到存一代之史,从对个人命运的哀挽,扩大到对整个时代的伤悼,这是文学史上碑志文功用观的一次提升。碑志文最难做到适当得体,元好问碑志行文以事实为依据,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在颂美与史实之间取得平衡。正因为此,他的碑志文做到正大明达,法度谨严,成为典范。
《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编成于民国初年,保存了一百种子弟书的目录,是子弟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结集。但编者署名曰金台三畏氏,姓氏长期未明。今可考得《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的编者为满洲镶黄旗的蕴和,富察氏。入民国后,满人冠姓、更名、改籍。蕴和始以富察氏之富为姓,以字号竹泉为名,籍隶宛平,改名作富竹泉。他的《自题画石》一诗,为人引据为曹雪芹佚著,在红学界中引起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绿棠吟馆子弟书选》一书对子弟书的编排和分类上有创新之处,在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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