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张家川县16岁初中生因为网络发帖而被刑拘一事，引起了众多网民的严重关切，网络上物议汹汹。围观就是压力，压力导致改变。甘肃方面已经将“刑事拘留”的决定撤销，改为“行政拘留”，最终释放少年。
　　这是网络舆论影响政府行为的一个最新案例。不过，这种“网络影响力”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本身也引起不同评价和激烈辩论。《环球时报》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说，一段时间以来，“网上已经形成北京等大城市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基层官员工作的批判潮”，暗示这对基层官员不公平。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大城市知识分子”（姑且借用这个词）批评基层官员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可以。否则就要问，包括《环球时报》的作者编辑在内，许多人也是“大城市知识分子”，他们又怎么能批评普通市民在马路上吐痰或者闯红灯？
　　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中，世界是平的。网络作为一种新空间，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解高低上下的等级关系，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区分。网络上无所谓“小地方”，自然也無所谓“大城市”或者“中央”。
　　这样的结构，使“群众监督”这件事面貌大变。“群众”变成了“网民”，就没有了地域限制，我们的群众遍天下。而“监督”变成了“网络舆论”，那么监督就不再是那么委婉雅致，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监督会变得毫不留情、锋芒毕露，哪里最痛就揭露哪里。
　　就像大机器生产改变了小农经济、也改变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一样，新的信息生产模式和传播模式也会带来新的行动者和新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超越地域界限的网络影响力是一种新的积极的力量。
　　不应当把这种力量仅仅归结为“大城市”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围绕着张家川初中生事件所发生的网络批判大潮，恰好是在“网络大V”缺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说明，网络影响力的出现和凝聚，有很多结构性的原因，并不是非要依赖于某些个人或某些群体。
　　由于“网络大V”或者“公知”这类概念从来缺少明确的定义，所以，所谓“网络大V”缺位，并不是说所有加V认证的、粉丝多的人都消失了。这主要是指一种总体上的局面，即自从秦火火、薛蛮子等人被刑拘之后，网络上比较重要的、辨识度很高的一些意见领袖确实出言谨慎乃至结巴，活跃度大大降低。
　　但是，对张家川警方拘捕初中生的批评与质疑依然在网络上喷涌而出，汇成大潮，令人非常惊奇。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寻的话，恐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网络上的注意力原是高度自由散漫的，之所以能瞬间集中到一个焦点上，主要是靠“事件”吸引，“事件”是拉动信息传播与汇聚的发动机。张家川这件事情之所以成为网络“事件”，主要在于它的“扳机效应”，使许多因素聚拢在一起，引发超过临界点的爆炸。这些因素包括：两高解释争议、500转第一案、初中生的年龄与经历等。无论张家川的警方如何理解自己的法律行动，他们最需要补上的一课，就是“网络事件是如何打造出来的”。他们最需要反思并完成的课程作业是，为什么他们自己成了扣扳机的人。
　　其次，在杂乱无序的信息涌流中，“事件”像是一块磁铁。它的磁力越大，就越会把各种信息和注意力拉动到一个方向上，形成巨大洪流或者巨大旋涡。张家川的事件，核心是涉及两高解释与网络言论判断，同时又涉及权力滥用。于是，官员履历、个人财产、办公楼等信息，必然会被拉扯出来。
　　再次，“事件”的可辩论性越高，就越会拉动信息传播。通常，一个事件在事实层面上的疑点越多，涉及价值观分歧的地方越多，触动社会情感层面越深，它的可辩论性就越高。辩论越是激烈而持续，就越是会拉动出新的加盟者，也拉动越多的看客与起哄。
　　这样来看，要在网络上消除事件，就像要消除海洋上的台风一样，根本没有可能。与其指责“大城市知识分子”而为基层官员的错误决定叫屈，不如把万千网民的无组织的集体行动看作是重大社会创新，看作是中国的网络奇迹，并看作是推进改革的强劲动力。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