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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西方人难以淡定的“虎式”教育方式，在华人社会已经正常运转了好几代——人们从来没把教育当做娱乐，而是一种苦行僧式的修炼，通过这种修炼的孩子逐渐走上主流舞台。
一位在巴黎上商学院的华人女生，在那些要用法语写大块文章的考试科目中，总是被当地同学“秒成渣”，但一遇上数学、会计之类的科目，她的名字往往是在成绩单中的第一个。法国同学问她为什么数学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她的回答每次都一样，“Je suis Chinoise.（我是中国人呀。）”——还有比这更正当的理由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国外就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国内的普通学娃，在国外用数学碾压同龄人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个人都能举几个身边的故事。而在2012年的PISA考試中，上海学生从56个国家（地区）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再次卫冕冠军，证明了中国孩子在教育水平上有整体性优势，碾压不是个例。这些“长脸”的成果指向背后一个共同的原因——华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有关一二线城市“鸡血妈妈”有多拼的励志故事，从来没有淡出过舆论。一位上海的资深留学中介讲过一个例子，他接触的圈子里，很多妈妈都甘愿牺牲事业，全职在家督导孩子的课业，有个妈妈在女儿被哥大、耶鲁等四所“藤校”同时录取后，用镜框把四张录取通知书镶在墙上，作为自己的功劳簿展示。“她觉得，我没了自己的事业，女儿就是我最大的事业，女儿的成绩就是我的先进个人证书。”
为什么华人如此重视教育？最本质的一点就是，从科举制度至今，教育一直是个人通过努力实现梦想、提升社会阶层的最佳渠道。
“虎妈”不仅在中国
大部分“孟母”都认可一个道理，证书、奖杯是要靠努力获得的。纯粹依靠快乐教育，让孩子轻轻松松就获得碾压同龄人的成绩，不费吹灰之力考上名校，是过于理想的境界。所以学而思的门口有鸡血妈妈，钢琴班、美术班等各种才艺培训班门口都有被洪流裹挟的家长。
这是个“放诸大中华区而皆准”的现象。
香港的补习传统比起内地更悠久。去年有一则相当“拉仇恨”的新闻，一家名为现代教育的补习社买下报纸整版广告，开价8500万年薪公开挖角另一家遵理教育的“台柱”老师林溢欣。这个价格刷新了很多人的认识，原来“补习天王”“补习天后”的转会费不输国际球星。
在港剧《补习天后》中，年薪千万的补习教师开豪车、一身名牌，气场不输在中环上班的金融精英。热门“天后”的粉丝学生太多，一间教室坐不下，有不少学生坐在“外场”看大屏幕“直播”，完全是歌星开演唱会的架势。
这是香港补习现实的写照。去年有媒体采访过两位香港“补习天后”，一位是“跑量”型，经常出现在地铁海报上，发挥明星般的号召力，授课的出场费也接近明星，按照学生人数和培训机构分成，年入千万;另一位是精英型，一对一的补习费用大概为每小时3000多港元，堪比商业律师的费用。
明星教师的身价背后，是补习市场的巨大需求。2012年5月出任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教育学家马克·布雷在2011年的调查中发现，香港中六（相当于内地的高三）学生有72%上过补习班。这个数字每年都在攀升。1996年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香港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为34.1%;2009年香港青年协会的这一数字为56.7%;香港大学2012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补习的人数达72%。补习几乎成了一种全港活动。
有人会把香港家长的“鸡血”归结为香港教育资源不足，然而看上去教育资源更加丰沛的台湾，家长也并没有淡定。
2011年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蔡美儿出版《虎妈战歌》讲述了自己严格培养两个女儿的经验，后被称为“虎妈”。
十多年来台湾一直推行教育普及化，台湾的大学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208所，录取率接近100%。由于招生不足，甚至出现了平均每科7.6分就可以上大学的情况。虽然上大学像买白菜一样容易，但家长们并没有放弃补习，因为名校依然僧多粥少。
去过台北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台北的街头有很多补习班广告牌——在流动的公交车车身上、公车站站牌上、户外树立的高杆上，“补习”“辅导”“国文班”“英文班”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
台北补习“集大成者”，是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被誉为一条“补习街”。整条街补习广告牌林立，集中了数十家补习班。上世纪60年代，这里以开办升大学的补习班为主，许多中南部北上的重考生拖着行李到台北苦读，就在那里落脚。由于车站附近交通发达，人多了，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吸引了更多补习班落户南阳街。在补习班恶补的学生最终上了榜单，升学率提高，于是更多人慕名而来，补习街的规模也慢慢扩大。
南阳街只是台湾补习产业的一个缩影。台湾媒体报道称，截止到2013年1月，台湾的补习班数量创下新高，立案共有18956家，升学文理补习班则有10626家。其中，八成的招生对象为中、小学生，逼近台湾三大连锁便利店总数的8900家。光是2012年，升学文理补习班，就比前一年暴增近600家。升学补习班和超商数量并驾齐驱，正是台湾教育另一个 “奇迹”。
台湾2002年实行教育改革，以“多元化入学”代替“联考”，入学方式分为甄选入学制和考试分发入学制两种，学生可以选择通过考试入学（有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和指定科目考试两种），也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学校推荐被“甄选”入学。改革的结果反而令培训市场更兴盛——既然有特长的孩子更容易被“甄选”上，术科（才艺）培训班就有了市场。
大中华区的家长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移居海外的华人也没有“橘生淮北则为枳”，反而是将这个特点带到了国外。亚裔学生尤其是华裔学生的学习刻苦程度，在西方社会一直是个共识，这一印象随着几年前“虎妈”蔡美儿的育儿法走红网络而被进一步强化。“虎妈”的大女儿功课出众，钢琴造诣很高，是不少家长眼中的“别人家孩子”，但光鲜成绩的背后，是孩子被逼如机械一般地学习、练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 事实上，让西方人难以淡定的“虎式”教育方式，在华人社会已经正常运转了好几代——人们从来没把教育当做娱乐，而是一种苦行僧式的修炼，通过这种修炼的孩子逐渐走上主流舞台。川普团队中“入阁”热门人物、华裔女性赵小兰曾经回忆过自己的教育经历，小时候有一次她所住的片区停电，母亲就点上蜡烛敦促她完成作业，第二天早上，同住这一片区的学生中，只有赵小兰一人交了功课。
科举文化的印记
很多人认为，华人重学之风，有着1000多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烙印。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东亚其他国家，也对教育有着强烈的信仰。
韩国教育部门2016年2月公布了一项年度调查，调查对象为韩国1244所中小學的4.3万名学生家长，结果显示，韩国家长2015年在孩子教育上的支出为每月24.4万韩元（约合1290元人民币），较上年上涨1%。小学生家长的补习花费折合人民币月均1223元，初、高中学生分别月均1456元和1250元。
和香港一样，韩国培训班也爱捧明星教师。金基勋是首屈一指的英语补习天王，2013年他通过网上授课赚了4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教材出版公司，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美元。
补课已经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补习支出占韩国家庭总支出的12%，批评者称，韩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影响了政府重振经济的努力。
日本的家长也并不淡定。根据日本官方统计，小学生中大约40%上补习学校，到了初中增长到65%，考上日本名校的高考生补课比例更显著。东京大学学生中约有85%的学生上过补习班。其他如早稻田、庆应、一桥等名校的学生中有高达95%人上过补习班。
按年收入统计，年收入不足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日本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为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左右。与之相比，年收入超过1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3万元）的家庭教育支出则大幅度涨到56.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4万元）。可见越是殷实的中产家庭越舍得在教育上花钱。
科举制度的导向，与其说是重视教育，更确切地说是重视考试。士子面临的一重重考试正是人生晋级的一段段台阶：童生通过乡试成为秀才，有了读书人的基础身份。秀才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后的癫狂正是明白迈过举人这道关，自己站在了入仕的起点，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变化。举人通过殿试，有了进士的身份，就有了位极人臣的希望。北宋出产过71位宰相，其中64人是进士出身。至于殿试头名状元的含金量更不消说。
重视考试的传统延续至今，演变为东亚国家对补习班的追捧，本质上也是为应试教育买单——希望孩子通过提纲挈领的补习搞定考试，不论是数学、外语还是小提琴，从而完成一步步人生的进阶。
在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村修二看来，东亚国家把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传统混淆在一起，才出现了应试教育。“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但是，如果要和科举类比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韩国高考前4天，首尔鹭梁津钟路学校教室里，考生们正在加紧复习。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美国“高考”SAT考试一年有六次报考机会，SAT成绩只是衡量学生的标准之一，而东亚国家的高考往往采取“一考定终身”的模式。
重学是进击的人生态度
科举考试的胜利者，最后站在金字塔尖的进士们，一届不过二三十人。这时他们的出身已经不重要，无论是来自仕宦之族还是布衣之家，他们此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
正如东村修二所言，科举最大的意义是以智力代替门阀作为选拔准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给予社会一定的阶级流动空间。
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寄托了提升阶层的目标，提升的对象不是一个士子，而是一整个家族，反过来说，对士子的培养也倾注了整个家族的合力。
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大行其道的时期，在清代小说《红楼梦》中描述了家族教育的运转方式。一个同姓大宗族中，富贵之家（比如贾府）会出资建立私塾，为族中子弟延师授课，这些学子中既会有贵公子贾宝玉、薛蟠，也会有贫困生金寡妇的儿子，学童们免费上课听讲，还包餐，这就避免了宗族中有孩子因贫失学。如果其中有人考上了功名，为官作宰，自然也要反哺宗族，继续出钱为家族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实现良性循环。
现代家长重视教育的本质，和科举时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希冀子女能在日渐固化的社会结构中努力向上攀升，重学背后是一种进击的人生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教育还保有热情的地方，证明了普通人还有向上发展的渠道。
英国BBC拍摄过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纪录片《UP》（人生七年），在1964年选取了2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7岁孩子，跟踪他们的成长，最后发现，实现阶层流动的人很少，大部分孩子长大后过着和父母近似的生活。而鲜有的一个例外Nick，改变他命运的是教育，他通过苦读从偏远地区考上了牛津大学，后来在美国的大学做一名物理教授。
如果教育还能改变人生，让家长和孩子有为之努力的希望，起码是件好事。
一位在巴黎上商学院的华人女生，在那些要用法语写大块文章的考试科目中，总是被当地同学“秒成渣”，但一遇上数学、会计之类的科目，她的名字往往是在成绩单中的第一个。法国同学问她为什么数学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她的回答每次都一样，“Je suis Chinoise.（我是中国人呀。）”——还有比这更正当的理由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国外就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国内的普通学娃，在国外用数学碾压同龄人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个人都能举几个身边的故事。而在2012年的PISA考試中，上海学生从56个国家（地区）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再次卫冕冠军，证明了中国孩子在教育水平上有整体性优势，碾压不是个例。这些“长脸”的成果指向背后一个共同的原因——华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有关一二线城市“鸡血妈妈”有多拼的励志故事，从来没有淡出过舆论。一位上海的资深留学中介讲过一个例子，他接触的圈子里，很多妈妈都甘愿牺牲事业，全职在家督导孩子的课业，有个妈妈在女儿被哥大、耶鲁等四所“藤校”同时录取后，用镜框把四张录取通知书镶在墙上，作为自己的功劳簿展示。“她觉得，我没了自己的事业，女儿就是我最大的事业，女儿的成绩就是我的先进个人证书。”
为什么华人如此重视教育？最本质的一点就是，从科举制度至今，教育一直是个人通过努力实现梦想、提升社会阶层的最佳渠道。
“虎妈”不仅在中国
大部分“孟母”都认可一个道理，证书、奖杯是要靠努力获得的。纯粹依靠快乐教育，让孩子轻轻松松就获得碾压同龄人的成绩，不费吹灰之力考上名校，是过于理想的境界。所以学而思的门口有鸡血妈妈，钢琴班、美术班等各种才艺培训班门口都有被洪流裹挟的家长。
这是个“放诸大中华区而皆准”的现象。
香港的补习传统比起内地更悠久。去年有一则相当“拉仇恨”的新闻，一家名为现代教育的补习社买下报纸整版广告，开价8500万年薪公开挖角另一家遵理教育的“台柱”老师林溢欣。这个价格刷新了很多人的认识，原来“补习天王”“补习天后”的转会费不输国际球星。
在港剧《补习天后》中，年薪千万的补习教师开豪车、一身名牌，气场不输在中环上班的金融精英。热门“天后”的粉丝学生太多，一间教室坐不下，有不少学生坐在“外场”看大屏幕“直播”，完全是歌星开演唱会的架势。
这是香港补习现实的写照。去年有媒体采访过两位香港“补习天后”，一位是“跑量”型，经常出现在地铁海报上，发挥明星般的号召力，授课的出场费也接近明星，按照学生人数和培训机构分成，年入千万;另一位是精英型，一对一的补习费用大概为每小时3000多港元，堪比商业律师的费用。
明星教师的身价背后，是补习市场的巨大需求。2012年5月出任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教育学家马克·布雷在2011年的调查中发现，香港中六（相当于内地的高三）学生有72%上过补习班。这个数字每年都在攀升。1996年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香港参加补习的学生比例为34.1%;2009年香港青年协会的这一数字为56.7%;香港大学2012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补习的人数达72%。补习几乎成了一种全港活动。
有人会把香港家长的“鸡血”归结为香港教育资源不足，然而看上去教育资源更加丰沛的台湾，家长也并没有淡定。
十多年来台湾一直推行教育普及化，台湾的大学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208所，录取率接近100%。由于招生不足，甚至出现了平均每科7.6分就可以上大学的情况。虽然上大学像买白菜一样容易，但家长们并没有放弃补习，因为名校依然僧多粥少。
去过台北的人都有一个印象，台北的街头有很多补习班广告牌——在流动的公交车车身上、公车站站牌上、户外树立的高杆上，“补习”“辅导”“国文班”“英文班”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
台北补习“集大成者”，是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被誉为一条“补习街”。整条街补习广告牌林立，集中了数十家补习班。上世纪60年代，这里以开办升大学的补习班为主，许多中南部北上的重考生拖着行李到台北苦读，就在那里落脚。由于车站附近交通发达，人多了，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吸引了更多补习班落户南阳街。在补习班恶补的学生最终上了榜单，升学率提高，于是更多人慕名而来，补习街的规模也慢慢扩大。
南阳街只是台湾补习产业的一个缩影。台湾媒体报道称，截止到2013年1月，台湾的补习班数量创下新高，立案共有18956家，升学文理补习班则有10626家。其中，八成的招生对象为中、小学生，逼近台湾三大连锁便利店总数的8900家。光是2012年，升学文理补习班，就比前一年暴增近600家。升学补习班和超商数量并驾齐驱，正是台湾教育另一个 “奇迹”。
台湾2002年实行教育改革，以“多元化入学”代替“联考”，入学方式分为甄选入学制和考试分发入学制两种，学生可以选择通过考试入学（有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和指定科目考试两种），也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学校推荐被“甄选”入学。改革的结果反而令培训市场更兴盛——既然有特长的孩子更容易被“甄选”上，术科（才艺）培训班就有了市场。
大中华区的家长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移居海外的华人也没有“橘生淮北则为枳”，反而是将这个特点带到了国外。亚裔学生尤其是华裔学生的学习刻苦程度，在西方社会一直是个共识，这一印象随着几年前“虎妈”蔡美儿的育儿法走红网络而被进一步强化。“虎妈”的大女儿功课出众，钢琴造诣很高，是不少家长眼中的“别人家孩子”，但光鲜成绩的背后，是孩子被逼如机械一般地学习、练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 事实上，让西方人难以淡定的“虎式”教育方式，在华人社会已经正常运转了好几代——人们从来没把教育当做娱乐，而是一种苦行僧式的修炼，通过这种修炼的孩子逐渐走上主流舞台。川普团队中“入阁”热门人物、华裔女性赵小兰曾经回忆过自己的教育经历，小时候有一次她所住的片区停电，母亲就点上蜡烛敦促她完成作业，第二天早上，同住这一片区的学生中，只有赵小兰一人交了功课。
科举文化的印记
很多人认为，华人重学之风，有着1000多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烙印。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东亚其他国家，也对教育有着强烈的信仰。
韩国教育部门2016年2月公布了一项年度调查，调查对象为韩国1244所中小學的4.3万名学生家长，结果显示，韩国家长2015年在孩子教育上的支出为每月24.4万韩元（约合1290元人民币），较上年上涨1%。小学生家长的补习花费折合人民币月均1223元，初、高中学生分别月均1456元和1250元。
和香港一样，韩国培训班也爱捧明星教师。金基勋是首屈一指的英语补习天王，2013年他通过网上授课赚了4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教材出版公司，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美元。
补课已经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补习支出占韩国家庭总支出的12%，批评者称，韩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影响了政府重振经济的努力。
日本的家长也并不淡定。根据日本官方统计，小学生中大约40%上补习学校，到了初中增长到65%，考上日本名校的高考生补课比例更显著。东京大学学生中约有85%的学生上过补习班。其他如早稻田、庆应、一桥等名校的学生中有高达95%人上过补习班。
按年收入统计，年收入不足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日本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为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左右。与之相比，年收入超过1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3万元）的家庭教育支出则大幅度涨到56.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4万元）。可见越是殷实的中产家庭越舍得在教育上花钱。
科举制度的导向，与其说是重视教育，更确切地说是重视考试。士子面临的一重重考试正是人生晋级的一段段台阶：童生通过乡试成为秀才，有了读书人的基础身份。秀才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后的癫狂正是明白迈过举人这道关，自己站在了入仕的起点，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变化。举人通过殿试，有了进士的身份，就有了位极人臣的希望。北宋出产过71位宰相，其中64人是进士出身。至于殿试头名状元的含金量更不消说。
重视考试的传统延续至今，演变为东亚国家对补习班的追捧，本质上也是为应试教育买单——希望孩子通过提纲挈领的补习搞定考试，不论是数学、外语还是小提琴，从而完成一步步人生的进阶。
在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村修二看来，东亚国家把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传统混淆在一起，才出现了应试教育。“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但是，如果要和科举类比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美国“高考”SAT考试一年有六次报考机会，SAT成绩只是衡量学生的标准之一，而东亚国家的高考往往采取“一考定终身”的模式。
重学是进击的人生态度
科举考试的胜利者，最后站在金字塔尖的进士们，一届不过二三十人。这时他们的出身已经不重要，无论是来自仕宦之族还是布衣之家，他们此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
正如东村修二所言，科举最大的意义是以智力代替门阀作为选拔准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给予社会一定的阶级流动空间。
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寄托了提升阶层的目标，提升的对象不是一个士子，而是一整个家族，反过来说，对士子的培养也倾注了整个家族的合力。
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大行其道的时期，在清代小说《红楼梦》中描述了家族教育的运转方式。一个同姓大宗族中，富贵之家（比如贾府）会出资建立私塾，为族中子弟延师授课，这些学子中既会有贵公子贾宝玉、薛蟠，也会有贫困生金寡妇的儿子，学童们免费上课听讲，还包餐，这就避免了宗族中有孩子因贫失学。如果其中有人考上了功名，为官作宰，自然也要反哺宗族，继续出钱为家族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实现良性循环。
现代家长重视教育的本质，和科举时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希冀子女能在日渐固化的社会结构中努力向上攀升，重学背后是一种进击的人生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教育还保有热情的地方，证明了普通人还有向上发展的渠道。
英国BBC拍摄过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纪录片《UP》（人生七年），在1964年选取了2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7岁孩子，跟踪他们的成长，最后发现，实现阶层流动的人很少，大部分孩子长大后过着和父母近似的生活。而鲜有的一个例外Nick，改变他命运的是教育，他通过苦读从偏远地区考上了牛津大学，后来在美国的大学做一名物理教授。
如果教育还能改变人生，让家长和孩子有为之努力的希望，起码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