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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厚重古老的文献遇到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记者走进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文献修复组，这里有一群年轻的古籍修复师。他们用自己的活力和定力，静静守护着古籍的文化生命。让古书复活的年轻人“85后”郭志新：给《本草纲目》“金镶玉”
“85后”修复师郭志新，参加古籍修复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间，这个曾经对古籍修复一无所知的“小白”，逐渐成长为一位参与过许多重要修复项目的成熟从业者。“刚来的时候，都是从‘打糨糊’开始学起。”“糨糊”就是修复古籍时使用的传统黏合剂。“糨糊需要用水给化开，水量得适中，用力得均匀。水多了，糨糊太稀，粘不住;水少了，里面容易‘夹生’，就浪费了。”光是入门第一步，郭志新就学了一个多星期。
修复古籍是个极需要耐心的工作。“工作进度的快慢，要视古籍破损的程度和保管的情况而定。有些破损严重的古籍，一天能修好一两页就不错了。”2013年启动、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就有许多棘手的考验。“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书。但这套“皇室藏书”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浩劫、命运多舛，致使破损十分严重。目前，郭志新手中正在修复的《十七史》就有部分存在絮化、粘连严重等情况。“纸张絮化到上面字迹的笔画有的都连不上了。这就不能像一般情况那样，有破洞的地方补一补就能解决的了。需要进行局部的托裱加固，在书页里侧附上一层薄的皮纸，才能使之挣平。”
除了“天禄琳琅”项目外，郭志新还参与过金陵本《本草纲目》的修复，这也是让她觉得最“难”的一次修复经历。金陵本《本草纲目》是一部珍贵的私藏典籍。面对严重的破损情况，国图文献修复组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修复组断断续续地进行了34册书籍的修复工作。“书籍是竹纸制成的，脆化程度非常严重，书口开裂，纸张强度很差。尤其是书页四周，轻轻一碰就会卷起来。”这种情况下，常规操作不能满足修复要求。于是，修复组制定了在书页四周做镶嵌，以起到固定、保护作用的“金镶玉”形式进行修整的方案，“整个过程下来，要比常规的修复多出超过1/3的工作量”。“90后”杨凡：修复古籍乃是兴趣使然
作为1993年出生的“90后”，杨凡2017年刚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入门的两年，对她来说可谓收获颇丰。“虽然以前学习的也是文物保护的相关专业，在基本的素质和理念上是相通的，但绝大多数古籍修复的技艺都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实践和练习中习得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总是特别有获得感。”
工作以来，杨凡参与的第一个修复项目是一套《嘉庆重修一统志》。这是一套清朝整理的全国地理总志，于嘉庆初年重新修订，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是一本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理志，也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虽然年代不算太久远，但由于有些部分保存状况不是太好，所以修复起来并不容易。“古书的修复要先拆开、修好、压平，再装回去。但这部书有些卷册应该是被水泡过，粘连严重，尤其是书皮和扉页像是‘长’在一起了，光揭开就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将这样的“硬骨头”啃下来，杨凡感觉颇有成就。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诗词》，我非常珍惜它。但由于它太‘老’了，摆在书架上看上去状态还可以，只要拿起来翻阅就会脱页、掉角，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杨凡一直认为，将一本不再适合阅读的老书修好，让它重获新生地被读者翻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这正是她现在工作的内容。
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填报考古文博相关专业就是杨凡自己的主意。如今在国图文献修复组参加工作，更是她的兴趣所向。“古籍的修复是文物修复技艺中传承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分，对它背后的厚重历史和故事，我非常感兴趣。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很多想要探索的新东西，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杨凡说，在决定专业方向和工作志愿之前，都有过这样的思考，“上学、工作，一定要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投身其中，才会让人生过得有趣很多”。“海归”侯郁然：中西结合复原西域文献
国图文献修复组里的年轻人，毕业自不同的大学、不同的专业，其中还不乏“海歸”青年.2010年参加工作的侯郁然可谓代表之一。
大学时，侯郁然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专业。出于对传统技艺的喜好，她之后选择前往英国学习书画修复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希望通过有针对性地进修，将西方的技术和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技艺相结合，更好地运用在古书画的修复中。对于侯郁然而言，成为国图文献修复组的一员，是兴趣所在，也是学成归国后的理想“归宿”。
“西方文献的修复与中国传统古籍的修复，说不同也不同，说相似也相似。由于纸制品材质的不同，在修复的具体手段上与国内古籍修复多少存在差异，但在大的修复理念上，如‘可逆性’和‘最小干预’等修复原则，中西方是贯通的。”这份工作曾给侯郁然带来过不少成就感，看着自己参与修复的作品出现在国家图书馆展厅里的时候，“与古籍‘会心一笑’，倍感欣慰”。2015年，“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在国图总馆北区开展，其中就有侯郁然参与修复的古籍。
自2005年起，国家图书馆先后6次征集收藏和田等地出土的西域文献，这些文献材质与形态多样，有纸质文书、绢质文书、木简、函牍、桦树皮文书等，年代从公元4-10世纪，跨度长达600年，涵盖政府文书、私人信札、契约、典籍、佛经等。“许多出土文献来的时候特别脏，由于保存环境特别差，有些书甚至来的时候上面都是谷子，光清理就要花好几天。”
侯郁然说，这些西域文献有点“中西结合”的意思，特别是有些书籍的封面是皮革制成的。“在中国的古籍善本里是没有皮子这种材质的，而西方古籍中的精装书则多是皮装的。”在修复这样的文献时，就需要运用到西方书画修复的技艺，“找到和古籍类似的皮质材料，进行染色后，再使用特别的黏合剂进行黏合”。
年轻人为古籍修复带来活力
“如今，古籍的修复是一个涉及化学、美学、版本学、印刷造纸等多领域的综合学科。我们修复组里有一大半都是年轻人，他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国图的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告诉记者，年轻人加入古籍修复师的行列，不仅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活力，而且补充了多元力量。此外，年轻的传承者也拥有较之前人更广阔的途径——培训班、院校学科教育、传习所等，“可以说，与我们当年比，如今的古籍修复，视野和前景更开阔了”。
在十来年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尚不足百人。当时，业内人士戏称，修复古籍的人比“大熊猫都珍贵”。如今，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已有9000余人次参加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相关培训，范围涵盖全国1900余家单位。迄今，全国已设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建立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共计“收徒”216人。
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天津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合作开设相关专业，共同招收专业硕士。业内在职人员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名踊跃。
“85后”修复师郭志新，参加古籍修复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间，这个曾经对古籍修复一无所知的“小白”，逐渐成长为一位参与过许多重要修复项目的成熟从业者。“刚来的时候，都是从‘打糨糊’开始学起。”“糨糊”就是修复古籍时使用的传统黏合剂。“糨糊需要用水给化开，水量得适中，用力得均匀。水多了，糨糊太稀，粘不住;水少了，里面容易‘夹生’，就浪费了。”光是入门第一步，郭志新就学了一个多星期。
修复古籍是个极需要耐心的工作。“工作进度的快慢，要视古籍破损的程度和保管的情况而定。有些破损严重的古籍，一天能修好一两页就不错了。”2013年启动、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就有许多棘手的考验。“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书。但这套“皇室藏书”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浩劫、命运多舛，致使破损十分严重。目前，郭志新手中正在修复的《十七史》就有部分存在絮化、粘连严重等情况。“纸张絮化到上面字迹的笔画有的都连不上了。这就不能像一般情况那样，有破洞的地方补一补就能解决的了。需要进行局部的托裱加固，在书页里侧附上一层薄的皮纸，才能使之挣平。”
除了“天禄琳琅”项目外，郭志新还参与过金陵本《本草纲目》的修复，这也是让她觉得最“难”的一次修复经历。金陵本《本草纲目》是一部珍贵的私藏典籍。面对严重的破损情况，国图文献修复组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修复组断断续续地进行了34册书籍的修复工作。“书籍是竹纸制成的，脆化程度非常严重，书口开裂，纸张强度很差。尤其是书页四周，轻轻一碰就会卷起来。”这种情况下，常规操作不能满足修复要求。于是，修复组制定了在书页四周做镶嵌，以起到固定、保护作用的“金镶玉”形式进行修整的方案，“整个过程下来，要比常规的修复多出超过1/3的工作量”。“90后”杨凡：修复古籍乃是兴趣使然
作为1993年出生的“90后”，杨凡2017年刚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入门的两年，对她来说可谓收获颇丰。“虽然以前学习的也是文物保护的相关专业，在基本的素质和理念上是相通的，但绝大多数古籍修复的技艺都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实践和练习中习得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总是特别有获得感。”
工作以来，杨凡参与的第一个修复项目是一套《嘉庆重修一统志》。这是一套清朝整理的全国地理总志，于嘉庆初年重新修订，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是一本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理志，也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虽然年代不算太久远，但由于有些部分保存状况不是太好，所以修复起来并不容易。“古书的修复要先拆开、修好、压平，再装回去。但这部书有些卷册应该是被水泡过，粘连严重，尤其是书皮和扉页像是‘长’在一起了，光揭开就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将这样的“硬骨头”啃下来，杨凡感觉颇有成就。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诗词》，我非常珍惜它。但由于它太‘老’了，摆在书架上看上去状态还可以，只要拿起来翻阅就会脱页、掉角，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杨凡一直认为，将一本不再适合阅读的老书修好，让它重获新生地被读者翻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这正是她现在工作的内容。
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填报考古文博相关专业就是杨凡自己的主意。如今在国图文献修复组参加工作，更是她的兴趣所向。“古籍的修复是文物修复技艺中传承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分，对它背后的厚重历史和故事，我非常感兴趣。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很多想要探索的新东西，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杨凡说，在决定专业方向和工作志愿之前，都有过这样的思考，“上学、工作，一定要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投身其中，才会让人生过得有趣很多”。“海归”侯郁然：中西结合复原西域文献
国图文献修复组里的年轻人，毕业自不同的大学、不同的专业，其中还不乏“海歸”青年.2010年参加工作的侯郁然可谓代表之一。
大学时，侯郁然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专业。出于对传统技艺的喜好，她之后选择前往英国学习书画修复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希望通过有针对性地进修，将西方的技术和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技艺相结合，更好地运用在古书画的修复中。对于侯郁然而言，成为国图文献修复组的一员，是兴趣所在，也是学成归国后的理想“归宿”。
“西方文献的修复与中国传统古籍的修复，说不同也不同，说相似也相似。由于纸制品材质的不同，在修复的具体手段上与国内古籍修复多少存在差异，但在大的修复理念上，如‘可逆性’和‘最小干预’等修复原则，中西方是贯通的。”这份工作曾给侯郁然带来过不少成就感，看着自己参与修复的作品出现在国家图书馆展厅里的时候，“与古籍‘会心一笑’，倍感欣慰”。2015年，“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在国图总馆北区开展，其中就有侯郁然参与修复的古籍。
自2005年起，国家图书馆先后6次征集收藏和田等地出土的西域文献，这些文献材质与形态多样，有纸质文书、绢质文书、木简、函牍、桦树皮文书等，年代从公元4-10世纪，跨度长达600年，涵盖政府文书、私人信札、契约、典籍、佛经等。“许多出土文献来的时候特别脏，由于保存环境特别差，有些书甚至来的时候上面都是谷子，光清理就要花好几天。”
侯郁然说，这些西域文献有点“中西结合”的意思，特别是有些书籍的封面是皮革制成的。“在中国的古籍善本里是没有皮子这种材质的，而西方古籍中的精装书则多是皮装的。”在修复这样的文献时，就需要运用到西方书画修复的技艺，“找到和古籍类似的皮质材料，进行染色后，再使用特别的黏合剂进行黏合”。
年轻人为古籍修复带来活力
“如今，古籍的修复是一个涉及化学、美学、版本学、印刷造纸等多领域的综合学科。我们修复组里有一大半都是年轻人，他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国图的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告诉记者，年轻人加入古籍修复师的行列，不仅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活力，而且补充了多元力量。此外，年轻的传承者也拥有较之前人更广阔的途径——培训班、院校学科教育、传习所等，“可以说，与我们当年比，如今的古籍修复，视野和前景更开阔了”。
在十来年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尚不足百人。当时，业内人士戏称，修复古籍的人比“大熊猫都珍贵”。如今，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已有9000余人次参加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相关培训，范围涵盖全国1900余家单位。迄今，全国已设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建立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共计“收徒”216人。
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天津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合作开设相关专业，共同招收专业硕士。业内在职人员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名踊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