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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香港，是包容少年人一切梦想的乌托邦，从没人将留港视作一条畏途。然而今日的香港，为何到了“走的人头也不回，来的人犹豫不决”的境地？
编辑_如是观 供图_懒小巫 设计_李阳
高耸入云的楼群，狭窄拥挤的街道，快节奏的生活频率是香港在大部分人心中最直观的形象。香港的写字楼往往神色严峻，棱角冰冷，锃光瓦亮的玻璃幕墙上总映着人们行走带风的身姿。穿梭其间的精英阶层像是写字楼的分身缩影，时刻妆容精致，步履匆忙。但这样的钢筋森林里从没有香港的生活，香港人的烟火气依旧藏身在老式居民楼环绕出的街市和后巷里，喧嚣吵闹，熙熙攘 攘。
月薪1.2万只算中下水平
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2016年是我来到香港的第七年，可千万不知所以的理由，让我对这个城市就是爱不起来。香港对我来说早就被拆解为构成生活的琐碎细节，譬如走在湾仔或是旺角这样的老区，随处能看到墙上牛皮癣一样五彩斑斓的小广告，而头顶两三米高的位置可能就架着一竿潮湿滴水的衣物，又譬如回到租住的公寓，小小的5平米，甩胳膊抖腿都没有空间，狭窄逼仄到连室友炒辣椒的味道都躲不掉，辣得我无处可逃。
常年旅居香港的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曾经试图用他的镜头来呈现香港的建筑密度和蚁居生活，他在解构自己摄影作品的时候这样说：“人们总是乐于通过杂志去欣赏富人的豪宅，但那从来不是我们的现 实。”
深以为然。
真实的生活哪有那么多光鲜亮丽？居大不易，香港物价的高昂大约已是世人共识。走在街上总能看到香港劳工处关于将最低时薪由现在的32.5港元提升至34.5港元的公益广告，新标准有望在2017年5月生效。我们姑且按照每日8小时，每月21个工作日来计算，香港的贫困线大概是月薪5796港币。而香港政府在2016年年初公布的统计资料却指出，月薪1.2万港币的收入在香港依然属于中下水平—哪怕高出贫困标准两倍有余，但想在香港过得体面，依然十分艰 难。
与北上广深这四大内地超一线城市相比，香港的居住空间狭小，物价又非常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但大多数本地人仍旧不肯“逃离”，甚至有不少人一生中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一水之隔的澳门—即使香港特区护照目前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高达156个。其实不止他们，还有像我一样的港漂军团，我们怀着对特区的各种期待，豪情万丈地来到这里。优才引进计划的年限设置很巧妙，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我，或是我的朋友们来说，香港用了七年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中打上烙印。无论我们的初衷为何，学习也好，工作也罢，七年过后，我们大多逐渐适应了这里与内地迥异的生活和节奏，最终还是会选择在这里扎根，悄无声息地融入了特区的茫茫人海中。
闷热，逼仄，快节奏，不宜居。也许我的香港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国际大都市完全不同，反而琐细到千疮百孔，但这才是我的香港。
我真正生活的地方。
香港“下沉”的窘境：
走的人头也不回，来的人犹豫不决
近几年，关于香港“下沉”的说法屡见报端。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超级富翁李嘉诚均曾就此问题通过媒体向公众示警，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造成299人死亡并导致了香港上一次经济发展节奏的剧烈放缓，但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的局面远比2003年糟糕。根据官方预测，截至2016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将达到6%左右；可在香港，如果GDP的增长幅度能够高于1%，就已经能为这个财年交上一份不算难看的答卷了。而与低迷的经济增长曲线相伴而来的则是高达3.4%的失业率，房地产、零售、运输、金融和旅游等行业在2016年第二季度的疲软表现更是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尤其是旅游业，内地游客作为香港旅游业曾经的支柱群体，近年来已经逐渐完成了向东南亚及日韩俄等国的转移。2016年9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访港旅客共计508.65万人次，较2015年同期下跌9.41%，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共计403.7万人次，同比下跌11.28%—香港旅游热正在迅速降温。其实并不需要罗列这些官方数据，只从朋友圈里大家晒出的国庆旅行目的地中就能看出端倪，大家不是在韩国吃烤肉，就是在日本泡温泉，等来等去，都没有一个人来香港陪我喝早茶。
“走的人头也不回，来的人犹豫不决。”有人这样形容过现在香港的尴尬境 地。
其实在与我同期抵港的朋友们心中，大多是没有什么地域观念和思乡情节的。那时候从没人将留港视作一条畏途，曾经的香港在我们看来正是包容少年人一切梦想的乌托邦。然而行至今日，面对一个个选择离开的同行者，我们从最初的讶然逐渐变得麻木。每次送行宴上大家总会探讨到陆港各自的优劣比较之类的话题，结论也逐渐趋于一致：留在香港没前途，想要更好的发展和未来，要么去美国，要么回大陆。有很多人因此离开了，但总还有人选择留下，他们留下的原因，大概就是香港最后的希望，但这希望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在香港的这七年，恰好赶上了香港发展遭遇瓶颈的时段，我们都知道，香港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早已不再是我们曾引以为傲的远东金融中心。但它衰落的速度也太过让人心惊肉跳。回归至今十九年，香港的GDP总量由大陆的18%下滑到不足3%，1997年，香港的人均GDP为澳门的两倍，而今却只能达到澳门的三分之一。常听人说，会有今天的局面，是因为香港变了，横亘在本土人和新移民之间的藩篱已经出现。也许是吧，年轻一代似乎是变得更加浮躁焦虑，激进冲动；又也许不是，这个社会好像依旧保留着往昔开放包容的影子，允许每一种可能性的发生。
我对这样的现状感到无奈，曾经我选择香港的理由就像移民电影《布鲁克林》里Eilis第二次选择离开家乡时一样。我相信在这里可以摆脱原生故乡带来的视野局限，给自己的工作、爱情或是家庭，都提供更多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似乎正随着特区的“下沉”被逐一扼杀。 香港，自由港，知识和资源更多，诱惑自然也更多。自由的高塔，可以成为危楼，也可以推倒在地成为新建筑的基石。谁也不知道自由这把双刃剑会给香港带来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独立思想的人，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勇敢面对生活，不踌躇，不蹉跎。
自由港的自由：
“不关你的事，不关我的事”
两年前，我由于课业的原因结识了Elliot—一个定居香港的英国人，在南区开着一间小酒吧，却像投行高管一样过着频繁往返于香港与伦敦之间的双城生活。香港的外国面孔很多，出于历史原因，华洋杂处是香港人司空见惯的事，即使Elliot是一个粤语流利的“老外”，也并不会有人抓着他大惊小怪。但不得不说， Elliot确实是我朋友圈中最为独特的“老外”。因为他说，我是一个香港人。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诧异，Elliot反问我，如果不能认可这个身份，如果更喜欢原本的故乡，你为什么要申请香港的永久居民资格？我有点措手不及，边思考边回答：我并没有在这里长大，申请身份更多是为了追求安全稳定的生活，香港缺席了我成长的过程，所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大概也很难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归属感。
Elliot认为我的解释是在为自己的选择逃避责任，他这样批评我：我在伦敦长大，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我认可香港中西融合的城市文化，才会选择定居在这里，那你呢？你说你对香港没有归属感，为什么不回到曾经的家乡去，而是要留在这里做一个格格不入的香港人？”
我不禁汗颜，是的，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当然不可能对这座城市全无感情。七年间，我也曾在这里结识过许多热心善良的香港人，所以，就算之后遭受到路人莫名其妙的敵意对待，我也总是选择息事宁人，并不会针锋相对—只是，这种忍让，真的就只是礼节，一点点地消磨掉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热忱和不设防。所以即使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申请了永久居民的身份，我依然从心底里抗拒着被这座城市同化。可站在七年的尾巴上回望记忆里的故乡，竟然已经陌生到面目模糊。我第一次意识到落户香港这个决定并不仅仅是户口和档案上一次简单的资料更改，而是与原生故土的彻底决裂，销户脱籍，家乡不再是我的退路。可是，我要花多久才能真正融入香港社会的冰冷生活中呢？
我不知道。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家乡是一个灰色天灰色路灰色行道树的工业小城，闭塞传统，似乎大家都无法摆脱动物的群居属性，邻里和睦，落后但亲切。我当然不会粗暴地抹去小城生活的温暖记忆，但是在那里，一言一行总有人不错眼珠地观望、点评，我很难成长为一个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人。香港社会的优点，在于大家各自都有匆忙的步调，没有精力去在意不相干的人事，身处其中，通常能活出自己的空间。但香港社会的缺点也在于此，自顾自的冷漠是大都会的共同属性，攸关个体命运的抉择总是游离在舆论之外，甚至要演变成个人与社会的一场持久博弈。记得曾看过一句不知出处的名言：18岁之前，遇到什么事还可以怪出身、父母、家庭背景等等，但18岁之后，就只能归罪于自己的选择。
选择很难。可不难，那还叫选择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只能代表自己，百般权衡，也还是要遵从内心的呼喊。我漂泊异乡，是因为对自我意识有着出人意料的执念与坚持。而最终选择了大都会的冷漠空间，则是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给我提供寻找自己的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曾刊登在《留学》总第69期）
编辑_如是观 供图_懒小巫 设计_李阳
高耸入云的楼群，狭窄拥挤的街道，快节奏的生活频率是香港在大部分人心中最直观的形象。香港的写字楼往往神色严峻，棱角冰冷，锃光瓦亮的玻璃幕墙上总映着人们行走带风的身姿。穿梭其间的精英阶层像是写字楼的分身缩影，时刻妆容精致，步履匆忙。但这样的钢筋森林里从没有香港的生活，香港人的烟火气依旧藏身在老式居民楼环绕出的街市和后巷里，喧嚣吵闹，熙熙攘 攘。
月薪1.2万只算中下水平
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2016年是我来到香港的第七年，可千万不知所以的理由，让我对这个城市就是爱不起来。香港对我来说早就被拆解为构成生活的琐碎细节，譬如走在湾仔或是旺角这样的老区，随处能看到墙上牛皮癣一样五彩斑斓的小广告，而头顶两三米高的位置可能就架着一竿潮湿滴水的衣物，又譬如回到租住的公寓，小小的5平米，甩胳膊抖腿都没有空间，狭窄逼仄到连室友炒辣椒的味道都躲不掉，辣得我无处可逃。
常年旅居香港的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曾经试图用他的镜头来呈现香港的建筑密度和蚁居生活，他在解构自己摄影作品的时候这样说：“人们总是乐于通过杂志去欣赏富人的豪宅，但那从来不是我们的现 实。”
深以为然。
真实的生活哪有那么多光鲜亮丽？居大不易，香港物价的高昂大约已是世人共识。走在街上总能看到香港劳工处关于将最低时薪由现在的32.5港元提升至34.5港元的公益广告，新标准有望在2017年5月生效。我们姑且按照每日8小时，每月21个工作日来计算，香港的贫困线大概是月薪5796港币。而香港政府在2016年年初公布的统计资料却指出，月薪1.2万港币的收入在香港依然属于中下水平—哪怕高出贫困标准两倍有余，但想在香港过得体面，依然十分艰 难。
与北上广深这四大内地超一线城市相比，香港的居住空间狭小，物价又非常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但大多数本地人仍旧不肯“逃离”，甚至有不少人一生中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一水之隔的澳门—即使香港特区护照目前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高达156个。其实不止他们，还有像我一样的港漂军团，我们怀着对特区的各种期待，豪情万丈地来到这里。优才引进计划的年限设置很巧妙，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我，或是我的朋友们来说，香港用了七年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中打上烙印。无论我们的初衷为何，学习也好，工作也罢，七年过后，我们大多逐渐适应了这里与内地迥异的生活和节奏，最终还是会选择在这里扎根，悄无声息地融入了特区的茫茫人海中。
闷热，逼仄，快节奏，不宜居。也许我的香港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国际大都市完全不同，反而琐细到千疮百孔，但这才是我的香港。
我真正生活的地方。
香港“下沉”的窘境：
走的人头也不回，来的人犹豫不决
近几年，关于香港“下沉”的说法屡见报端。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超级富翁李嘉诚均曾就此问题通过媒体向公众示警，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造成299人死亡并导致了香港上一次经济发展节奏的剧烈放缓，但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的局面远比2003年糟糕。根据官方预测，截至2016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将达到6%左右；可在香港，如果GDP的增长幅度能够高于1%，就已经能为这个财年交上一份不算难看的答卷了。而与低迷的经济增长曲线相伴而来的则是高达3.4%的失业率，房地产、零售、运输、金融和旅游等行业在2016年第二季度的疲软表现更是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尤其是旅游业，内地游客作为香港旅游业曾经的支柱群体，近年来已经逐渐完成了向东南亚及日韩俄等国的转移。2016年9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访港旅客共计508.65万人次，较2015年同期下跌9.41%，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共计403.7万人次，同比下跌11.28%—香港旅游热正在迅速降温。其实并不需要罗列这些官方数据，只从朋友圈里大家晒出的国庆旅行目的地中就能看出端倪，大家不是在韩国吃烤肉，就是在日本泡温泉，等来等去，都没有一个人来香港陪我喝早茶。
“走的人头也不回，来的人犹豫不决。”有人这样形容过现在香港的尴尬境 地。
其实在与我同期抵港的朋友们心中，大多是没有什么地域观念和思乡情节的。那时候从没人将留港视作一条畏途，曾经的香港在我们看来正是包容少年人一切梦想的乌托邦。然而行至今日，面对一个个选择离开的同行者，我们从最初的讶然逐渐变得麻木。每次送行宴上大家总会探讨到陆港各自的优劣比较之类的话题，结论也逐渐趋于一致：留在香港没前途，想要更好的发展和未来，要么去美国，要么回大陆。有很多人因此离开了，但总还有人选择留下，他们留下的原因，大概就是香港最后的希望，但这希望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在香港的这七年，恰好赶上了香港发展遭遇瓶颈的时段，我们都知道，香港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早已不再是我们曾引以为傲的远东金融中心。但它衰落的速度也太过让人心惊肉跳。回归至今十九年，香港的GDP总量由大陆的18%下滑到不足3%，1997年，香港的人均GDP为澳门的两倍，而今却只能达到澳门的三分之一。常听人说，会有今天的局面，是因为香港变了，横亘在本土人和新移民之间的藩篱已经出现。也许是吧，年轻一代似乎是变得更加浮躁焦虑，激进冲动；又也许不是，这个社会好像依旧保留着往昔开放包容的影子，允许每一种可能性的发生。
我对这样的现状感到无奈，曾经我选择香港的理由就像移民电影《布鲁克林》里Eilis第二次选择离开家乡时一样。我相信在这里可以摆脱原生故乡带来的视野局限，给自己的工作、爱情或是家庭，都提供更多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似乎正随着特区的“下沉”被逐一扼杀。 香港，自由港，知识和资源更多，诱惑自然也更多。自由的高塔，可以成为危楼，也可以推倒在地成为新建筑的基石。谁也不知道自由这把双刃剑会给香港带来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独立思想的人，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勇敢面对生活，不踌躇，不蹉跎。
自由港的自由：
“不关你的事，不关我的事”
两年前，我由于课业的原因结识了Elliot—一个定居香港的英国人，在南区开着一间小酒吧，却像投行高管一样过着频繁往返于香港与伦敦之间的双城生活。香港的外国面孔很多，出于历史原因，华洋杂处是香港人司空见惯的事，即使Elliot是一个粤语流利的“老外”，也并不会有人抓着他大惊小怪。但不得不说， Elliot确实是我朋友圈中最为独特的“老外”。因为他说，我是一个香港人。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诧异，Elliot反问我，如果不能认可这个身份，如果更喜欢原本的故乡，你为什么要申请香港的永久居民资格？我有点措手不及，边思考边回答：我并没有在这里长大，申请身份更多是为了追求安全稳定的生活，香港缺席了我成长的过程，所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大概也很难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归属感。
Elliot认为我的解释是在为自己的选择逃避责任，他这样批评我：我在伦敦长大，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我认可香港中西融合的城市文化，才会选择定居在这里，那你呢？你说你对香港没有归属感，为什么不回到曾经的家乡去，而是要留在这里做一个格格不入的香港人？”
我不禁汗颜，是的，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当然不可能对这座城市全无感情。七年间，我也曾在这里结识过许多热心善良的香港人，所以，就算之后遭受到路人莫名其妙的敵意对待，我也总是选择息事宁人，并不会针锋相对—只是，这种忍让，真的就只是礼节，一点点地消磨掉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热忱和不设防。所以即使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申请了永久居民的身份，我依然从心底里抗拒着被这座城市同化。可站在七年的尾巴上回望记忆里的故乡，竟然已经陌生到面目模糊。我第一次意识到落户香港这个决定并不仅仅是户口和档案上一次简单的资料更改，而是与原生故土的彻底决裂，销户脱籍，家乡不再是我的退路。可是，我要花多久才能真正融入香港社会的冰冷生活中呢？
我不知道。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家乡是一个灰色天灰色路灰色行道树的工业小城，闭塞传统，似乎大家都无法摆脱动物的群居属性，邻里和睦，落后但亲切。我当然不会粗暴地抹去小城生活的温暖记忆，但是在那里，一言一行总有人不错眼珠地观望、点评，我很难成长为一个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人。香港社会的优点，在于大家各自都有匆忙的步调，没有精力去在意不相干的人事，身处其中，通常能活出自己的空间。但香港社会的缺点也在于此，自顾自的冷漠是大都会的共同属性，攸关个体命运的抉择总是游离在舆论之外，甚至要演变成个人与社会的一场持久博弈。记得曾看过一句不知出处的名言：18岁之前，遇到什么事还可以怪出身、父母、家庭背景等等，但18岁之后，就只能归罪于自己的选择。
选择很难。可不难，那还叫选择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只能代表自己，百般权衡，也还是要遵从内心的呼喊。我漂泊异乡，是因为对自我意识有着出人意料的执念与坚持。而最终选择了大都会的冷漠空间，则是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给我提供寻找自己的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曾刊登在《留学》总第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