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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的商品经济继唐中叶以来有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城镇的兴起与繁荣、城郭户籍的出现等方面；究其原因，有生产、消费、交通、政策等方面。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 宋代商品经济 表征 原因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征
宋代大中型的府州城市和中等的市达到350个，其中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余个，到崇宁年间上升到50余个，而唐代仅有10余个，超过唐代数倍。县城则遍布全国，有1000余个，镇市是基层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心，自北宋初年以来不断发展，到元丰年间全国已有1800余个。
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严格实行“坊市制”，坊是百官、市民的居住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专门的商业贸易区，坊与市分离，有土城相隔，一般日落闭市。宋以前商业区有着严格限定的营业时间，城北、坊门入夜关闭。开封等大城市则突破了这一限制，营业时间延长到了三更甚至四更，由此，商业经营的时间由白天延长到夜间，甚至通宵，出现了繁华的夜市。
1.草市和镇市的兴起及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草市是在城外、交通要道的路口或河渡之所等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按干支排列的定期集市，北方及江淮地区称“草市”，岭南称“墟市”或“坊场”。草市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前，草市虽处于非法的地位，且五代时不断受到战乱的冲击，但是仍然有所扩展且数量可观。宋代镇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前文所提及的，作为基层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心，镇市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而且在数量上激增。它介于城市与草市之间，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均起到了促进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的作用。
2.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
行会的形成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表现有二：第一，坊市制的崩溃，市场时空限制的取消，商品货铺自由散布在城内各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要求工商业者按所属行业组织起来；第二，城市工商业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意味着竞争的激烈，这促使工商业者通过行会组织保护自身利益。
3.纸币的发行和金属货币的流通
铜钱仍是北宋的主要通货，但是金银已继承了前代的做法而铸成为金银钱，作为货币的职能在流通领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挥。此外，北宋铜钱的年铸造额要比唐代多几倍至十几倍，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
1.从生产的角度看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是商品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决定性条件。
从根本上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宋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垦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耕技术的完善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亩产量一般已稳定在两石上下，而这是唐朝的最高产量。手工业生产在宋代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北宋开始，煤炭得到广泛开采和使用，煤炭运用到钢铁冶炼及陶瓷烧制上，使产品在量和质上均得到高度的发展；铜治的发达促使货币供应增加，铁质的精炼促进了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2.从消费的角度看
唐代由于土地兼并盛行，许多平民托庇于世家豪族、佛寺道观，成为田庄内近似农奴的“部曲”；五代时，土地兼并的势头有所缓和，各政权还采取了官田还民的措施，许多田庄“部曲”成为佃农或自耕农，庄园内自给自足的情况有所改变。到了宋朝，租佃契约关系发展并兴盛，客户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独立性增强，因此，无论是地主还是主、客户都不能像唐代的庄园时代那样，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都要与市场发生更多的联系，即消费的需求增加。宋代兵制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消费市场。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增加了消费需求。宋与辽、西夏、金等周边民族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虽然时战时和，但是商业联系基本没有中断，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海上贸易的开展，东南亚、高丽、日本乃至阿拉伯国家对宋代的瓷器、丝织品、铜钱、茶叶和工艺品等商品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从而使宋代具有相对广阔的海外市场。
3.从交通的角度看
宋代交通的变化，最可注意之事，其中之一是“航海事业之发达”。首先，宋代海船制造技术大大提高。其次，航海技术有所进步，利用指南针辨识方向已应用到航海上。最后，宋时，中国海上航线，“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即今青岛附近矣”，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前后有广、泉、明、杭、密州等十多处，而唐代仅有登州和广州两处；唐代海外航程最远达波斯湾一带，而到宋时已延伸到江海口的亚丁和东非等国。此外，在陆运和内地水运上，北宋均建立了以京师为中心扩展到全国各地的陆路、水路交通网。发达的交通运输使商品经济得以畅通运行。
4.从政府的角度看
宋代对中原和南方的统一及立国后采取的“强干弱枝”的措施，改变了五代时期地区阻隔、交通不畅的局面，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为商业提供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市场。宋代实行的“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维持了国内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周边各民族政权刻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有利于边境贸易的开展。从宋政府对商业的直接干预来看，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无论从范围还是从强度上来讲，均有所发展，如废除坊市制，制定统一的商税和度量衡标准，恢复货币在经济中的中介作用，接办民间私营的交子铺、正式发行交子，维护商业信用，设置广州、明州、杭州和泉州等多处市舶司主管海外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政权开辟榷场贸易，等等。
宋代采取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在其专制统治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实行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此种制度上的原因，在具体执行上对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掠夺色彩，如，崇宁新税法规定此年的商税则例每十年改动一次，这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不断增加新税目、提高税钱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3]郭正忠.两宋城市商品货币经济考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4]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三卷）.
关键词： 宋代商品经济 表征 原因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征
宋代大中型的府州城市和中等的市达到350个，其中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余个，到崇宁年间上升到50余个，而唐代仅有10余个，超过唐代数倍。县城则遍布全国，有1000余个，镇市是基层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心，自北宋初年以来不断发展，到元丰年间全国已有1800余个。
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严格实行“坊市制”，坊是百官、市民的居住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专门的商业贸易区，坊与市分离，有土城相隔，一般日落闭市。宋以前商业区有着严格限定的营业时间，城北、坊门入夜关闭。开封等大城市则突破了这一限制，营业时间延长到了三更甚至四更，由此，商业经营的时间由白天延长到夜间，甚至通宵，出现了繁华的夜市。
1.草市和镇市的兴起及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草市是在城外、交通要道的路口或河渡之所等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按干支排列的定期集市，北方及江淮地区称“草市”，岭南称“墟市”或“坊场”。草市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前，草市虽处于非法的地位，且五代时不断受到战乱的冲击，但是仍然有所扩展且数量可观。宋代镇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前文所提及的，作为基层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心，镇市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而且在数量上激增。它介于城市与草市之间，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均起到了促进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的作用。
2.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
行会的形成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表现有二：第一，坊市制的崩溃，市场时空限制的取消，商品货铺自由散布在城内各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要求工商业者按所属行业组织起来；第二，城市工商业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意味着竞争的激烈，这促使工商业者通过行会组织保护自身利益。
3.纸币的发行和金属货币的流通
铜钱仍是北宋的主要通货，但是金银已继承了前代的做法而铸成为金银钱，作为货币的职能在流通领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挥。此外，北宋铜钱的年铸造额要比唐代多几倍至十几倍，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
1.从生产的角度看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是商品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决定性条件。
从根本上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宋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垦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耕技术的完善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亩产量一般已稳定在两石上下，而这是唐朝的最高产量。手工业生产在宋代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北宋开始，煤炭得到广泛开采和使用，煤炭运用到钢铁冶炼及陶瓷烧制上，使产品在量和质上均得到高度的发展；铜治的发达促使货币供应增加，铁质的精炼促进了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2.从消费的角度看
唐代由于土地兼并盛行，许多平民托庇于世家豪族、佛寺道观，成为田庄内近似农奴的“部曲”；五代时，土地兼并的势头有所缓和，各政权还采取了官田还民的措施，许多田庄“部曲”成为佃农或自耕农，庄园内自给自足的情况有所改变。到了宋朝，租佃契约关系发展并兴盛，客户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独立性增强，因此，无论是地主还是主、客户都不能像唐代的庄园时代那样，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都要与市场发生更多的联系，即消费的需求增加。宋代兵制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消费市场。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增加了消费需求。宋与辽、西夏、金等周边民族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虽然时战时和，但是商业联系基本没有中断，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海上贸易的开展，东南亚、高丽、日本乃至阿拉伯国家对宋代的瓷器、丝织品、铜钱、茶叶和工艺品等商品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从而使宋代具有相对广阔的海外市场。
3.从交通的角度看
宋代交通的变化，最可注意之事，其中之一是“航海事业之发达”。首先，宋代海船制造技术大大提高。其次，航海技术有所进步，利用指南针辨识方向已应用到航海上。最后，宋时，中国海上航线，“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即今青岛附近矣”，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前后有广、泉、明、杭、密州等十多处，而唐代仅有登州和广州两处；唐代海外航程最远达波斯湾一带，而到宋时已延伸到江海口的亚丁和东非等国。此外，在陆运和内地水运上，北宋均建立了以京师为中心扩展到全国各地的陆路、水路交通网。发达的交通运输使商品经济得以畅通运行。
4.从政府的角度看
宋代对中原和南方的统一及立国后采取的“强干弱枝”的措施，改变了五代时期地区阻隔、交通不畅的局面，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为商业提供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市场。宋代实行的“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维持了国内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周边各民族政权刻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有利于边境贸易的开展。从宋政府对商业的直接干预来看，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无论从范围还是从强度上来讲，均有所发展，如废除坊市制，制定统一的商税和度量衡标准，恢复货币在经济中的中介作用，接办民间私营的交子铺、正式发行交子，维护商业信用，设置广州、明州、杭州和泉州等多处市舶司主管海外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政权开辟榷场贸易，等等。
宋代采取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在其专制统治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实行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此种制度上的原因，在具体执行上对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掠夺色彩，如，崇宁新税法规定此年的商税则例每十年改动一次，这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不断增加新税目、提高税钱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3]郭正忠.两宋城市商品货币经济考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4]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