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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是双方在经济领域争论的焦点，并且在程度上愈演愈烈，范围上逐渐扩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就成了美国绑架中国的绳索，然而细分析来看，其责任不完全在于中国。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顺差额占全球总额的26.6％；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占全球总额的34.2％。与贸易不平衡直接相关的是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等贸易争端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的问题，对华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最主要依据。在更广范围上看，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涉及两国的就业问题、环保问题(如美国新近提出的碳关税政策)、出口管制政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可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影响双方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一个轴心问题。中美贸易为何长期存在不平衡，而且顺差额愈来愈大?各方观点莫衷一是。而美方关于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理论和论断是其站在自身角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很多观点不尽合理。本文试着站在客观、中立角度从五个方面对中国贸易长期不平衡问题做了深度的剖析，以揭开中美贸易不平衡之谜。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国际分工是双方贸易不平衡的基础性原因
经济互补性指两个经济体在资源享赋、技术和知识水平、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和相互补充，包括贸易互补性、投资互补性等。根据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理论等，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越强，双方进行国际贸易的动机就越强，产生贸易逆差和顺差的可能性也越大。
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美国的核心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环境容量较大，人均土地、矿产和淡水等资源丰富。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高，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中国的核心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低，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是：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竞争力较弱，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美国差。
上述中美两国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体现在国际分工上，就表现为中国主要参与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加工组装、低附加值的配套产品的生产；表现在行业上，集中在轻纺、制鞋、家具、家电、机械制造等，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美国在两国的国际分工中主要参与研究开发、标准制定、品牌输出、专利输出、资本投入等高附加值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两侧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显示出较强的相对优势，这成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存在的、主要的产品结构因素。造成上述国际分工格局的根源在于中国属于典型的中低端劳动力丰裕型国家，而美国则属于知识、技术、资金和高级劳动力丰裕型国家。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还体现在美国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与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造成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深层经济原因之一。近十几年以来到金融危机以前，在积极的消费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内需和外需型消费快速增长，储蓄率不断走低，其国内相对储蓄不足。美国的国内投资占GDP比重始终高于储蓄占GDP比重，并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由1975-1982年的年均0.6％扩大到2007年的5.4％，美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越来越大，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根据储蓄一投资缺口理论，储蓄的不足只能由外国储蓄流入来弥补，结果带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因此，美国经常账户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FDI和国际产业转移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促使大批来自东亚和欧美的制造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中国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低成本生产要素、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惠的外资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大量外商投资，逐渐形成了加工组装、生产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生产加工基地。据国家商务部统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1990年只有34.87亿美元，2009年达到900.33亿元，增长了26倍。外国资金的大量涌入，体现在实体产业上就是外国公司纷纷将其生产制造的部分环节乃至整个生产链转移到中。FDI引领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加深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根据国家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在华外资企业的顺差额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8年的9.77％上升到2008年的57.22％，2009年1～7月达到61.94％，占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83％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75％的电子产品出口均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其中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中，90％以上是外资企业主导。如果在中国对美出口额中扣除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家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以及美资在华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则中美贸易顺差将大幅较少。另一方面，从贸易利益角度看，在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对美出口产品中，大部分增值都回报给了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很小比例的加工费，即劳动力价格，粗略估算，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2％～3％左右。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通过三种效应，推动了中美贸易顺差的产生。即：贸易互补效应、进口替代效应、顺差转移效应。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渐扩大。
第一，贸易互补效应是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大量返销投资国国内市场，产生了扩大中国出口和顺差的效应。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外销比例超过50％，且其比重呈现不断走高趋势，这其中返销回美国本土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带来了较明显的贸易互补效应。
第二，进口替代效应是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取代投资国本国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大量销售，减少中国对外进口。美国投资企业生产的大量商品在在华直接销售，必然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第三，顺差转移效应的含义是指，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 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将这些国家原有的对美出口加工制造产业转移到中国，同时将这些投资国原有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中国，这是贸易转移效应中的一种，这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顺差额。
另外，美国学者Bruker(2000)的研究也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可见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产生了较明显的贸易互补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Taikunji(2004)研究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飘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足足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制度性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控制敏感设备、软件和技术出口视为自身的使命，以达到提升美国国家安全、改善外部环境的目的。近几年来，尽管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与发展，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呈加严趋势。2007年6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新政策。把原来笼统的大类分解成更具体、易操作的20类。规定包括：第一，扩大了对华军事用途出口许可证商品范围。第二，扩大了要求中国商务部出具最终用户说明的范围。第三，新设立“经验证最终用户”(VEU)授权制度。美国出口商向获得VEU的中国最终用户出口符合条件的产品可以免于申请出口许可证。该项新规定增加了部分档次较低的纤维材料、数控机床和电子设备等47项原本对华出口不需许可证的物项，扩大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增加了交易成本，增大了交易风险，给两国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带来了更多障碍。
近十年来，世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10％以上。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贸易格局中，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贸易的1／3以上。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贸易大国，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和技术实力与美国相差悬殊，并且中国正处经济高速增长期，所需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转让市场庞大。所以从双方优势对比情况看，美国在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双方现实的贸易情况却与之相反，近年来，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与一般产品贸易一样，呈现逆差状况，2007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达676.57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200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美国不合理的出口限制政策对美国半导体零部件、非破坏性测试(NDT)设备、材料处理设备等产品对华出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约800亿美元，其中自美进口117亿美元。占18.3％；而2008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约为3400亿美元，其中自美进口241.2亿美元，所占比重下降至7％，低于欧盟占比9％和日本占比14％。如果美方能保持18_3％的占比，则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可以增加600多亿美元。中国自欧盟进口高新技术产品2008年比2001年增长了168％，自日本进口增长了283％，而自美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仅为106％。而在此期间，美国高技术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并没有下降，而是在不断增强的。造成上述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缓慢和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美国企业因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失去了许多潜在的贸易机会，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这一损失远远大于被拒的许可证数字所能反映的金额。第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苛刻，条目繁多，申请许可证的步骤繁琐，这直接对中国引进高新技术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在许可证审查和最终用户证明方面监察过于严格，也使民用最终用途的对华出口显得困难重重。第三，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贸易统计差异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观方面原因
中美双边贸易统计的最大差异来自中国对美的出口额统计，约占整体统计差异的80％-90％，而双方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统计上的差异不太明显。近年来，中国对美的出口额的统计差异随双边贸易规模的增长而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贸易统计制度设计的差异；二是对有关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规则认定的不同意见。
第一，关于贸易统计制度。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这是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大于中方。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记入中国对美的出口，这也夸大了中国对美出口额。此外，美国规定对小额的贸易数据不纳入统计范畴，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
第二，关于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规则。香港的转口贸易及转口的增加值是造成中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额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杨汝岱(2008)的研究表明，依据香港转口贸易数据，对中美两国官方关于双边贸易额的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后两国1998年以前双边贸易平衡数据的差距比原始差距减少60％，1998年以后减少40％，这对如何理解中美贸易逆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2010年3月，中美两国商务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该报告选取了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中美贸易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2000-2006年，按照美方统计，美国自华进口从1001亿美元增至2878亿美元；按照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从521亿美元增至2035亿美元。可见，双方在中国对美出口方面的统计差异从480亿美元扩至843亿美元，贸易统计差异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大，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而同期，对中国从美国进口额的统计差异从61亿美元减至40亿美元。
该研究报告认为造成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中国出口的货物经第三地转运。中国对美出口的货物中，一部分先被运至韩国、香港地区、墨西哥等地。再被转运至美国，这种运输方式会使双边统计产生差异。这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当货物经第三地转口时，往往被重新包装、简单加工或直接加价，进而产生增值；二是部分货物在中国报关时被报作对中转地的出 口，但最后被转运至美国，美国按原产地规则记为自华进口。2006年，以上两种情形导致的贸易统计差异达44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统计差异的52％。
第二，直接贸易统计差异日益显著，主要是由于双方报价方式不同造成的。随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直接贸易成为双边贸易的主要方式，其中产生的统计差异也日益显著，2006年为402亿美元，占总体差异的48％。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出口额中约60％为加工贸易商品。中国加工企业通常只负责接单生产，不掌控设计、销售等环节，中方出口报关价格因此会低于美方加价后的进口报关价格，进而导致美方进口额大于中方出口额。
第三，中美双方在海关统计当中有一些数据加工处理的的方法上，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统计辖区上，美国将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作为美国的海关关境，对华的贸易统计中包含了这两个地区的数据，而中国将上述两个地区视为单独行政区，与他们之间的贸易额不计入对美的贸易额，由此也造成了一量的统计差异。
对这几个方面的统计差异因素进行量化调整后，美方自华进口规模及双方统计差异会出现明显缩减。以2006年为例，中方统计的对美出口从2035亿美元调为2005亿美元，减小2％；美方统计的自华进口从2878亿美元调为2247亿美元，减小22％；双方统计差异相应由843亿美元调为242亿美元。这样可以估算出美方在对华贸易的逆差就由原来美方统计的2326亿美元调减为1734亿美元，减少26％。
服务贸易是研究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传统研究，也大都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往往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割裂开进行研究。但是应该看到，虽然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存在较大顺差额，但是在服务贸易领域，情况却相反，美国的竞争力远强于我国。近十几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59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只有61亿美元，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98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因此研究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必须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方面作为整体，综合加以研究。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也是主要的服务贸易盈余国之一，其服务贸易顺差对填补货物贸易逆差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服务行业目前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3％，创造了全社会就业中的85％。而中国的服务业当前在GDP中占的比重只有40％，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仅排世界第五位，与货物贸易出口排名世界第一有较大差距。美国服务贸易优势行业包括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在中国人世后，美国积极敦促中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部分抵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国也通过履行人世承诺，相继逐渐开放了包括金融、物流、保险、咨询等在内的多个服务行业。另外由于服务贸易统计较货物贸易难度大，误差和遗漏比较多，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可能存在较大的低估。如果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考虑在内，那么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规模会大幅度降低。
造成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有：
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低，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强近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是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相比仍显落后。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排名世界第1位，GDP总量排名世界第3位。而服务出口仅排名第5位。从整体上看，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服务行业当前在GDP中占的比重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达到的70％。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仍处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服务业目前还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高，属于比较劣势。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中国虽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但专业化的高级人才较少，服务出口中的知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这导致了中国难以占据国际价值链条的高端，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能力的提升。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高，但大多从事的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据测算，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增加—人，所引起的服务出口收入增长幅度是中国的2倍，这说明美国服务业就业的出口收入效应明显好于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中高级人力资本状况较落后，人力资本价值较低。
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垄断现象依然存在首先，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仍然不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是在人世后才真正开始试点、循序渐进的开放的，开放的步伐不是很快。在金融保险、通讯、交通、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服务等领域，至今仍保持着较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中国服务业的外资比重偏低。其次，一些重要服务行业的市场竞争还不充分，行业垄断现象依然存在。我国的重要服务领域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据统计，在全社会国有资产分布中，交通运输、通信、金融、房地产等重要服务行业的国有资产比例高达70％以上，即在这些服务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主体地位。虽然我国部分垄断性服务行业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同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这一领域的改革还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通信、电力、银行、保险、民航、铁路等产业还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顺差额占全球总额的26.6％；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占全球总额的34.2％。与贸易不平衡直接相关的是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等贸易争端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的问题，对华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最主要依据。在更广范围上看，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涉及两国的就业问题、环保问题(如美国新近提出的碳关税政策)、出口管制政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可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影响双方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一个轴心问题。中美贸易为何长期存在不平衡，而且顺差额愈来愈大?各方观点莫衷一是。而美方关于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理论和论断是其站在自身角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很多观点不尽合理。本文试着站在客观、中立角度从五个方面对中国贸易长期不平衡问题做了深度的剖析，以揭开中美贸易不平衡之谜。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国际分工是双方贸易不平衡的基础性原因
经济互补性指两个经济体在资源享赋、技术和知识水平、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和相互补充，包括贸易互补性、投资互补性等。根据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理论等，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越强，双方进行国际贸易的动机就越强，产生贸易逆差和顺差的可能性也越大。
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美国的核心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环境容量较大，人均土地、矿产和淡水等资源丰富。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高，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中国的核心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低，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是：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竞争力较弱，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美国差。
上述中美两国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体现在国际分工上，就表现为中国主要参与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加工组装、低附加值的配套产品的生产；表现在行业上，集中在轻纺、制鞋、家具、家电、机械制造等，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美国在两国的国际分工中主要参与研究开发、标准制定、品牌输出、专利输出、资本投入等高附加值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两侧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显示出较强的相对优势，这成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存在的、主要的产品结构因素。造成上述国际分工格局的根源在于中国属于典型的中低端劳动力丰裕型国家，而美国则属于知识、技术、资金和高级劳动力丰裕型国家。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还体现在美国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与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造成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深层经济原因之一。近十几年以来到金融危机以前，在积极的消费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内需和外需型消费快速增长，储蓄率不断走低，其国内相对储蓄不足。美国的国内投资占GDP比重始终高于储蓄占GDP比重，并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由1975-1982年的年均0.6％扩大到2007年的5.4％，美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越来越大，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根据储蓄一投资缺口理论，储蓄的不足只能由外国储蓄流入来弥补，结果带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因此，美国经常账户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FDI和国际产业转移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促使大批来自东亚和欧美的制造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中国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低成本生产要素、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惠的外资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大量外商投资，逐渐形成了加工组装、生产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生产加工基地。据国家商务部统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1990年只有34.87亿美元，2009年达到900.33亿元，增长了26倍。外国资金的大量涌入，体现在实体产业上就是外国公司纷纷将其生产制造的部分环节乃至整个生产链转移到中。FDI引领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加深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根据国家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在华外资企业的顺差额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8年的9.77％上升到2008年的57.22％，2009年1～7月达到61.94％，占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83％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75％的电子产品出口均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其中出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中，90％以上是外资企业主导。如果在中国对美出口额中扣除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家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以及美资在华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则中美贸易顺差将大幅较少。另一方面，从贸易利益角度看，在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对美出口产品中，大部分增值都回报给了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很小比例的加工费，即劳动力价格，粗略估算，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2％～3％左右。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通过三种效应，推动了中美贸易顺差的产生。即：贸易互补效应、进口替代效应、顺差转移效应。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渐扩大。
第一，贸易互补效应是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大量返销投资国国内市场，产生了扩大中国出口和顺差的效应。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外销比例超过50％，且其比重呈现不断走高趋势，这其中返销回美国本土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带来了较明显的贸易互补效应。
第二，进口替代效应是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取代投资国本国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大量销售，减少中国对外进口。美国投资企业生产的大量商品在在华直接销售，必然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第三，顺差转移效应的含义是指，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 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将这些国家原有的对美出口加工制造产业转移到中国，同时将这些投资国原有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中国，这是贸易转移效应中的一种，这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顺差额。
另外，美国学者Bruker(2000)的研究也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可见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产生了较明显的贸易互补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Taikunji(2004)研究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飘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足足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制度性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控制敏感设备、软件和技术出口视为自身的使命，以达到提升美国国家安全、改善外部环境的目的。近几年来，尽管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与发展，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呈加严趋势。2007年6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新政策。把原来笼统的大类分解成更具体、易操作的20类。规定包括：第一，扩大了对华军事用途出口许可证商品范围。第二，扩大了要求中国商务部出具最终用户说明的范围。第三，新设立“经验证最终用户”(VEU)授权制度。美国出口商向获得VEU的中国最终用户出口符合条件的产品可以免于申请出口许可证。该项新规定增加了部分档次较低的纤维材料、数控机床和电子设备等47项原本对华出口不需许可证的物项，扩大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增加了交易成本，增大了交易风险，给两国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带来了更多障碍。
近十年来，世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10％以上。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贸易格局中，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贸易的1／3以上。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贸易大国，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和技术实力与美国相差悬殊，并且中国正处经济高速增长期，所需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转让市场庞大。所以从双方优势对比情况看，美国在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双方现实的贸易情况却与之相反，近年来，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与一般产品贸易一样，呈现逆差状况，2007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达676.57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200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美国不合理的出口限制政策对美国半导体零部件、非破坏性测试(NDT)设备、材料处理设备等产品对华出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约800亿美元，其中自美进口117亿美元。占18.3％；而2008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约为3400亿美元，其中自美进口241.2亿美元，所占比重下降至7％，低于欧盟占比9％和日本占比14％。如果美方能保持18_3％的占比，则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可以增加600多亿美元。中国自欧盟进口高新技术产品2008年比2001年增长了168％，自日本进口增长了283％，而自美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仅为106％。而在此期间，美国高技术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并没有下降，而是在不断增强的。造成上述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缓慢和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美国企业因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失去了许多潜在的贸易机会，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这一损失远远大于被拒的许可证数字所能反映的金额。第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苛刻，条目繁多，申请许可证的步骤繁琐，这直接对中国引进高新技术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在许可证审查和最终用户证明方面监察过于严格，也使民用最终用途的对华出口显得困难重重。第三，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贸易统计差异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观方面原因
中美双边贸易统计的最大差异来自中国对美的出口额统计，约占整体统计差异的80％-90％，而双方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统计上的差异不太明显。近年来，中国对美的出口额的统计差异随双边贸易规模的增长而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贸易统计制度设计的差异；二是对有关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规则认定的不同意见。
第一，关于贸易统计制度。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这是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大于中方。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记入中国对美的出口，这也夸大了中国对美出口额。此外，美国规定对小额的贸易数据不纳入统计范畴，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
第二，关于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规则。香港的转口贸易及转口的增加值是造成中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额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杨汝岱(2008)的研究表明，依据香港转口贸易数据，对中美两国官方关于双边贸易额的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后两国1998年以前双边贸易平衡数据的差距比原始差距减少60％，1998年以后减少40％，这对如何理解中美贸易逆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2010年3月，中美两国商务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该报告选取了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中美贸易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2000-2006年，按照美方统计，美国自华进口从1001亿美元增至2878亿美元；按照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从521亿美元增至2035亿美元。可见，双方在中国对美出口方面的统计差异从480亿美元扩至843亿美元，贸易统计差异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大，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而同期，对中国从美国进口额的统计差异从61亿美元减至40亿美元。
该研究报告认为造成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中国出口的货物经第三地转运。中国对美出口的货物中，一部分先被运至韩国、香港地区、墨西哥等地。再被转运至美国，这种运输方式会使双边统计产生差异。这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当货物经第三地转口时，往往被重新包装、简单加工或直接加价，进而产生增值；二是部分货物在中国报关时被报作对中转地的出 口，但最后被转运至美国，美国按原产地规则记为自华进口。2006年，以上两种情形导致的贸易统计差异达44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统计差异的52％。
第二，直接贸易统计差异日益显著，主要是由于双方报价方式不同造成的。随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直接贸易成为双边贸易的主要方式，其中产生的统计差异也日益显著，2006年为402亿美元，占总体差异的48％。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出口额中约60％为加工贸易商品。中国加工企业通常只负责接单生产，不掌控设计、销售等环节，中方出口报关价格因此会低于美方加价后的进口报关价格，进而导致美方进口额大于中方出口额。
第三，中美双方在海关统计当中有一些数据加工处理的的方法上，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统计辖区上，美国将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作为美国的海关关境，对华的贸易统计中包含了这两个地区的数据，而中国将上述两个地区视为单独行政区，与他们之间的贸易额不计入对美的贸易额，由此也造成了一量的统计差异。
对这几个方面的统计差异因素进行量化调整后，美方自华进口规模及双方统计差异会出现明显缩减。以2006年为例，中方统计的对美出口从2035亿美元调为2005亿美元，减小2％；美方统计的自华进口从2878亿美元调为2247亿美元，减小22％；双方统计差异相应由843亿美元调为242亿美元。这样可以估算出美方在对华贸易的逆差就由原来美方统计的2326亿美元调减为1734亿美元，减少26％。
服务贸易是研究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传统研究，也大都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往往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割裂开进行研究。但是应该看到，虽然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存在较大顺差额，但是在服务贸易领域，情况却相反，美国的竞争力远强于我国。近十几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59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只有61亿美元，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98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因此研究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必须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方面作为整体，综合加以研究。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也是主要的服务贸易盈余国之一，其服务贸易顺差对填补货物贸易逆差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服务行业目前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3％，创造了全社会就业中的85％。而中国的服务业当前在GDP中占的比重只有40％，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仅排世界第五位，与货物贸易出口排名世界第一有较大差距。美国服务贸易优势行业包括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在中国人世后，美国积极敦促中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部分抵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国也通过履行人世承诺，相继逐渐开放了包括金融、物流、保险、咨询等在内的多个服务行业。另外由于服务贸易统计较货物贸易难度大，误差和遗漏比较多，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可能存在较大的低估。如果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考虑在内，那么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规模会大幅度降低。
造成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有：
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低，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强近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是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相比仍显落后。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排名世界第1位，GDP总量排名世界第3位。而服务出口仅排名第5位。从整体上看，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服务行业当前在GDP中占的比重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达到的70％。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仍处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服务业目前还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高，属于比较劣势。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中国虽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但专业化的高级人才较少，服务出口中的知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这导致了中国难以占据国际价值链条的高端，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能力的提升。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高，但大多从事的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据测算，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增加—人，所引起的服务出口收入增长幅度是中国的2倍，这说明美国服务业就业的出口收入效应明显好于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中高级人力资本状况较落后，人力资本价值较低。
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垄断现象依然存在首先，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仍然不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是在人世后才真正开始试点、循序渐进的开放的，开放的步伐不是很快。在金融保险、通讯、交通、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服务等领域，至今仍保持着较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中国服务业的外资比重偏低。其次，一些重要服务行业的市场竞争还不充分，行业垄断现象依然存在。我国的重要服务领域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据统计，在全社会国有资产分布中，交通运输、通信、金融、房地产等重要服务行业的国有资产比例高达70％以上，即在这些服务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主体地位。虽然我国部分垄断性服务行业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同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这一领域的改革还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通信、电力、银行、保险、民航、铁路等产业还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