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阅读一直是师生面临的难题，诗歌难学难教，很大一个原因来自诗歌文本的特殊性，诗歌文本较其他文学作品有更多的“不确定领域”和“空白”。而全国卷考查古代诗歌阅读着眼于审美的鉴赏与评价，文本以唐宋诗词为主，注重对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高考时，学生既不能求助、也不能查找参考资料的独立阅读情境。一般把当前文本（注释）视为完足的鉴赏对象，强调独立的直接解读，努力发现文本内在的多种联系的可能，不断扩展解读的丰富性，深化解读的层次性。所以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诗歌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四个层次的空白点，找到考场情境下答题的抓手。
　　首先，诗歌文本在选词与构句上的偏离，常常造成语词具有表示多种意义的可能。为获得诗句的创新性，诗歌文本常常在选词与用字上追求“偏离效应”，常要打破语言的常规用法，采取超常甚至反常的用法，以赋予字词新的独特的意义。因此，字词与意义的分离、偏转使得诗歌文本的语词意义的不确定性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突出。但这种“偏离”与诗人所表现的跳跃的、朦胧的、不可言喻的情意和反映生活的独特视角有关。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记载有许多对语词“偏离”的用法，如杜甫《送蔡都尉诗》中“身轻一鸟过”，“过”字曾脱落，后人用“疾”“落”“起”“下”去补上，终“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用的‘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又如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中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又如李白的《望天门山》中的“两岸青山相对出”，“出”字的超常用法，化静态青山为动态，给人无限的想象，仿佛行船时忽见青山，惊喜万分，又感受到诗人此时豪放畅快的感情。字的超常用法将字义朦胧化，使之看似某义，实有他指，引人遐想，启人思悟，含而不露，余味无穷。故明代杨慎认为《诗经》是“意在言外，使人自悟”，明代陆时雍认为“少陵七言诗，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一咏三调，味之不尽”。这就表明能以有限之语，抒无限之情，以个别之词，表不尽之意。“意在言外”就是一种“偏离效应”。而且诗歌文本在构句上常用词序颠倒、句子不完整、缺动词或其它联系词造成语言的偏离，以此来诗人内心独特的感受。如杜甫《秋兴八首》第八首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句，这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的倒装。诗人是回忆长安美景，将“香稻”“碧梧”这两个词提前，强调香稻不是普通之物，而是鹦鹉啄余的稻粒，“碧梧”亦非一般之物，而是凤凰栖老的梧桐，词序的倒装就把诗人心中强调的事物充分强调出来。又如马致远的《秋思》“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共九个名词，缺少谓语动词或其它联系词，这相对于常规谴词造句显然是一种偏离，恰好形成“空白”。九个名词是九个典型的景物细节，每个细节张开足够大的空间引导读者去填补，为这幅游子思乡图再增凄凉之色、添苦累之情。
　　因此特别得注意诗句变形之处：省略的成分，颠倒的语序，词性的活用。补出省略语，恢复正常语序，揣摩活用词的画外音，理清诗歌的字面意思，以此作为解读诗句的抓手。
　　其次，修辞格层的反常。中国自古有赋、比、兴之说，西方则有比喻、象征、夸张、通感等理论。诗歌文本通过修辞来表达复杂微妙、起伏跌宕的情感，朦胧跳跃的意象。这些修辞的共同特征都是放弃直接指示而设立中介，离开正常意义而转指他义，或将正常意义无限放大或无限缩小而变成超常意义，从而造成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增加意义空白，增强诗歌文本的召唤性。诗歌文本修辞层的反常与表达复杂微妙的情感，朦胧跳跃的意象关系密切。修辞目的是要达到意义的重建，一种与语言意义单位（词、句、）的本来意义不同的新的意义，再者它们又是连接诗人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审美阅读之间的通道。诗歌文本中常见的修辞有比喻、比拟、夸张、对比、对仗、借代、用典、双关、衬托、象征等。下面举比喻、象征的修辞做个说明。
　　诗歌中的比喻常把不相容的事物置于同一格局，使语体富有强大的张力。本体与喻体愈不相似，愈反常规，但又让人理解的比喻愈好。例如贺铸的词：“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喻体是与本体“愁”似乎毫不相干的“烟草”“风絮”“梅子黄时雨”，把这几种极不相容的异质的事物置于同一格局中，形成抽象与具象、生命与无生命、闲静与流动并存的独特隋境，让人在朦朦胧胧中产生无限的联想，体味到其中丰富的蕴涵。
　　诗歌中的象征是指用某些词或词组所构成的形象，表现比较朦胧、不确定的意象。象征可分公共象征和私设象征，公共象征即原型象征，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象征，如“秋风”常象征离情别绪，“梅菊”常象征高洁品性，“杨柳”常象征惜别之情。私设象征是私人拟出来的不同寻常的象征，这种象征往往是诗人别出心裁的创造，它的蕴涵丰富深邃，而且往往不确定。象征带来文本意义的多解，不同的读者因其情感阅历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理解，时代的变迁也会带来新的意义解读。
　　因此要掌握诗歌常见的艺术手法，明确手法关乎诗人情感、诗歌主旨、语言效果，积淀意象常见内涵，积淀常见典故，以此作为解读写法的抓手。
　　再次，意象意境层的空白与不确定性最多，也是诗歌文本召唤性最集中的层次。原因有三，首先这一层是从语言学转向心理学层次。诗歌文本并不直接提供意象意境，读者要借助形象思维才能把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前三层语符转化为意象意境，因语义层的不确定性，形象思维在完成从语言向意象意境的转化时，语义层的不确定性就转移到意象意境层。其次，意象意境层是心理活动的产物。诗人把独特的心理体验通过形象思维化为语词符号，读者则把诗人笔下的语符经过逆向的形象思维再转化为意象意境。由于读者在建立意象意境的过程中是以原先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所以意象意境的产生各不相同，即人们常讲的“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第三，在心理学层次上，“象”永远大于“言”。意象存活在诗人和每个读者的心理活动中，只有诗人、读者的个人心灵的眼、耳、鼻、舌、手，才能“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闻”得到、“尝”得出，且随时变幻、稍纵即逝。所以語言永远描摹不尽。它充满空白，充满朦胧和不确定，任由一代代读者去填补、确定。
　　因此要借助意象内涵，关联具体意境，还原主客画面，以此作为解读诗歌情感的抓手。
　　最后，思想感情是隐藏在诗歌文本的最深层，是读者时时可以感受到而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借助于诗歌的超常语言，通过建立朦胧而丰富的审美意象意境得以显露的。清代王夫之曾提出“诗无达志”，他认为诗人可把各种复杂的情志同时凝注在某一个意象意境中，并通过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其中诗人的情思本身是朦胧复杂的，即“无达志”。中国古典诗歌素有“诗无达志”“诗无达诂”之说由此可见，诗歌文本的思想感情层最不确定、最多空白。李商隐的《锦瑟》一诗，就其思想感情的解读就有六十几种版本，足见古诗含蓄带来的丰富意蕴。
　　要借助前三层的抓手，抓住隐性或是显性的情感字句，以己带人，共情共鸣，把握诗歌内核，品味出其思想情感的丰富性。
　　★作者单位：福建三明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