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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是覆盖面、影响面巨大的文化，是独树一帜并拥有巨大影响与声誉的东方文化。它历经曲折，回应了严峻的挑战，走出了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阴影，如今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它更是一个能够与世界主流文化、现代文化、先进文化相交流、相对话、互补互通、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
中华文化有三性：
此岸性、积极性和经世致用性
此岸性相对于“彼岸”。有些热衷于神学、专门讨论这个世俗的人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或者用佛教的说法，那些真正通了法、通了道、成了佛的，更关心彼岸。但中国人很现实，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讲“未知生，焉知死”，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此生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不管你弄不弄得清楚，你已经活在此岸了，你得好好活着。
中国文化的积极性在于，你要对此岸的一切，对世俗现实的一切，对青春爱情生活抱以一个积极态度。现存中国流传至今最完整最古老的《周易》里面就提出一种积极态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外国人不完全理解。黑格尔读了《论语》以后非常失望，太浅显了，他说孔子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进入不了哲学的境界。这一点黑格尔不对。黑格尔是学者、专家，孔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学者，更不认为自己是专家。他曾自嘲，种地我不如老农，相对来说，驾车我还好一点儿。孔子要当什么？他要当圣人，要当帝王之师，要挽狂澜于既倒，要扭转整个的社会风气和社会追求。他要当帝王之师，不管多复杂，最后说得越简单越好，3分钟之内让诸侯、邦国君王起兴趣，5分钟之后能够变颜变色，10分钟以后浑身出汗，20分钟以后已经拜他为师了，要的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伏尔泰对孔子有非常高的评价。伏尔泰是启蒙主义者，反对中世纪宗教思想和文化上的自我限制，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让伏尔泰服了，用最颠扑不破、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太了不起了。而且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欧洲人一定要用上帝、圣母、耶稣才能说明，但孔子只用现实现世实存的人生关系就讲述了非常好的道理。
中华有三尚：
尚德、尚一、尚化
传统文化有崇尚。一尚德，简单说，即主张“以德治国”，认为道德不但是做人的基础，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一切的一切政务的基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理论是用“行正”来做引导。若用政法、惩罚手段来做规范，老百姓可以少犯点儿罪，少惹一点监禁的皮肉之苦或是被砍头，但是没有尊严。古代对“耻”的理解，比现在要宽泛得多，“耻”是尊严，“知耻而后勇”，人应该有尊严，有些事不能干，勇敢的人是知道维护自己尊严的人。相反地，用道德来引领，用礼法对文明行为来规范，不但有尊严，而且有高度、有格调。以现在的话，就是有素质。
荀子也讲，“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义”不是讲义气，是讲理论原则。一直说中国是“礼义”之邦，现在有些人说成是“礼仪”之邦，这是无知的。行为要符合“礼”，思想要符合“义”。如果这个国家是靠“义”立，就是建立了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是王者，是最高级的。你靠说话算话、靠效率做到，这才是霸主。不讲儒家道理，靠权谋、靠争权夺利，会是亡国之君，只能使自己灭亡。
这里带有几分理想主义。因为秦始王的胜利，很难说是道德的胜利，也很难说是文化的胜利、礼法的胜利，但是这样一种看法，对中国的政治起了某种调节的作用。我们常常讲，封建社会的权力缺少监督，但是中国实际上有一种文化的监督、道德的监督。
窝窝囊囊的皇帝是少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胡来的皇帝也是少数，因为皇帝要受文化的约束、道德的约束。卜键先生的《明世宗传》讲过，明世宗一辈子有两件事“两败”。一是他作为过继的儿子，当了皇帝以后想要尽孝，想把亲爸爸也立成太上皇，这样坟墓规格立马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件事他一辈子都没办成。他甚至向大臣行贿送礼，但是不可能。一说这事，老臣跪一片，叩头泣血。
第二件想办的事更简单。当年朱元璋刚即位，到了春天求雨，雨没下，朱元璋很紧张，皇权的合法性龙王爷不认同。有个臣子大概懂点气象学，说过几天你再求一次。一定是有蚂蚁搬家、燕子低飞等现象让臣子产生了这样的判断。果然，再求，大雨滂沱，名声大振，说明第一次是报告，第二次是求雨，第二次龙王爷认了他。可到了明世宗，还每年求两次雨，他觉得穷极无聊，甚至很尴尬，因为第一次求雨，没等仪式完就下起大雨来了，还在求，求完太阳高高照着。可这个也没办法，想要破坏太祖的规矩，老臣又哭成一团。皇帝受各种的监督。《万历十五年》里就更多了，走道走快了、上台阶蹦一下也要提意见，让皇帝很痛苦。
中国文化崇尚“一”，有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不管“多样”，最后也是“一”，以明确“一”。用孟子的话，“天下定于一”。天下为什么安定、稳定了呢？就是只有这“一”个口。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天获得了这个“一”，天是清明的，现在简单说，没有雾霾了;“地得一以宁”，地得到了这个“一”，没有地震它就安稳;“谷得一以盈”，山谷得到了这个“一”，一切山谷里应该长的东西全长过来了，丰收、豐盈了;“神得一以灵”，这个有意思，神也要接受文化的监督，如果神没有得到这个“一”，和天道不一致的话，这个神不灵了，有“作废”的危险，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也是抱以一种可以挑剔、可以嘲笑的态度;“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侯王得了“一”，行为就成了天下的规范。
中国人喜欢“一”。相对来说，中国人还喜欢“三”，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代表“多”，“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一中有多，多而为一”。郭沫若在他的《凤凰涅槃》诗里头有“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也有人说类似说法是在《华严经》里头。我以为这个就是非常中国人化的“一元化就是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一元化”，该“一”的时候必须“一”，该“多”的时候必须“多”，“一”必须代表“多”，“多”必须统合而为“一”，是很中国式的思想方法。 2016年我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论坛，会后到渔人码头看到一个很大的商店，招牌就是“ONE IS ALL”，一就是一切。“一”跟“一切”的关系很有趣味，但是中国人崇尚“一”，是真的。
又是“一”，又是“德”，中国人很呆板么？又不是，中国人又崇尚变化。庄子说，“与时俱化”，孔子说，“见贤思齐”，该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不断地培养自己变化。《大学》上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民间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周易·系辞下》的说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又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是随时可以变化的。
中华有三道：
中庸之道、君子之道、隐忍奋斗之道
我们所说的“道”，一个是“中庸之道”。孔子的说法，“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爱起哄，这话听着很亲切，很沾边。“中庸”按我的理解，“中”是打靶的那个“中（第四声）”的意思，准确;“庸”就是正常;“中庸”就是准确而正常地掌握一切。而小人往往不是往这个阶段走，就往哪个阶段走。这里当然也包含了“留有余地，勿为已甚”的意思。
有一点，西方的政治学里，从理论上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怎么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在空洞的理论上强调的是“多元制衡”。中国没有这种传统，“多元制衡”会引起混乱、引起内乱，制造像春秋战国的那种局面。中国的这种政治、这种天下大势的变化，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中国还有水文学家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水文学上完全正确，中国的很多河道就是30年改一次，所以就更强调“中庸”。我们有时候看国外的各种说法，非常地极端，但是这种极端说法又被另一种极端说法制衡，中国就相反，你如果是一个政治家说话很极端，你没有什么前途。
君子之道，中国的“君”是精英政治。中国自古就是个大国，地面很大，人口很多，东西南北中口音不一样，方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甚至于人种也不完全一样，要掌控、治理这样一个国家，而且过去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是“天下”了，当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能平起平坐的国家。
朱熹的说法，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就和白天黑夜一样的差别，都是反过来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为是利益勾结，“同”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成为“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之交，过两天利益发生矛盾了，又动刀子，火并王伦都可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个“比”是“朋比”，勾结宗派、拉帮结派的意思。君子考虑到各个方面，不给自己拉帮结派，小人要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君子不隐瞒自己的过错，而且自己公开地来改正这个过错。
回过头来又说孔子。黑格尔不了解孔子的伟大，和语言文字也有关系。孔子有些话说得太恰当了，就找不着更恰当的。孔子有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话说得太好了。他不是按照最正大光明的原则，而是“富贵的，于我如天上的浮云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话相当得文雅，脉脉含情。孔子没有仇富心理，没有说“不义而富”就是人民的公敌，应该一律处死刑，国之蟊贼、国之寇仇，他只说“不义”，没说是多违法的事情。他在类似的事情上，都是适可而止，并不多说一句，说到这儿就行了。
我读孟子也有非常有兴趣的话题。说孔子在鲁国当了几年官儿以后，有次搞祭祀活动，他主持。孔子很主张正确的祭祀活动，培养人们的仪式感、敬畏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可是那次祭祀活动送来的肉，情况不太好。孔子大怒，大喊两遍“我辞职了，我辞职了”就走了。这个故事传下来，后人就问孟子，你说孔子是集大成者、最伟大的人，他为了一个肉不好就一拍桌子走了，孔子脾气很躁嘛。一个圣人脾气那么躁，等一会儿不行吗，让他们换一块肉去。孟子说，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懂什么？孔子为一个政权服务，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政见一致;一种情况是因为君王对他非常礼遇、尊敬，他当然要非常知好歹，报答君王。他在鲁国干了几年，但最后认为他的政见在鲁国无法实施时，他又不愿意以“政见不同”而去之，所以要找一个机会、找一件小事，宁可让周围的人都认为他脾气暴躁，而不认为他和鲁王闹掰了，所以他急急忙忙说我不能干了。走了，但是仍然保留着和鲁王很好的关系。
还有中国的隐忍奋斗之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韬光养晦”，这里有许多别的国家没有的故事，能够隐忍、能够奋斗、能够始终不渝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华三合：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出世入世之合一
中国人也很讲究把对立的两面结合起来，其中最有名的，一是“天人合一”。有人解释意为爱护环境，不要掠夺自然。沾一点儿边。古代求的就是小康，孟子、荀子讲的都非常具体，什么叫理想的国都？什么叫民生搞得好？就是遇到灾荒的时候，不至于到处饥饿、流浪、死于沟壑，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老子更这样说，小国寡民，你有舟车或者独驹，但是你用不着用它;你有桥梁，也用不着过，没事过桥干嘛？河这边、水沟这边已经过得很好，要过这种生活。它有这方面，不至于对自然掠夺和大的侵犯。
但是更重要的是“天心”与“人心”的合一，“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德”与“人性”的合一。中国有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人应该做好人、有德行，因为恻隐、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你本来就是善良的，在家里對双亲是孝的，对兄长是悌的，善良、孝悌哪儿来的？是老天给的。
天道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道。王阳明强调这个。跟朱熹不完全一样。“天”在中国，既是一个存在的概念，沾点儿唯物，又是一个超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终极概念。“天煞我也，”项羽说，“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天又是高于一切的，天又表现为人性、人心。
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李自成请了一个军师牛金星，明确地说，天心就是民心，谁得了民心谁就得了天心。孟子就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切都看你能不能得到民心。老子更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所以孔、孟、老，都认为天性和人性、天心和人心、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想法。甚至它不是一个逻辑的证明，而是一种带有信仰主义的坚信。这样的话，任何人，皇帝也好百姓也好，你做坏事你就是违反了天道，你就是无道昏君，你就要完蛋。 “知行合一”，你知道了就证明你能做到。你不起恶念、不起害人之心，你有善心、爱心、恭敬之心、恻隐之心，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孟子说了，这又不是“挟泰山超北海”，这就是最普通的事情。
“知行合一”发展到孙中山那里，他甚至认为知难行易。他是准备发动一个革命，要结束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制，他认为你只要明白了就行，强调“知行”。
中国文化还强调“出世入世的合一”。《论语》里孔子讲到三个人，都讲到他们出世入世上的特点。“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个宁武子，太神奇了。你所在的这个诸侯国家如果很有章法、很讲道理，一切都做得很好，这时你应该表现出你的聪明，你才能参政议政，对国家和社会，为朝廷做出贡献;如果这个地方出了乱子、不成样子，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一下子傻了、糊涂了，这样你就上不了贼船，没你的事儿了，所以你越傻越笨越好，推荐大官也没人想起你来，“傻子呀”，你就安全了。
孔子又讲，“邦有道”，可是你埋没无名，这种情况下是你的羞耻，国家办得很好，你一点儿成绩没有;可是“邦无道”，如果这个国家乱，你千万别成为名人，要是成了名人，只能证明你自己不怎么样，只能给你找麻煩，底下有多少事儿你数不清。
所以中国自古对“进退有为无为，愚知（智）祸福”有一套非常聪明的，而且是随时可以调整变化的看法。孔子很愿意把自己的行为和政权结合起来。学生问他，如果你是一块玉，你是愿意很快地卖出去，还是愿意放在一层层好的盒子里，收藏起来？孔子立刻回答“沽之哉，沽之哉”，赶快卖，回答得一点儿不含糊，绝不怕人家说他是官儿迷，因为他是有原则、有理论、有理念、有追求的人。
出世入世在中国也一直是个大问题。一直到贾宝玉这里，且折腾。他最怕的就是讲修齐治平、光宗耀祖、一官半职，他最怕这话。没有人注意到，贾宝玉的前身是那块石头，女娲补天淘汰的那块石头，说它在淘汰以后不能参加补天，五彩炼独不能补天，昼夜哭泣惭愧不已。所以贾宝玉后来到贾府成为一个人形以后，别人一跟他说要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功名，贾宝玉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简直跟要杀了他一样，因为他前身所有的悲哀给他一种近乎疯狂的感受。
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很有趣味，学问大得奇妙无穷，那么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呢？我认为能够。它能够帮助拓宽我们的经历，增加我们的文化财富。
传统文化是有效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而且经受了生死存亡的考验。1840年以来几乎岌岌可危，王国维看到这样危险的局面，甚至于都不想活了。但是传统文化经受了这些考验，跟着我们，影响我们，吸引我们，也接受了我们的审视，而有所改变、有所发展，成为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源头。这事很有意思。20世纪后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都兴起了改革高潮，但是西方政要，有撒切尔夫人，有卡特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尔津斯基，有基辛格，明确地讲过甚至在书里面都写到，这种改革会把苏联和东欧改完蛋掉，因为苏联的那一套根本和改革格格不入，东欧也根本是靠二战、靠苏联红军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改革成功的是中国。撒切尔夫人、布尔津斯基和基辛格都说，因中国不同的文化。他们显然对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传统文化是有进取性的。从传统文化本身来说，它并不保守，有保守的人，那你毫无办法。唐朝李白写过诗，嘲讽鲁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讲经典头发都白了，还在抠这几个字眼。
李贺有点唯美主义，他的词美得不得了，他究竟要干什么，你也说不太清楚，文学上也允许。但连李贺都说“寻章摘句老调重”，抠斥字眼，人都老了;“文章何处哭秋风”写的纸越来越多，没人看的，风一吹，文章纸吹得跟哭一样。
中国很大，有这么一种观念，就有那么一种观念，但是它有要求。你看孔子的初心从来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要求你随时调整、随时变化，随时见到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要随着它走;见到错的要修改。所以传统文化有一套理想，是可以和社会主义对接的。天下大同，就是这么一种态度。
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讲，论语最后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不管很多的事儿，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处着南面。“无为而治”什么意思？多少接近于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也没有了，政府也没有了，法院也没有了，军队也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社会上有一批生产统计员调剂一下生产计划就行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说法是可以对接的。
传统文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文化，不是一个消极的文化，完全可以有助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
东方也有消极文化，消极起来也很美，但活活要你命。欧洲、非洲、亚洲全都有这么一个故事，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写过一篇，河里的鱼太多了，一位渔夫网都拉不上来，旁边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树底下睡觉，渔夫叫快来帮助我捉鱼，给你钱，拿了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那孩子说，我现在在河边树底下睡觉就是幸福的生活，你破坏了我幸福的生活。海因里希·伯尔写了这么一个小说，而且小说题目也只有德国人会起，叫作《一个关于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故事》。
可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绝不是消极，中国人最讨厌懒惰。没有一个是提倡懒惰的。中国人最反感的是奢侈、浪费、享乐，要求你的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从早到晚都得积极进取，苦干。我们吸收传统文化，更是为了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本文记录于王蒙先生在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社科联等联合主办的《师说》现场演讲。）
中华文化有三性：
此岸性、积极性和经世致用性
此岸性相对于“彼岸”。有些热衷于神学、专门讨论这个世俗的人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或者用佛教的说法，那些真正通了法、通了道、成了佛的，更关心彼岸。但中国人很现实，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讲“未知生，焉知死”，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此生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不管你弄不弄得清楚，你已经活在此岸了，你得好好活着。
中国文化的积极性在于，你要对此岸的一切，对世俗现实的一切，对青春爱情生活抱以一个积极态度。现存中国流传至今最完整最古老的《周易》里面就提出一种积极态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外国人不完全理解。黑格尔读了《论语》以后非常失望，太浅显了，他说孔子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进入不了哲学的境界。这一点黑格尔不对。黑格尔是学者、专家，孔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学者，更不认为自己是专家。他曾自嘲，种地我不如老农，相对来说，驾车我还好一点儿。孔子要当什么？他要当圣人，要当帝王之师，要挽狂澜于既倒，要扭转整个的社会风气和社会追求。他要当帝王之师，不管多复杂，最后说得越简单越好，3分钟之内让诸侯、邦国君王起兴趣，5分钟之后能够变颜变色，10分钟以后浑身出汗，20分钟以后已经拜他为师了，要的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伏尔泰对孔子有非常高的评价。伏尔泰是启蒙主义者，反对中世纪宗教思想和文化上的自我限制，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让伏尔泰服了，用最颠扑不破、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太了不起了。而且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欧洲人一定要用上帝、圣母、耶稣才能说明，但孔子只用现实现世实存的人生关系就讲述了非常好的道理。
中华有三尚：
尚德、尚一、尚化
传统文化有崇尚。一尚德，简单说，即主张“以德治国”，认为道德不但是做人的基础，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一切的一切政务的基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理论是用“行正”来做引导。若用政法、惩罚手段来做规范，老百姓可以少犯点儿罪，少惹一点监禁的皮肉之苦或是被砍头，但是没有尊严。古代对“耻”的理解，比现在要宽泛得多，“耻”是尊严，“知耻而后勇”，人应该有尊严，有些事不能干，勇敢的人是知道维护自己尊严的人。相反地，用道德来引领，用礼法对文明行为来规范，不但有尊严，而且有高度、有格调。以现在的话，就是有素质。
荀子也讲，“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义”不是讲义气，是讲理论原则。一直说中国是“礼义”之邦，现在有些人说成是“礼仪”之邦，这是无知的。行为要符合“礼”，思想要符合“义”。如果这个国家是靠“义”立，就是建立了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是王者，是最高级的。你靠说话算话、靠效率做到，这才是霸主。不讲儒家道理，靠权谋、靠争权夺利，会是亡国之君，只能使自己灭亡。
这里带有几分理想主义。因为秦始王的胜利，很难说是道德的胜利，也很难说是文化的胜利、礼法的胜利，但是这样一种看法，对中国的政治起了某种调节的作用。我们常常讲，封建社会的权力缺少监督，但是中国实际上有一种文化的监督、道德的监督。
窝窝囊囊的皇帝是少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胡来的皇帝也是少数，因为皇帝要受文化的约束、道德的约束。卜键先生的《明世宗传》讲过，明世宗一辈子有两件事“两败”。一是他作为过继的儿子，当了皇帝以后想要尽孝，想把亲爸爸也立成太上皇，这样坟墓规格立马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件事他一辈子都没办成。他甚至向大臣行贿送礼，但是不可能。一说这事，老臣跪一片，叩头泣血。
第二件想办的事更简单。当年朱元璋刚即位，到了春天求雨，雨没下，朱元璋很紧张，皇权的合法性龙王爷不认同。有个臣子大概懂点气象学，说过几天你再求一次。一定是有蚂蚁搬家、燕子低飞等现象让臣子产生了这样的判断。果然，再求，大雨滂沱，名声大振，说明第一次是报告，第二次是求雨，第二次龙王爷认了他。可到了明世宗，还每年求两次雨，他觉得穷极无聊，甚至很尴尬，因为第一次求雨，没等仪式完就下起大雨来了，还在求，求完太阳高高照着。可这个也没办法，想要破坏太祖的规矩，老臣又哭成一团。皇帝受各种的监督。《万历十五年》里就更多了，走道走快了、上台阶蹦一下也要提意见，让皇帝很痛苦。
中国文化崇尚“一”，有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不管“多样”，最后也是“一”，以明确“一”。用孟子的话，“天下定于一”。天下为什么安定、稳定了呢？就是只有这“一”个口。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天获得了这个“一”，天是清明的，现在简单说，没有雾霾了;“地得一以宁”，地得到了这个“一”，没有地震它就安稳;“谷得一以盈”，山谷得到了这个“一”，一切山谷里应该长的东西全长过来了，丰收、豐盈了;“神得一以灵”，这个有意思，神也要接受文化的监督，如果神没有得到这个“一”，和天道不一致的话，这个神不灵了，有“作废”的危险，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也是抱以一种可以挑剔、可以嘲笑的态度;“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侯王得了“一”，行为就成了天下的规范。
中国人喜欢“一”。相对来说，中国人还喜欢“三”，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代表“多”，“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一中有多，多而为一”。郭沫若在他的《凤凰涅槃》诗里头有“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也有人说类似说法是在《华严经》里头。我以为这个就是非常中国人化的“一元化就是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一元化”，该“一”的时候必须“一”，该“多”的时候必须“多”，“一”必须代表“多”，“多”必须统合而为“一”，是很中国式的思想方法。 2016年我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论坛，会后到渔人码头看到一个很大的商店，招牌就是“ONE IS ALL”，一就是一切。“一”跟“一切”的关系很有趣味，但是中国人崇尚“一”，是真的。
又是“一”，又是“德”，中国人很呆板么？又不是，中国人又崇尚变化。庄子说，“与时俱化”，孔子说，“见贤思齐”，该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不断地培养自己变化。《大学》上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民间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周易·系辞下》的说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又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是随时可以变化的。
中华有三道：
中庸之道、君子之道、隐忍奋斗之道
我们所说的“道”，一个是“中庸之道”。孔子的说法，“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爱起哄，这话听着很亲切，很沾边。“中庸”按我的理解，“中”是打靶的那个“中（第四声）”的意思，准确;“庸”就是正常;“中庸”就是准确而正常地掌握一切。而小人往往不是往这个阶段走，就往哪个阶段走。这里当然也包含了“留有余地，勿为已甚”的意思。
有一点，西方的政治学里，从理论上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怎么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在空洞的理论上强调的是“多元制衡”。中国没有这种传统，“多元制衡”会引起混乱、引起内乱，制造像春秋战国的那种局面。中国的这种政治、这种天下大势的变化，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中国还有水文学家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水文学上完全正确，中国的很多河道就是30年改一次，所以就更强调“中庸”。我们有时候看国外的各种说法，非常地极端，但是这种极端说法又被另一种极端说法制衡，中国就相反，你如果是一个政治家说话很极端，你没有什么前途。
君子之道，中国的“君”是精英政治。中国自古就是个大国，地面很大，人口很多，东西南北中口音不一样，方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甚至于人种也不完全一样，要掌控、治理这样一个国家，而且过去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是“天下”了，当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能平起平坐的国家。
朱熹的说法，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就和白天黑夜一样的差别，都是反过来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为是利益勾结，“同”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成为“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之交，过两天利益发生矛盾了，又动刀子，火并王伦都可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个“比”是“朋比”，勾结宗派、拉帮结派的意思。君子考虑到各个方面，不给自己拉帮结派，小人要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君子不隐瞒自己的过错，而且自己公开地来改正这个过错。
回过头来又说孔子。黑格尔不了解孔子的伟大，和语言文字也有关系。孔子有些话说得太恰当了，就找不着更恰当的。孔子有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话说得太好了。他不是按照最正大光明的原则，而是“富贵的，于我如天上的浮云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话相当得文雅，脉脉含情。孔子没有仇富心理，没有说“不义而富”就是人民的公敌，应该一律处死刑，国之蟊贼、国之寇仇，他只说“不义”，没说是多违法的事情。他在类似的事情上，都是适可而止，并不多说一句，说到这儿就行了。
我读孟子也有非常有兴趣的话题。说孔子在鲁国当了几年官儿以后，有次搞祭祀活动，他主持。孔子很主张正确的祭祀活动，培养人们的仪式感、敬畏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可是那次祭祀活动送来的肉，情况不太好。孔子大怒，大喊两遍“我辞职了，我辞职了”就走了。这个故事传下来，后人就问孟子，你说孔子是集大成者、最伟大的人，他为了一个肉不好就一拍桌子走了，孔子脾气很躁嘛。一个圣人脾气那么躁，等一会儿不行吗，让他们换一块肉去。孟子说，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懂什么？孔子为一个政权服务，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政见一致;一种情况是因为君王对他非常礼遇、尊敬，他当然要非常知好歹，报答君王。他在鲁国干了几年，但最后认为他的政见在鲁国无法实施时，他又不愿意以“政见不同”而去之，所以要找一个机会、找一件小事，宁可让周围的人都认为他脾气暴躁，而不认为他和鲁王闹掰了，所以他急急忙忙说我不能干了。走了，但是仍然保留着和鲁王很好的关系。
还有中国的隐忍奋斗之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韬光养晦”，这里有许多别的国家没有的故事，能够隐忍、能够奋斗、能够始终不渝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华三合：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出世入世之合一
中国人也很讲究把对立的两面结合起来，其中最有名的，一是“天人合一”。有人解释意为爱护环境，不要掠夺自然。沾一点儿边。古代求的就是小康，孟子、荀子讲的都非常具体，什么叫理想的国都？什么叫民生搞得好？就是遇到灾荒的时候，不至于到处饥饿、流浪、死于沟壑，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老子更这样说，小国寡民，你有舟车或者独驹，但是你用不着用它;你有桥梁，也用不着过，没事过桥干嘛？河这边、水沟这边已经过得很好，要过这种生活。它有这方面，不至于对自然掠夺和大的侵犯。
但是更重要的是“天心”与“人心”的合一，“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德”与“人性”的合一。中国有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人应该做好人、有德行，因为恻隐、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你本来就是善良的，在家里對双亲是孝的，对兄长是悌的，善良、孝悌哪儿来的？是老天给的。
天道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道。王阳明强调这个。跟朱熹不完全一样。“天”在中国，既是一个存在的概念，沾点儿唯物，又是一个超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终极概念。“天煞我也，”项羽说，“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天又是高于一切的，天又表现为人性、人心。
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李自成请了一个军师牛金星，明确地说，天心就是民心，谁得了民心谁就得了天心。孟子就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切都看你能不能得到民心。老子更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所以孔、孟、老，都认为天性和人性、天心和人心、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想法。甚至它不是一个逻辑的证明，而是一种带有信仰主义的坚信。这样的话，任何人，皇帝也好百姓也好，你做坏事你就是违反了天道，你就是无道昏君，你就要完蛋。 “知行合一”，你知道了就证明你能做到。你不起恶念、不起害人之心，你有善心、爱心、恭敬之心、恻隐之心，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孟子说了，这又不是“挟泰山超北海”，这就是最普通的事情。
“知行合一”发展到孙中山那里，他甚至认为知难行易。他是准备发动一个革命，要结束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制，他认为你只要明白了就行，强调“知行”。
中国文化还强调“出世入世的合一”。《论语》里孔子讲到三个人，都讲到他们出世入世上的特点。“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个宁武子，太神奇了。你所在的这个诸侯国家如果很有章法、很讲道理，一切都做得很好，这时你应该表现出你的聪明，你才能参政议政，对国家和社会，为朝廷做出贡献;如果这个地方出了乱子、不成样子，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一下子傻了、糊涂了，这样你就上不了贼船，没你的事儿了，所以你越傻越笨越好，推荐大官也没人想起你来，“傻子呀”，你就安全了。
孔子又讲，“邦有道”，可是你埋没无名，这种情况下是你的羞耻，国家办得很好，你一点儿成绩没有;可是“邦无道”，如果这个国家乱，你千万别成为名人，要是成了名人，只能证明你自己不怎么样，只能给你找麻煩，底下有多少事儿你数不清。
所以中国自古对“进退有为无为，愚知（智）祸福”有一套非常聪明的，而且是随时可以调整变化的看法。孔子很愿意把自己的行为和政权结合起来。学生问他，如果你是一块玉，你是愿意很快地卖出去，还是愿意放在一层层好的盒子里，收藏起来？孔子立刻回答“沽之哉，沽之哉”，赶快卖，回答得一点儿不含糊，绝不怕人家说他是官儿迷，因为他是有原则、有理论、有理念、有追求的人。
出世入世在中国也一直是个大问题。一直到贾宝玉这里，且折腾。他最怕的就是讲修齐治平、光宗耀祖、一官半职，他最怕这话。没有人注意到，贾宝玉的前身是那块石头，女娲补天淘汰的那块石头，说它在淘汰以后不能参加补天，五彩炼独不能补天，昼夜哭泣惭愧不已。所以贾宝玉后来到贾府成为一个人形以后，别人一跟他说要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功名，贾宝玉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简直跟要杀了他一样，因为他前身所有的悲哀给他一种近乎疯狂的感受。
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很有趣味，学问大得奇妙无穷，那么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呢？我认为能够。它能够帮助拓宽我们的经历，增加我们的文化财富。
传统文化是有效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而且经受了生死存亡的考验。1840年以来几乎岌岌可危，王国维看到这样危险的局面，甚至于都不想活了。但是传统文化经受了这些考验，跟着我们，影响我们，吸引我们，也接受了我们的审视，而有所改变、有所发展，成为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源头。这事很有意思。20世纪后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都兴起了改革高潮，但是西方政要，有撒切尔夫人，有卡特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尔津斯基，有基辛格，明确地讲过甚至在书里面都写到，这种改革会把苏联和东欧改完蛋掉，因为苏联的那一套根本和改革格格不入，东欧也根本是靠二战、靠苏联红军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改革成功的是中国。撒切尔夫人、布尔津斯基和基辛格都说，因中国不同的文化。他们显然对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传统文化是有进取性的。从传统文化本身来说，它并不保守，有保守的人，那你毫无办法。唐朝李白写过诗，嘲讽鲁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讲经典头发都白了，还在抠这几个字眼。
李贺有点唯美主义，他的词美得不得了，他究竟要干什么，你也说不太清楚，文学上也允许。但连李贺都说“寻章摘句老调重”，抠斥字眼，人都老了;“文章何处哭秋风”写的纸越来越多，没人看的，风一吹，文章纸吹得跟哭一样。
中国很大，有这么一种观念，就有那么一种观念，但是它有要求。你看孔子的初心从来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要求你随时调整、随时变化，随时见到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要随着它走;见到错的要修改。所以传统文化有一套理想，是可以和社会主义对接的。天下大同，就是这么一种态度。
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讲，论语最后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不管很多的事儿，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处着南面。“无为而治”什么意思？多少接近于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也没有了，政府也没有了，法院也没有了，军队也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社会上有一批生产统计员调剂一下生产计划就行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说法是可以对接的。
传统文化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文化，不是一个消极的文化，完全可以有助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
东方也有消极文化，消极起来也很美，但活活要你命。欧洲、非洲、亚洲全都有这么一个故事，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写过一篇，河里的鱼太多了，一位渔夫网都拉不上来，旁边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树底下睡觉，渔夫叫快来帮助我捉鱼，给你钱，拿了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那孩子说，我现在在河边树底下睡觉就是幸福的生活，你破坏了我幸福的生活。海因里希·伯尔写了这么一个小说，而且小说题目也只有德国人会起，叫作《一个关于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故事》。
可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绝不是消极，中国人最讨厌懒惰。没有一个是提倡懒惰的。中国人最反感的是奢侈、浪费、享乐，要求你的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从早到晚都得积极进取，苦干。我们吸收传统文化，更是为了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本文记录于王蒙先生在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社科联等联合主办的《师说》现场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