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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显堂
毛泽东在24年中四次重提“临阵换帅”，并断定彭德怀要夺他的权，此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的罪状之一。唯一能证明彭清白的林彪又三缄其口，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本文详细披露了遵义会议之后的一场鲜为人知交权风波的是非曲直。
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1月15日，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博古和李德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遭到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使得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此时，中国革命的航船仍在险滩激流之中。毛泽东将如何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即倒呢?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
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陂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方是川军，足有1万兵马。结果，导致战斗失利。
毛泽东首战失利，引来众多非议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事隔21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对此事刻骨铭心，不在于这次战役失败本身，而是由此引起的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当时的博古，见毛泽东首战失利，却有着另一番想法了。
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就意识到“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这一决定，已经告诉他要交权。因此，他也准备把权力交给毛泽东。现在博古又开始犹豫起来，心想，你毛泽东不是有本事吗?照样吃败仗。看来这权力暂时还不能交。
所以，在土城战役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月5日，张闻天便接替了博古。当时，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但交权的问题也在急速地进行着。周恩来回忆说：
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然而，土城之败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究竟能给毛泽东定个什么角色?实在难以预料。
作为一个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决不是他的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就凭这一点，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二出遵义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受到挑战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 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 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 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无敌。
4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 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军委主席，不写“朱司令”，就是要避开毛泽东。如果在这封电报的抬头写“朱司令”，就必然要写上“毛政委”，否则，让毛泽东看了会有想法，而称“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写上了。这封电报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这封电报，无疑要先有个意见，朱德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也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自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中还没有出现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人物，虽然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土城的失败。更何况眼下的红军仍处在重围之中，处境很不妙，北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翅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现在，虽然红军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正在向西开拔，但究竟如何向西开进，走哪条路西进，还没有明确，处在盲目西进的途中。
林彪看准时机，觊觎中央红军最高指挥权
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眼下就是表现惊人之举的时候了。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 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但朱德办事向来稳重，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张闻天看完电报后，搞不清林彪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军团的军团长，所提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鉴于过去博古搞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就采取了另一种简单的做法，无论大事小事，事事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并依据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于是，他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此时，张闻天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做法，也同样会出问题。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的这封电报只发给朱德而没有同时发给他而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4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就简单地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毛泽东一听张闻天这话，就气冲冲地一甩手走了。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大家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因势制变，力挽危局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但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同时，会议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并且形成了新的“三人团”，其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林彪煽动撤换统帅，遭到聂荣臻当面驳斥
5月8日，红军到达四川的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在这期间风波又起。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手持电话，表情极为严肃地向对方讲道。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电话，苦笑着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对林彪刚才给彭德怀打电话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不满，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行军途中，林彪就流露过对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快到会理时，林彪当着聂荣臻的面抱怨道：“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以为他是走路走得多了，不耐烦了，就以开导的语气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此时，聂荣臻却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林彪站在那里，望着聂荣臻，摆了摆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聂荣臻提高嗓门，警告这位年轻的军团长。
林彪并没有擅自下令部队行动的打算，他认为聂荣臻误解了他的意图，所以就没有把聂荣臻的话当一回事儿。
5月12日，“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这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毛泽东被真正激怒了，但他却把这笔帐记在了彭德怀头上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5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这一次，毛泽东真正被激怒了。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 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8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这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认为提建议反映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指挥员应有的权利，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到了会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复杂性了，认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曾经给他过难堪。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在1932年红军准备再次攻打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去硬碰硬，但没有说服大家，在无奈的情况下，就建议让在前线的彭德怀回来介绍情况，他希望彭德怀通过介绍情况来证明他不能打赣州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果，彭德怀也主张打赣州，当时使毛泽东十分难堪，他也因此在后来宁都会议上遭到了批判，并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件事，毛泽东恐怕不会忘记，也许从此对彭德怀有了疑心。不然，他为什么如此断定是彭德怀煽动林彪写了这封信呢?
林彪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更使毛泽东坚信不疑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不仅怀疑彭德怀，还怀疑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怀疑是毛泽东听了别人的猜测和判断而引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但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6、7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
到了1943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调查取证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某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至此，这种误解才算消除。
当时，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因而批评林彪时，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柔和多了，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忘记他曾经给林彪写过的那封信，依然是语重心长。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视了毛泽东一眼，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林彪不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
其实，毛泽东说错了，林彪虽然年轻，但对政治斗争也颇有研究了，因为他早就对权力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其实，毛泽东不是说给林彪听的，而是说给彭德怀听的，那意思是说你彭德怀不要利用林彪的无知来对付我。
这场风波，以毛泽东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平息了。
中央红军继续朝着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前进。
毛泽东在24年中四次重提“临阵换帅”，并断定彭德怀要夺他的权，此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的罪状之一。唯一能证明彭清白的林彪又三缄其口，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本文详细披露了遵义会议之后的一场鲜为人知交权风波的是非曲直。
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1月15日，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博古和李德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遭到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使得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此时，中国革命的航船仍在险滩激流之中。毛泽东将如何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即倒呢?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
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陂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方是川军，足有1万兵马。结果，导致战斗失利。
毛泽东首战失利，引来众多非议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事隔21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对此事刻骨铭心，不在于这次战役失败本身，而是由此引起的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当时的博古，见毛泽东首战失利，却有着另一番想法了。
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就意识到“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这一决定，已经告诉他要交权。因此，他也准备把权力交给毛泽东。现在博古又开始犹豫起来，心想，你毛泽东不是有本事吗?照样吃败仗。看来这权力暂时还不能交。
所以，在土城战役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月5日，张闻天便接替了博古。当时，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的处境极为不利，但交权的问题也在急速地进行着。周恩来回忆说：
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然而，土城之败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毛泽东在常委中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
究竟能给毛泽东定个什么角色?实在难以预料。
作为一个高明战略家的毛泽东，他走出遵义城后的首战失利，决不是他的天才般的谋略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恰恰是人们对这次失利原因的错误判断。
毕竟毛泽东的谋略要高人一筹，别人抓不住的东西，他能抓住，别人想不出的智谋，他能想得出，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得透。就凭这一点，足以使他在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帅。
二出遵义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受到挑战
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发生了激烈争论。
“现在，红军应该回兵黔北，因为黔军易打，且黔北空虚。”毛泽东最后发言，提出了眼下红军的行动方针，立刻被大家所接受。
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红军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一仗，总共歼敌2个师又8个团，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此次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第二天，司令部所发电报，就开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了。
然而，毛泽东刚刚戴上的“政治委员”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就被摘了下来。这是后来人们很难想象的事实。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这天凌晨1时许，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一份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 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 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 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无敌。
4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 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电报的抬头只写着“朱主席”，因为朱德是军委主席，不写“朱司令”，就是要避开毛泽东。如果在这封电报的抬头写“朱司令”，就必然要写上“毛政委”，否则，让毛泽东看了会有想法，而称“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写上了。这封电报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这封电报，无疑要先有个意见，朱德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也预料朱德会同意他的建议。
自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中还没有出现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人物，虽然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土城的失败。更何况眼下的红军仍处在重围之中，处境很不妙，北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翅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现在，虽然红军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正在向西开拔，但究竟如何向西开进，走哪条路西进，还没有明确，处在盲目西进的途中。
林彪看准时机，觊觎中央红军最高指挥权
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眼下就是表现惊人之举的时候了。林彪看准了这个时机，他要脱颖而 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红军总指挥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胜利，那么，他就有可能与毛泽东抗衡，最终获取指挥整个中央红军的权力。
林彪的预料是准的，朱德接到电报后，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但朱德办事向来稳重，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
张闻天看完电报后，搞不清林彪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一军团的军团长，所提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鉴于过去博古搞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就采取了另一种简单的做法，无论大事小事，事事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并依据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于是，他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此时，张闻天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做法，也同样会出问题。
在讨论会上，朱德首先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的这封电报只发给朱德而没有同时发给他而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4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陈述自己的意见，无奈众人未被说服。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就简单地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林彪的建议。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毛泽东一听张闻天这话，就气冲冲地一甩手走了。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大家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是他自接过博古那个挑子以来，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毛泽东因势制变，力挽危局
毛泽东从来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处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但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在3月11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同时，会议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职，并且形成了新的“三人团”，其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
林彪煽动撤换统帅，遭到聂荣臻当面驳斥
5月8日，红军到达四川的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谁料，在这期间风波又起。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达会理后，这种情绪就以爆炸的方式喷发出来。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手持电话，表情极为严肃地向对方讲道。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放下电话，苦笑着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坐在一旁的聂荣臻，对林彪刚才给彭德怀打电话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不满，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行军途中，林彪就流露过对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快到会理时，林彪当着聂荣臻的面抱怨道：“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以为他是走路走得多了，不耐烦了，就以开导的语气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此时，聂荣臻却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禁不住站起身来，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林彪站在那里，望着聂荣臻，摆了摆手坐下了，那意思是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聂荣臻提高嗓门，警告这位年轻的军团长。
林彪并没有擅自下令部队行动的打算，他认为聂荣臻误解了他的意图，所以就没有把聂荣臻的话当一回事儿。
5月12日，“三人团”随军委纵队到达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这封信，信中写道：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毛泽东被真正激怒了，但他却把这笔帐记在了彭德怀头上
毛泽东震惊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惊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提出了“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花了5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这一次，毛泽东真正被激怒了。他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毛泽东又一次宽恕林彪的同时，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 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8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他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遂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习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接着，彭德怀又说：“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他想用真诚的心去换取毛泽东对他的真诚理解和信任。可他当时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中讲了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彭德怀产生这种疑心?这也是事出有因
在这之前，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毛泽东看过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快，认为提建议反映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指挥员应有的权利，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到了会理接到林彪的信，他就感到事情的复杂性了，认为林彪的信不是孤立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者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曾经给他过难堪。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在1932年红军准备再次攻打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去硬碰硬，但没有说服大家，在无奈的情况下，就建议让在前线的彭德怀回来介绍情况，他希望彭德怀通过介绍情况来证明他不能打赣州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果，彭德怀也主张打赣州，当时使毛泽东十分难堪，他也因此在后来宁都会议上遭到了批判，并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此陷入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件事，毛泽东恐怕不会忘记，也许从此对彭德怀有了疑心。不然，他为什么如此断定是彭德怀煽动林彪写了这封信呢?
林彪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更使毛泽东坚信不疑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不仅怀疑彭德怀，还怀疑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怀疑是毛泽东听了别人的猜测和判断而引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但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6、7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
到了1943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调查取证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某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至此，这种误解才算消除。
当时，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因而批评林彪时，毛泽东的语气变得柔和多了，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做，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忘记他曾经给林彪写过的那封信，依然是语重心长。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视了毛泽东一眼，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林彪不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
其实，毛泽东说错了，林彪虽然年轻，但对政治斗争也颇有研究了，因为他早就对权力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其实，毛泽东不是说给林彪听的，而是说给彭德怀听的，那意思是说你彭德怀不要利用林彪的无知来对付我。
这场风波，以毛泽东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平息了。
中央红军继续朝着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