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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人的创作或看似普通的意象化用，似乎是观念艺术的不二法门。2012年上海双年展上，老牌观念主义艺术家Joseph Kosuth带来了一件作品，黑幕上灯管组成的“树”型结构脱胎自达尔文的绘画，交织和错落的网络中，水平放置的是尼采的文字，其中有一句“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定义了整件装置作品的视角。
Joseph Kosuth出现在现场一身黑衣黑帽，身形略有发福。他成名很早，1965年的观念艺术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艺术家将椅子的照片、木质折椅、字典中椅子的定义进行并置，对事物的“原真性”提出质疑。这次老先生用科技手段完成的这件作品，但他质疑的对象正是科学。他说，所有的科技手段都在为艺术服务，而只有艺术才能创造“Meaning”。
《财富堂》：能否说说你接受邀请参加上海双年展的详细过程？
Joseph Kosuth：我收到邱志杰的邀请来参加上海双年展，他联系上我的时候很高兴，并且马上问我有没有兴趣为美术馆的烟囱设计一个作品。在他发给我的正式介绍信中，他邀请我为美术馆内部再创作两件大型作品。这两件作品就是参观者现在看到的。至于烟囱改造的作品，我们还没有足够时间去做，而且也还没获得批准，因为这件公众作品影响会很大。也许你看到过我为双年展设计的明信片，上面有我作品的图像。我的作品会设置在烟囱的上部，和那个巨大的温度计有些联系。我们希望尽快得到批准并在之后几个月将这件作品完成。
《财富堂》：你的作品和上海双年展的主题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Joseph Kosuth：这个问题可能问策展人比问我更合适。我一直认为我的作品，从它的本质，也是是哲学基础来看，可以同时有很多种不同的内涵。在我艺术生涯的早期，一个采访者问我“你的作品用的是什么材料？”，我的回答让他很困惑，我说“我在各种关系之间进行艺术创作”。这是我的信念，艺术家追求的是作品的意义，而不是形式或色彩，即使他们用形式或色彩去表达意义。如果你把你的艺术活动看做是在创造意义，它的思想性就比它的形式拓宽了，艺术活动成为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工作。很多艺术家为品牌设计昂贵的领带，这些空虚的工作只是等待市场来给他们提供价值——通过价格。这种商业文化掠夺了具有人文意义的真正艺术文化。艺术家必须抵制这个过程，并且为他们作品的独特意义而奋斗。
《财富堂》：为什么会在作品中引用“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Joseph Kosuth：这句话引用自尼采。我把这句话和达尔文的绘画组合在一起。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产生的新的意义是属于我的创作。我化用了在我之前其他人的文化作品。
《财富堂》：你从哪里得到这件作品的灵感？
Joseph Kosuth：从什么时候开始，科技变成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再问我们的宗教领袖，世事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开始问我们的医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等等，或者说，科学家。然而科学不是一种信仰，它甚至不会试图去回答关于人类存在的大问题。它和哲学一样变成西方大学的一门学科。现代哲学家像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充分讨论了古代哲学家的预见是不可能的。作为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产生的现象是，艺术成为独立的活动。伴随着现代主义诞生，艺术承担了创造意义的功能，这是宗教和哲学都放弃的。但是艺术不是预见，而是展示意义。艺术家从大众文化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反映人们生存条件的作品。艺术是反映艺术家生活的时代，这让艺术变得真实，艺术家对作品的意义有个人的解读。这就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我开始做这个系列是在收到爱丁堡Talbot Rice博物馆的邀请做爱丁堡节的艺术作品时，那个博物馆是爱丁堡大学的展览空间。这里是达尔文作为学生开始他的研究的地方。我装置作品的场所在达尔文时代时代堆着很多动物标本。我的作品中并置科学（达尔文的绘画）和尼采的观点。
《财富堂》：现场的参观者对你的作品反应如何？你是否会和他们交流？
Joseph Kosuth：是的。我这周从中国参观者那里获得了积极的反馈，我经常和他们讨论我的作品。对我而言那是具有很大信息量和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我希望在我回来做烟囱的时候能继续和参观者们保持交流，特别是艺术学生和年轻的艺术家。
《财富堂》：布展过程中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
Joseph Kosuth：我从来没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原先没想过会是什么样的。我的助手们在全世界很多矿井搭建过艺术装置，我们对中国同事的快速学习能力和办事效率印象很深刻。我的整个装置是在上海组建的，完工很快而且完成质量很好。负责我作品的助理策展人，她的负责态度不逊于我在世界各地合作过的任何策展人，她令我的作品成为第一个在双年展组装好的艺术装置，而且做得很完美。
《财富堂》：你还记得1976年来中国时候的情形？
Joseph Kosuth：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时期。我跟着一个美国艺术家访问团来中国会见中国的艺术家。我听说这是“乒乓外交”之后第一个访问团。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对于亲历那个时期的中国感到很自豪。我们是来见一见中国的艺术家，但他们有点回避我们，那时政治风向不明朗，和外国艺术家会面是一件要谨慎的事。不过，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苏州是我最喜欢的城镇。重回上海我觉得很高兴。
《财富堂》：你怎么看上海双年展的国际地位？
Joseph Kosuth：我相信这个独特的双年展会在世界舞台上变得更重要，邱志杰做了很多贡献。国际艺术圈了解并尊敬上海双年展做的努力。显然这对上海和中国还说是个重要的发展。这是可以做的最好的投资。
《财富堂》：你对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评价？
Joseph Kosuth：我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个学生，我现在做评价还不成熟，甚至可以说狂妄，但我见到了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必须看更多的作品，听更多艺术家谈他们的想法。现在只有一小部分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很有名，但我们知道情况在急剧变化。
Joseph Kosuth出现在现场一身黑衣黑帽，身形略有发福。他成名很早，1965年的观念艺术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艺术家将椅子的照片、木质折椅、字典中椅子的定义进行并置，对事物的“原真性”提出质疑。这次老先生用科技手段完成的这件作品，但他质疑的对象正是科学。他说，所有的科技手段都在为艺术服务，而只有艺术才能创造“Meaning”。
《财富堂》：能否说说你接受邀请参加上海双年展的详细过程？
Joseph Kosuth：我收到邱志杰的邀请来参加上海双年展，他联系上我的时候很高兴，并且马上问我有没有兴趣为美术馆的烟囱设计一个作品。在他发给我的正式介绍信中，他邀请我为美术馆内部再创作两件大型作品。这两件作品就是参观者现在看到的。至于烟囱改造的作品，我们还没有足够时间去做，而且也还没获得批准，因为这件公众作品影响会很大。也许你看到过我为双年展设计的明信片，上面有我作品的图像。我的作品会设置在烟囱的上部，和那个巨大的温度计有些联系。我们希望尽快得到批准并在之后几个月将这件作品完成。
《财富堂》：你的作品和上海双年展的主题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Joseph Kosuth：这个问题可能问策展人比问我更合适。我一直认为我的作品，从它的本质，也是是哲学基础来看，可以同时有很多种不同的内涵。在我艺术生涯的早期，一个采访者问我“你的作品用的是什么材料？”，我的回答让他很困惑，我说“我在各种关系之间进行艺术创作”。这是我的信念，艺术家追求的是作品的意义，而不是形式或色彩，即使他们用形式或色彩去表达意义。如果你把你的艺术活动看做是在创造意义，它的思想性就比它的形式拓宽了，艺术活动成为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工作。很多艺术家为品牌设计昂贵的领带，这些空虚的工作只是等待市场来给他们提供价值——通过价格。这种商业文化掠夺了具有人文意义的真正艺术文化。艺术家必须抵制这个过程，并且为他们作品的独特意义而奋斗。
《财富堂》：为什么会在作品中引用“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Joseph Kosuth：这句话引用自尼采。我把这句话和达尔文的绘画组合在一起。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产生的新的意义是属于我的创作。我化用了在我之前其他人的文化作品。
《财富堂》：你从哪里得到这件作品的灵感？
Joseph Kosuth：从什么时候开始，科技变成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再问我们的宗教领袖，世事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开始问我们的医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等等，或者说，科学家。然而科学不是一种信仰，它甚至不会试图去回答关于人类存在的大问题。它和哲学一样变成西方大学的一门学科。现代哲学家像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充分讨论了古代哲学家的预见是不可能的。作为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产生的现象是，艺术成为独立的活动。伴随着现代主义诞生，艺术承担了创造意义的功能，这是宗教和哲学都放弃的。但是艺术不是预见，而是展示意义。艺术家从大众文化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反映人们生存条件的作品。艺术是反映艺术家生活的时代，这让艺术变得真实，艺术家对作品的意义有个人的解读。这就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我开始做这个系列是在收到爱丁堡Talbot Rice博物馆的邀请做爱丁堡节的艺术作品时，那个博物馆是爱丁堡大学的展览空间。这里是达尔文作为学生开始他的研究的地方。我装置作品的场所在达尔文时代时代堆着很多动物标本。我的作品中并置科学（达尔文的绘画）和尼采的观点。
《财富堂》：现场的参观者对你的作品反应如何？你是否会和他们交流？
Joseph Kosuth：是的。我这周从中国参观者那里获得了积极的反馈，我经常和他们讨论我的作品。对我而言那是具有很大信息量和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我希望在我回来做烟囱的时候能继续和参观者们保持交流，特别是艺术学生和年轻的艺术家。
《财富堂》：布展过程中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
Joseph Kosuth：我从来没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原先没想过会是什么样的。我的助手们在全世界很多矿井搭建过艺术装置，我们对中国同事的快速学习能力和办事效率印象很深刻。我的整个装置是在上海组建的，完工很快而且完成质量很好。负责我作品的助理策展人，她的负责态度不逊于我在世界各地合作过的任何策展人，她令我的作品成为第一个在双年展组装好的艺术装置，而且做得很完美。
《财富堂》：你还记得1976年来中国时候的情形？
Joseph Kosuth：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时期。我跟着一个美国艺术家访问团来中国会见中国的艺术家。我听说这是“乒乓外交”之后第一个访问团。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对于亲历那个时期的中国感到很自豪。我们是来见一见中国的艺术家，但他们有点回避我们，那时政治风向不明朗，和外国艺术家会面是一件要谨慎的事。不过，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苏州是我最喜欢的城镇。重回上海我觉得很高兴。
《财富堂》：你怎么看上海双年展的国际地位？
Joseph Kosuth：我相信这个独特的双年展会在世界舞台上变得更重要，邱志杰做了很多贡献。国际艺术圈了解并尊敬上海双年展做的努力。显然这对上海和中国还说是个重要的发展。这是可以做的最好的投资。
《财富堂》：你对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评价？
Joseph Kosuth：我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个学生，我现在做评价还不成熟，甚至可以说狂妄，但我见到了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必须看更多的作品，听更多艺术家谈他们的想法。现在只有一小部分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很有名，但我们知道情况在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