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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界总在抱怨自身没有完整地经历现代主义进程，并把这条历史疤痕视为与国际建筑疏离的原罪。印度建筑的这一历程，虽然尚未结出可供世界分享的果实，但却继承了严密而逻辑的传承和超越关系。我们是否可能横穿现代主义，找到自己的建筑语言和语法呢？
2018年3月7日（美国中部时间），91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获得了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一位獲此殊荣的印度人。
对于全球的建筑界，这都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他一生中重要的建筑作品从未在印度之外，甚至连他个人的展览也几乎都没有走出印度。
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强烈渴望现代化。也在那一年，多西遇见了一生的精神导师、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跟随他规划设计了一座全新的印度城市昌迪加尔。但在离开柯布西耶时，多西发誓不再使用那些与他有关的因素。
圣雄甘地和诗人泰戈尔也始终指引着多西。他发誓为最底层民众提供适当的住所，他建立了印度最好的建筑学院，最终发展出一套与印度的人文地理、历史传统和时代变迁相和谐的建筑词汇。正如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所说，六十多年来，多西“始终坚持创造严谨认真、远离浮华、绝不追随潮流的建筑”。
多西1927年出生在印度浦那一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在印度神话、故事、仪式和庆典的滋养中长大。家族里祖父辈均从事家具业的环境，启蒙了多西对于艺术和空间的探索。20岁的多西进入孟买Sir J.J.建筑学院学习时，印度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国内全面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在这股潮流中，1950年，即将毕业的多西前往英国进修。在伦敦听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即将在霍兹登举办会议，就随即争取到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到了现场，他发现他们正在讨论即将新建的印度城市昌迪加尔，瑞士籍建筑师柯布西耶将主持这一项目。
与此同时，多西还发现自己竟是现场唯一一个出席的印度人。他们问了多西很多问题，比如昌迪加尔的含义等，这让多西鼓起勇气询问是否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柯布西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让多西手写了一份申请书，又投掷了随身携带的硬币，多西幸运地通过了考验。
1947年，印巴分治使得领土被重新划分，随之诞生了昌迪加尔这样一座身兼三省“省会”的新城。昌迪加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城市，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引进西方重要建筑师打造现代印度的符号。
柯布西耶担负起了这个城市的规划，历时14年，多西追随其左右。最初，多西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建筑系学生，甚至根本不会讲法语。一开始，他们只能靠眼神、肢体语言以及草图交流。
而对于印度，柯布西耶也是一个“新人”，他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印度这个国家在经济、科技和气候方面所受到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呼应如此庞大入口对于新世纪的憧憬。
有一天，柯布西耶要经过新德里前往巴黎，多西踌躇着问他是否可以同道。“不，”他说，“我从不与人同行，即使那人是我秘书。他们既不守时还总是在车上浪费时间。”但不知为何柯布西耶又突然改变主意，说道：“好吧，你可以来，不过早上七点你得准时到达巴士站。”
他们在途中谈及了甘地、昌迪加尔和圣雄甘地纪念碑。到达新德里时，已是午餐时分，柯布西耶带他去了当地有名的莫提马哈尔餐厅，点了两份唐多里鸡和各种莫卧儿菜肴。柯布西耶一边吃一边称赞道：“山里来的鸡，只有骨头没有肉，但味道极好。我喜欢。”多西很诧异柯布西耶已经如此融入当地生活。
建成之后，昌迪加尔的很多问题逐渐显现，比如建筑之间间距过大，城市人群分隔严重。多西清楚地看到这座精心设计的城市并不适合印度人：“昌迪加尔甚至都不会被视作印度城市。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是勒·柯布西耶关于未来的生活理念，而非印度生活。在昌迪加尔，印度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社交、经济关系从未得到认真考虑。”
不过，多西认为将昌迪加尔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柯布西耶并不公平。“其中很多是可以避免的，柯布西耶并没有收到过对方案的置疑。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过于敬重他——既是天才又是外国人。因此，他们觉得不可能出错，也不会主动和他讨论功能问题。柯布西耶没有问，项目人员也不提，所以双方都有责任。无论什么时候，印度人通常都对外国人过于殷勤。”
此外，多西又将另一位建筑大师路易·康引荐给了艾哈迈达巴德城，合作完成了一系列项目。“两位大师为印度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建筑设计观，这才是我应该学习的东西，我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邀请并借鉴他人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开辟新的道路。”
无论如何，柯布西耶都彻底改变了多西的职业生涯。“除了建筑，他还教我如何做战略家，如何处理音乐，如何看待事物以及如何保持开朗。”柯布西耶曾为多西画过一幅画，上面有一颗星星，星星上浮着一朵云，再上头是一把匕首。“你可以一直仰望星星，但要牢记星星后头有云，云的背后还有匕首。”
多西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柯布西耶的画像，黑框圆眼镜的柯布西耶回头看着的那个方向正是多西的制图桌。多西称柯布为“Guru”（精神导师），重要项目出来时，他都会有意无意地问问照片里的Guru，方向是否正确。
但离开柯布西耶时，多西发誓绝不模仿他。多西经历了甘地和泰戈尔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这对他影响至深。多西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显示了多西对印度古典的痴迷，建筑结构的咬合回响着节奏、动态和时间的微妙变化，营造出一场绝妙的体验。他的工作室骨子里也很印度，他相信这正是柯布西耶想要看到的，“要做和当地有关的事情”。 多西惊喜地发现自己找到了“自由”，不过，他也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够的。35岁时，他创办了建筑学院，即艾哈迈达巴德环境规划与技术中心（CEPT）。“我们的社会一直都受到外来教育体系余孽的影响，但我们的世界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的气候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些适合自己国家的事情？”今天，CEPT已成为印度现代建筑与规划教育的先锋与源头。
多西创建CEPT时资金有限，福特基金会主席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一笔基金？多西回答说：“我和教职人员秉承节俭，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学校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成为一个提问和开放的探索之地。
多西时常想起甘地的话语：“我不想让我的房子四面高墙耸立，不想让我的窗户密不透风。让所有土地孕育的文化在我的房屋周围尽情吹拂，但我不想被其中任何一个吹得站不住脚。”在过去60多年中，他所设计的每一所学校和教育机构都没有围墙，建筑形式几乎消融在开放空间之中，即学无边界。
多西的工作室名为“桑珈”，意为“在一起”，是艾哈迈达巴德建筑师和学生集会的场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曾在那里听过多西一次讲课，学生和老师们席地而坐，讨论激烈，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的全神贯注，有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那种氛围让龚彦久违，至今难忘。
多西一辈子没有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做过建筑。对于他来说，印度已经足够了。龚彦流连于多西一个又一个作品，“多西所有项目都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人文关怀”。在洞穴畫廊，多西创造了很多神话想象，他设想有很多乌龟从地里钻了出来伸出脖子，然后一条眼镜蛇贯穿其中。采光是依靠向上的开孔（也就是乌龟的脖子），每个圆顶都有自己的开口，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只能看到画廊的一部分，某幅作品必须在每天的特定时段才能看得到。
多西小时候在浦那曾遇到过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大清早就来到他祖父的木工店哭诉，说自己被酗酒的丈夫抢劫。那天晚上多西跑到她家，看到这个男人如何抢了自己妻子的钱重新又去买酒喝。
成年后的多西，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幕。有时他走在艾哈迈德巴德的街头，看到成百上千的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躺在马路上，没有工作，或无所事事。他就想：“难道作为建筑师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吗？我们不应该只为那些有钱的客户进行服务，所以我选择为那些对建筑没有概念的贫苦阶层服务。我同样也曾有过艰难的生活，当你真的有了这样的经历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像你一样的贫苦之人，这个世界不只属于那些有大房子、大花园和好工作的人。”
多西在20世纪50年代承接了他的首个低收入住房项目，“看起来我应该宣誓并毕生铭记：为最底层民众提供适当的住所”。他通过一系列项目履行了这个誓言：1989年印度中西部印多尔的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1982年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合作中等收入住房等。
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的初衷是为了给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民提供重新建造的住所。每一个居民都分配到30平方米左右的地块，拥有卫生、电力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多西的设计并不是标准化的，而是开放性的。他给了居民像乐高一样的各种可能，让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创造个人空间，比如你可以在这里建一个阳台，也可以搭一个围栏。等到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时候，也能逐步在原有建筑上进行加盖。
30年后，他们再去这个项目回访时发现居住在这里的不再是贫下阶层了，他们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阶层了。他们的孩子会去英语学校，他们拥有了摩托车，甚至汽车。他们把自己的临时庇护所改造成了三层小楼，成为真正的家。
多西的外孙女库什努·胡弗称他为“无畏的建筑师”。她说，有一次，当多西在城里考察时，政府官员给他展示一块地，他就问了这块地的用途。政府官员说：“我认为您作为建筑师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这块地是留给经济弱势阶层的。”多西当即表示：“不，这恰恰是我感兴趣的。”
这也是普利兹克奖青睐多西的原因之一。“多西教授曾经说过，‘设计将栖身之处变成家园，将住房变成社区，并将城市变成吸引机遇的磁场’，”普利兹克先生评论道，“巴克里希纳·多西毕生的工作真正地见证了奖项的使命——展现建筑的艺术性，并为人类贡献无价的服务。我很荣幸能够在奖项的40周年之际，将这一殊荣颁发给一位为我们所有人辛勤奉献60多年的建筑师。”
2014年10月，秋天的印度依旧酷热难当，龚彦偶然间在印度新德里国家现代美术馆看到了多西的建筑回顾展。那晚，博物馆的走廊里、石凳上铺着白莲花瓣，展厅门口挂着柯布西耶、泰戈尔、甘地的照片，人们簇拥着身着黑色古尔达的多西。
在多西的建筑里，龚彦看到时间的流淌，看到蓝天、酷暑、热风、冷月，看到宇宙能量在虚实之间的变化。在她看来，多西深得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的衣钵，从他们身上汲取方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实践。“他像冥想者，像一个走钢丝的人那样重读历史，调研原住民生活习性，分析地理和气候条件，通过对多样的现代性的思考走出现代主义的迷信，这是一条多么绵延而自觉的发现和创造之旅啊。”
那晚龚彦激动不已，她下定决心要在中国为多西办一次展览：“中国建筑界总在抱怨自身没有完整地经历现代主义进程，并把这条历史疤痕视为与国际建筑疏离的原罪。印度建筑的这一历程，虽然尚未结出可供世界分享的果实，但却继承了严密而逻辑的传承和超越关系。我们是否可能横穿现代主义，找到自己的建筑语言和语法呢？”
对于龚彦3年持续不断的邀请，多西有些惊讶，他的世界只有写作、讲课、绘画和瑜伽，而无心经营自己的社会身份。“在我们做多西展览之前，中国建筑界对多西的认识几乎为零。这并不需要羞愧，因为在欧洲，除了很小的学术圈，各大重要美术馆、小有名气的建筑师和出版社对多西都一无所知。我向他们介绍时，他们也只在意多西和两位大师的交集，而对多西自己的设计无从评论。”龚彦说。
2017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栖居的庆典真实·虚拟·想象——巴克里希纳·多西建筑回顾展”，这是多西首次在非印度地区举办个展。90岁的多西也来到现场，在印度音乐的环绕下，带领中国观众在他的作品间穿梭体验。“我的作品就是我人生的故事，不断演进、变化和探寻……试图剥离建筑的角色，将目光聚焦生活本身。”
（周青荐自《看天下》）
2018年3月7日（美国中部时间），91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获得了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一位獲此殊荣的印度人。
对于全球的建筑界，这都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他一生中重要的建筑作品从未在印度之外，甚至连他个人的展览也几乎都没有走出印度。
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强烈渴望现代化。也在那一年，多西遇见了一生的精神导师、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跟随他规划设计了一座全新的印度城市昌迪加尔。但在离开柯布西耶时，多西发誓不再使用那些与他有关的因素。
圣雄甘地和诗人泰戈尔也始终指引着多西。他发誓为最底层民众提供适当的住所，他建立了印度最好的建筑学院，最终发展出一套与印度的人文地理、历史传统和时代变迁相和谐的建筑词汇。正如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所说，六十多年来，多西“始终坚持创造严谨认真、远离浮华、绝不追随潮流的建筑”。
与大师同行
多西1927年出生在印度浦那一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在印度神话、故事、仪式和庆典的滋养中长大。家族里祖父辈均从事家具业的环境，启蒙了多西对于艺术和空间的探索。20岁的多西进入孟买Sir J.J.建筑学院学习时，印度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国内全面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在这股潮流中，1950年，即将毕业的多西前往英国进修。在伦敦听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即将在霍兹登举办会议，就随即争取到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到了现场，他发现他们正在讨论即将新建的印度城市昌迪加尔，瑞士籍建筑师柯布西耶将主持这一项目。
与此同时，多西还发现自己竟是现场唯一一个出席的印度人。他们问了多西很多问题，比如昌迪加尔的含义等，这让多西鼓起勇气询问是否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柯布西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让多西手写了一份申请书，又投掷了随身携带的硬币，多西幸运地通过了考验。
1947年，印巴分治使得领土被重新划分，随之诞生了昌迪加尔这样一座身兼三省“省会”的新城。昌迪加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城市，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引进西方重要建筑师打造现代印度的符号。
柯布西耶担负起了这个城市的规划，历时14年，多西追随其左右。最初，多西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建筑系学生，甚至根本不会讲法语。一开始，他们只能靠眼神、肢体语言以及草图交流。
而对于印度，柯布西耶也是一个“新人”，他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印度这个国家在经济、科技和气候方面所受到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呼应如此庞大入口对于新世纪的憧憬。
有一天，柯布西耶要经过新德里前往巴黎，多西踌躇着问他是否可以同道。“不，”他说，“我从不与人同行，即使那人是我秘书。他们既不守时还总是在车上浪费时间。”但不知为何柯布西耶又突然改变主意，说道：“好吧，你可以来，不过早上七点你得准时到达巴士站。”
他们在途中谈及了甘地、昌迪加尔和圣雄甘地纪念碑。到达新德里时，已是午餐时分，柯布西耶带他去了当地有名的莫提马哈尔餐厅，点了两份唐多里鸡和各种莫卧儿菜肴。柯布西耶一边吃一边称赞道：“山里来的鸡，只有骨头没有肉，但味道极好。我喜欢。”多西很诧异柯布西耶已经如此融入当地生活。
建成之后，昌迪加尔的很多问题逐渐显现，比如建筑之间间距过大，城市人群分隔严重。多西清楚地看到这座精心设计的城市并不适合印度人：“昌迪加尔甚至都不会被视作印度城市。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是勒·柯布西耶关于未来的生活理念，而非印度生活。在昌迪加尔，印度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社交、经济关系从未得到认真考虑。”
不过，多西认为将昌迪加尔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柯布西耶并不公平。“其中很多是可以避免的，柯布西耶并没有收到过对方案的置疑。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过于敬重他——既是天才又是外国人。因此，他们觉得不可能出错，也不会主动和他讨论功能问题。柯布西耶没有问，项目人员也不提，所以双方都有责任。无论什么时候，印度人通常都对外国人过于殷勤。”
此外，多西又将另一位建筑大师路易·康引荐给了艾哈迈达巴德城，合作完成了一系列项目。“两位大师为印度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建筑设计观，这才是我应该学习的东西，我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邀请并借鉴他人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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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柯布西耶都彻底改变了多西的职业生涯。“除了建筑，他还教我如何做战略家，如何处理音乐，如何看待事物以及如何保持开朗。”柯布西耶曾为多西画过一幅画，上面有一颗星星，星星上浮着一朵云，再上头是一把匕首。“你可以一直仰望星星，但要牢记星星后头有云，云的背后还有匕首。”
多西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柯布西耶的画像，黑框圆眼镜的柯布西耶回头看着的那个方向正是多西的制图桌。多西称柯布为“Guru”（精神导师），重要项目出来时，他都会有意无意地问问照片里的Guru，方向是否正确。
但离开柯布西耶时，多西发誓绝不模仿他。多西经历了甘地和泰戈尔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这对他影响至深。多西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显示了多西对印度古典的痴迷，建筑结构的咬合回响着节奏、动态和时间的微妙变化，营造出一场绝妙的体验。他的工作室骨子里也很印度，他相信这正是柯布西耶想要看到的，“要做和当地有关的事情”。 多西惊喜地发现自己找到了“自由”，不过，他也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够的。35岁时，他创办了建筑学院，即艾哈迈达巴德环境规划与技术中心（CEPT）。“我们的社会一直都受到外来教育体系余孽的影响，但我们的世界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的气候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些适合自己国家的事情？”今天，CEPT已成为印度现代建筑与规划教育的先锋与源头。
多西创建CEPT时资金有限，福特基金会主席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一笔基金？多西回答说：“我和教职人员秉承节俭，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学校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成为一个提问和开放的探索之地。
多西时常想起甘地的话语：“我不想让我的房子四面高墙耸立，不想让我的窗户密不透风。让所有土地孕育的文化在我的房屋周围尽情吹拂，但我不想被其中任何一个吹得站不住脚。”在过去60多年中，他所设计的每一所学校和教育机构都没有围墙，建筑形式几乎消融在开放空间之中，即学无边界。
多西的工作室名为“桑珈”，意为“在一起”，是艾哈迈达巴德建筑师和学生集会的场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曾在那里听过多西一次讲课，学生和老师们席地而坐，讨论激烈，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的全神贯注，有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那种氛围让龚彦久违，至今难忘。
多西一辈子没有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做过建筑。对于他来说，印度已经足够了。龚彦流连于多西一个又一个作品，“多西所有项目都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人文关怀”。在洞穴畫廊，多西创造了很多神话想象，他设想有很多乌龟从地里钻了出来伸出脖子，然后一条眼镜蛇贯穿其中。采光是依靠向上的开孔（也就是乌龟的脖子），每个圆顶都有自己的开口，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只能看到画廊的一部分，某幅作品必须在每天的特定时段才能看得到。
居者有其屋
多西小时候在浦那曾遇到过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大清早就来到他祖父的木工店哭诉，说自己被酗酒的丈夫抢劫。那天晚上多西跑到她家，看到这个男人如何抢了自己妻子的钱重新又去买酒喝。
成年后的多西，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幕。有时他走在艾哈迈德巴德的街头，看到成百上千的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躺在马路上，没有工作，或无所事事。他就想：“难道作为建筑师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吗？我们不应该只为那些有钱的客户进行服务，所以我选择为那些对建筑没有概念的贫苦阶层服务。我同样也曾有过艰难的生活，当你真的有了这样的经历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像你一样的贫苦之人，这个世界不只属于那些有大房子、大花园和好工作的人。”
多西在20世纪50年代承接了他的首个低收入住房项目，“看起来我应该宣誓并毕生铭记：为最底层民众提供适当的住所”。他通过一系列项目履行了这个誓言：1989年印度中西部印多尔的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1982年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合作中等收入住房等。
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的初衷是为了给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民提供重新建造的住所。每一个居民都分配到30平方米左右的地块，拥有卫生、电力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多西的设计并不是标准化的，而是开放性的。他给了居民像乐高一样的各种可能，让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创造个人空间，比如你可以在这里建一个阳台，也可以搭一个围栏。等到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时候，也能逐步在原有建筑上进行加盖。
30年后，他们再去这个项目回访时发现居住在这里的不再是贫下阶层了，他们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阶层了。他们的孩子会去英语学校，他们拥有了摩托车，甚至汽车。他们把自己的临时庇护所改造成了三层小楼，成为真正的家。
多西的外孙女库什努·胡弗称他为“无畏的建筑师”。她说，有一次，当多西在城里考察时，政府官员给他展示一块地，他就问了这块地的用途。政府官员说：“我认为您作为建筑师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这块地是留给经济弱势阶层的。”多西当即表示：“不，这恰恰是我感兴趣的。”
这也是普利兹克奖青睐多西的原因之一。“多西教授曾经说过，‘设计将栖身之处变成家园，将住房变成社区，并将城市变成吸引机遇的磁场’，”普利兹克先生评论道，“巴克里希纳·多西毕生的工作真正地见证了奖项的使命——展现建筑的艺术性，并为人类贡献无价的服务。我很荣幸能够在奖项的40周年之际，将这一殊荣颁发给一位为我们所有人辛勤奉献60多年的建筑师。”
栖居的庆典
2014年10月，秋天的印度依旧酷热难当，龚彦偶然间在印度新德里国家现代美术馆看到了多西的建筑回顾展。那晚，博物馆的走廊里、石凳上铺着白莲花瓣，展厅门口挂着柯布西耶、泰戈尔、甘地的照片，人们簇拥着身着黑色古尔达的多西。
在多西的建筑里，龚彦看到时间的流淌，看到蓝天、酷暑、热风、冷月，看到宇宙能量在虚实之间的变化。在她看来，多西深得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的衣钵，从他们身上汲取方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实践。“他像冥想者，像一个走钢丝的人那样重读历史，调研原住民生活习性，分析地理和气候条件，通过对多样的现代性的思考走出现代主义的迷信，这是一条多么绵延而自觉的发现和创造之旅啊。”
那晚龚彦激动不已，她下定决心要在中国为多西办一次展览：“中国建筑界总在抱怨自身没有完整地经历现代主义进程，并把这条历史疤痕视为与国际建筑疏离的原罪。印度建筑的这一历程，虽然尚未结出可供世界分享的果实，但却继承了严密而逻辑的传承和超越关系。我们是否可能横穿现代主义，找到自己的建筑语言和语法呢？”
对于龚彦3年持续不断的邀请，多西有些惊讶，他的世界只有写作、讲课、绘画和瑜伽，而无心经营自己的社会身份。“在我们做多西展览之前，中国建筑界对多西的认识几乎为零。这并不需要羞愧，因为在欧洲，除了很小的学术圈，各大重要美术馆、小有名气的建筑师和出版社对多西都一无所知。我向他们介绍时，他们也只在意多西和两位大师的交集，而对多西自己的设计无从评论。”龚彦说。
2017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栖居的庆典真实·虚拟·想象——巴克里希纳·多西建筑回顾展”，这是多西首次在非印度地区举办个展。90岁的多西也来到现场，在印度音乐的环绕下，带领中国观众在他的作品间穿梭体验。“我的作品就是我人生的故事，不断演进、变化和探寻……试图剥离建筑的角色，将目光聚焦生活本身。”
（周青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