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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身股制度，不仅给予股份，还预留了风险准备金，甚至人死了，家人还可以享受分红。
晋商崛起于明代，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清朝中期发展到鼎盛，在商业流通领域活跃了500多年。晋商足迹不仅遍布国内各地，还到过欧洲、日本、朝鲜、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从清朝中叶开始，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求，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丰年间，山西票号更是几乎独占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可以说晋商对16世纪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对伙计的选拔上，不同于徽商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掌柜和伙计，依赖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晋商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山西同乡出任掌柜和伙计，其内部的治理难度比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徽商大了很多，他们除了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还利用了接近现代股权激励意义的股俸制度——身股制度，激励和约束商帮成员。
股份类别：银股、身股、财神股
晋商“股俸制度”中的“股份”包括三种：银股、身股和财神股。每到一个账期(一般3～5年)结算的时候，商号的盈利会根据财东、掌柜和伙计所占的股份比例分红。其中，银股是财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对商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以晋商中著名的乔家大德通为例：1888年时有资本10万两，每5000两为一股，银股共为20股，到1908年时，银股仍然是20股，但是每股的股本增长为11000两，资本共有22万两。
身股，又称为顶身股、顶生意等。是财东允许掌柜及重要伙计以人力而非资本所顶股份。身股不用出资但可以参与分红，不需对商号的亏损负责。总掌柜一般为1股(也就是10厘)。在与财东立合约时就写入合约内，其他顶身股的伙计不写入合同，而是记入“万金账”(即票号的总账)中，一般从1至2厘(0.1～0.2股)开始，每隔一个账期后会根据表现，给表现比较好的伙计增加1厘，特别好的能增加2厘，表现不好的也会降低。
财神股类似于公积金，在分红时根据盈利情况，由财东和大掌柜商讨后，从利润中留存一部分，以备经营状况不好或开拓新商号之需，在下次分红时这些财神股将被分掉，再由财东和大掌柜商讨提取新的财神股。财神股也就是商号的发展基金，在分红时由财东和大掌柜商讨决定。
财东靠银股的分红获取收益，不在商号领取薪金。掌柜和顶上身股的伙计同时获得薪金和股俸，也就是日常薪水和身股的分红，未顶上身股的伙计只能领取薪金，不享有分红。
身股激励大于官
身股和银股在商号中占有的比例并不一定均等，仍以大德通为例，1888年第一账期分红时有银股20股，23个伙计拥有身股共9股7厘；到1908年，银股仍然是20股，但拥有身股的伙计已经达到57名，共计23股9厘5毫。身股从不到银股的一半，增长到比银股还多，拥有身股的伙计分走的红利越来越多，但同时也给东家创造了更多的利润。1889年时大德通每股分红850两，银股20股分红占总分红的67.3％，共有1.7万两，而到1908年分红时，每股是17000两，银股20股分红占总分红的45.5％，但分红额达到了34万两。
因此，对于伙计来说，身股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在山西祁太平一带有谚语流行说：“坐官的人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其激励有多丰厚。著名的晋商毛鸿翙，年幼时家境清寒，从十几岁在西裕成颜料庄当学徒开始，到二十几岁提拔成颜料庄二掌柜，后来因为与大掌柜不和，毛鸿翔出走并在1826年担任了蔚泰厚票号的大掌柜，不久又兼任了东家新改建的另一个票号新泰厚的大掌柜，在两个票号中毛鸿翙都顶有身股1股。利用在蔚字票号担任大掌柜二十多年的分红和自己积累的经验，毛鸿翔逐渐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产业，先购置土地，然后设立粮行、布庄、烟店、烟厂等，到1865年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出资创办了自己的票号蔚长厚。毛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尚无详细资料可查。但在1875年山西赈灾捐银中，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捐银达8400两，钱1300千文，排名只在日升昌票号东家李氏之后，其富有程度可见一斑，也可以足见身股利润之丰厚。
可以说，晋商的身股制度是现在股权激励的雏形，股权激励是当今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最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方式。像晋商的身股制度一样，现代股权激励让经营者拥有一定的股份或者股份权益，将企业和经营者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可以让经营者自己监督管理自己，也降低了所有者监督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刺激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股权激励发展到今天已更为多样化。对于上市公司，员工可以通过股票的方式直接持股，比如5月18日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创始人扎克伯格持有24％的股份，而员工持股达到30％。对于非上市公司，除了直接持有股份还常使用一些让员工享有股份权益的虚拟持股的方式，比如华为的全员持股是类似于身股的分红权和虚拟股票等方式。
进入：十年学商倍加难
身股给予伙计丰厚的激励，自然要有不低的进入壁垒。晋商对伙计有非常严格的人才选拔条件。首先，须为山西人，且以同县、邻县的居多。使用同乡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方便考察伙计的家庭背景人品情况，知根知底；二是如果伙计做了违反号规或道德的事情，在当地的圈子里将成为公共的信息，他一旦被辞退将不会被其他的商号聘请，因而可以更好地约束伙计。其次，身股进入是要有保荐人推荐，保荐人承担连带责任。学徒人号时就需要有与总号有利害关系的保荐人担保，虽不需要押金，但是一旦学徒因诚信等个人原因给商号造成了损失，保荐人要赔偿损失。如果是做分号掌柜，那就需要更有资本和影响力的保荐人了。然而，不同的商号都有自己的要求，比如志成信规定招收的学徒必须“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语言流畅，举动灵敏，善珠算，精书法”。
只有符合上述的所有条件才可以入号，但是不是说人号后就万事大吉了呢?不是，后面还有更加严格的考核。一个小伙计入号，先得当三年学徒，做一些侍候掌柜之类的粗活，主要是“三壶”(水壶、茶壶、尿壶)、扫地、抹桌、上下门板等杂活，学习字号里的各项规矩，闲暇学习打算盘，练毛笔字，同时掌柜和东家还会设计一些考题考验，比如故意在角落里放些散碎银两考察学徒的诚信。在学徒期间字号光管饭，不给工钱。满徒后，才开始算是字号的伙计，按月发给薪金，但还顶不上生意。起码再等两三个账期以后，工作勤勤恳垦，没有出现重大过失，经掌柜向东家推荐，各东家认可下，才可以开始顶股，从一二厘顶起，慢慢逐步增加。每次增加的股份，记入“万金账”，予以确认。能顶到七八厘，就可能被提拔为三掌柜、二掌柜，就算有了大出息。 在人才选拔上，晋商对伙计的筛选可谓相当的严格，比如日升昌票号，在1889～1900年期间共“请进”伙计30人，有薪金的17人，无薪金的13人。这30人中，在之后被辞退的就有19人，其中，除2人自请出号外，其余皆因办事不善而被辞退。从学徒到获得身股的过程可谓是“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
发放：应支和花红的智慧
身股的激励虽然十分丰厚，但如果只是每隔三四年账期分红，把红利一次兑现都发下去，不仅不利于控制未来的风险，激励的效果也没有足够的发挥。在这方面晋商也表现出相当高的智慧，在身股分红中创造了“应支”和“花红”两项制度。
相对于身股分红，伙计的薪金并不高，不一定能满足本身及家庭的日常开销。但是等到账期分红，时间间隔又太长，分红对于激发伙计的积极性的效果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为了获得更好的激励效果，晋商采用了“应支”制，也就是对于顶身股的伙计，按照其身股的数目每年预支一定的款项，名曰“支使银”，简称“应支”。不同时期、不同的票号，每股的“应支”不等，多则五百两，少则两三百两。到了账期分红的时候，如果效益好，应得分红大于预支的应支款，则应支款从分红中扣除，如果效益不好，则顶身股者除了每年的“应支”从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
“应支”为拥有身股的伙计创造了更好的激励效果，而“花红”则是东家对分号掌柜的一个约束。在每次账期分红之后，根据利润的多少，按照预定的比例从各分号掌柜的红利中提取一定的金额作为损失赔偿准备基金，存在商号中，并支付一定的利息，直到分号掌柜出号时才付还，一旦分号出现事故，便提取基金作为补偿，以免分号受损，这项基金被称为“花红”或者“护本”。如果分号掌柜任期届满出号时，未出现意外事故，则此项基金连本带息一并付给分号掌柜。随着分号掌柜工作年限的增长，积存的“花红”会越来越多，将成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退休补助金，因而提高分号掌柜跳槽的成本，促使他长期地为票号工作。“花红”这一项制度，同时达到了抵御风险、有效激励和留住人才三项功效。
“应支”和“花红”两项制度虽然并没有太多地改变东家的支出和伙计的收入，但是却通过分红发放方式的变化，获得了更好的激励效果和约束作用。股权激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做好了，对股东对经营者是双赢的结果，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由于经营者因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兑现，而利用手中权力做出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所以对于股权激励的兑现方式一定需要非常精妙的设计。晋商的两项制度，对于分红权的激励方式是很好的借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不久接替乔布斯担任苹果CEO的蒂姆·库克，虽然获得了100万股的苹果股票，价值数亿美元。然而这100万股的股票行权时间分别是2016年和2021年，到时这些股票到底价值多少，还要看库克在公司的工作。
退出时的福利——故股
为了防止掌柜和伙计的短视行为，晋商的身股制度中实行协账制度，称为“故股”，也就是对于掌柜和有突出贡献的伙计，在其去世后，家人还可以根据其之前所顶的身股，享受一到三个账期的分红。在掌柜一级的，比如大德通票号大掌柜商钰在1919年去世后，在1925年的账期分红时，仍以原顶身股1股获得分红8000两。伙计上，比如在1908年大德通账期的分红中，有陈通垣故股1厘5毫，分得余利银2550两。
故股约束了掌柜和伙计的短视行为，更重视银号的长期经营，在掌柜推荐重用的伙计或者在退休时向东家推荐接班人时，也更加慎重，接班人的经营情况也和他的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如此优厚的待遇和浓郁的感情，也使得上至掌柜下至伙计，无不以票号为家，殚心竭虑、努力经营。
当然，晋商作为国内最大的商帮，繁荣了数百年，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衰败的命运。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外部原因，原来依靠的清政府衰败灭亡了，再是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乱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其自身没有摆脱其在封建制度下的局限性。随着票号在国内繁荣了100多年之后，巨额的赢利和分红滋生财东与掌柜的腐化堕落，导致票号内部管理混乱、规章废弛。避亲举乡的原则不再被严格地执行，父子先后担任掌柜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票号失去了之前“东伙之间同心、员工上下协力”的精神。同时长期丰厚的利润也降低了晋商开拓新领域的动力，僵化的制度导致票号错失向银行转化的有利时机。票号大掌柜对组建银行的抵制直接导致山西票号反复错失向现代银行组织管理模式过渡的有利时机，现代银行的冲击也是造成山西票号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且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掌柜对伙计、学徒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也限制了晋商的进一步发展。
晋商五百年的兴盛衰落，其积累的股权激励经验，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编辑 王海天
晋商崛起于明代，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清朝中期发展到鼎盛，在商业流通领域活跃了500多年。晋商足迹不仅遍布国内各地，还到过欧洲、日本、朝鲜、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从清朝中叶开始，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求，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丰年间，山西票号更是几乎独占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可以说晋商对16世纪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对伙计的选拔上，不同于徽商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掌柜和伙计，依赖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晋商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山西同乡出任掌柜和伙计，其内部的治理难度比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徽商大了很多，他们除了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还利用了接近现代股权激励意义的股俸制度——身股制度，激励和约束商帮成员。
股份类别：银股、身股、财神股
晋商“股俸制度”中的“股份”包括三种：银股、身股和财神股。每到一个账期(一般3～5年)结算的时候，商号的盈利会根据财东、掌柜和伙计所占的股份比例分红。其中，银股是财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对商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以晋商中著名的乔家大德通为例：1888年时有资本10万两，每5000两为一股，银股共为20股，到1908年时，银股仍然是20股，但是每股的股本增长为11000两，资本共有22万两。
身股，又称为顶身股、顶生意等。是财东允许掌柜及重要伙计以人力而非资本所顶股份。身股不用出资但可以参与分红，不需对商号的亏损负责。总掌柜一般为1股(也就是10厘)。在与财东立合约时就写入合约内，其他顶身股的伙计不写入合同，而是记入“万金账”(即票号的总账)中，一般从1至2厘(0.1～0.2股)开始，每隔一个账期后会根据表现，给表现比较好的伙计增加1厘，特别好的能增加2厘，表现不好的也会降低。
财神股类似于公积金，在分红时根据盈利情况，由财东和大掌柜商讨后，从利润中留存一部分，以备经营状况不好或开拓新商号之需，在下次分红时这些财神股将被分掉，再由财东和大掌柜商讨提取新的财神股。财神股也就是商号的发展基金，在分红时由财东和大掌柜商讨决定。
财东靠银股的分红获取收益，不在商号领取薪金。掌柜和顶上身股的伙计同时获得薪金和股俸，也就是日常薪水和身股的分红，未顶上身股的伙计只能领取薪金，不享有分红。
身股激励大于官
身股和银股在商号中占有的比例并不一定均等，仍以大德通为例，1888年第一账期分红时有银股20股，23个伙计拥有身股共9股7厘；到1908年，银股仍然是20股，但拥有身股的伙计已经达到57名，共计23股9厘5毫。身股从不到银股的一半，增长到比银股还多，拥有身股的伙计分走的红利越来越多，但同时也给东家创造了更多的利润。1889年时大德通每股分红850两，银股20股分红占总分红的67.3％，共有1.7万两，而到1908年分红时，每股是17000两，银股20股分红占总分红的45.5％，但分红额达到了34万两。
因此，对于伙计来说，身股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在山西祁太平一带有谚语流行说：“坐官的人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其激励有多丰厚。著名的晋商毛鸿翙，年幼时家境清寒，从十几岁在西裕成颜料庄当学徒开始，到二十几岁提拔成颜料庄二掌柜，后来因为与大掌柜不和，毛鸿翔出走并在1826年担任了蔚泰厚票号的大掌柜，不久又兼任了东家新改建的另一个票号新泰厚的大掌柜，在两个票号中毛鸿翙都顶有身股1股。利用在蔚字票号担任大掌柜二十多年的分红和自己积累的经验，毛鸿翔逐渐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产业，先购置土地，然后设立粮行、布庄、烟店、烟厂等，到1865年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出资创办了自己的票号蔚长厚。毛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尚无详细资料可查。但在1875年山西赈灾捐银中，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捐银达8400两，钱1300千文，排名只在日升昌票号东家李氏之后，其富有程度可见一斑，也可以足见身股利润之丰厚。
可以说，晋商的身股制度是现在股权激励的雏形，股权激励是当今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最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方式。像晋商的身股制度一样，现代股权激励让经营者拥有一定的股份或者股份权益，将企业和经营者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可以让经营者自己监督管理自己，也降低了所有者监督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刺激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股权激励发展到今天已更为多样化。对于上市公司，员工可以通过股票的方式直接持股，比如5月18日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创始人扎克伯格持有24％的股份，而员工持股达到30％。对于非上市公司，除了直接持有股份还常使用一些让员工享有股份权益的虚拟持股的方式，比如华为的全员持股是类似于身股的分红权和虚拟股票等方式。
进入：十年学商倍加难
身股给予伙计丰厚的激励，自然要有不低的进入壁垒。晋商对伙计有非常严格的人才选拔条件。首先，须为山西人，且以同县、邻县的居多。使用同乡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方便考察伙计的家庭背景人品情况，知根知底；二是如果伙计做了违反号规或道德的事情，在当地的圈子里将成为公共的信息，他一旦被辞退将不会被其他的商号聘请，因而可以更好地约束伙计。其次，身股进入是要有保荐人推荐，保荐人承担连带责任。学徒人号时就需要有与总号有利害关系的保荐人担保，虽不需要押金，但是一旦学徒因诚信等个人原因给商号造成了损失，保荐人要赔偿损失。如果是做分号掌柜，那就需要更有资本和影响力的保荐人了。然而，不同的商号都有自己的要求，比如志成信规定招收的学徒必须“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语言流畅，举动灵敏，善珠算，精书法”。
只有符合上述的所有条件才可以入号，但是不是说人号后就万事大吉了呢?不是，后面还有更加严格的考核。一个小伙计入号，先得当三年学徒，做一些侍候掌柜之类的粗活，主要是“三壶”(水壶、茶壶、尿壶)、扫地、抹桌、上下门板等杂活，学习字号里的各项规矩，闲暇学习打算盘，练毛笔字，同时掌柜和东家还会设计一些考题考验，比如故意在角落里放些散碎银两考察学徒的诚信。在学徒期间字号光管饭，不给工钱。满徒后，才开始算是字号的伙计，按月发给薪金，但还顶不上生意。起码再等两三个账期以后，工作勤勤恳垦，没有出现重大过失，经掌柜向东家推荐，各东家认可下，才可以开始顶股，从一二厘顶起，慢慢逐步增加。每次增加的股份，记入“万金账”，予以确认。能顶到七八厘，就可能被提拔为三掌柜、二掌柜，就算有了大出息。 在人才选拔上，晋商对伙计的筛选可谓相当的严格，比如日升昌票号，在1889～1900年期间共“请进”伙计30人，有薪金的17人，无薪金的13人。这30人中，在之后被辞退的就有19人，其中，除2人自请出号外，其余皆因办事不善而被辞退。从学徒到获得身股的过程可谓是“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
发放：应支和花红的智慧
身股的激励虽然十分丰厚，但如果只是每隔三四年账期分红，把红利一次兑现都发下去，不仅不利于控制未来的风险，激励的效果也没有足够的发挥。在这方面晋商也表现出相当高的智慧，在身股分红中创造了“应支”和“花红”两项制度。
相对于身股分红，伙计的薪金并不高，不一定能满足本身及家庭的日常开销。但是等到账期分红，时间间隔又太长，分红对于激发伙计的积极性的效果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为了获得更好的激励效果，晋商采用了“应支”制，也就是对于顶身股的伙计，按照其身股的数目每年预支一定的款项，名曰“支使银”，简称“应支”。不同时期、不同的票号，每股的“应支”不等，多则五百两，少则两三百两。到了账期分红的时候，如果效益好，应得分红大于预支的应支款，则应支款从分红中扣除，如果效益不好，则顶身股者除了每年的“应支”从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
“应支”为拥有身股的伙计创造了更好的激励效果，而“花红”则是东家对分号掌柜的一个约束。在每次账期分红之后，根据利润的多少，按照预定的比例从各分号掌柜的红利中提取一定的金额作为损失赔偿准备基金，存在商号中，并支付一定的利息，直到分号掌柜出号时才付还，一旦分号出现事故，便提取基金作为补偿，以免分号受损，这项基金被称为“花红”或者“护本”。如果分号掌柜任期届满出号时，未出现意外事故，则此项基金连本带息一并付给分号掌柜。随着分号掌柜工作年限的增长，积存的“花红”会越来越多，将成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退休补助金，因而提高分号掌柜跳槽的成本，促使他长期地为票号工作。“花红”这一项制度，同时达到了抵御风险、有效激励和留住人才三项功效。
“应支”和“花红”两项制度虽然并没有太多地改变东家的支出和伙计的收入，但是却通过分红发放方式的变化，获得了更好的激励效果和约束作用。股权激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做好了，对股东对经营者是双赢的结果，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由于经营者因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兑现，而利用手中权力做出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所以对于股权激励的兑现方式一定需要非常精妙的设计。晋商的两项制度，对于分红权的激励方式是很好的借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不久接替乔布斯担任苹果CEO的蒂姆·库克，虽然获得了100万股的苹果股票，价值数亿美元。然而这100万股的股票行权时间分别是2016年和2021年，到时这些股票到底价值多少，还要看库克在公司的工作。
退出时的福利——故股
为了防止掌柜和伙计的短视行为，晋商的身股制度中实行协账制度，称为“故股”，也就是对于掌柜和有突出贡献的伙计，在其去世后，家人还可以根据其之前所顶的身股，享受一到三个账期的分红。在掌柜一级的，比如大德通票号大掌柜商钰在1919年去世后，在1925年的账期分红时，仍以原顶身股1股获得分红8000两。伙计上，比如在1908年大德通账期的分红中，有陈通垣故股1厘5毫，分得余利银2550两。
故股约束了掌柜和伙计的短视行为，更重视银号的长期经营，在掌柜推荐重用的伙计或者在退休时向东家推荐接班人时，也更加慎重，接班人的经营情况也和他的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如此优厚的待遇和浓郁的感情，也使得上至掌柜下至伙计，无不以票号为家，殚心竭虑、努力经营。
当然，晋商作为国内最大的商帮，繁荣了数百年，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衰败的命运。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外部原因，原来依靠的清政府衰败灭亡了，再是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乱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其自身没有摆脱其在封建制度下的局限性。随着票号在国内繁荣了100多年之后，巨额的赢利和分红滋生财东与掌柜的腐化堕落，导致票号内部管理混乱、规章废弛。避亲举乡的原则不再被严格地执行，父子先后担任掌柜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票号失去了之前“东伙之间同心、员工上下协力”的精神。同时长期丰厚的利润也降低了晋商开拓新领域的动力，僵化的制度导致票号错失向银行转化的有利时机。票号大掌柜对组建银行的抵制直接导致山西票号反复错失向现代银行组织管理模式过渡的有利时机，现代银行的冲击也是造成山西票号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且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掌柜对伙计、学徒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也限制了晋商的进一步发展。
晋商五百年的兴盛衰落，其积累的股权激励经验，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编辑 王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