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招生,中职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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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源,对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中职校长而言,显然是个无奈的话题。而生源告急,优质教育资源闲置,中职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如同大山一样压在校长们的心上。
  为突破困局,他们开始尝试跨地域开拓生源。跨省招生,由此成为他们自我救赎的一种选择。
  
  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力量。但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相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却在发展中陷入“招生困境”,主要表现为生源相对减少且质量低下和招生市场混乱两个方面,严重阻碍了中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一些城市的中等职业学校开始采取跨省招生来解决生源危机问题。
  
  生源危机,大城市中职教育之痛
  
  “好学生都要去高中,我们能招满就不错了。”北京一所职校的副校长在完成今年的招生计划后,终于舒了口气。尽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尽管最终也完成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招生计划,但回想起招生过程,他还是忍不住感慨:“太难了!”而另一所职校的招办主任更是忘不了他们学校那年的那场招生噩梦,“只招到了240来人,学校现有老师就200多人,当时的局面让大家全慌了,要知道我们以前最多能招到两千多人啊!”
  在北京,中职学校招生主要依靠“登记入学”和“提前招生”的办法,“统一录取”的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所谓“登记入学”,即毕业考试结束之后,只要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就可以到中职学校报名入学;“提前招生”即中考结束后,没有上普高分数线的学生,都可以持中考成绩单来校报名;而“统一录取”是指在初中毕业考试前,让学生填报志愿,中考结束后根据学生志愿和中考分数来分配学校。现实中,假如一所学校招400来人,靠“登记入学”和“提前招生”就达380多人,而“统一录取”顶多能招到50来人。
  每年8月初,招生办会公布统一录取的结果,中职学校只能从普高挑剩的学生中进行录取,“事实上,我们根本定不了分数线,剩下的这些学生还不够几所中职学校分的。而且有的普高还会降分补录,还有的学生选择去读私立学校,你说我们上哪儿录人去?”北京某职业中专招生办主任这样对记者表达他在招生问题上的有心无力。
  


  这样的感慨对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中职教育工作者来说,可以说是心有戚戚焉。生源,是这些城市中等职业学校校长无奈的话题,生源告急,优质教育资源闲置,职校面临生存危机——这些问题仿佛新三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心头。
  以北京为例,目前中职教育总体招生形势相当严峻,其中中专招生相对较好,职业高中的“生源危机”最严重。此外,拨款体制的不同加剧了职业高中对“生源危机”的痛彻感受。中专和技校由市里按“生均定额+专项”拨款,而职业高中则是由各区县按“教师人头费+学生综合定额”拨款的。因此,招生数量对学校所受财政拨款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职业高中的“生源危机”会加剧“财政危机”,进而可能会导致“生存危机”。
  按照教育部的计划,2008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2007年的基础上扩大招生20万人,达到820万人。同时,随着高技能人才的走俏,各地技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也在逐年扩大。而目前,全国城乡每年不能进入普高的初中毕业生大约有1000多万,而这当中的许多人都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大城市还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直接生源减少的影响,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数量这几年就已经降到了10万人以内。
  大城市中职教育市场的”蛋糕”只有这么大,同时大城市中职教育资源明显要优于其他地市级城市,要想在这样的尴尬中“吃饱”,解决由此带来的教育资源闲置以及职校的生存危机等系列问题,这些城市就必须另辟蹊径,在激烈的竞争中各显神通。
  于是,跨地域开拓生源成为一些大城市中职教育的自我救赎之路。
  
  跨省招生,中职教育的自我救赎
  
  早在2002年,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计委就联合发文,进行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外省市初中毕业生的试点。
  有关研究表明,上海市每年新增30万劳动力,其中有1/3为外来劳动力,2010年以后将超过1/2,而拥有上海户籍的初中毕业生生源届时每年只有10万人左右。大批外来劳动力流向上海,并在以蓝领为主的职业岗位上占据大块份额已是大势所趋。上海职业教育主动面向外来人群,为城市发展打下人口优化的基础,是不能回避的时代使命。
  “招收外省市生源的成本要比本地生源高许多,但对当地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好处。”经过实际操作后,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校长严正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解释道,到外省市招生,首先要与当地教育部门建立联系,对当地学校进行考察,这都需要经费支出;联合办学协议达成后,如果采取“2+2”教学模式,就必须对分部前两年的教学管理进行指导和监控,包括教材、大纲的提供,试卷抽查,职业技能要求等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学校的教育思想、教学模式、管理手段可以渗透到当地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甚至可以提供一定的教学设备,从而带动当地的职业教育发展。
  当然,学生毕业后回当地就业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职业教育是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职业教育是不可能有很大发展的;而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跨省招生给上海的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跨省招生适应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作为我国制造业、加工业的重要基地,每年都需要补充大量的外来新增劳动力。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实行跨省招生,主动承担起了为上海制造业、加工业输送高素质外来新增劳动力的责任,必将有力地推动上海制造业、加工业的发展。
  其次,跨省招生使上海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上海拥有丰富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同时又面临着本地初中毕业生生源逐年下降的困扰。走出去,把招生的目光投向外省市,无疑是富有远见的战略选择。生源供需矛盾的缓解,使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使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有了基本保证。
  同时,跨省招生让需要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有了更大的选择权。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推出的跨省招生,为上海以外的求学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使他们在获得接受优质职业教育机会的同时,在就业和升学等方面也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根据上海初中毕业生数及新增劳动力需求数,2010年上海中职学校通过各种渠道招收外省市生源的数量将达到上海中职学校招生总数的50%左右。上海在中职教育跨省招生上的实践无疑为其他发达地区的省市提供高质量的中职教育服务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天津同样也走出了一条靠跨省招生而解困救危的道路。
  2003年,天津市有20所省部级和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与甘肃、青海、陕西等西部省区职业学校实施合作办学、跨省招生,用优质的教育资源为西部地区建设培养高质量的实用技术人才。
  按照办学协议,新生由西部地区生源所在地合作校负责招收,实行“1.5+1.5”或“2+2”的联合办学模式,即学生入学后前一年半或两年在当地的合作校学习,后一年半或后一年来津学习。
  无论是来津期间,还是在当地,学生三年全部学费完全按照生源当地合作校的收费标准收费,并实行一个教学计划,统一安排教育教学活动。
  学生在津学习期满,学业成绩合格,将颁发在津学习校的中职毕业证书,并可根据市教委有关中职校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高考的规定,自主报名参加本市的春季、秋季高考。对于毕业后愿意留津就业的,在津学习校可推荐就业;愿意回原籍就业的,由生源所在地合作校推荐就业。
  2008年天津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100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外省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使天津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辐射全国,成为亿万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摇篮。天津第一商业学校等100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28个省、市和地区招收初中毕业生43837人,其中招生计划主要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跨省跨区域招生几乎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给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职校提供了一条获取生源的有力途径,并渐成趋势。
  
  跨省招生,想要做到不容易
  
  相比上海、天津等地引进外地生源,同时在各项政策上提供方便而言,北京中职教育在开拓外省生源方面要慎重得多。
  从2005年起,北京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开始招收外地生源,但只是作为中职校解决招生困境的一种途径,以市场调节为主,不转户口,不包分配。其中对中职学校招生影响最大的是对外地生源的助学金的发放问题。
  《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具有本市户籍(或纳入北京市中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录取的铁路、艺术和体育类外地生源)的在校学生。因此,北京的外省生源享受不到助学金政策。
  一方面是随着城市初中毕业生总量的减少,一些中职校的在校生处于不饱和状态,直接影响学校办学经费的拨付和运转,另一方面是利用资源招收外地学生却又无法给外地生发放助学金。北京中等职校招生工作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北京就读的外省生源中职生无法享受中职助学金,原因之一是北京的外省生源数量很大。据估算,除了联合办学的外地生源外,目前在北京中等职校就读的外地户籍的学生,其比例不少于在校生数量的40%。若按每年2万人计算,助学金就是3000万元。国家助学金是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的,这对于北京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
  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与生源当地财政的联系和学生异地入学的确认方式,以保证在国家助学金的政策面前,学生人人平等,不让学生吃亏,不让政策走样。
  跨省招生,本是教育主管部门予以明确支持的一个政策。教育部职成司在《关于印发〈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跨省招生来源计划〉的通知》中就已明确指出:“在跨省招生问题上,教育部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教育行政部门在招生办法、收费等有关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鼓励、支持其所属学校面向西部地区招生,为西部地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史枫认为,寄予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样一视同仁地对所有生源都发放国家助学金是不现实的。北京已处于人口膨胀的极致,如果真的再助学金放开,北京财政将难以承受;同时,北京在总体上还要控制人口增长。这些因素都注定北京不能靠外省生源来解决中职教育的生源问题。
  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史晓鹤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人口这个方面,北京市鼓励的是高端人才的引进,对初端人才目前市里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从大的原则讲,应该让优秀的学校承担为本地经济发展输送更多优秀人才的任务,应根据市里的宏观需求和劳动力整体情况,让一些优秀学校进行跨省招生。
  但她不主张全部放开对外省招生,因为北京市的中职学校发展并不平衡,一些职业学校对招收的外地生培养跟不上。
  此外,她还指出,外地生源的管理与北京的学生不一样,管理成本高。而且外地生源涉及就业问题,有些单位对外地生热情不高,甚至不愿接收外地生源。例如,会计专业就希望招收本地学生。
  职业教育最终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要求在专业上与地方经济发展匹配。如何真正通过职业教育使提供给市场的劳动力经过专业化培训,实际上是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的一种表现。北京中职学校的生源解困之路,仍需多方探索。
  
  结束语
  
  无疑,跨省招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解决大城市中职教育生源危机最有效的方式。在实施跨省招生的过程中,怎样应对诸如北京这样的因人口压力和财政负担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
  但正如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姜大源所说:“国家给予一定政策不是不可能。这些年为发展职业教育,国家已经给予了大的大量的政策支持,但因吸纳西部人员涉及劳动工资、户口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于各个大城市以及发达地区在跨省招生政策以及实施等问题上的进一步完善,我们还需要假以时日。
  但是,跨省招生真的就会彻底解决中职教育的“生源危机”,而让这些学校从此一劳永逸吗?现实并非如此。史枫认为,跨省招生,在短期内是一个可以解决生源问题的方法,但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如果参照目前的中职教育模式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中职教育不仅要面临本地生源不足,将来同样会面临生源地的生源不足。中职教育要想真正走出“在生源中活着或是死去”的哈姆雷特式的困境,真正的出路只有改革现有的教育模式和观念。
  在欧洲,职业教育面向的都是成人,而不仅仅拘泥于未成年的学生。我国的中职教育也不能只把目光放在适龄人口上,而应把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以及在岗人员的职业再培训。同时,中职教育还应和普通高中教育结合起来改革,实现普通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互相融通。
  史枫认为,普通高中教育应含有职业教育的成分,在高中阶段应融入一些职业技能的教育;而另一方面,中职教育也不应仅仅拘泥于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而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基本素质,这也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逐步提高的基本要求。
  也许,这样的前景才是职业教育真正的未来,也才是职业教育摆脱“生源决定生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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