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南下，很狼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常德没有通火车，我们从张家界坐火车经过娄底到广州，绕了很大一个圈。那时候火车没有提速，我们坐了一天一夜才到广州，累死了。现在坐火车从家乡出发经过常德到广州，只要十二三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到广东的，于双桃、她侄子，还有一罗姓女孩。第二天晚上八点多，才到广州西站。夏天的夜晚来得比较迟，天刚刚黑。我记得那时，广州西站外有一天桥，有许多中巴车在天桥下拉客（现在天桥下严禁中巴车拉客）。我们那次上当了。于双桃在东莞呆了一年多，那次她也懵了。事后她们说，去东莞车票实际上十五元。而那次，那辆黑车上的女人说只要十元。我跟于双桃她们上车了。车在城里转了接近一个小时，我们吵着要下车，司机就是不开门，好不容易凑齐一车人。当车行到白云山脚下，开始买票，我们问多少钱，那女人说五十。在广州火车站你们不是说十元钱一张票吗？怎么涨到五十了？一车人很愤慨。少啰嗦，现在就是五十元一个人，没得话说。车前部四个彪形大汉拿着匕首，车后部四个彪形大汉也拿着寒光闪闪的匕首，买不买票，小心放血。大家迫于淫威，只好买五十元一张的车票。我记得有一个怀化的青年，不知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他掏出他所有的零钱，只有二十多元，他求那些大汉，将他的手表押上买票。大汉们开始不相信他没钱，搜身，真的没有，收下了手表，骂道：穷鬼。叫司机减速打开车门，车并没有停稳，将那青年推下车，司机又加速开车。我不知道那青年受伤没有。当车行驶到一个交通岗亭时，司机看见有警察值班，大叫一声：快趴下。八个大汉也叫全车人快趴下。全车人很听话，乖乖的趴下。车里好像没有人了，警察没有看见我们，车快速过去了。司机又叫我们抬起头来，我们又很听话地全都抬起头来。我们像被司机和恶汉控制的一群鸭子，掐着脖子，提上提下，我们没有一点主见了。现在想起来，很好笑。看来，那群歹徒心虚，怕警察。
　　我记得那辆车并没有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在离裕元鞋厂还要步行一个小时的路程时，司机不耐烦了，叫我们下车，车没有停稳，我们被赶下来了。我在地上根本没站稳，打了一个趔趄。于双桃她们说：那伙人还是有点良心，没有搜光我们身上的钞票。有些歹徒凶残得很，不光搜干净身上的钱，还要打人。看来，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
　　当我们一行四人步行到裕元鞋厂时，已是转钟一点，最后一家招待所要关门了。服务员催我们住进去，告诉我们说，要不然，晚上在大街上转悠，被查暂住证的抓去了，没有好日子过。我们住进去了，尽管每人一晚十五元。先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做打算。房间里住满了人，我人生地不熟，有点认床，没有睡着。第二天早上，于双桃和小罗找人去了。我和她侄子猫在招待所，晚上没睡好，躺在床上补睡。早上只吃了一小碗米粉，几乎没有油水，要两块钱。我觉得太贵了。根本没吃饱。粉摊的老板是湖南人，他战友在裕元鞋厂所在地的村里当支书，靠这层关系，他在裕元鞋厂宿舍后门对面租了一个小门面，摆了个粉摊。他的小门面晚上可以住人，并保证我们晚上不被查暂住证的治安队抓去，一个晚上十元。他要我们住他那里，照顾一下他的生意。我们没表态。
　　于双桃她们在裕元鞋厂干过一年多，对那里比较熟悉。只要胆子大，可以混进裕元鞋厂宿舍。裕元鞋厂主要生产耐克鞋，出口海外。于双桃她们混进去了。裕元鞋厂好大哟，光厂房就有两大幢，加上宿舍，占地面积挺大的。我不记得了，反正很大。裕元鞋厂的女孩子很多，占全厂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几万人的大厂，到处是女孩子。裕元鞋厂人太多了，上班打卡的时候，后面的挤前面的，好似长江后浪推前浪，有的厂牌都挤掉了，打不上卡，补签一次，要扣十元钱。补一张厂牌，也要十元钱。早上她们要做早操，裕元鞋厂是台资厂，台资厂管理很严格，要做早操，要开早会。做早操的员工聚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只看见人头，黑黑的头发一大片。她们做早操很认真，整齐划一，很有美感，体现出一个团队整齐划一的凝聚力。早操过后，就是早会训话，厂长的声音很洪亮，灌输台资企业的文化。我虽然没有进裕元鞋厂，在厂外面我见该厂的员工们上班很辛苦，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一个月几乎不休息，一个月五百多元。伙食不算好。我吃过于双桃从裕元鞋厂带出来的饭菜，甜甜的，广东口味，没有多少油水。伙食不好，工作时间长，睡眠不足，许多人面黄肌廋。家乡穷，要不是为了生活，谁愿意出来打工受这份罪遭这份孼？
　　裕元鞋厂里面有邮局、幼儿园、医院，发工资后去邮局汇款的打工仔特别多，要排很长的队伍。幼儿园、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打工仔招聘过来的。
　　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找工作的滋味不好受。广东的太阳好毒哟。热浪一阵又一阵地向我们袭来，口渴难耐，我们舍不得花钱，只能忍，实在受不了了，去买一瓶矿泉水，节约着喝。路边的自来水不敢喝，闹了肚子，根本没钱医。
　　于双桃和小罗来广东的第三天就进了裕元鞋厂，她们准备一年后回家。我和她侄子没那么幸运，男孩子找工作难哟。我们钱带得不多，想方设法节约用钱。钱挣来不易，花出去怎么那么快？我记得来广东的第二天晚上，我们没有住招待所，于双桃带我们找到一个偏僻的村庄住小店，五块钱一晚，没有安全保障，治安队随时会来查暂住证，小店的老板收钱时，首先声明了。如果没暂住证，被抓住了，要被带到治安队去，要亲戚朋友拿钱来取。没钱取，会被送到艰苦的地方劳动改造几个月甚至半年，再放出来。听说那个地方在樟木头，进去了要干重体力活，在采石场砸石头。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冒着被抓的危险，暂时寻求一个寄身之所。小店里又矮又阴暗，睡的是通铺，昏暗的电灯下，一个通铺上睡几十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睡在通铺上，老鼠窜来窜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蚊虫很猖狂，专门咬我们这些无业游民，我们身上的血并不多呀。没有热水冲凉，老板说只为我们提供睡觉的地方，有许多人在自来水笼头下穿着短裤光着身子冲去满身的汗臭味，冲走一天下来找工作的疲惫。小店里的臭味可想而知了，汗臭味，脚臭味，阴暗潮湿带来的霉臭味，还有死老鼠味。小店外有一个臭水沟，恶心的味道随着阵阵晚风飘进小店，难受死了。臭水沟里的污水从大大小小的工厂里排出来。老板们发财了，可工厂周围的环境倒霉了。有许多人希望早点找到工作，早点离开小店。有的人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小店歇息。有的在小店里等消息，他们的老乡在裕元鞋厂里面拉关系，他们盼望早点进裕元鞋厂，早点结束艰难的寻工苦日子。
　　第三晚，我们决定不住小店了，为的是节约五块钱。我们找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我们睡在轿子顶上（我们家乡管楼梯房的顶部叫轿子顶）。广东的白天很热，到了晚上，轿子顶上的混凝土还很热，只是凉快了一点。我们找自来水冲凉，吃最便宜的饭菜，我们带的钱所剩不多。轿子顶上的蚊子多，出门在外，管不了那么多。我们躺在顶上，天是被子，轿子顶楼板上铺上买来的凉席，就算是床。我们数星星，星星眨呀眨着它们的眼睛，看我们睡在轿子顶上，它们仿佛很惊奇，仿佛可怜我们是那么落魄。我们看飞机在天上飞，飞机来来去去飞得很频繁，忽亮忽暗的灯光从我们头顶闪过，消失在遥远的夜空，带走我们的思乡之情。看高埗镇的夜景。高埗镇的夜景很美，美得我们这些从贫穷落后的山沟出来的寻工人很嫉妒。美归美，但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乡美。我们看有些工厂上夜班打工仔忙碌的身影，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了广东这块土地改革开放的幸福之花。我记得在轿子顶上住了几个晚上。白天我和于双桃的侄子用双脚走遍高埗镇角落，找工作谈何容易。晚上回到建筑工地的楼顶过夜。
　　于双桃也帮我在裕元鞋厂里面找工作，曾帮我找到生管的职位，八百元一个月薪水，他将我的大学毕业证带进裕元鞋厂让人事看过。后来由于生管老大的老乡从四川来了，这个职位让给了他老乡，我没戏唱了。老是找不到工作，我们带来的钱一天比一天少，于双桃的侄子动摇了，他说他从家乡出来前，他找测字先生算过，说那次出来广东找工作，会打道回府。他想回去了。那时通讯不算发达，不像现在个人有手机，他在电话亭打电话回家乡，他爸爸妈妈同意他回去。我也决定跟他一起回家乡。于双桃把我们送到高埗车站，她回去上班了。我们到广州西站坐火车回张家界，再从张家界坐慢车回慈利。我把我在楼顶过夜用的凉席也带回了家乡，看到那凉席，勾起我第一次去广东找工作的回忆，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回来了，家人感到奇怪，我们说工作不好找。于双桃一年后才回来。
　　想起我第一次下广东的狼狈样子，酸甜苦辣的滋味不好受，感叹打工仔的日子不好过。
　　责 编：熊正红
　　题 图：李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