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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中的大师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
美国当地时间2005年11月12日,在洛杉矶郊区的家里，彼得·德鲁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只有偶像没有大师的时代。
1909年，德鲁克生于风景如画的维也纳，高中毕业之后，德鲁克便去英国的商行当实习生。1929年后，德鲁克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在国际银行做经济学家。他半工半读，并于193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1933年，因文章遭到纳粹德国查禁，德鲁克离开德国到英国伦敦，1938年又移居美国。
二战期间，德鲁克获得了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进行调研的机会，正是这次调研，一举奠定了他“大师中的大师”的基础。在这里，他结识了通用历史上最伟大的总裁之一——斯隆，后者以专业见长，因此对兴趣广泛而且哲学化的德鲁克不冷不热——斯隆甚至把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列为禁书，以后又亲自写了《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来“澄清事实”。但是，正是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细致研究，使德鲁克高屋建瓴的见识得以与伟大的企业实践真正完美结合在一起。
1954年，彼得·德鲁克出版《管理实践》，举世轰动，现代管理理论开始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也正因为此，他是管理学界公认的“现代管理之父”。
以后，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任教20多年，并从1971年起在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并坚持写作，一生撰写了约40本学术著作，笔耕不辍，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在商界，包括韦尔奇在内的众多杰出经理人对德鲁克的理论积极履践，恰好符合德鲁克的理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在于成果。”
事实上，德鲁克所提出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是“目标管理”：管理者的工作基本点就是完成任务以实现公司目标，指导和控制管理者的是行动目标而不是他的老板。管理者的眼光、奉献精神和诚实决定了管理水平，其次才是方法。
德鲁克第一次提出：勤勉和负责任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开辟市场和革新对企业来说，比财务状况要优先考虑。他还要求企业管理者要善待和尊重员工。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比德鲁克更能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代初，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代,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他的这种前瞻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显得尤为突出，而这种其敏锐的判断其实来源于他独特的学术背景、宽广的观察视野以及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很长岁月中，德鲁克是在世的惟一一个既是凯恩斯又是熊彼得学生的人，经典奥地利学派的血缘传统融合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实践精髓，造就了他天然预见性的独特思维方式。
但是，德鲁克仍然认为把握未来是管理学的最大难题。有趋势决策者就需要去应对，在快速浓缩的变数之中，决策者如何把握经济领域的变动带给公司的成长机会，成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话题。同时，德鲁克奉劝决策者不要把“不确定性”当成威胁，而要衡量它带给公司什么机会，因为“意外事件”和“不一致性”恰恰是德鲁克认为的公司创新来源的重要构成。
德鲁克在中国
德鲁克认为，企业最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作为一个组织，而是顾客，这是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德鲁克给中国经济的箴言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相当小，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制造而非创新。因此，中国公司的多数领导人，若想抵御尚未来临的严酷挑战，必须首先锤炼对公司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
事实上，曾到过中国的德鲁克对中国颇为关注，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培训，90多岁高龄的德鲁克一直亲力亲为，甚至亲自设计课程。他说：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对于当今中国公司的决策者来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更重要的，比具体的操作路径和招数更重要。因此，德鲁克的理论诚如他本人那样都围绕一个核心，就是对人、社会的深刻理解。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企业包括企业决策者的根本价值是来自于外部，这包括为外部贡献多少、创造多少、提供多少价值等。如今，一些中国公司的高速增长仍是带着原罪的，带着对社会和经济环境的破坏性和资源浪费，在这种情况下明确企业和决策者的对外部的价值，就十分地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关于企业阶层未来的思考。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里最为关键的一个词汇是“责任”，他所有的学术都围绕着责任。美国总统布什专门在白宫授予德鲁克“总统自由勋章”，其实是向华尔街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公司责任。如今，一大批中国民营公司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它们下一个阶段的成长中，责任管理依然是非常关键。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
美国当地时间2005年11月12日,在洛杉矶郊区的家里，彼得·德鲁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只有偶像没有大师的时代。
1909年，德鲁克生于风景如画的维也纳，高中毕业之后，德鲁克便去英国的商行当实习生。1929年后，德鲁克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在国际银行做经济学家。他半工半读，并于193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1933年，因文章遭到纳粹德国查禁，德鲁克离开德国到英国伦敦，1938年又移居美国。
二战期间，德鲁克获得了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进行调研的机会，正是这次调研，一举奠定了他“大师中的大师”的基础。在这里，他结识了通用历史上最伟大的总裁之一——斯隆，后者以专业见长，因此对兴趣广泛而且哲学化的德鲁克不冷不热——斯隆甚至把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列为禁书，以后又亲自写了《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来“澄清事实”。但是，正是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细致研究，使德鲁克高屋建瓴的见识得以与伟大的企业实践真正完美结合在一起。
1954年，彼得·德鲁克出版《管理实践》，举世轰动，现代管理理论开始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也正因为此，他是管理学界公认的“现代管理之父”。
以后，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任教20多年，并从1971年起在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并坚持写作，一生撰写了约40本学术著作，笔耕不辍，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在商界，包括韦尔奇在内的众多杰出经理人对德鲁克的理论积极履践，恰好符合德鲁克的理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在于成果。”
事实上，德鲁克所提出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是“目标管理”：管理者的工作基本点就是完成任务以实现公司目标，指导和控制管理者的是行动目标而不是他的老板。管理者的眼光、奉献精神和诚实决定了管理水平，其次才是方法。
德鲁克第一次提出：勤勉和负责任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开辟市场和革新对企业来说，比财务状况要优先考虑。他还要求企业管理者要善待和尊重员工。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比德鲁克更能引领时代的思考者：1950年代初，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1990年代,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他的这种前瞻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显得尤为突出，而这种其敏锐的判断其实来源于他独特的学术背景、宽广的观察视野以及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很长岁月中，德鲁克是在世的惟一一个既是凯恩斯又是熊彼得学生的人，经典奥地利学派的血缘传统融合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实践精髓，造就了他天然预见性的独特思维方式。
但是，德鲁克仍然认为把握未来是管理学的最大难题。有趋势决策者就需要去应对，在快速浓缩的变数之中，决策者如何把握经济领域的变动带给公司的成长机会，成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话题。同时，德鲁克奉劝决策者不要把“不确定性”当成威胁，而要衡量它带给公司什么机会，因为“意外事件”和“不一致性”恰恰是德鲁克认为的公司创新来源的重要构成。
德鲁克在中国
德鲁克认为，企业最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作为一个组织，而是顾客，这是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德鲁克给中国经济的箴言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相当小，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制造而非创新。因此，中国公司的多数领导人，若想抵御尚未来临的严酷挑战，必须首先锤炼对公司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
事实上，曾到过中国的德鲁克对中国颇为关注，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培训，90多岁高龄的德鲁克一直亲力亲为，甚至亲自设计课程。他说：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对于当今中国公司的决策者来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更重要的，比具体的操作路径和招数更重要。因此，德鲁克的理论诚如他本人那样都围绕一个核心，就是对人、社会的深刻理解。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企业包括企业决策者的根本价值是来自于外部，这包括为外部贡献多少、创造多少、提供多少价值等。如今，一些中国公司的高速增长仍是带着原罪的，带着对社会和经济环境的破坏性和资源浪费，在这种情况下明确企业和决策者的对外部的价值，就十分地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关于企业阶层未来的思考。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里最为关键的一个词汇是“责任”，他所有的学术都围绕着责任。美国总统布什专门在白宫授予德鲁克“总统自由勋章”，其实是向华尔街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公司责任。如今，一大批中国民营公司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它们下一个阶段的成长中，责任管理依然是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