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遵从并注重叙事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从而形成了后来人们总结的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为中心的叙事学理论。自20世纪初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叙事文学的研究形成了新的理论观念，研究重心出现了新的趋势：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内容要素，而把叙述的方式、叙述者的声音特点、叙述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等以前的叙事理论较少注意的方面作为新的研究重点，这些研究理论被称为当代叙事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云奇长篇小说《锻炼》（《蓝色寓言》）既具有传统叙事学注重具体作品中叙事内容的特点，同时又具备了当代叙事学理论关注叙述者、接受者，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叙述者的声音特点等新因子、新元素，这给宋云奇的《锻炼》增添了新的审视维度，同时因为交代了小说创作的相关过程，从而具有了元叙述的性质，并使这种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的一部分，从而打上了深深的元小说的印记。
　　一、元小说解构真实而生成的“文本性”
　　小说的叙述往往在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当一部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关于小说本身的叙述的时候，这种叙述就是“元叙述”，而具有元叙述因素的小说则被称为元小说。
　　《锻炼》的引子——走近神祗，“梦中的世界”，故事中的“我”，既是作者，也可看成是作品中的一个角色。这显然有别于现实世界，文本世界有自己独立的运行逻辑与规律。所以作者宣称，“我”既是作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我就可以同时在两个世界里活着，我的生命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从表层结构来看，我们会把《锻炼》看成是一部官场小说，描绘官场的矛盾纠葛，围绕官场人物升迁，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
　　乍一看，《锻炼》把萧剑平这个主要角色置于时时处处矛盾的焦点、核心，故事情节的一个关捩处。
　　开篇交代他作为广电局的正科级干部，深受曾局长的厚爱，并作为副处级后备干部，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却因为一句话得罪了自己的直属上级曾局长，被缓、打、压，直至最后被派到基层的清河县的清溪镇挂职锻炼。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围绕基层权力的角逐，尔虞我诈，职位、政绩的驱使，多种矛盾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萧剑平逐步把握了主動权，并在柳絮、关云山等人有意无意的帮助下，积累了一定的政绩和人脉关系，挂职锻炼之后，争取副处的机缘浮出水面。
　　然而，赵逸兵早就觊觎局里空出的副处职位，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婆色相为代价，不动声色一举拿下副处，作为平衡，曾局长让萧剑平调往县里，升级为副县级。这一切都好像顺理成章了。然而，在清溪镇党委书记何玉芳的苦苦哀求甚至设计诱导下，萧剑平再次失之交臂，继续留在清溪镇，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从小说“文本”可以看出，结构的表里之间，人生的实在与虚幻之间，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也构成了解构关系。《锻炼》具有超越时空的同时，也具有了哲理象征意义。深层的理想境界的向往构成了对庸常人生的解构，生活的庸常同时也解构着权力的焦灼，解构的主题因而有了多重含义。
　　解构主义学者德·曼认为，尽管“文本”一般总有一个表层结构确定本文的意义，但是本文中一定含有一个亚结构，对此进行颠覆，也就是说，本文是自我解构的。小说在建构自己艺术世界的同时也在解构现实生活的全部所谓的“真理性”的存在，特别是对“权力”的颠覆意味。
　　二、“复调”所隐含着的文化心理危机
　　元小说表明小说就是小说，现实就是现实，二者之间存有不可逾越的差距，揭示艺术和生活的差距是元小说的一种功能。而叙事与现实的分离，使文本不再成为现实的附属品。和元小说一脉相承的，当代叙事学，同样关注叙述者、接受者、讲述故事的方式方法，乃至叙述者的声音特征。故事中叙述者的存在不仅表现于叙述的内容以及叙述的话语本身，而且表现于叙述的动作，即用什么口气或者什么态度叙述，这就是叙述者的“声音”。
　　传统古典小说从话本脱胎而来，爱用“各位看官”等叙述语言，在文本中间横插进来，这显然和故事没什么直接关系，作为议论部分，在故事中也是可有可无的，它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其实就是凸显出叙述者，把叙述者从幕后推至前台，让叙述者也成为被欣赏的对象，换一种说法就是被“戏剧化”了。
　　宋云奇《锻炼》的“非尾声：不可言说的言说”——“我的小说写到此处，原本还应该继续写下去，但现在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停笔了，我之所以停笔的原因，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纷纷向我造反发难，不听从我的调遣了。这些向我发难的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萧剑平。这个萧剑平对我说，求求您了蓝风先生！我这两年的罪已经受够了，你怎么还让我继续接着折腾呢？……萧剑平的不逊让我很生气，我的创作意图是你可以乱加批评的吗？……萧剑平甚至干脆耍起赖来了，您想咋写都成啊，反正我是不听你的调遣了。哼哼！”
　　甚至，还有曾局长抱怨把他写得那样腐败;赵逸兵也是满腹委屈不满;还有关云山、柳絮、侯清元、李二孬、何玉芳……小说中的人物纷纷起来造反，叙述者、人物角色、蓝风、作者纠结在一起，众多的声音凸显出来，你一言我一语，这种强烈的人物自我反思与心理矛盾，同时一股脑涌现出来，困扰着作者、蓝风、小说中的人物。这种叙事方式中叙述者的声音与主人公的声音之间存在矛盾，就好像不是叙述者在控制着主人公的行动，而是叙述者与主人公在对话，有时候叙述者只能听从主人公随心所欲地行动。在这里，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通过叙述者的声音与主人公声音的对立表现出来，这种在同一个叙事中，并行的两个甚至更多声音的叙述方式可以借用音乐术语来表达，我们姑且称之为“复调式”叙述。这种“复调式”叙述的出现，不仅是叙事艺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作为叙事语境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出现危机的一个征兆。
　　《锻炼》有意无意借鉴学习《史记》，既保留了小说传统的欣赏习惯，叙事文学的三要素——人物、故事、情节都得到很好的保留，只在文本的首位，凸显叙述者和文本人物的矛盾心理，通过凸显叙述者不同的声音，在不动声色中表现社会的矛盾困惑，不失为一种叙述的策略;同时，相比较马原等先锋小说在故事中公然穿插叙述行为，炫耀编造故事的手段，造成故事的夹生感，宋云奇《锻炼》明显显得流畅自然。 　　三、《锻炼》的小说实验性质
　　说到《锻炼》的小说实验性质，不能不提到上面所讲的两个论题，其一是，元小说解构真实而生成的“文本性”;其二是，“复调”所隐含着的文化心理危机，对于这两个论题所涉及的内容，上文已有所论证，在此就不一一具体阐释。
　　除此之外，《锻炼》的小说实验性质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以梦幻的手法引入小说的正文，为小说笼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我将我的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为公元20世纪末的一个春天。然而在梦一般的境界中，开始了向这些特定故事情节中的子虚乌有的人物零距离趋近……”这里又假定了小说的虚构性，构成了小说“文本”的自足性，摒弃了单纯的文学反映论，从另一方面肯定了文本世界的虚构性。
　　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红楼梦》的开篇，其前五章可称之为序幕，在序幕中作家以“木石前盟”这个浪漫主义的神话，来隐喻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对比长篇小说《锻炼》，其隐喻的性质不言而喻，以古圣先賢来隐喻当今时代的琐屑、凡庸。
　　其次，隐喻的实验性质。隐喻在古典诗词中大量存在，《诗经》中的赋比兴，到《楚辞》逐步形成了美人、香草比兴意象群，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从苏轼到梁启超，感兴诗学的传统逶迤而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锻炼》中的隐喻也俯拾皆是。举个例子，在第七章“两个人的同一场梦”有一个以智力测试题的方式呈现的隐喻。
　　“柳絮立即收起笑意，换了一副教书先生的严肃面孔道，好，第一道题是：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狡猾？什么动物最凶残？萧剑平忍不住笑起来，我以为什么怪题呢？不就是人类自己嘛！……”
　　这一大段隐喻的描述。这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寓言式隐喻。曾局长、萧剑平、苏亚玲、薛玲玲、关云山、柳絮、侯清元、李二孬、何玉芳……这些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性的大戏。
　　最后，文体的实验性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被称为“文体实验”，沈从文等人的京派小说，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一代又一代的风流，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南阳是个历史积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南阳盆地陆续走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还有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南阳作家群，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坛，这些都得益于南阳作家群不断的文体实验。
　　《锻炼》正是这种文体实验的一个缩影，既不是最初的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近年来，像王俊义的“民俗系列”“寨与树系列”、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艺术世界的构建、张天敏的“新乡土小说的女性主义”小说、梁鸿的“梁庄系列”非虚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进行文体实验的结果，我想这亦是南阳文学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