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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4日，《钱江晚报》周末“人与社会”版
《一位医生的遗信》，略有删节
这里建成并立即投入使用不过月余，你如何得知其存在？对外界来说，它还是一个秘密。几天来，我一直在留心，但现在仍然只能很抱歉地说，你的要求我爱莫能助。高个头，国字脸但清瘦，深度近视并戴着青框眼镜，你描述他的这些特征，甚至就连你提到的右耳垂下有一个豆大的黑痣，都无法在这里与一个确定的目标相匹配。因为，我不妨直接说，他们都在面罩之下。
作为医生，我们和病人是看不到彼此面孔的。是惧怕看到，至少我们是这样。这是你无法想象的。病人的呼吸——说句有辱天职的话，听来就像一颗飞弹在不远处爆炸，我们得时刻提防着哪怕一粒再细微不过的弹片溅到自己身上。我们也藏在面罩后。他们奄奄一息，可能还对救死扶伤的我们有所奢望。我们却只能静静等待着某种特效药的到来。然后奇迹随之出现。我们不过是药品的执行者。在这之前，又能做些什么呢。人类永远无法与瘟疫抗争。每天都有人死去。直接送往一街之隔的火葬场——连对无常早已司空见惯的火化工都惟恐避之不及，然后在一张硬质卡片上留下一个名字。除此表明一个惨遭厄运的短暂人生，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有时，我们得亲自将一些病人推进炉内，因为火化工不够用了，不少未经允许就溜之大吉。唯一人性化的措施，是我们在等待之余，会通过冰冷的仪器接触他们身体，多是测量体温之类。还有，在石灰和原木气味尚未散去的病房里，我们没有安装一面镜子，避免他们看见自己被白布包裹（有些被敬业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医生插满了管子）的全身、孤苦又无助的眼神。
也许我说得过于严重了些，我希望是这样。但在一切还不显得严重的时候，我们认为只是普通流感，电台里的统计数据和安慰声音也给我们信心。可笑是吧，作为医生居然不相信亲眼所见，却去听信什么都要掺和着咋呼一通的电台。那时，我们曾经想给一位体温不算太高的病人施救，当剥除他的衣服，他的皮肤……我只能下意识地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如果在皮肤上蔓延……宣布他为不洁净。
你应该很年轻，在等待情人的归来。这让人羡慕。如果你还是一个愿意在空闲时读上一读什么的女性，我建议你去看下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也许对你了解当下的情形和做出稳妥的决定有所帮助。里厄医生一直是我的榜样。我也时常为虚构出这样一个可能不存在于世间的医生形象的加缪四十七岁即死于车祸而伤感、愤愤不平。他原本可以传达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刚才写信被打断了。我的同行们来给我测量体温。我也被隔离了。医生这个首当其冲的群体里，我已经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场人类的劫难看起来还是那么遥遥无期。我的体温仍然居高不下，用他们的话说，就像一个顽劣的小孩在39℃与42℃之间的秋千架上来回跌宕。他们能做的只是这些。也许是出于安慰，他们告诉我，挺住，据说特效药已经找到，正在大批量生产，很快就会空运过来。我问，什么名字，含激素吗？他们只回答，糖皮质。不言而喻，所有抑制传染病的所谓特效药里都不得不饱含激素。它会杀死病毒，但也不会放过你的细胞。我不知道，如果能熬到那一天，我会不会拒绝它侵入我的身体。各种形态的后遗症患者我见得太多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让人振奋。我也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一股没来由的轻松甚至让我想起来，你描述的那个青年男子我似乎见过，也许在医院门口，他走在一群被隔离进来的人中，如果说押解不太合适的话。我们迎面而过，那时他还没有戴上面罩。我敢担保这不是片刻轻松带来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想刚才忘了告诉你，我曾专门去翻检过火葬场硬质卡片上登记的名字，没有发现你要寻找的林汉禾（化名）。
你没有在来信中留下电话，我想这是你的一个疏忽。但即使有，我也不会给你去电。这封信若能发出，自然在你收到时已延缓了你做出决定的时间，而我希望，这就足以让你在取舍之间服从一个成熟青年应有的理性。你问可否来此寻找，现在我以一名职业医生的身份郑重告诫你，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等待！别为了爱情轻身犯险。其他的，由天注定吧。我想象不出，除掉自我验证、真相和自负的恶果之外，来这里你还能得到什么。
这里，已经与世隔绝。至少目前，只有进来的，还没有出去的。
最后，为了让你明白我的忠告，还想再说几句。我不仅呼吸困难——肺似乎变成了一段枯木或者一团干燥的棉花，而且好像逐渐失去了声音。前些天，我还一直穿梭在病人们痛苦又无力的呻吟声中，后来，他们无一例外地归于沉默。能听到自己的呻吟也许是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的唯一渴望。这和我们医生的想法一样，那至少代表了生命体征还在延续。而现在，我一个人躺在一间偌大的隔离室里，周围死一般沉寂，连笔划动在纸上的声音听上去也像在空旷的山里锯钢筋。顺便提一句，他们没有给隔离室安装电话，避免外面听到什么讯息而人心惶惶。
从头顶的窗外（看在同事的份上，他们默许了我不要蒙上黑布的请求），我还能看见对面的楼层。墙面的装饰是一块浮雕。粗糙的印象派风格。以前我不知其意（也没有留意过），现在我想它企图表达的是人类可以用电脑联通整个世界。那粗犷的线条今天倒让我感受到些许温情，但上面已经落满灰尘。这里，已经比荒野中的乱坟岗更让人恐惧了。那个半白头发的清洁工有些天没出现了。外面，几乎看不到有人走动。但即使这样，一墙之隔也是另外一个世界啊。
我妻子已经被确诊感染。体温计上已经找不到她的度数。我宁愿不是这样的原因：因我多日未曾回家，她辗转街头，在密集的人群中四处寻找。也许她就在这里，但我们见不到。随之，我被隔离了。糖皮质的效果还真不好说。总之，我内心有种不安全感。
我会尽可能利用仅存的职业之便，走出隔离室发出这封信。但能否通过他们的检查，你能否收到，并接受我的忠告，那只有天知道了。
田志卓
200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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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杨素华，“非典”后遗症患者代笔人，2005年11月9日
编号：记147
你我素昧平生。如果你打开了这封信，而不是像对待众多的广告、邀请函、举报信一样随意扔进手边的垃圾桶里，我衷心希望你能将它读完，无论你带着怎样的心境。
首先我得向你承认，你正在阅读的是一份复印件。这从编号便可一目了然。我们不过是在某个场合看到（或听说）你的名字，根据我们判断（或别人介绍的）你惯常的行事风格，我们认为可以对你抱有（哪怕一丁点）希望，才将你作为收信人之一。简单说，我们是在广撒网，但结果呢，事实已经证明，无异于大海捞针。只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信心，出于拯救我们不该遭受的不幸，宁愿相信——如果公平和同情仍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你读完后一定不会认为这样的铅字没有温度，不，你只能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我们确实病急乱投医了，除掉你和你的同行，我们求助的对象更多地集中在司职于政府、卫生局、人大和法院的群体里。基本上是泥牛入海。而至于你是跑哪条线的记者，我们并不介意。请你牢记你的天职和使命。
那么，言归正传吧。我是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现如今，我已经不觉得我的故事还有讲上一讲的必要，虽说不幸才发生两年多，但总该让你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吧。2003年春天，我二十三岁，满心渴望地等待男友回国。他在加拿大留学，毕业在即。我们商量好，他一回来我们就结婚。他确实回程了，五月二日深夜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但从此杳无音讯。我能怎么想？众所周知，两年前的春夏之交，非典不正在疯狂肆虐吗？北京是重灾区，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只有这一种可能了，那时我想。何况，他登机前还发短信给我说，他感觉脑袋昏沉，似乎有些发烧。
不久，我从一位学医的朋友那里得知，北京在四月三十日已经建成小汤山医院，专门收治非典患者。在父母的监控、勒令、哭求下，我方才没有立即北上寻找。我别无他辙可想，只能给这家医院的田志卓医生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按照我描述的体貌特征帮忙留意是否有个名叫何翰林的年轻男人。但一直没有回音。五月十九日，我们原计划领证的第二天，我终于逃脱父母密集眼光织成的牢笼，北上寻他。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一个女人被爱情冲昏的时候总会干出一些傻事，仿佛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对爱情有多忠贞似的。
一下火车就感觉不一样了，严格的体检。往你身上四处插温度计，目的仿佛只是为了证实他们的猜想：你的体温异乎寻常。我亲眼看见前面的四个人被在一侧严阵以待的医护人员架走。我侥幸过关。北京南站的广场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而街道上，简直是面罩的海洋啊，整张脸只剩下充满提防的眼睛。好不容易拦着一辆出租车。司机操着河南口音问我这种时候还来首都干吗。我说找人。他未再作评价，只是感叹说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难以为继，否则早躲回老家乡下去了。我顺口问，这阵子生意还好吧。很好，他说，司机也要命，都歇业在家闭门不出了，所以出租车供不应求。我没有搭腔，因为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隔了片刻，他又说，北京的形势是从张文康被革职后人们才意识到严峻的。但同时——真讽刺啊，他右手边的交通电台里快速播报一些数字后，一个铿锵的男中音以鼓舞人心的音调说，广大市民请放心，北京是安全的。永远不要轻信。司机问我去哪里。我仍然没想好，于是信口说去香山吧。去香山是我的一个夙愿，甚至是我们旅游结婚计划中的一站。那天，春末夏初的五月，香山并没有教科书上的游人如织。天高气爽之下，香山似乎只属于我一个人。那时我仍然觉得我只是提前来了，为我们的甜蜜旅程探探路。我去了碧云寺。值日和尚对我的出现看来吃惊不小，但什么也没有多问。招待我一顿斋饭，还送我一串开光的念珠。临别时他朗声念着佛号说，他会向菩萨祷告，祈求保佑我平安。
我倒确实挨个向菩萨们恭敬地磕了几个响头，祈求他能平安。我想我太啰嗦了。总之，这次没有菩萨来保佑我。我在街头辗转五天，一无所获，却无缘无故发起烧来。我被送往小汤山医院隔离。那是五月二十四日。我内心甚至为之窃喜，总算如愿以偿进来了。之前，我多次在附近逗留，但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一天后，我被确诊感染非典。直到这时，我才觉出事情的严重性来，倒不是为诊断书上那几个冷冰冰的字，而是我突然变得无法呼吸，肺里似乎注满了干燥的木屑。但我仍然意识不到，这个为了我可怜的爱情而以身犯险的轻率举动，我的一生将要为它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仍然像活在戏里。我甚至将自己想象成身陷牢狱的解放前的共产党员或者“文革”中充满理想的政治犯，就像他们在书中所做的一样，只要有溜出或被带出病房的机会，我就用彩笔在墙壁、地面、手术床上写下他或我的名字。何翰林与杨素华，像是神圣爱情的接头暗号。这倒不全是幻想的游戏，我有种直觉，他就在这里，而且一定会看见。
终于挺了过来，报纸上说有三百余人死于这场瘟疫，也许更多，但我却幸免于难。六月十九日，我走出小汤山医院。是个晴朗的上午，阳光显得温暖而友好。然而，它也像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我无法不开始反思自己的轻狂。毕竟，他仍然没有出现。像是消失得更远些了。这种反思不过类似于无病呻吟罢了，一切真正的悲剧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以为死里逃生了。为了庆祝新生，昔日的病友们还经常聚会。但不知觉间人数逐渐减少，依然热心于此的人谁也没有在意，人生有聚就有散。总得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他一直没有出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小汤山医院附近火葬场的登记簿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也已经放弃了寻找。通过一个同学，我查到那趟航班的乘客信息。何翰林，一个如今多么陌生的男人，他登上飞机，安全到达北京，而后，去向不明。寻找还有必要吗？他当然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有时候还是不可告人的。无法解释，所以干脆选择不解释。非典，给了他这个契机。可悲的仅仅在于，这场不知所终的恋情的唯一结果，就是让我成了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从半年后的冬天开始的。我去滑雪，摔倒了。站不起来，起先认为不过是骨折。医院诊断却是股骨头坏死。这时我才发现，昔日的那些病友们现在又是有难同当了。肺纤维化，肾脏衰竭，或者股骨头坏死。你了解这种疾病吗？我来告诉你，在医学界，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我两年来因它遭受的苦痛不想在此一一列明。 到底谁该对此负责？有专家出来欲言又止地指证，那是因为挽救我们性命时注射了一种名为糖皮质的激素。是它吗？不，是非典。我可恨的爱情。
我不想过多地与你讨论有关公平的话题。但事实是（无疾而终的爱情无足轻重了，在它尚且虚幻存在的时候本就应该被如此对待），我们真正的人生悲剧开始陆续上演。不再是舞台上的戏，而是切切实实地陪伴我们每一秒钟。病友们工作丢失，婚姻破裂，生活无法自理，重新等待死亡来临，死亡过程变得漫长。还有精神问题，有人疯了。你想象不到那些困境，而我们日复一日身陷其中。可是，我们却求告无门。
没有人接待我们。对我们惟恐避之不及。我们身上似乎还携带着致命的病毒。我们即使经过治疗勉强可以自食其力，也成了社会的弃儿。就像那场人为的灾难从来没有发生过，只该由我们自负其咎。我们寻求对话，抱团上访，多方求助，一开始人们还施舍同情。但同情救活不了我们。后来同情也消失了，它从来就无法长久，只剩下那种看向恶臭垃圾似的眼角余光。
我们想活下去！但不仅承担不了巨额医疗费，更少一个说法！我们病痛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即使这个可以不追究，但至少应该给我们活下去的资格、机会和权利。没有人想成为社会的包袱。
最后，我想我务必重申，只是为了讲清事件起因，而绝不是出于感伤，才提及那可能会令你发笑的故事。你若笑，我绝不见怪，视之正常。它对谁都已经无关紧要。你一定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全拜命运所赐，不是吗？而我们现在都不是在和命运抗争了，我们只想一直尽可能睁着眼，看它到底要将我们拖向哪里。
我和站在我身边的群体向你致敬！正义在你手中。
请拿起手中的笔或权力为我们呼吁，奔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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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潘学旉医生，北京协和医学院
简默，方正报业集团记者，2005年12月17日
我是一名记者，冒昧给您去信是想请教一个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起因很简单，一位女士写信向我求助，当然我只是她漫无目的（她应该已经失望过很多次，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的求助对象之一。她是名非典后遗症患者。我至今还拿不准是否应该帮助她。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收信人都会有这样的矛盾。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想帮，可能也会力不从心，因此担心最终效果却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适得其反。我想您一定会认同，给人希望的曙光而最后未能显现，比让人一直身处黑暗中更可怕。有时候，持续的似乎永无尽头的黑暗倒能让人有坚持下去的信念。
很多东西都自我毁坏在黎明前。我的职业让我见识了太多的恶，很多人只能活在自我营造的希望里，一旦最终的不利结果稍露端倪，他们就立即垮了。这只是我今晨从突发事件现场归来的感慨，早起的清洁工打来电话爆料，一个中年男子在路边一棵树上上吊自杀。我赶过去。他死亡不到一个时辰，在黎明之前。尚余体温，面容沉静，一点也不狰狞。他身穿整洁的工装，擦得锃亮的自行车依然煞有介事地停放在他身边，似乎还在默然期待着主人摁响它的铃铛一路惊醒沉睡的城市。他应该是夜班归来。周围草丛完好无损，看来他是小心翼翼穿过它们到达树边。我们又是否可以由此判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连一丝内心挣扎都没有。那是一棵枫树，在冬天清晨的寒风中，已只剩下几片火红的叶子在光秃的枝桠间飘荡。
能否说是因为这起事件让我下定给您写信的决心，我不知道。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总有它们不为人知的联系，不过，这已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畴。不管怎么样，我刚才站在窗前抽完一支烟，城市的街道开始慢慢喧哗起来了，然后我走到桌前，铺开信纸。
请原谅我没有直击重点。我经常收到千奇百怪的求助信，有些纯属无理取闹，有些我爱莫能助。但她的来信——请别低估一个对什么都司空见惯的记者的心理承受力——让我感到震撼。简单说，她在2003年春末去北京寻找失联的男友，他从加拿大飞回，他们本来计划立即领证结婚。她出于对爱情的信念不顾非典的危险，结果没有逃过劫难。这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她说，虽然死里逃生，却在半年后被诊断出股骨头坏死。医生们对病因的推测和我近来查阅的相关资料都将矛头指向了糖皮质，一种当初为挽救她的生命而给她注射的激素的副作用。
我会随信附上她的求助信，一读您就能理解，她并非执着于个体利益，而是为了一个她不得不忝列其中的非典后遗症群体在请命。据她信中再显眼不过的暗示，这个群体人数还会逐渐增多，正在一个接一个被发现，而一旦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被宣判死刑。
于是，我不禁要问，在2003年那个神秘的小汤山医院，决定给患者们注射糖皮质的医生们是否知道它的致命副作用？当然，没有理由不知道。他们是否向病人作出说明并征询意见？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哪怕在生与死之间。虽不痛快但一了百了的死，还是拖着残躯时刻面对鄙弃眼光的生不如死。显然，他们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的存在，就证明了医生们对糖皮质副作用的束手无策。好吧，即使成事不说，我们的国家是否又可以将不应该自行承担后果的他们决绝地拒之门外。我想，身为一名受雇于人的记者，不宜直接如她所言明的，将那场灾难也定性为人祸。
您可能会反对，觉得情势逼迫下暂且以权宜之计挽救鲜活的生命更为重要，特别是必须竭力控制疫情蔓延避免更多人受害。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我对此深表理解，并无异议。为了扼杀瘟疫，甚至将一座城市封锁成死城，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样的事例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而且为数不少。通常城外幸存下来的人们，会自我救赎地说，这是人类延续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今天，面对还活在我们身边杨素华之类的人，这个理由恐怕就显得轻飘飘了吧。我们又该何以自处？至少是，如何富有效果地施以援手？
我的上述激愤之词并非针对您，请您视而不见。
之所以向您讨教，是因为您正在为此作出努力。我的本职工作只限于应付所在城市的各种突发事件，拍下它们，刊登在报纸上，或者只是留存在档案里，这让我得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谁知道那些令人糟心的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发生呢。通常在黎明前，在黑暗丛生的角落里。但好处却是除此之外，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近来，我去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呼吸疾病方面的医学著作，从而留意到您，您作为第一作者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初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用地黄类药品，以滋阴降火、清热解毒，撤减期间可用淫羊藿类缓补肾阳，以顺利撤除激素并可抑制病情反弹……维生素D或其他活性类似物加钙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首选药物；双磷酸盐亦为可选。
我想问，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已被临床实践证明？您也许可以给我更多切实可行的说明和建议。尤其是对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更恶劣的后遗症您有无良方？
我只能在您发表论文的报刊上摘抄了您的地址，希望这封信能顺利到达您的手中。
言及此，我不禁想起杨素华在2003年春末也给小汤山医院一位名叫田志卓的医生写过信，想通过他查证那里是否收容了她的男友，却没有得到回复。我无法不去想，如果她及时得到了一个理应具有同情心——都无须职业上的远见卓识——的医生回复，而就此打消北上念头，也许后来的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我不否认我的话里潜藏有谴责意味。
敬盼您的回信。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潘学旉，北京颐庚疗养院，2006年2月9日
迟至今日方才回信，很是抱歉。稍微解释下原因，我已退休多年，承蒙以前工作单位协和医学院的关照，偶尔还拉我去在年轻一代面前露露脸。我喜欢和青年们相处，通常也不拒绝。他们有时出于提携年轻人的考虑，要求我在一些论文上署名，是想借用我在业界其实不值一提的名头。我理解，也不愿被人看作不识时务的老顽固，所以一般不置可否。不过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因为文责自负，既然署名了我就至少得读上几遍，而近来我的眼睛基本上看不清任何东西了。
你信寄到那里，再辗转至我手上，已是昨天。我的孙女给我朗读了你的来信和杨素华女士的求助信，大意我是明了了。先回答你的问题，那几种药应该有些缓解效果，但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不太乐观。你已经知道，股骨头坏死在学界的另一种称谓是“不死的癌症”。基本上可以定性为以毒攻毒的激素疗法来源于西医，在我年轻时，对这种不顾后果、贪图一时疗效的治标不治本的荒谬行医手法深恶痛绝，经常在报刊撰文批判以致引发笔战，也树立了不少敌人，即使几年前，在家庭饭桌上也与从事西医的儿子、儿媳争辩不休。不过，这些都是往事了。说到底，也只是理念不同，孰优孰劣暂时还不能武断结论。医学仍在漫长的发展之中，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它就有永无休止的使命。至于中西医结合，在我看来，说不定就像混血儿，会诞生出一种绝美的物种。这是我在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后才慢慢接受的观点。现如今，我一个鳏孤老头身处疗养院，甚至都经常怀念那些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的声音了。
说句题外话，自有人类以来，瘟疫就隔三岔五地侵扰不断。远的比如说公元前430年，鼠疫几乎摧毁了整座雅典城，近一半人口死亡。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它的描述我现在都还能背下来：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近如1348年之后的两年间，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1885年始发于云南的鼠疫十年内传播六十多个国家，仅仅印度和中国就死亡超过一千两百万人。而随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更让人不忍卒述，人命不过是在死亡登记簿上加上一个数字而已。
列举这些自然不是想向你表明我们就活该忍受悲苦，也并不是想与你讨论病毒。没人喜欢讨论这个就像没人喜欢病毒一样。人类在病毒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想还没有人能做到让我在不多的有生之年不保持这种悲观。医学挽救不了这个世界，人只能自我拯救。我甚至是个反科技论者，始终坚持认为如果说科技给人类带来了什么，那么最后在荒芜的人烟绝迹的地球上剩下的一定只是病毒。历史已经证明，病毒正紧随着科技的步伐越发层出不穷地变异出新类型，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打得人类束手无策，成千上万的人坐以待毙，而且是在你无法想象的痛苦状态下死去。于此我不想多说，你的职业一定让你对此有浅显的认识。我一直很怀疑教科书宣称的并得到广泛的无知认同的，说什么人类之前如果有灵长类物种统治地球，是灭绝于地震洪水或突然来临的极寒。不，要我说，一定是病毒。是他们寄希望于科技创造所谓美好生活的贪欲亲手葬送了自己。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对于你提及的一些人为的原因我就不作评价了，请你不要看成老于世故或欠缺同情。谴责与愤怒，都于事无补而已。任何人行事都有自己的理由，国家也是。当然前提在于——只要不祸害他人，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正当的。我也不想再另外给杨素华女士去信，因为没有这份心力，我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但有些话请你代为转达。
既然是不死的癌症，就有存活的希望。无论境遇多么困难，都坚强活下去，而且要活出尊严。把经历的一切都看成不过是上天对自己的考验。我当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只要稍微了解我二十七岁时遭遇“反右”，从三年饥荒中只剩下一口气逃出来，就一定能领会我所言不虚。在人间地狱一般的新疆某地，分分秒秒都与饥饿抗争，昏迷三天，险些被人抛尸荒原。他们就要离开了，我拼尽气力吐出一口气，才让他们意识到原来我还活着。熬到一九七八年秋天，却下来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你们年轻人已经不了解，这就意味着将我们安排为国营企业职工，原地驻扎，从此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回城，那已经是我们当年活着的唯一愿望。但还不都挺过来了。整整十年青壮岁月的荒废啊，留下的只是关节炎、颈椎错位，在我此后的人生里，哪怕生活似乎好起来了，也没有饶过我一天。
说这些，只是想请你向杨女士说明，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更为严重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正在给我打字的孙女提出反对。你们年轻人总是喜欢由外向内解决，没错，因为这样成果显明而更有成就感了，就像西医），不管怎么说，我从一个老朽的立场上看到了她坚持维权后面脆弱的心灵。以前所经历的和现在所承受的，不过印证了“反者，道之动”，依此推理，那么未来决定于现在。多行善事吧。《国际歌》唱得很明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种瓜不会得豆。 佛家说，万法皆空，因果不坏。这些都不过是她的劫数。请她坦然面对，重新开始。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田志卓医生是我多年前的学生。我一直很欣赏他的为人和医道。他最敬佩的人是加缪作品《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里厄医生在这个世间不存在，但我认为田志卓比他更敬业。那年春天，他们夫妻为一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琐事争吵到要离婚的地步。他躲进单位不回家。她四处寻找他。不久就双双死于非典。他们遗下一个八岁的儿子，被奶奶接回了陕北老家。他家保姆临走前将他的一些遗物送给了我。现在就在我的手边，但我还没有翻看。对于我这样年纪的人，整理一个朋友的遗物是需要勇气的。
向你致敬，有担当的年轻人，继续好好干你的事业。我也得感谢我的孙女。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笑了。我孙女是位有见识的新时代女性，她在我面前斟词酌句的，甚至用“富有职业操守”来评价了你。我觉得这不是溢美之词。
致杨素华女士，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梅花楼村
简默，方正报业集团，2006年2月21日
愿你现在一切安好。即使作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公民，也没有理由不为你和你背后的群体做些什么。我将你的来信复印后寄给一位颇负盛名的潘姓老中医，以求他的帮助。他已复信，我现一并寄于你，不再转述。这样也许能让你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一个老者的殷切心声。对不幸，世界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的，同情的大有人在。当然，你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同情。那么我想，你至少能从他的信中看出三层意思。总是可以缓解（请先遵医嘱服用那几味药）；医学总在进步，总会有对症的药品被实验发现；首要的是调节好精神压力坚强活下去，你才会等到机会。我向你承诺，会尽己所能，利用手中相机，动用一切资源，为你和你的难友们维权呼吁。我打算来采访你，并拍摄你们的一些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以引发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许那时，希望会如期而至。不知你何时方便，请尽快来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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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潘学旉医生，北京颐庚疗养院
简默，方正报业集团，2006年3月27日
我立刻将您的信转寄给了杨素华女士。对您能在身体不方便的情况下给一个无名后学回信，我深表感激，同时为事先未经您允许便如此行事向您致歉，但我想您不至于反对。我也对杨女士说，这样做是希望她更为真切地听到一位老中医的拳拳心音，更坚强地生活下去。
本应该及时回信，却因为一个令人心生悲凉的采访任务耽搁了。一对年轻夫妻结婚不久女方就因为献血而罹患艾滋病。不出一年，她的精神就崩溃了。您知道，人类对艾滋的起因和对它的根治还同样无知。包括当事者本人。她背负了巨大精神压力，经常幻想出千奇百怪的不贞场景，说给身边的每个人听。而他呢，她的丈夫，一个方才二十六岁的男人，还依然爱着她。虽然爱这个字眼在苦难面前显得很轻忽，但我只能这么形容了。他担负了一切。
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用相机实时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是整理、配文直至刊发的一系列事务。这些琐事毕竟有了成效，这两天听说已有慈善人士给他们捐款，有专门医院打算免费接收治疗。这不是他们期盼的，甚至是他一开始就拒绝的。她清醒的时候也对他说，不要将自己的伤口展示给别人看。也许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改变最终结果，但我们得去做。
她虽然面相平庸，但此前应该皮肤洁白，爱美。而现在，你站在她面前，她化疗后的身体会像一截木头一样戳进你的眼睛里，让人不忍直视。无偿献血，满心善良，却落到这般田地。有时真让人不由感叹这个世界怎么了。种瓜却得了豆。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她丈夫说，我是个男人，她的男人。而这就是他一刻也不能抛弃妻子的全部理由。偶尔，她也会精神正常起来，持续时间不长，但认出了他，并看清了她和他的处境，因为给他带来的拖累而满怀歉疚。他总只是安慰她，喜颜悦色。仿佛所有的辛劳和苦闷都不值一提，随着她一个模糊的歉疚神情烟消云散了。在我采访时逼问之下（请原谅我的职业要求这么干），他倒是坦白的，承认心情经常烦恼不堪。特别是一想到人生的路还很长的时候，他说，我恨不得一生在一天之内就过完了。黄昏时，夜色四合，然后我阖上眼睛，于是，解脱了。他顶住来自父母和朋友的压力。不过他又说，但现实不会这样，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总得活下去，也要让她活下去，即使她内心早盼望一了百了，这我是知道的。但我不能允许她那样。即使给她带来痛苦。坚强的活比勇敢的死更有尊严。快要坚持不下去时，我只能告诉自己，活着本身就比心情重要得多。
他坚持不同意将妻子送进专业医院，因为他担心在那里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在我们谈及未来时，他几乎是笑意吟吟地说，那他可是一点也不担心的。如果那一天非来不可时，无论社会已经在病房的窗外变化到何种地步，他都不会失业，因为总有人需要一个绝对称职可靠的保姆吧。这就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我也会把这个故事告诉杨女士。我已约访她。
不知为何，写信中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和您的职业有某种相通之处。说穿了，人类生存无非肉体和灵魂二事。两者都需要拯救。我是一名摄影记者。七年前开始从事突发事件报道，近距离见过太多的不幸。老实说，我如今已经不认为自己正在干着的工作很有价值。类似的事件总会发生，没有人因你而改变，他们总是忘了从你的报道中汲取教训。比如车祸、毒品、丢失小孩、卖淫、自杀、酗酒和抢劫，为蝇头小利就激愤杀人；公交纵火，幼儿园杀戮，征地拆迁，法院门口数年如一日的喊冤户，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冲突。我想您一定也会因为医生职业而阶段性地疲惫，直至全身内外都被绑紧了疲惫的壳。不能顺畅呼吸，失却意义，只任由惯性的永动机自行工作。我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为我生活其中的城市建造更多的高楼大厦，其中一定至少有一个成为地标。直到快毕业前的一天，我偶然在一家快要倒闭的街角书店里看到一本摄影集。《黑镜头》。作者是一些有良心的人，堪称大师级的摄影师拉里·巴勒斯，罗伯特·卡帕等等。一套八本，我倾其所有才买下它。那是个雨天，我一路翻看，虽然撑着伞，到校才知道已经浑身淋了透湿。我被震撼了。真实的世界原来是那样的，而相机可以这样说话。比中国山水画还意境无穷。一张照片就能胜过经典著作里的千言万语。切肤，直击，悲悯，无声的呐喊，关注世界角落里不为人知的生态。我从此爱上了摄影，并主动请缨承担一般人难以坚持的突发事件报道，随时待命，然后奔赴您想象不到、也经常不会公布在报刊上的各类现场。那里，要么无助，要么罪恶。 高楼大厦有什么用，不过装饰了人间的罪恶。
我视您为忠厚长者，才向您诉苦这些，但谈不上抱怨。由此可以说明自我排解多么重要，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就更好了。再次向您致谢，并祝早日康复，还烦请您多代为留意医学界有关非典后遗症治疗的前沿信息。我在给杨女士的信中说，总会有对症的药品出现，您说是吧，或迟或早而已。维权就是排解方式之一，这能说明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会听进去的。也请您放心。不管怎么说，我的意思是——即使科技不能给人类带来最终的福祉，甚至南辕北辙，但全世界的医生们不都还在努力攻克难题，避免任何一种瘟疫再次像暴风雨一样降临人间吗？我向田志卓医生致敬。
还有一件事，我已基本说服那个“保姆”丈夫，他同意如果能找到信得过的专家并且医院允许他随同陪护，会考虑入院治疗。恳请您在您的圈内帮忙留意、推荐。
对您孙女的谬赏我很惭愧，为这个社会我还做得很少。直觉告诉我，她一定上进而有爱心，您有福了。
五月中旬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如果届时方便，我想去拜访您。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杨素华父母，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梅花楼村，2006年5月4日
她母亲和我商量了很长时间是否回信并最终决定由我来执笔。我也觉得这样较为合适。我们感谢你和潘医生毫无私利的善意。但她自杀了。沉入某处山中湖中。是在收悉你的来信之后。春分那天，她对我们说要去踏青。她神色平静，没有一丝不正常。我们都觉得挺好，能散散心总好过整日闷在家中愁眉苦脸。我甚至愿意将此看作第一步，她重新开始与世界正常沟通，你的信给她带来了某种希望。她母亲虽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但依然略为不安地问她，和他们一起吗？我们一直不乐意她和那些难友们搅和在一起。苦难不能分担，反而只会加倍。她说就她一个人。真是矛盾啊，当时和现在我们却又但愿有人陪着她。临出门时她看了我们一眼，深深地，似乎既有愧疚又有笑意。我们并肩站着，直到看见她在晨雾中消失，她一次头也没回。
我们反对她四处求助。该接受的就必须接受，否则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呢。她生时，我们愿意倾家荡产为她治疗。但已经谁都知道，也许在她有生之年都是无望的。求助除掉耗费生命和精神，再也让人想不出其他结果了。我们甚至多方为她张罗对象，盼着她重归生活。但这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在提醒她，刺痛她。我们的老房子几年前拆迁了，并不缺钱。你可能也看出来，她需要的不过是廉价而模糊的公平。其后呢，是那个人消失后的空白。就像闪电在黑色的夜空中划过，然后留下伤害的空白。她填补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向其中注入更多的不解、委屈和哀伤，用今天的悲苦遗忘——或者说只是替代昨日的痛楚。她母亲曾经质问过她，你这样做，是不是持续的求助才能让你不忘记他。她一声不吭。隔了一天才回答这个问题，是的，她说，他的伤害。
有人把她救回来。但已无计可施，只能陪她一起等待她的死亡。直到弥留之际，她昏昧的意识仍在念叨他的名字。这是她以前刻意在我们面前避免提起的，甚至连那三个单独的字眼都不说：何，翰，林。我们看着她慢慢停止呼吸。我们可怜的孩子，唯一的孩子，她都还没开始真正的人生呢，就香消玉殒了。
但她死后，我们不伤感。
我们没有恨。如潘医生所说，只能看作劫数，虽然是再明显不过的自我安慰，却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好。仿佛我们就此找到了最根本的缘由，于是安然接受。
她曾经和我们商量过死后的安排。我们不想听，但还是记住了她的话。她不想葬在公墓里。我不要成为成行成列的墓阵中毫无特征的一个，她说。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生要特立独行，不听我们警告躲在家中，而为了去寻找（还是挽救呢）爱情轻身犯险——我们不是不理解偏要这样说，周围熟人都如此评断。死，也要与众不同。我们费了一些心思和金钱，完成了她唯一的遗愿。她可是一句话也没有留给我们，除了那道目光。不葬在公墓里，而就在那处山中湖旁。距离我们五华里的野山顶上。她以决绝、对我们来说再残忍不过的方式告诉我们，她喜欢那里。
我们在墓前栽了一棵银杏。那是她最喜欢的树。她从来讨厌冷冰冰的大理石，所以刻着她只存在于世间二十六年的名字的墓碑是木质的。它朝南，而不是朝北。我但愿北方从来不存在，她母亲说，如果不可以，我也不能让她再朝北走。
我赞同她说，是的，连朝北看都不允许。
如果我们还想安度晚年，我们就得忘记历史。请你不要再来信，都结束了，而且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拒绝采访。
5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潘守心，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2月14日
我爷爷去世了。没有病因，自然死亡。两年来，他一直缠绵病榻之上，终究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他是个在中医里浸淫一辈子的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沉迷于佛学希图解脱，但愿他做到了。
只有我一个人照顾他，我还得为完成学业而疲于奔命。在我印象里，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父母也是医生。西医，2003年都死于非典。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坚决反对我学医。不过我当初就不打算听他的。而父母过世后，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就要攻克病毒学，兼采中西医两家之长，让悲剧不在人间重演。我希望你不要讥笑为一个小女生的天真理想。爷爷后来话很少，但偶尔睡着却梦呓不断，有时还清亮地喊出我父亲的名字，似乎时而教导时而喝斥。他一定是在梦中重又走过了一生时光。我想，他一心向佛，却仍然因为老年丧子而无法内心安宁。
我曾祖父在三十年代的军阀战乱中成家立业，却因为肺结核而没有活过四十岁。爷爷名中的旉字，即为医圣华佗（曾祖父认为他比张仲景更配此称号）的另一个名。曾祖父对他的期望由此可见一斑。据说，他临终遗训只有一条，每代子孙中都必须有一个医生，既为立身济家之本，又可祛除世人病痛。爷爷是个行事一板一眼的人，当年他勉励我父亲学医时甚至不乏逼迫。叛逆的父亲由于反抗他的威权，才选择西医。但非典后第二年，我上大学，爷爷却说任何专业听任我自便，就是不准学医。他的理由倒并不是与你探讨的什么医学救不了这个世界的大道理，而是——“我真不愿意在饭桌上没完没了地争辩医学问题啊。”我当然理解，他其实是在怀念那些时光。在我的专业纸包不住火后，他像个老顽童似地无法自制地哭起来，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见到他哭泣。我记得以前母亲告诉过我，想在饭桌上把你爷爷驳倒简直太难了，即使有三十二个病危之人等着他一双手去抢救，他也不会皱一丁点眉头的。但这次，爷爷稍微平静些后，朝向我的眼睛失神而浑浊，满脸迷途难返的悲哀，他说，孩子，是我亲手把你父亲送上了绝路。但他仍然得面对并接受我学医的现实，于是每次见我都势必重复那句话，不要把你的责任当成兴趣，保护好自己，更不可因为什么就轻易背上责任的包袱。他自己呢，却全然不是这样。 从爷爷死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写下关于他的一点文字。这就权当我纪念他的开始吧。
我对爷爷向你提及的精神更为重要的说法是反对的。我觉得，只有肉体的痛苦解决了，才会有谈及一切的前提和可能性。我经常对爷爷引用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无以辩驳，先是调皮地笑，被我逼得非表态不可时才说，那不过是早被社会淘汰的法家论调。他确实不欣赏“一断于法”的行事风格，比如西医“只及一点”的手法。你的第三封信也转寄给我，很不幸，杨素华女士已经轻生。同样作为女性，我对她的理解多于同情。也就是说，如果她并无身体病痛——我不反对由此导致无法磨灭的记忆对她的残害，也许开始全新的生活并不太难。我曾在一个病理学论坛上以她为例抛出这个观点，引发了较为针锋相对的热烈探讨。不过都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就像我和爷爷之间一样。
本科时，我创建了一个社团，名字就叫“非典人”。成员是健康的医学院学生和残疾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我们却也只能从彼此身上获取鼓励和信心而已，有时简直类似于布道会。一旦他们需要实在的帮助而我们学生团体显然无能为力时，我立即就想到你，也曾建议他们给你写信，没有顾忌是否会带给你麻烦。但我知道，你是个敢于担当的男人。不知你收到没有。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我挚友的四十多岁的女性，她给我看以前的照片，我得说，非典前她那股穿衣走路的风骚劲，是一点也看不出将来要为人妻为人母的潜质的。那时，她追求者甚众，却似乎一辈子都不需要结婚。可现在，她想组成一个家庭了，但行动都不便，药不离身，比粮食还重要。相亲者一旦得知她是个非典后遗症患者，善良点的会找些无关痛痒的借口，或者沉默仿佛不需要理由；有些欠口德的则直接说，即使鳏居一生也不能整天伺候一个药罐子。十几次相亲，无一例外地告吹。
是不是很奇怪，一场看似早已烟消云散的非典战争却与我们有着这么多扯不清的关系。我想那是因为，还有很多受害者挣扎在路上。
想想还是告诉你，我来杭城已经半年多，正在读医科硕士。离京前我整理了田志卓医生的遗物。里面竟然有一封写给杨素华女士但未发出的信。我也已与钱江晚报社的副刊编辑联系妥当，他允诺近期将在周末版刊发。别无他想，以示对一个死者的尊重，和对人类——如果不是奢望的话——的警醒。只是想征询你的意见，信件开头的称谓是否应该抹去——我认为是无所谓的。请予以关注，其他不提前透露。也许等这个心愿完成，我会考虑去见你一面。
但其实我已经见过你。你第二次来信说，五月中旬要来北京参会，我查阅相关资讯后，猜测是一家网络巨头举办的摄影颁奖会，果然猜中了。我就在台下，一身紫色连体长裙，我想戴上帽子可能会吸引你的眼光，于是戴上了一顶鹅黄色的拖着一根酡红缎带的圆边帽。但就这样，我已经在正襟危坐的人群中显得很另类，你依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你发表获奖演说，你的那句话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不过是想固定住一座城市正在撕裂的记忆。”你说完这句话后，台下静默。你低下头，也黯然片刻。你肯定想不到，就在这片刻之中，我差点膜拜你了呢。
说不定哪天有个风风火火的陌生女孩闯进简默大记者的办公室，又不自我介绍，那就是我。虽然我有洁癖，但是不会对你办公室的脏乱发表任何看法的。
忽然想到今天是情人节。室友们都成双成对出去了。节日快乐。
6
致赵科博士，中国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何翰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理学院Microbiology/Bacteriology，2014年11月5日
去年春初，你曾来函提及贵室将于四月中旬主办“抗击非典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参会或者交篇论文。我不知为何你们会找到我，但既未如期交稿又未去函解释，我很抱歉。可能有些理由不登大雅之堂，难以启齿。请姑且就认为是隔行如隔山吧。我以前攻读政治学，主修国际关系，2003年6月我重新回到维多利亚大学后，转到理学院开始钻研微生物和细菌学，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在显微镜下看着细菌们分分合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也只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指示。能不能得到就看个人造化了。说白了，早在很久之前我就认为，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其实都不过是在研究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单层或多重的关系，然后形成符合时代与发展的一定之规，供人类暂且使用，直至被推翻，产生新的适应需要并被验证为可行的所谓公理。任何学者的使命莫过于此。也许我的方向与病毒可以勉强扯上一些关系，但依然觉得在相对较为陌生的领域，还是少发言为妙。来函称在五年前一个两岸三地的呼吸病研讨会上见过我，没错，但在我的认识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类似于追思会性质的集会。你可能注意到，一周会期里我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对于经历过的苦难，我们除掉默哀是不能通过说上什么便可以挽回的。尤其是在想象中不得不面对在苦难中死去的人们时。
还是不妨直接告诉你吧——感谢此刻杯中的祖国烧酒给了我勇气，我不去参会的主要原因并不为此。我能说那些现在还忍受着残疾分分秒秒折磨的不幸者体内的糖皮质激素当初是被迫注射的吗？你当然可以反对，说什么情势所迫，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并且做到了，你立足于利弊权衡的出发点。可是，对于如今还苟活在世上的幸存者、痛苦的个体，你不能无视，他们生命与痛苦孰轻孰重的问题。你我都不是他们，无须置辩。但至少当年面对注满糖皮质的针管时，有知晓激素在自己体内游动的后果的权利。我反感用半吊子成果来给彼此庆功的会议，尤其是痛苦声还不绝如缕的时刻。在科学上，99%也等于0。
今天，我之所以提笔给你写信，不是打算写什么文章。因为前几日你又锲而不舍地来函，说要编撰一本《非典幸存者》纪实故事集。我想了几天，老实说我不够格——下文会让你明了此意，但这次倒愿意说说了。如实讲出我的故事，比写篇起承转合得照顾方方面面感情的文章，可能对你的编撰计划更有裨益。至少是另外一种声音吧。我希望如此，但人各有所好，或许是你不想看到的那种。
我的案例确实足够特别。 我被关进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室里。我先是准备逃离，但这显然是徒劳的。我想给我当时的女友打个电话。我们是高中同学，同桌两年，属于日久生情的那种，在互帮互助中彼此产生依赖。我来加拿大留学，她留在杭城一所高校。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四年异地恋时光似乎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也许是没能在身边找到像她一样可供依赖的人。在我隐晦地向她求证时，敏感的她立即否定了这一点。但这种想法在我脑中祛除不去，甚至直接导致我怀疑起自己的爱情来。而她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或者意识到了却视之正常。她是个小家碧玉类型的江南女性，信念坚定，对我们的未来充满热情。当时，我也不认为一个单纯的想法就会带来什么改弦更张的变化。人一定是循着惯性的步调走下去的。至多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点也不重要，我宁愿看作错觉。但事与愿违，它带来的影响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一学成回国就领证结婚。她说，那就让我们开始踏上安逸幸福的生活征途吧。我没有反对。
但是手机被没收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这个必要。而且，没几天，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也消失了。偌大的隔离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和你交谈。语言功能认识到自己的多余，干脆躲到爪哇国逍遥去了。周围不是静谧、深沉，而是像地窖一般窒闷，像雾霾一般昏沉。有一扇窗户，但它被恍如铁皮的黑布封死了。我头顶的一只白炽灯没日没夜地亮着，让人分不清黑夜和白天。我刚从加拿大回国，但显然已经丧失时差感。无法睡着。只能通过保洁阿姨的莅临来推算时间。第一次她进来，我问几点了。她隔了半晌——可能认为对于我这类病人来说时间不再重要——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我到达你这个房间，她说。她不掩饰脸上被逼无奈的神情。她下午六点左右再来一次，给我量体温。我觉得她是认识到我并不像其他有气无力的病人那样可怕，方才解释说，这是医生告诉她，这个时间点人身体的温度最高。为何要选择体温最高的时刻？
我刚表达出要给女友写封信的意思，保洁阿姨就阻止了我。她说，所有的信件都要经过严密检查，院方也不提倡病人写信，因此基本上是无法寄出的。虽说明知无法投递，也许是出于安慰我，她才没有把话说得那般绝。
是防止疫情泄露？我问。她可能理解成疫情蔓延，做了个模糊的否认手势。她暗示我，院方不准她和病人交谈。一开始，我的隔离室里，几乎没有医护人员进入，仿佛我是一只关于笼中的野兽，仍然具有近距离伤人的能力。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游客一样躲在门上的玻璃——它五寸见方，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是否掀开覆盖其上的布帘——之外，面无表情之上是一双双藏掖着惊恐、忧虑的眼睛。渐渐地，我从里面都已经看不出同情。他们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转变，可我却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保洁阿姨为了她微薄的薪水，才不得不来打扫房间，顺便给我量体温。也许后者更为主要。我活动的区域仅限于床上，地面干洁，而床她从来是不碰的，所以她在这里待不上五分钟。我只好故意将地面弄脏，但即使这样，我也越来越难以从她嘴里刺探出什么消息。我想，她该是被玻璃外的窥视者警告过。
仿佛我是一团火——我的整个身体确实被烧成这样了，也许只是幻觉——她往前探几次，才敢用体温计的尖梢触及我的身体。通常不过一分钟，测量任务就完成了。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包括我。体温计上显示的不过是隔离室里密不透风的空气的温度。后来事实证明，只不过是隔离——是隔离——摧残了我的精神，发烧虽不是幻觉但与非典毫无关系。直到一种药物被研究证明可以控制疫情，少却了自身感染的担心，才陆续有满身装备的医护人员靠近我。不过我被确诊，并未感染，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我只是患了普通感冒，被他们押解进这里。
于是——我能说真是天幸吗？他们，就在我的病床前几经争执，良心人士占了上风，我才没有被注射一种激素。它就是后来我闻之色变的糖皮质。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我仍然得继续隔离。没有人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当我不存在。但他们解释原因，以观后效，他们说。我尽管没有感染非典但被隔离进来，而这里SARS冠状病毒和空气一样密集，因此仍然存在我在这里被感染的可能。以观后效。我的生命权、选择权和自我保护权呢。不值一提。他们像狱卒一样，掌握着牢囚的一切生死。
在上回国飞机前的十多天我就不得不正视那个问题。白天浑噩，夜不能寐。日子临近，头疼脑热也益发加剧。一个办法也没有想出来。想了很多但又逐一推翻了。怎么和她说上第一句，我都不知道。而且我还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选择。愿意回来面对她，就说明我仍然处在矛盾的煎熬之中。那么，就把决定权交给她——她让我依赖的魔力依旧存在，或者，见机行事？十三个小时的飞机，很快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夜里十一点。春夜的风沁人心脾，有一种芬芳的气息。出口就在前方。忽然，我们被要求体检。也不过是测量体温。但谁能料到，我却被隔离起来。隔离，与正常世界脱除任何关系，包括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我不太想和我的女友就这样结婚。如果非要问及原因——也许你并不感兴趣，无论怎么说，它毕竟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初导火索。没有这个想法，一心想着要见到所爱的人兴冲冲踏上归程的我，会发烧吗？我想，用生疏可以勉强表意吧。但显然不止于此。那时，我觉得我的人生还应该充满不确定性，不可以就这么被固定下来，被捆死绑牢。从此刻起，就能预测停止最后一声呼吸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加拿大四年，我的眼界开阔了——原谅我吧，神，这也只是一个借口。我开始嘲笑以前所认为的爱情是生命最重要成分的想法。我为我的嘲笑而恼火，但无法遏制。当然，按照最通俗易懂的理解，就是——背叛。还能有更好的答案吗？而她的不幸在于，她不是特定的对象，无论她是谁，都得面对我的背叛。我的背叛是对我曾经经历的生命历程的背叛。而绝不在爱情层面，当时和后来，包括现在，始终没有另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可供我依赖。即使在她死后。
后来我想，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对谁都是。你和我都见过太多，爱只会被日常生活消磨，不知觉间减少，却没有机会增加。总有一天不得不成为负值。要么像细菌一样，一个人吞噬了另一个，壮大了自己，让对方不复存在。但对世界也没有任何好处。 时间像被谁一刀划断了，历史不再衔接。出院后，我又回到加拿大。我无处可逃。既然上天给了世界一场非典，我被牵扯其中，自我凌辱的方式便是告诉自己，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它是契机，也是暗示，连是最直白不过的命令都有可能。以前的岁月不存在了，“我”也从此消失似的。每个人都得遵从自己的想法行事，如果要想获得内心安宁的话。我偶尔还会想，如果没有非典，我该怎么面对她，也许我只是给她一个期待的拥抱，什么苗头都化为无形了，权当内心里一直没有旁骛地坚守，像她构想的那样——也像我的——平淡无奇地厮守下去。人生是不是和现在截然不同。这一切当然都无法验证了。
在小汤山医院的墙面上，我曾见过她的名字。
我现在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几年前她来维多利亚大学进修意大利研究专业。她因为与父母闹翻而得不到经济资助，具体原因我没问。后来虽然知道了，但我既不理会也不在乎。世界各个角落里每天都在播散着类似的情绪。他们之间至多通通电话，一年也不过两三次，到现在，我还没见过我的岳父母呢。当然，国界不是问题。在我们的祖国，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倒安心于此。他们一心想要她回国。所以才一直守在那里。不来探望就是一种决绝姿势的无言表达。而她却认为那是个不能安静地待上一秒钟的伤心地。我有时甚至想，我不过是她的一枚棋子，向她父母证明她反抗的决心。我不会向她提及这糟糕的设想。为了自食其力，她只得在图书馆兼职。我经常去查阅医学书籍。我们相识了，没有经历过如胶似漆的恋爱，但不排除也存在一种激情或者年龄带来的甜蜜，未出半年就讨论婚姻事宜，仿佛这很顺理成章，就该这样。也的确容易，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十多年，高中三年我经常吃住在我以前的女友家，她父母视我如子，我不知道是否因此才让我过早地步入婚姻的沉闷期，这听上去很荒谬，我们还不是夫妻呢。而她绝不愿意父母掺和此事，考虑他们情理之中的反对干脆未通知。我们在2009年圣诞节举行仪式。在一座建于殖民时期的过于陈旧的教堂，由代表上帝的牧师宣布我们成为夫妻。整个过程都有些潦草。
据她说，她的父亲以前做汽车修理生意，后来贩运汽车，赶上了经济潮流，赚到了花不完的钱，接着拓展经营搞起了皮革，亏损了一些，但对于存款的账面金额来说不值一提，于是完全按照兴趣——也是出于她母亲的要求，她凡事总要插上一杆的——只在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的业务范围内倒腾，雇佣了很多中国人。事业渐趋巅峰时却急流勇退，过早地安度晚年起来。瓷器、茶叶和丝绸，让她从小对中国就有了好感。但是，且慢——这种凭空产生的，因为陌生和距离方才存在的好感，即使不是难经推敲的，也会像幻彩的泡沫一样。我曾经质问过她，你是因为中国才喜欢我吗？我刚出口，就厌恶了喜欢这个词。它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显得别扭，甚至可笑。而且，我和我以前的女友之间从来不会这么直接，更不会质问。她的回答既不经意倒又坦然，她说，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吗？我收敛了莫名其妙诞生出来的受伤情绪，装作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也应该到中国去，我身上不具有典型的中国男人特质。她像是想将一个不太有意思的玩笑开得更深入些似地反问，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男人特质？我们之间自有默契。或者说，我们之间的默契也仅止于这种话题和这种程度。在我不作回答之后，她倒也没有盘根问底。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盘踞在她身体里的心结。那个在她内心阴魂不散的幽灵不是这个，我模糊知晓，但从来不问。就像她从来不打听我的过去，连一点这样的意愿都没有。这该让人感觉伤感还是庆幸。不，都不是，殊途同归的结果是唯一的，麻木。她时刻注意不让那个幽灵出来，就像我避免不让过去来干扰生活一样。值得珍惜与否是另外一码事，生活有着它自身约定俗成的规则，得服从。但它们就在那里，不消淡，不远离。她和我一样。
不过有次她说，要不，你带我回中国吧。我没有不置可否，干脆利落地拒绝。当你远离祖国时，那一整块大陆都变成了伤心地。即使梦里都没有勇气重新踏上它。她没有意外，甚至都没有等待回答，仿佛问题问完也就完了，又低头开始织起毛衣来。她比照着书里的中国花式，但织得针眼粗大，布局拙劣，没人穿，她也不送给流浪的乞丐。于她不过是一种消遣，或者——缅怀？——她见过太多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总之织了拆，拆了织。没完没了。
我从来都不想去考虑这次婚姻的前因后果。就像非典一样，我需要一个变化。最好无中生有。就这么简单。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家庭，可以面对不同的生活。这才是我需要的。她是谁、什么样的女人，残酷一点说，在当时我都在所不问的。也许对我来说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直接对她说，我们其实就是凑合在一起的，我想她都不至于反对。她想不出理由要来反对。至多不屑争辩地呃一声，赞同？她再坦诚些，会说，事实就是这样，她当初和现在也都是这样想的啊。
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我们少有争吵，日子不甜蜜，却也无人无事生非。我让她获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在她也肯定认为，我的某种意图得到了满足。我不否认。比如割断过去。但不是交换。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复杂。是的，割断，在当时，在未来与过去之间划一条线，彼此都无法逾越，偷袭对方阵地。
孩子已经上幼稚园。是他，在我们像偶然与必然交织而成的流水账似的生活里，注进了一些亮色和活力。
偶尔思念故乡了，我就去中国城转转。那里天南海北的乡音，在我听来都很悦耳。但我几乎不和他们交谈。维多利亚是个港口城市，风景宜人，我因为什么烦闷时常去离家不远的卡皮兰诺吊桥公园，有时去詹姆士海湾，甚至去惠斯勒小镇滑雪，那里的风和冰都有家乡的味道。时隔多年，生活渐趋稳定，难得再有变故，不管这变故是我期望的还是惧怕的。
我想过要去寻找她。但脑海里一出现那个场景，我就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小汤山医院墙壁上我的名字，是她的笔迹，清瘦，像初生的竹笋，娟秀却有力度。那说明她就在那里。她可能是在寻找我。她在寻找我。她在我身边，甚至咫尺之内。但咫尺天涯。我六月十八日出院。天空多云，预示着明日的晴朗。距我们计划领证的时间已过去整整一个月了。我甚至什么都还没想清楚就登上了十九日的飞机。我没有在那里等待她，或者等待她找到我。 既然半斤烧酒都下肚了，那么就顺便提一件事。我有个年长的北京朋友，他当年也是感冒，却一心以为自己感染了非典。他经常偷听外国电台，知道疫情已有多严重。可是，中国电台里一直说北京很安全。所以没有医院将这当回事。他深夜辗转街头，去往三家医院却不被接纳。他是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未能顺利毕业的大学生，很叛逆，为了尊严可以拿生命作赌注。他干脆不再求医，并且为了不传染他人，将自己封死家中闭门等死。后来一聊及类似话题他总忘不了跟我说，如果当时被收治进去，还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祸福无常啊，他每次通话都以此感叹收尾，代替再见。我已经和他说过你的征稿，他是个老北京，见的人事多，而且他这些年背着档案里的包袱，一直不如意，生活困顿在温饱线上。我想，如果稿酬还较为客观的话，说不定他愿意写上一写。他会主动去信与你联系。
这些年我也一直委托国内的朋友收集与非典后遗症有关的文章和报道。2008年夏季的一天，有人给我寄来一份报纸。我故乡的晚报。一位小汤山医院医生的遗信。没有称谓，但我猜就是她。我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她了。
我去过杭城。专程回国去寻找，那是2009年春天，因为我不想面对她的父母而一无所获。我在她家——也是我生活三年的家——附近的几处公墓里，一连数天查看每个墓碑上的名字。没有她。无功而返回到加拿大。我甚至开始希望我的猜想是错误的，那份报纸指向的并不是她。我的渴盼越来越强烈了。于是，两年后，我出乎自己意料地接受了国内一个学术会议的邀请，也就是你见到我、而被我称之为追思会——将此作为办会的宗旨也许更为合适——的那次，我几天会期里都基本上一句话没说，一直在想着如何找到她。我还是不敢事先面对她的父母。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会议还没结束我就逃离了，去杭城钱江晚报社找刊文的编辑，几经周转啊，他引我找到了遗信的提供者，一位传染科女医生。她和他的丈夫一起领我去那座野山。他原先是位摄影记者，当年已辞职成为一个公益维权团体的组织者。他曾想帮助她，在她死后虽然受到她父母的拒绝，但仍坚持去了她家，不是采访，而只是以一位同情者的名义祭奠。
一座孤零零的瘦坟。位于野山顶的天然湖泊西侧。湖水湛蓝，透骨的寒冷。他说，她就是自沉在这里的。然后他们就走了。被人看见哭泣对于悲伤者来说是种残忍。墓碑朝南。墓前石阶上已有薄薄的青苔。上面放着一束略微有些干枯的野菊花。那是她最喜欢的花。说明还经常有人来看她。她父母还健在。墓侧有一棵已半人高的银杏树，虽然和她一样清瘦，但在漫山遍野深浅不一的绿色中，却放出耀眼的金黄。它与野山上的树木如此不搭调。像如今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有着明晰形象的她的特立独行。深秋，它正逢其季。而她，却在青春正好时命落黄泉。我注意到，木质墓碑上她的名字，杨素华，那是我的笔迹。高中时，每学期新发课本，她都要求我在扉页上写上她的名字。那些青葱岁月里，她不止一次说过，这样做，是因为她要今生她的名字只属于我一个人。
她父母这样做是顺从她的遗愿吗？
我在她墓前阴郁的树林中穿梭了三天，才下定决心去看望下两位老人，既然她已经死了。他们只有她一个女儿，而曾经视我为子。他们更加老了。尤其她父亲，估计中风过，颤巍巍地被满头银发的母亲牵着手，在门前街道的阳光里缓步。我等在她门口，看着他们漫步，看着他们走回来，走近。她母亲从远处看见我，让她父亲安坐在斜对面一张木椅上。他睁着失神的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对我活着没有表示出一点惊讶。她走近前来，盯着我半晌，眼睛里意味复杂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未等我开口，她说，你走吧，我们不认识你。
她回头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椅子上的老伴。他在傍晚的微风中已经有些发抖。她说，她父亲，也不想知道你还活着。
你的来信还向我征集给非典后遗症患者补偿的设想。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我很反感。什么是可以补偿的？她死了。
如果说过去是无法挽回的，那么我的罪恶就是无法救赎的。
2008年5月4日，《钱江晚报》周末“人与社会”版
《一位医生的遗信》，略有删节
这里建成并立即投入使用不过月余，你如何得知其存在？对外界来说，它还是一个秘密。几天来，我一直在留心，但现在仍然只能很抱歉地说，你的要求我爱莫能助。高个头，国字脸但清瘦，深度近视并戴着青框眼镜，你描述他的这些特征，甚至就连你提到的右耳垂下有一个豆大的黑痣，都无法在这里与一个确定的目标相匹配。因为，我不妨直接说，他们都在面罩之下。
作为医生，我们和病人是看不到彼此面孔的。是惧怕看到，至少我们是这样。这是你无法想象的。病人的呼吸——说句有辱天职的话，听来就像一颗飞弹在不远处爆炸，我们得时刻提防着哪怕一粒再细微不过的弹片溅到自己身上。我们也藏在面罩后。他们奄奄一息，可能还对救死扶伤的我们有所奢望。我们却只能静静等待着某种特效药的到来。然后奇迹随之出现。我们不过是药品的执行者。在这之前，又能做些什么呢。人类永远无法与瘟疫抗争。每天都有人死去。直接送往一街之隔的火葬场——连对无常早已司空见惯的火化工都惟恐避之不及，然后在一张硬质卡片上留下一个名字。除此表明一个惨遭厄运的短暂人生，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有时，我们得亲自将一些病人推进炉内，因为火化工不够用了，不少未经允许就溜之大吉。唯一人性化的措施，是我们在等待之余，会通过冰冷的仪器接触他们身体，多是测量体温之类。还有，在石灰和原木气味尚未散去的病房里，我们没有安装一面镜子，避免他们看见自己被白布包裹（有些被敬业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医生插满了管子）的全身、孤苦又无助的眼神。
也许我说得过于严重了些，我希望是这样。但在一切还不显得严重的时候，我们认为只是普通流感，电台里的统计数据和安慰声音也给我们信心。可笑是吧，作为医生居然不相信亲眼所见，却去听信什么都要掺和着咋呼一通的电台。那时，我们曾经想给一位体温不算太高的病人施救，当剥除他的衣服，他的皮肤……我只能下意识地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如果在皮肤上蔓延……宣布他为不洁净。
你应该很年轻，在等待情人的归来。这让人羡慕。如果你还是一个愿意在空闲时读上一读什么的女性，我建议你去看下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也许对你了解当下的情形和做出稳妥的决定有所帮助。里厄医生一直是我的榜样。我也时常为虚构出这样一个可能不存在于世间的医生形象的加缪四十七岁即死于车祸而伤感、愤愤不平。他原本可以传达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刚才写信被打断了。我的同行们来给我测量体温。我也被隔离了。医生这个首当其冲的群体里，我已经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这场人类的劫难看起来还是那么遥遥无期。我的体温仍然居高不下，用他们的话说，就像一个顽劣的小孩在39℃与42℃之间的秋千架上来回跌宕。他们能做的只是这些。也许是出于安慰，他们告诉我，挺住，据说特效药已经找到，正在大批量生产，很快就会空运过来。我问，什么名字，含激素吗？他们只回答，糖皮质。不言而喻，所有抑制传染病的所谓特效药里都不得不饱含激素。它会杀死病毒，但也不会放过你的细胞。我不知道，如果能熬到那一天，我会不会拒绝它侵入我的身体。各种形态的后遗症患者我见得太多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让人振奋。我也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一股没来由的轻松甚至让我想起来，你描述的那个青年男子我似乎见过，也许在医院门口，他走在一群被隔离进来的人中，如果说押解不太合适的话。我们迎面而过，那时他还没有戴上面罩。我敢担保这不是片刻轻松带来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想刚才忘了告诉你，我曾专门去翻检过火葬场硬质卡片上登记的名字，没有发现你要寻找的林汉禾（化名）。
你没有在来信中留下电话，我想这是你的一个疏忽。但即使有，我也不会给你去电。这封信若能发出，自然在你收到时已延缓了你做出决定的时间，而我希望，这就足以让你在取舍之间服从一个成熟青年应有的理性。你问可否来此寻找，现在我以一名职业医生的身份郑重告诫你，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等待！别为了爱情轻身犯险。其他的，由天注定吧。我想象不出，除掉自我验证、真相和自负的恶果之外，来这里你还能得到什么。
这里，已经与世隔绝。至少目前，只有进来的，还没有出去的。
最后，为了让你明白我的忠告，还想再说几句。我不仅呼吸困难——肺似乎变成了一段枯木或者一团干燥的棉花，而且好像逐渐失去了声音。前些天，我还一直穿梭在病人们痛苦又无力的呻吟声中，后来，他们无一例外地归于沉默。能听到自己的呻吟也许是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的唯一渴望。这和我们医生的想法一样，那至少代表了生命体征还在延续。而现在，我一个人躺在一间偌大的隔离室里，周围死一般沉寂，连笔划动在纸上的声音听上去也像在空旷的山里锯钢筋。顺便提一句，他们没有给隔离室安装电话，避免外面听到什么讯息而人心惶惶。
从头顶的窗外（看在同事的份上，他们默许了我不要蒙上黑布的请求），我还能看见对面的楼层。墙面的装饰是一块浮雕。粗糙的印象派风格。以前我不知其意（也没有留意过），现在我想它企图表达的是人类可以用电脑联通整个世界。那粗犷的线条今天倒让我感受到些许温情，但上面已经落满灰尘。这里，已经比荒野中的乱坟岗更让人恐惧了。那个半白头发的清洁工有些天没出现了。外面，几乎看不到有人走动。但即使这样，一墙之隔也是另外一个世界啊。
我妻子已经被确诊感染。体温计上已经找不到她的度数。我宁愿不是这样的原因：因我多日未曾回家，她辗转街头，在密集的人群中四处寻找。也许她就在这里，但我们见不到。随之，我被隔离了。糖皮质的效果还真不好说。总之，我内心有种不安全感。
我会尽可能利用仅存的职业之便，走出隔离室发出这封信。但能否通过他们的检查，你能否收到，并接受我的忠告，那只有天知道了。
田志卓
2003年5月4日
2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杨素华，“非典”后遗症患者代笔人，2005年11月9日
编号：记147
你我素昧平生。如果你打开了这封信，而不是像对待众多的广告、邀请函、举报信一样随意扔进手边的垃圾桶里，我衷心希望你能将它读完，无论你带着怎样的心境。
首先我得向你承认，你正在阅读的是一份复印件。这从编号便可一目了然。我们不过是在某个场合看到（或听说）你的名字，根据我们判断（或别人介绍的）你惯常的行事风格，我们认为可以对你抱有（哪怕一丁点）希望，才将你作为收信人之一。简单说，我们是在广撒网，但结果呢，事实已经证明，无异于大海捞针。只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信心，出于拯救我们不该遭受的不幸，宁愿相信——如果公平和同情仍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你读完后一定不会认为这样的铅字没有温度，不，你只能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我们确实病急乱投医了，除掉你和你的同行，我们求助的对象更多地集中在司职于政府、卫生局、人大和法院的群体里。基本上是泥牛入海。而至于你是跑哪条线的记者，我们并不介意。请你牢记你的天职和使命。
那么，言归正传吧。我是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现如今，我已经不觉得我的故事还有讲上一讲的必要，虽说不幸才发生两年多，但总该让你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吧。2003年春天，我二十三岁，满心渴望地等待男友回国。他在加拿大留学，毕业在即。我们商量好，他一回来我们就结婚。他确实回程了，五月二日深夜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但从此杳无音讯。我能怎么想？众所周知，两年前的春夏之交，非典不正在疯狂肆虐吗？北京是重灾区，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只有这一种可能了，那时我想。何况，他登机前还发短信给我说，他感觉脑袋昏沉，似乎有些发烧。
不久，我从一位学医的朋友那里得知，北京在四月三十日已经建成小汤山医院，专门收治非典患者。在父母的监控、勒令、哭求下，我方才没有立即北上寻找。我别无他辙可想，只能给这家医院的田志卓医生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按照我描述的体貌特征帮忙留意是否有个名叫何翰林的年轻男人。但一直没有回音。五月十九日，我们原计划领证的第二天，我终于逃脱父母密集眼光织成的牢笼，北上寻他。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一个女人被爱情冲昏的时候总会干出一些傻事，仿佛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对爱情有多忠贞似的。
一下火车就感觉不一样了，严格的体检。往你身上四处插温度计，目的仿佛只是为了证实他们的猜想：你的体温异乎寻常。我亲眼看见前面的四个人被在一侧严阵以待的医护人员架走。我侥幸过关。北京南站的广场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而街道上，简直是面罩的海洋啊，整张脸只剩下充满提防的眼睛。好不容易拦着一辆出租车。司机操着河南口音问我这种时候还来首都干吗。我说找人。他未再作评价，只是感叹说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难以为继，否则早躲回老家乡下去了。我顺口问，这阵子生意还好吧。很好，他说，司机也要命，都歇业在家闭门不出了，所以出租车供不应求。我没有搭腔，因为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隔了片刻，他又说，北京的形势是从张文康被革职后人们才意识到严峻的。但同时——真讽刺啊，他右手边的交通电台里快速播报一些数字后，一个铿锵的男中音以鼓舞人心的音调说，广大市民请放心，北京是安全的。永远不要轻信。司机问我去哪里。我仍然没想好，于是信口说去香山吧。去香山是我的一个夙愿，甚至是我们旅游结婚计划中的一站。那天，春末夏初的五月，香山并没有教科书上的游人如织。天高气爽之下，香山似乎只属于我一个人。那时我仍然觉得我只是提前来了，为我们的甜蜜旅程探探路。我去了碧云寺。值日和尚对我的出现看来吃惊不小，但什么也没有多问。招待我一顿斋饭，还送我一串开光的念珠。临别时他朗声念着佛号说，他会向菩萨祷告，祈求保佑我平安。
我倒确实挨个向菩萨们恭敬地磕了几个响头，祈求他能平安。我想我太啰嗦了。总之，这次没有菩萨来保佑我。我在街头辗转五天，一无所获，却无缘无故发起烧来。我被送往小汤山医院隔离。那是五月二十四日。我内心甚至为之窃喜，总算如愿以偿进来了。之前，我多次在附近逗留，但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一天后，我被确诊感染非典。直到这时，我才觉出事情的严重性来，倒不是为诊断书上那几个冷冰冰的字，而是我突然变得无法呼吸，肺里似乎注满了干燥的木屑。但我仍然意识不到，这个为了我可怜的爱情而以身犯险的轻率举动，我的一生将要为它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仍然像活在戏里。我甚至将自己想象成身陷牢狱的解放前的共产党员或者“文革”中充满理想的政治犯，就像他们在书中所做的一样，只要有溜出或被带出病房的机会，我就用彩笔在墙壁、地面、手术床上写下他或我的名字。何翰林与杨素华，像是神圣爱情的接头暗号。这倒不全是幻想的游戏，我有种直觉，他就在这里，而且一定会看见。
终于挺了过来，报纸上说有三百余人死于这场瘟疫，也许更多，但我却幸免于难。六月十九日，我走出小汤山医院。是个晴朗的上午，阳光显得温暖而友好。然而，它也像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我无法不开始反思自己的轻狂。毕竟，他仍然没有出现。像是消失得更远些了。这种反思不过类似于无病呻吟罢了，一切真正的悲剧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以为死里逃生了。为了庆祝新生，昔日的病友们还经常聚会。但不知觉间人数逐渐减少，依然热心于此的人谁也没有在意，人生有聚就有散。总得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他一直没有出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小汤山医院附近火葬场的登记簿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也已经放弃了寻找。通过一个同学，我查到那趟航班的乘客信息。何翰林，一个如今多么陌生的男人，他登上飞机，安全到达北京，而后，去向不明。寻找还有必要吗？他当然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有时候还是不可告人的。无法解释，所以干脆选择不解释。非典，给了他这个契机。可悲的仅仅在于，这场不知所终的恋情的唯一结果，就是让我成了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从半年后的冬天开始的。我去滑雪，摔倒了。站不起来，起先认为不过是骨折。医院诊断却是股骨头坏死。这时我才发现，昔日的那些病友们现在又是有难同当了。肺纤维化，肾脏衰竭，或者股骨头坏死。你了解这种疾病吗？我来告诉你，在医学界，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我两年来因它遭受的苦痛不想在此一一列明。 到底谁该对此负责？有专家出来欲言又止地指证，那是因为挽救我们性命时注射了一种名为糖皮质的激素。是它吗？不，是非典。我可恨的爱情。
我不想过多地与你讨论有关公平的话题。但事实是（无疾而终的爱情无足轻重了，在它尚且虚幻存在的时候本就应该被如此对待），我们真正的人生悲剧开始陆续上演。不再是舞台上的戏，而是切切实实地陪伴我们每一秒钟。病友们工作丢失，婚姻破裂，生活无法自理，重新等待死亡来临，死亡过程变得漫长。还有精神问题，有人疯了。你想象不到那些困境，而我们日复一日身陷其中。可是，我们却求告无门。
没有人接待我们。对我们惟恐避之不及。我们身上似乎还携带着致命的病毒。我们即使经过治疗勉强可以自食其力，也成了社会的弃儿。就像那场人为的灾难从来没有发生过，只该由我们自负其咎。我们寻求对话，抱团上访，多方求助，一开始人们还施舍同情。但同情救活不了我们。后来同情也消失了，它从来就无法长久，只剩下那种看向恶臭垃圾似的眼角余光。
我们想活下去！但不仅承担不了巨额医疗费，更少一个说法！我们病痛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即使这个可以不追究，但至少应该给我们活下去的资格、机会和权利。没有人想成为社会的包袱。
最后，我想我务必重申，只是为了讲清事件起因，而绝不是出于感伤，才提及那可能会令你发笑的故事。你若笑，我绝不见怪，视之正常。它对谁都已经无关紧要。你一定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全拜命运所赐，不是吗？而我们现在都不是在和命运抗争了，我们只想一直尽可能睁着眼，看它到底要将我们拖向哪里。
我和站在我身边的群体向你致敬！正义在你手中。
请拿起手中的笔或权力为我们呼吁，奔走吧。
3
致潘学旉医生，北京协和医学院
简默，方正报业集团记者，2005年12月17日
我是一名记者，冒昧给您去信是想请教一个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起因很简单，一位女士写信向我求助，当然我只是她漫无目的（她应该已经失望过很多次，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的求助对象之一。她是名非典后遗症患者。我至今还拿不准是否应该帮助她。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收信人都会有这样的矛盾。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想帮，可能也会力不从心，因此担心最终效果却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适得其反。我想您一定会认同，给人希望的曙光而最后未能显现，比让人一直身处黑暗中更可怕。有时候，持续的似乎永无尽头的黑暗倒能让人有坚持下去的信念。
很多东西都自我毁坏在黎明前。我的职业让我见识了太多的恶，很多人只能活在自我营造的希望里，一旦最终的不利结果稍露端倪，他们就立即垮了。这只是我今晨从突发事件现场归来的感慨，早起的清洁工打来电话爆料，一个中年男子在路边一棵树上上吊自杀。我赶过去。他死亡不到一个时辰，在黎明之前。尚余体温，面容沉静，一点也不狰狞。他身穿整洁的工装，擦得锃亮的自行车依然煞有介事地停放在他身边，似乎还在默然期待着主人摁响它的铃铛一路惊醒沉睡的城市。他应该是夜班归来。周围草丛完好无损，看来他是小心翼翼穿过它们到达树边。我们又是否可以由此判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连一丝内心挣扎都没有。那是一棵枫树，在冬天清晨的寒风中，已只剩下几片火红的叶子在光秃的枝桠间飘荡。
能否说是因为这起事件让我下定给您写信的决心，我不知道。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总有它们不为人知的联系，不过，这已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畴。不管怎么样，我刚才站在窗前抽完一支烟，城市的街道开始慢慢喧哗起来了，然后我走到桌前，铺开信纸。
请原谅我没有直击重点。我经常收到千奇百怪的求助信，有些纯属无理取闹，有些我爱莫能助。但她的来信——请别低估一个对什么都司空见惯的记者的心理承受力——让我感到震撼。简单说，她在2003年春末去北京寻找失联的男友，他从加拿大飞回，他们本来计划立即领证结婚。她出于对爱情的信念不顾非典的危险，结果没有逃过劫难。这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她说，虽然死里逃生，却在半年后被诊断出股骨头坏死。医生们对病因的推测和我近来查阅的相关资料都将矛头指向了糖皮质，一种当初为挽救她的生命而给她注射的激素的副作用。
我会随信附上她的求助信，一读您就能理解，她并非执着于个体利益，而是为了一个她不得不忝列其中的非典后遗症群体在请命。据她信中再显眼不过的暗示，这个群体人数还会逐渐增多，正在一个接一个被发现，而一旦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被宣判死刑。
于是，我不禁要问，在2003年那个神秘的小汤山医院，决定给患者们注射糖皮质的医生们是否知道它的致命副作用？当然，没有理由不知道。他们是否向病人作出说明并征询意见？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哪怕在生与死之间。虽不痛快但一了百了的死，还是拖着残躯时刻面对鄙弃眼光的生不如死。显然，他们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的存在，就证明了医生们对糖皮质副作用的束手无策。好吧，即使成事不说，我们的国家是否又可以将不应该自行承担后果的他们决绝地拒之门外。我想，身为一名受雇于人的记者，不宜直接如她所言明的，将那场灾难也定性为人祸。
您可能会反对，觉得情势逼迫下暂且以权宜之计挽救鲜活的生命更为重要，特别是必须竭力控制疫情蔓延避免更多人受害。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我对此深表理解，并无异议。为了扼杀瘟疫，甚至将一座城市封锁成死城，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样的事例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而且为数不少。通常城外幸存下来的人们，会自我救赎地说，这是人类延续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今天，面对还活在我们身边杨素华之类的人，这个理由恐怕就显得轻飘飘了吧。我们又该何以自处？至少是，如何富有效果地施以援手？
我的上述激愤之词并非针对您，请您视而不见。
之所以向您讨教，是因为您正在为此作出努力。我的本职工作只限于应付所在城市的各种突发事件，拍下它们，刊登在报纸上，或者只是留存在档案里，这让我得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谁知道那些令人糟心的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发生呢。通常在黎明前，在黑暗丛生的角落里。但好处却是除此之外，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近来，我去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呼吸疾病方面的医学著作，从而留意到您，您作为第一作者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初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用地黄类药品，以滋阴降火、清热解毒，撤减期间可用淫羊藿类缓补肾阳，以顺利撤除激素并可抑制病情反弹……维生素D或其他活性类似物加钙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患者预防骨质疏松的首选药物；双磷酸盐亦为可选。
我想问，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已被临床实践证明？您也许可以给我更多切实可行的说明和建议。尤其是对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更恶劣的后遗症您有无良方？
我只能在您发表论文的报刊上摘抄了您的地址，希望这封信能顺利到达您的手中。
言及此，我不禁想起杨素华在2003年春末也给小汤山医院一位名叫田志卓的医生写过信，想通过他查证那里是否收容了她的男友，却没有得到回复。我无法不去想，如果她及时得到了一个理应具有同情心——都无须职业上的远见卓识——的医生回复，而就此打消北上念头，也许后来的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我不否认我的话里潜藏有谴责意味。
敬盼您的回信。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潘学旉，北京颐庚疗养院，2006年2月9日
迟至今日方才回信，很是抱歉。稍微解释下原因，我已退休多年，承蒙以前工作单位协和医学院的关照，偶尔还拉我去在年轻一代面前露露脸。我喜欢和青年们相处，通常也不拒绝。他们有时出于提携年轻人的考虑，要求我在一些论文上署名，是想借用我在业界其实不值一提的名头。我理解，也不愿被人看作不识时务的老顽固，所以一般不置可否。不过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因为文责自负，既然署名了我就至少得读上几遍，而近来我的眼睛基本上看不清任何东西了。
你信寄到那里，再辗转至我手上，已是昨天。我的孙女给我朗读了你的来信和杨素华女士的求助信，大意我是明了了。先回答你的问题，那几种药应该有些缓解效果，但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不太乐观。你已经知道，股骨头坏死在学界的另一种称谓是“不死的癌症”。基本上可以定性为以毒攻毒的激素疗法来源于西医，在我年轻时，对这种不顾后果、贪图一时疗效的治标不治本的荒谬行医手法深恶痛绝，经常在报刊撰文批判以致引发笔战，也树立了不少敌人，即使几年前，在家庭饭桌上也与从事西医的儿子、儿媳争辩不休。不过，这些都是往事了。说到底，也只是理念不同，孰优孰劣暂时还不能武断结论。医学仍在漫长的发展之中，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它就有永无休止的使命。至于中西医结合，在我看来，说不定就像混血儿，会诞生出一种绝美的物种。这是我在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后才慢慢接受的观点。现如今，我一个鳏孤老头身处疗养院，甚至都经常怀念那些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的声音了。
说句题外话，自有人类以来，瘟疫就隔三岔五地侵扰不断。远的比如说公元前430年，鼠疫几乎摧毁了整座雅典城，近一半人口死亡。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它的描述我现在都还能背下来：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近如1348年之后的两年间，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1885年始发于云南的鼠疫十年内传播六十多个国家，仅仅印度和中国就死亡超过一千两百万人。而随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更让人不忍卒述，人命不过是在死亡登记簿上加上一个数字而已。
列举这些自然不是想向你表明我们就活该忍受悲苦，也并不是想与你讨论病毒。没人喜欢讨论这个就像没人喜欢病毒一样。人类在病毒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想还没有人能做到让我在不多的有生之年不保持这种悲观。医学挽救不了这个世界，人只能自我拯救。我甚至是个反科技论者，始终坚持认为如果说科技给人类带来了什么，那么最后在荒芜的人烟绝迹的地球上剩下的一定只是病毒。历史已经证明，病毒正紧随着科技的步伐越发层出不穷地变异出新类型，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打得人类束手无策，成千上万的人坐以待毙，而且是在你无法想象的痛苦状态下死去。于此我不想多说，你的职业一定让你对此有浅显的认识。我一直很怀疑教科书宣称的并得到广泛的无知认同的，说什么人类之前如果有灵长类物种统治地球，是灭绝于地震洪水或突然来临的极寒。不，要我说，一定是病毒。是他们寄希望于科技创造所谓美好生活的贪欲亲手葬送了自己。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对于你提及的一些人为的原因我就不作评价了，请你不要看成老于世故或欠缺同情。谴责与愤怒，都于事无补而已。任何人行事都有自己的理由，国家也是。当然前提在于——只要不祸害他人，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正当的。我也不想再另外给杨素华女士去信，因为没有这份心力，我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但有些话请你代为转达。
既然是不死的癌症，就有存活的希望。无论境遇多么困难，都坚强活下去，而且要活出尊严。把经历的一切都看成不过是上天对自己的考验。我当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只要稍微了解我二十七岁时遭遇“反右”，从三年饥荒中只剩下一口气逃出来，就一定能领会我所言不虚。在人间地狱一般的新疆某地，分分秒秒都与饥饿抗争，昏迷三天，险些被人抛尸荒原。他们就要离开了，我拼尽气力吐出一口气，才让他们意识到原来我还活着。熬到一九七八年秋天，却下来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你们年轻人已经不了解，这就意味着将我们安排为国营企业职工，原地驻扎，从此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回城，那已经是我们当年活着的唯一愿望。但还不都挺过来了。整整十年青壮岁月的荒废啊，留下的只是关节炎、颈椎错位，在我此后的人生里，哪怕生活似乎好起来了，也没有饶过我一天。
说这些，只是想请你向杨女士说明，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更为严重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正在给我打字的孙女提出反对。你们年轻人总是喜欢由外向内解决，没错，因为这样成果显明而更有成就感了，就像西医），不管怎么说，我从一个老朽的立场上看到了她坚持维权后面脆弱的心灵。以前所经历的和现在所承受的，不过印证了“反者，道之动”，依此推理，那么未来决定于现在。多行善事吧。《国际歌》唱得很明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种瓜不会得豆。 佛家说，万法皆空，因果不坏。这些都不过是她的劫数。请她坦然面对，重新开始。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田志卓医生是我多年前的学生。我一直很欣赏他的为人和医道。他最敬佩的人是加缪作品《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里厄医生在这个世间不存在，但我认为田志卓比他更敬业。那年春天，他们夫妻为一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琐事争吵到要离婚的地步。他躲进单位不回家。她四处寻找他。不久就双双死于非典。他们遗下一个八岁的儿子，被奶奶接回了陕北老家。他家保姆临走前将他的一些遗物送给了我。现在就在我的手边，但我还没有翻看。对于我这样年纪的人，整理一个朋友的遗物是需要勇气的。
向你致敬，有担当的年轻人，继续好好干你的事业。我也得感谢我的孙女。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笑了。我孙女是位有见识的新时代女性，她在我面前斟词酌句的，甚至用“富有职业操守”来评价了你。我觉得这不是溢美之词。
致杨素华女士，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梅花楼村
简默，方正报业集团，2006年2月21日
愿你现在一切安好。即使作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公民，也没有理由不为你和你背后的群体做些什么。我将你的来信复印后寄给一位颇负盛名的潘姓老中医，以求他的帮助。他已复信，我现一并寄于你，不再转述。这样也许能让你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一个老者的殷切心声。对不幸，世界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的，同情的大有人在。当然，你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同情。那么我想，你至少能从他的信中看出三层意思。总是可以缓解（请先遵医嘱服用那几味药）；医学总在进步，总会有对症的药品被实验发现；首要的是调节好精神压力坚强活下去，你才会等到机会。我向你承诺，会尽己所能，利用手中相机，动用一切资源，为你和你的难友们维权呼吁。我打算来采访你，并拍摄你们的一些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以引发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许那时，希望会如期而至。不知你何时方便，请尽快来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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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潘学旉医生，北京颐庚疗养院
简默，方正报业集团，2006年3月27日
我立刻将您的信转寄给了杨素华女士。对您能在身体不方便的情况下给一个无名后学回信，我深表感激，同时为事先未经您允许便如此行事向您致歉，但我想您不至于反对。我也对杨女士说，这样做是希望她更为真切地听到一位老中医的拳拳心音，更坚强地生活下去。
本应该及时回信，却因为一个令人心生悲凉的采访任务耽搁了。一对年轻夫妻结婚不久女方就因为献血而罹患艾滋病。不出一年，她的精神就崩溃了。您知道，人类对艾滋的起因和对它的根治还同样无知。包括当事者本人。她背负了巨大精神压力，经常幻想出千奇百怪的不贞场景，说给身边的每个人听。而他呢，她的丈夫，一个方才二十六岁的男人，还依然爱着她。虽然爱这个字眼在苦难面前显得很轻忽，但我只能这么形容了。他担负了一切。
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用相机实时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是整理、配文直至刊发的一系列事务。这些琐事毕竟有了成效，这两天听说已有慈善人士给他们捐款，有专门医院打算免费接收治疗。这不是他们期盼的，甚至是他一开始就拒绝的。她清醒的时候也对他说，不要将自己的伤口展示给别人看。也许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改变最终结果，但我们得去做。
她虽然面相平庸，但此前应该皮肤洁白，爱美。而现在，你站在她面前，她化疗后的身体会像一截木头一样戳进你的眼睛里，让人不忍直视。无偿献血，满心善良，却落到这般田地。有时真让人不由感叹这个世界怎么了。种瓜却得了豆。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她丈夫说，我是个男人，她的男人。而这就是他一刻也不能抛弃妻子的全部理由。偶尔，她也会精神正常起来，持续时间不长，但认出了他，并看清了她和他的处境，因为给他带来的拖累而满怀歉疚。他总只是安慰她，喜颜悦色。仿佛所有的辛劳和苦闷都不值一提，随着她一个模糊的歉疚神情烟消云散了。在我采访时逼问之下（请原谅我的职业要求这么干），他倒是坦白的，承认心情经常烦恼不堪。特别是一想到人生的路还很长的时候，他说，我恨不得一生在一天之内就过完了。黄昏时，夜色四合，然后我阖上眼睛，于是，解脱了。他顶住来自父母和朋友的压力。不过他又说，但现实不会这样，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总得活下去，也要让她活下去，即使她内心早盼望一了百了，这我是知道的。但我不能允许她那样。即使给她带来痛苦。坚强的活比勇敢的死更有尊严。快要坚持不下去时，我只能告诉自己，活着本身就比心情重要得多。
他坚持不同意将妻子送进专业医院，因为他担心在那里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在我们谈及未来时，他几乎是笑意吟吟地说，那他可是一点也不担心的。如果那一天非来不可时，无论社会已经在病房的窗外变化到何种地步，他都不会失业，因为总有人需要一个绝对称职可靠的保姆吧。这就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我也会把这个故事告诉杨女士。我已约访她。
不知为何，写信中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和您的职业有某种相通之处。说穿了，人类生存无非肉体和灵魂二事。两者都需要拯救。我是一名摄影记者。七年前开始从事突发事件报道，近距离见过太多的不幸。老实说，我如今已经不认为自己正在干着的工作很有价值。类似的事件总会发生，没有人因你而改变，他们总是忘了从你的报道中汲取教训。比如车祸、毒品、丢失小孩、卖淫、自杀、酗酒和抢劫，为蝇头小利就激愤杀人；公交纵火，幼儿园杀戮，征地拆迁，法院门口数年如一日的喊冤户，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冲突。我想您一定也会因为医生职业而阶段性地疲惫，直至全身内外都被绑紧了疲惫的壳。不能顺畅呼吸，失却意义，只任由惯性的永动机自行工作。我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为我生活其中的城市建造更多的高楼大厦，其中一定至少有一个成为地标。直到快毕业前的一天，我偶然在一家快要倒闭的街角书店里看到一本摄影集。《黑镜头》。作者是一些有良心的人，堪称大师级的摄影师拉里·巴勒斯，罗伯特·卡帕等等。一套八本，我倾其所有才买下它。那是个雨天，我一路翻看，虽然撑着伞，到校才知道已经浑身淋了透湿。我被震撼了。真实的世界原来是那样的，而相机可以这样说话。比中国山水画还意境无穷。一张照片就能胜过经典著作里的千言万语。切肤，直击，悲悯，无声的呐喊，关注世界角落里不为人知的生态。我从此爱上了摄影，并主动请缨承担一般人难以坚持的突发事件报道，随时待命，然后奔赴您想象不到、也经常不会公布在报刊上的各类现场。那里，要么无助，要么罪恶。 高楼大厦有什么用，不过装饰了人间的罪恶。
我视您为忠厚长者，才向您诉苦这些，但谈不上抱怨。由此可以说明自我排解多么重要，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就更好了。再次向您致谢，并祝早日康复，还烦请您多代为留意医学界有关非典后遗症治疗的前沿信息。我在给杨女士的信中说，总会有对症的药品出现，您说是吧，或迟或早而已。维权就是排解方式之一，这能说明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会听进去的。也请您放心。不管怎么说，我的意思是——即使科技不能给人类带来最终的福祉，甚至南辕北辙，但全世界的医生们不都还在努力攻克难题，避免任何一种瘟疫再次像暴风雨一样降临人间吗？我向田志卓医生致敬。
还有一件事，我已基本说服那个“保姆”丈夫，他同意如果能找到信得过的专家并且医院允许他随同陪护，会考虑入院治疗。恳请您在您的圈内帮忙留意、推荐。
对您孙女的谬赏我很惭愧，为这个社会我还做得很少。直觉告诉我，她一定上进而有爱心，您有福了。
五月中旬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如果届时方便，我想去拜访您。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杨素华父母，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梅花楼村，2006年5月4日
她母亲和我商量了很长时间是否回信并最终决定由我来执笔。我也觉得这样较为合适。我们感谢你和潘医生毫无私利的善意。但她自杀了。沉入某处山中湖中。是在收悉你的来信之后。春分那天，她对我们说要去踏青。她神色平静，没有一丝不正常。我们都觉得挺好，能散散心总好过整日闷在家中愁眉苦脸。我甚至愿意将此看作第一步，她重新开始与世界正常沟通，你的信给她带来了某种希望。她母亲虽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但依然略为不安地问她，和他们一起吗？我们一直不乐意她和那些难友们搅和在一起。苦难不能分担，反而只会加倍。她说就她一个人。真是矛盾啊，当时和现在我们却又但愿有人陪着她。临出门时她看了我们一眼，深深地，似乎既有愧疚又有笑意。我们并肩站着，直到看见她在晨雾中消失，她一次头也没回。
我们反对她四处求助。该接受的就必须接受，否则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呢。她生时，我们愿意倾家荡产为她治疗。但已经谁都知道，也许在她有生之年都是无望的。求助除掉耗费生命和精神，再也让人想不出其他结果了。我们甚至多方为她张罗对象，盼着她重归生活。但这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在提醒她，刺痛她。我们的老房子几年前拆迁了，并不缺钱。你可能也看出来，她需要的不过是廉价而模糊的公平。其后呢，是那个人消失后的空白。就像闪电在黑色的夜空中划过，然后留下伤害的空白。她填补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向其中注入更多的不解、委屈和哀伤，用今天的悲苦遗忘——或者说只是替代昨日的痛楚。她母亲曾经质问过她，你这样做，是不是持续的求助才能让你不忘记他。她一声不吭。隔了一天才回答这个问题，是的，她说，他的伤害。
有人把她救回来。但已无计可施，只能陪她一起等待她的死亡。直到弥留之际，她昏昧的意识仍在念叨他的名字。这是她以前刻意在我们面前避免提起的，甚至连那三个单独的字眼都不说：何，翰，林。我们看着她慢慢停止呼吸。我们可怜的孩子，唯一的孩子，她都还没开始真正的人生呢，就香消玉殒了。
但她死后，我们不伤感。
我们没有恨。如潘医生所说，只能看作劫数，虽然是再明显不过的自我安慰，却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好。仿佛我们就此找到了最根本的缘由，于是安然接受。
她曾经和我们商量过死后的安排。我们不想听，但还是记住了她的话。她不想葬在公墓里。我不要成为成行成列的墓阵中毫无特征的一个，她说。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生要特立独行，不听我们警告躲在家中，而为了去寻找（还是挽救呢）爱情轻身犯险——我们不是不理解偏要这样说，周围熟人都如此评断。死，也要与众不同。我们费了一些心思和金钱，完成了她唯一的遗愿。她可是一句话也没有留给我们，除了那道目光。不葬在公墓里，而就在那处山中湖旁。距离我们五华里的野山顶上。她以决绝、对我们来说再残忍不过的方式告诉我们，她喜欢那里。
我们在墓前栽了一棵银杏。那是她最喜欢的树。她从来讨厌冷冰冰的大理石，所以刻着她只存在于世间二十六年的名字的墓碑是木质的。它朝南，而不是朝北。我但愿北方从来不存在，她母亲说，如果不可以，我也不能让她再朝北走。
我赞同她说，是的，连朝北看都不允许。
如果我们还想安度晚年，我们就得忘记历史。请你不要再来信，都结束了，而且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拒绝采访。
5
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潘守心，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2月14日
我爷爷去世了。没有病因，自然死亡。两年来，他一直缠绵病榻之上，终究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他是个在中医里浸淫一辈子的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沉迷于佛学希图解脱，但愿他做到了。
只有我一个人照顾他，我还得为完成学业而疲于奔命。在我印象里，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父母也是医生。西医，2003年都死于非典。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坚决反对我学医。不过我当初就不打算听他的。而父母过世后，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就要攻克病毒学，兼采中西医两家之长，让悲剧不在人间重演。我希望你不要讥笑为一个小女生的天真理想。爷爷后来话很少，但偶尔睡着却梦呓不断，有时还清亮地喊出我父亲的名字，似乎时而教导时而喝斥。他一定是在梦中重又走过了一生时光。我想，他一心向佛，却仍然因为老年丧子而无法内心安宁。
我曾祖父在三十年代的军阀战乱中成家立业，却因为肺结核而没有活过四十岁。爷爷名中的旉字，即为医圣华佗（曾祖父认为他比张仲景更配此称号）的另一个名。曾祖父对他的期望由此可见一斑。据说，他临终遗训只有一条，每代子孙中都必须有一个医生，既为立身济家之本，又可祛除世人病痛。爷爷是个行事一板一眼的人，当年他勉励我父亲学医时甚至不乏逼迫。叛逆的父亲由于反抗他的威权，才选择西医。但非典后第二年，我上大学，爷爷却说任何专业听任我自便，就是不准学医。他的理由倒并不是与你探讨的什么医学救不了这个世界的大道理，而是——“我真不愿意在饭桌上没完没了地争辩医学问题啊。”我当然理解，他其实是在怀念那些时光。在我的专业纸包不住火后，他像个老顽童似地无法自制地哭起来，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见到他哭泣。我记得以前母亲告诉过我，想在饭桌上把你爷爷驳倒简直太难了，即使有三十二个病危之人等着他一双手去抢救，他也不会皱一丁点眉头的。但这次，爷爷稍微平静些后，朝向我的眼睛失神而浑浊，满脸迷途难返的悲哀，他说，孩子，是我亲手把你父亲送上了绝路。但他仍然得面对并接受我学医的现实，于是每次见我都势必重复那句话，不要把你的责任当成兴趣，保护好自己，更不可因为什么就轻易背上责任的包袱。他自己呢，却全然不是这样。 从爷爷死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写下关于他的一点文字。这就权当我纪念他的开始吧。
我对爷爷向你提及的精神更为重要的说法是反对的。我觉得，只有肉体的痛苦解决了，才会有谈及一切的前提和可能性。我经常对爷爷引用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无以辩驳，先是调皮地笑，被我逼得非表态不可时才说，那不过是早被社会淘汰的法家论调。他确实不欣赏“一断于法”的行事风格，比如西医“只及一点”的手法。你的第三封信也转寄给我，很不幸，杨素华女士已经轻生。同样作为女性，我对她的理解多于同情。也就是说，如果她并无身体病痛——我不反对由此导致无法磨灭的记忆对她的残害，也许开始全新的生活并不太难。我曾在一个病理学论坛上以她为例抛出这个观点，引发了较为针锋相对的热烈探讨。不过都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就像我和爷爷之间一样。
本科时，我创建了一个社团，名字就叫“非典人”。成员是健康的医学院学生和残疾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我们却也只能从彼此身上获取鼓励和信心而已，有时简直类似于布道会。一旦他们需要实在的帮助而我们学生团体显然无能为力时，我立即就想到你，也曾建议他们给你写信，没有顾忌是否会带给你麻烦。但我知道，你是个敢于担当的男人。不知你收到没有。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我挚友的四十多岁的女性，她给我看以前的照片，我得说，非典前她那股穿衣走路的风骚劲，是一点也看不出将来要为人妻为人母的潜质的。那时，她追求者甚众，却似乎一辈子都不需要结婚。可现在，她想组成一个家庭了，但行动都不便，药不离身，比粮食还重要。相亲者一旦得知她是个非典后遗症患者，善良点的会找些无关痛痒的借口，或者沉默仿佛不需要理由；有些欠口德的则直接说，即使鳏居一生也不能整天伺候一个药罐子。十几次相亲，无一例外地告吹。
是不是很奇怪，一场看似早已烟消云散的非典战争却与我们有着这么多扯不清的关系。我想那是因为，还有很多受害者挣扎在路上。
想想还是告诉你，我来杭城已经半年多，正在读医科硕士。离京前我整理了田志卓医生的遗物。里面竟然有一封写给杨素华女士但未发出的信。我也已与钱江晚报社的副刊编辑联系妥当，他允诺近期将在周末版刊发。别无他想，以示对一个死者的尊重，和对人类——如果不是奢望的话——的警醒。只是想征询你的意见，信件开头的称谓是否应该抹去——我认为是无所谓的。请予以关注，其他不提前透露。也许等这个心愿完成，我会考虑去见你一面。
但其实我已经见过你。你第二次来信说，五月中旬要来北京参会，我查阅相关资讯后，猜测是一家网络巨头举办的摄影颁奖会，果然猜中了。我就在台下，一身紫色连体长裙，我想戴上帽子可能会吸引你的眼光，于是戴上了一顶鹅黄色的拖着一根酡红缎带的圆边帽。但就这样，我已经在正襟危坐的人群中显得很另类，你依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你发表获奖演说，你的那句话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不过是想固定住一座城市正在撕裂的记忆。”你说完这句话后，台下静默。你低下头，也黯然片刻。你肯定想不到，就在这片刻之中，我差点膜拜你了呢。
说不定哪天有个风风火火的陌生女孩闯进简默大记者的办公室，又不自我介绍，那就是我。虽然我有洁癖，但是不会对你办公室的脏乱发表任何看法的。
忽然想到今天是情人节。室友们都成双成对出去了。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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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赵科博士，中国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何翰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理学院Microbiology/Bacteriology，2014年11月5日
去年春初，你曾来函提及贵室将于四月中旬主办“抗击非典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参会或者交篇论文。我不知为何你们会找到我，但既未如期交稿又未去函解释，我很抱歉。可能有些理由不登大雅之堂，难以启齿。请姑且就认为是隔行如隔山吧。我以前攻读政治学，主修国际关系，2003年6月我重新回到维多利亚大学后，转到理学院开始钻研微生物和细菌学，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在显微镜下看着细菌们分分合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也只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指示。能不能得到就看个人造化了。说白了，早在很久之前我就认为，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其实都不过是在研究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单层或多重的关系，然后形成符合时代与发展的一定之规，供人类暂且使用，直至被推翻，产生新的适应需要并被验证为可行的所谓公理。任何学者的使命莫过于此。也许我的方向与病毒可以勉强扯上一些关系，但依然觉得在相对较为陌生的领域，还是少发言为妙。来函称在五年前一个两岸三地的呼吸病研讨会上见过我，没错，但在我的认识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类似于追思会性质的集会。你可能注意到，一周会期里我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对于经历过的苦难，我们除掉默哀是不能通过说上什么便可以挽回的。尤其是在想象中不得不面对在苦难中死去的人们时。
还是不妨直接告诉你吧——感谢此刻杯中的祖国烧酒给了我勇气，我不去参会的主要原因并不为此。我能说那些现在还忍受着残疾分分秒秒折磨的不幸者体内的糖皮质激素当初是被迫注射的吗？你当然可以反对，说什么情势所迫，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并且做到了，你立足于利弊权衡的出发点。可是，对于如今还苟活在世上的幸存者、痛苦的个体，你不能无视，他们生命与痛苦孰轻孰重的问题。你我都不是他们，无须置辩。但至少当年面对注满糖皮质的针管时，有知晓激素在自己体内游动的后果的权利。我反感用半吊子成果来给彼此庆功的会议，尤其是痛苦声还不绝如缕的时刻。在科学上，99%也等于0。
今天，我之所以提笔给你写信，不是打算写什么文章。因为前几日你又锲而不舍地来函，说要编撰一本《非典幸存者》纪实故事集。我想了几天，老实说我不够格——下文会让你明了此意，但这次倒愿意说说了。如实讲出我的故事，比写篇起承转合得照顾方方面面感情的文章，可能对你的编撰计划更有裨益。至少是另外一种声音吧。我希望如此，但人各有所好，或许是你不想看到的那种。
我的案例确实足够特别。 我被关进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室里。我先是准备逃离，但这显然是徒劳的。我想给我当时的女友打个电话。我们是高中同学，同桌两年，属于日久生情的那种，在互帮互助中彼此产生依赖。我来加拿大留学，她留在杭城一所高校。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四年异地恋时光似乎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也许是没能在身边找到像她一样可供依赖的人。在我隐晦地向她求证时，敏感的她立即否定了这一点。但这种想法在我脑中祛除不去，甚至直接导致我怀疑起自己的爱情来。而她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或者意识到了却视之正常。她是个小家碧玉类型的江南女性，信念坚定，对我们的未来充满热情。当时，我也不认为一个单纯的想法就会带来什么改弦更张的变化。人一定是循着惯性的步调走下去的。至多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点也不重要，我宁愿看作错觉。但事与愿违，它带来的影响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一学成回国就领证结婚。她说，那就让我们开始踏上安逸幸福的生活征途吧。我没有反对。
但是手机被没收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这个必要。而且，没几天，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也消失了。偌大的隔离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和你交谈。语言功能认识到自己的多余，干脆躲到爪哇国逍遥去了。周围不是静谧、深沉，而是像地窖一般窒闷，像雾霾一般昏沉。有一扇窗户，但它被恍如铁皮的黑布封死了。我头顶的一只白炽灯没日没夜地亮着，让人分不清黑夜和白天。我刚从加拿大回国，但显然已经丧失时差感。无法睡着。只能通过保洁阿姨的莅临来推算时间。第一次她进来，我问几点了。她隔了半晌——可能认为对于我这类病人来说时间不再重要——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我到达你这个房间，她说。她不掩饰脸上被逼无奈的神情。她下午六点左右再来一次，给我量体温。我觉得她是认识到我并不像其他有气无力的病人那样可怕，方才解释说，这是医生告诉她，这个时间点人身体的温度最高。为何要选择体温最高的时刻？
我刚表达出要给女友写封信的意思，保洁阿姨就阻止了我。她说，所有的信件都要经过严密检查，院方也不提倡病人写信，因此基本上是无法寄出的。虽说明知无法投递，也许是出于安慰我，她才没有把话说得那般绝。
是防止疫情泄露？我问。她可能理解成疫情蔓延，做了个模糊的否认手势。她暗示我，院方不准她和病人交谈。一开始，我的隔离室里，几乎没有医护人员进入，仿佛我是一只关于笼中的野兽，仍然具有近距离伤人的能力。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游客一样躲在门上的玻璃——它五寸见方，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是否掀开覆盖其上的布帘——之外，面无表情之上是一双双藏掖着惊恐、忧虑的眼睛。渐渐地，我从里面都已经看不出同情。他们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转变，可我却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保洁阿姨为了她微薄的薪水，才不得不来打扫房间，顺便给我量体温。也许后者更为主要。我活动的区域仅限于床上，地面干洁，而床她从来是不碰的，所以她在这里待不上五分钟。我只好故意将地面弄脏，但即使这样，我也越来越难以从她嘴里刺探出什么消息。我想，她该是被玻璃外的窥视者警告过。
仿佛我是一团火——我的整个身体确实被烧成这样了，也许只是幻觉——她往前探几次，才敢用体温计的尖梢触及我的身体。通常不过一分钟，测量任务就完成了。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包括我。体温计上显示的不过是隔离室里密不透风的空气的温度。后来事实证明，只不过是隔离——是隔离——摧残了我的精神，发烧虽不是幻觉但与非典毫无关系。直到一种药物被研究证明可以控制疫情，少却了自身感染的担心，才陆续有满身装备的医护人员靠近我。不过我被确诊，并未感染，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我只是患了普通感冒，被他们押解进这里。
于是——我能说真是天幸吗？他们，就在我的病床前几经争执，良心人士占了上风，我才没有被注射一种激素。它就是后来我闻之色变的糖皮质。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我仍然得继续隔离。没有人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当我不存在。但他们解释原因，以观后效，他们说。我尽管没有感染非典但被隔离进来，而这里SARS冠状病毒和空气一样密集，因此仍然存在我在这里被感染的可能。以观后效。我的生命权、选择权和自我保护权呢。不值一提。他们像狱卒一样，掌握着牢囚的一切生死。
在上回国飞机前的十多天我就不得不正视那个问题。白天浑噩，夜不能寐。日子临近，头疼脑热也益发加剧。一个办法也没有想出来。想了很多但又逐一推翻了。怎么和她说上第一句，我都不知道。而且我还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选择。愿意回来面对她，就说明我仍然处在矛盾的煎熬之中。那么，就把决定权交给她——她让我依赖的魔力依旧存在，或者，见机行事？十三个小时的飞机，很快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夜里十一点。春夜的风沁人心脾，有一种芬芳的气息。出口就在前方。忽然，我们被要求体检。也不过是测量体温。但谁能料到，我却被隔离起来。隔离，与正常世界脱除任何关系，包括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我不太想和我的女友就这样结婚。如果非要问及原因——也许你并不感兴趣，无论怎么说，它毕竟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初导火索。没有这个想法，一心想着要见到所爱的人兴冲冲踏上归程的我，会发烧吗？我想，用生疏可以勉强表意吧。但显然不止于此。那时，我觉得我的人生还应该充满不确定性，不可以就这么被固定下来，被捆死绑牢。从此刻起，就能预测停止最后一声呼吸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加拿大四年，我的眼界开阔了——原谅我吧，神，这也只是一个借口。我开始嘲笑以前所认为的爱情是生命最重要成分的想法。我为我的嘲笑而恼火，但无法遏制。当然，按照最通俗易懂的理解，就是——背叛。还能有更好的答案吗？而她的不幸在于，她不是特定的对象，无论她是谁，都得面对我的背叛。我的背叛是对我曾经经历的生命历程的背叛。而绝不在爱情层面，当时和后来，包括现在，始终没有另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可供我依赖。即使在她死后。
后来我想，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对谁都是。你和我都见过太多，爱只会被日常生活消磨，不知觉间减少，却没有机会增加。总有一天不得不成为负值。要么像细菌一样，一个人吞噬了另一个，壮大了自己，让对方不复存在。但对世界也没有任何好处。 时间像被谁一刀划断了，历史不再衔接。出院后，我又回到加拿大。我无处可逃。既然上天给了世界一场非典，我被牵扯其中，自我凌辱的方式便是告诉自己，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它是契机，也是暗示，连是最直白不过的命令都有可能。以前的岁月不存在了，“我”也从此消失似的。每个人都得遵从自己的想法行事，如果要想获得内心安宁的话。我偶尔还会想，如果没有非典，我该怎么面对她，也许我只是给她一个期待的拥抱，什么苗头都化为无形了，权当内心里一直没有旁骛地坚守，像她构想的那样——也像我的——平淡无奇地厮守下去。人生是不是和现在截然不同。这一切当然都无法验证了。
在小汤山医院的墙面上，我曾见过她的名字。
我现在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几年前她来维多利亚大学进修意大利研究专业。她因为与父母闹翻而得不到经济资助，具体原因我没问。后来虽然知道了，但我既不理会也不在乎。世界各个角落里每天都在播散着类似的情绪。他们之间至多通通电话，一年也不过两三次，到现在，我还没见过我的岳父母呢。当然，国界不是问题。在我们的祖国，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倒安心于此。他们一心想要她回国。所以才一直守在那里。不来探望就是一种决绝姿势的无言表达。而她却认为那是个不能安静地待上一秒钟的伤心地。我有时甚至想，我不过是她的一枚棋子，向她父母证明她反抗的决心。我不会向她提及这糟糕的设想。为了自食其力，她只得在图书馆兼职。我经常去查阅医学书籍。我们相识了，没有经历过如胶似漆的恋爱，但不排除也存在一种激情或者年龄带来的甜蜜，未出半年就讨论婚姻事宜，仿佛这很顺理成章，就该这样。也的确容易，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十多年，高中三年我经常吃住在我以前的女友家，她父母视我如子，我不知道是否因此才让我过早地步入婚姻的沉闷期，这听上去很荒谬，我们还不是夫妻呢。而她绝不愿意父母掺和此事，考虑他们情理之中的反对干脆未通知。我们在2009年圣诞节举行仪式。在一座建于殖民时期的过于陈旧的教堂，由代表上帝的牧师宣布我们成为夫妻。整个过程都有些潦草。
据她说，她的父亲以前做汽车修理生意，后来贩运汽车，赶上了经济潮流，赚到了花不完的钱，接着拓展经营搞起了皮革，亏损了一些，但对于存款的账面金额来说不值一提，于是完全按照兴趣——也是出于她母亲的要求，她凡事总要插上一杆的——只在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的业务范围内倒腾，雇佣了很多中国人。事业渐趋巅峰时却急流勇退，过早地安度晚年起来。瓷器、茶叶和丝绸，让她从小对中国就有了好感。但是，且慢——这种凭空产生的，因为陌生和距离方才存在的好感，即使不是难经推敲的，也会像幻彩的泡沫一样。我曾经质问过她，你是因为中国才喜欢我吗？我刚出口，就厌恶了喜欢这个词。它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显得别扭，甚至可笑。而且，我和我以前的女友之间从来不会这么直接，更不会质问。她的回答既不经意倒又坦然，她说，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吗？我收敛了莫名其妙诞生出来的受伤情绪，装作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也应该到中国去，我身上不具有典型的中国男人特质。她像是想将一个不太有意思的玩笑开得更深入些似地反问，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男人特质？我们之间自有默契。或者说，我们之间的默契也仅止于这种话题和这种程度。在我不作回答之后，她倒也没有盘根问底。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盘踞在她身体里的心结。那个在她内心阴魂不散的幽灵不是这个，我模糊知晓，但从来不问。就像她从来不打听我的过去，连一点这样的意愿都没有。这该让人感觉伤感还是庆幸。不，都不是，殊途同归的结果是唯一的，麻木。她时刻注意不让那个幽灵出来，就像我避免不让过去来干扰生活一样。值得珍惜与否是另外一码事，生活有着它自身约定俗成的规则，得服从。但它们就在那里，不消淡，不远离。她和我一样。
不过有次她说，要不，你带我回中国吧。我没有不置可否，干脆利落地拒绝。当你远离祖国时，那一整块大陆都变成了伤心地。即使梦里都没有勇气重新踏上它。她没有意外，甚至都没有等待回答，仿佛问题问完也就完了，又低头开始织起毛衣来。她比照着书里的中国花式，但织得针眼粗大，布局拙劣，没人穿，她也不送给流浪的乞丐。于她不过是一种消遣，或者——缅怀？——她见过太多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总之织了拆，拆了织。没完没了。
我从来都不想去考虑这次婚姻的前因后果。就像非典一样，我需要一个变化。最好无中生有。就这么简单。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家庭，可以面对不同的生活。这才是我需要的。她是谁、什么样的女人，残酷一点说，在当时我都在所不问的。也许对我来说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直接对她说，我们其实就是凑合在一起的，我想她都不至于反对。她想不出理由要来反对。至多不屑争辩地呃一声，赞同？她再坦诚些，会说，事实就是这样，她当初和现在也都是这样想的啊。
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我们少有争吵，日子不甜蜜，却也无人无事生非。我让她获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在她也肯定认为，我的某种意图得到了满足。我不否认。比如割断过去。但不是交换。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复杂。是的，割断，在当时，在未来与过去之间划一条线，彼此都无法逾越，偷袭对方阵地。
孩子已经上幼稚园。是他，在我们像偶然与必然交织而成的流水账似的生活里，注进了一些亮色和活力。
偶尔思念故乡了，我就去中国城转转。那里天南海北的乡音，在我听来都很悦耳。但我几乎不和他们交谈。维多利亚是个港口城市，风景宜人，我因为什么烦闷时常去离家不远的卡皮兰诺吊桥公园，有时去詹姆士海湾，甚至去惠斯勒小镇滑雪，那里的风和冰都有家乡的味道。时隔多年，生活渐趋稳定，难得再有变故，不管这变故是我期望的还是惧怕的。
我想过要去寻找她。但脑海里一出现那个场景，我就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小汤山医院墙壁上我的名字，是她的笔迹，清瘦，像初生的竹笋，娟秀却有力度。那说明她就在那里。她可能是在寻找我。她在寻找我。她在我身边，甚至咫尺之内。但咫尺天涯。我六月十八日出院。天空多云，预示着明日的晴朗。距我们计划领证的时间已过去整整一个月了。我甚至什么都还没想清楚就登上了十九日的飞机。我没有在那里等待她，或者等待她找到我。 既然半斤烧酒都下肚了，那么就顺便提一件事。我有个年长的北京朋友，他当年也是感冒，却一心以为自己感染了非典。他经常偷听外国电台，知道疫情已有多严重。可是，中国电台里一直说北京很安全。所以没有医院将这当回事。他深夜辗转街头，去往三家医院却不被接纳。他是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未能顺利毕业的大学生，很叛逆，为了尊严可以拿生命作赌注。他干脆不再求医，并且为了不传染他人，将自己封死家中闭门等死。后来一聊及类似话题他总忘不了跟我说，如果当时被收治进去，还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祸福无常啊，他每次通话都以此感叹收尾，代替再见。我已经和他说过你的征稿，他是个老北京，见的人事多，而且他这些年背着档案里的包袱，一直不如意，生活困顿在温饱线上。我想，如果稿酬还较为客观的话，说不定他愿意写上一写。他会主动去信与你联系。
这些年我也一直委托国内的朋友收集与非典后遗症有关的文章和报道。2008年夏季的一天，有人给我寄来一份报纸。我故乡的晚报。一位小汤山医院医生的遗信。没有称谓，但我猜就是她。我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她了。
我去过杭城。专程回国去寻找，那是2009年春天，因为我不想面对她的父母而一无所获。我在她家——也是我生活三年的家——附近的几处公墓里，一连数天查看每个墓碑上的名字。没有她。无功而返回到加拿大。我甚至开始希望我的猜想是错误的，那份报纸指向的并不是她。我的渴盼越来越强烈了。于是，两年后，我出乎自己意料地接受了国内一个学术会议的邀请，也就是你见到我、而被我称之为追思会——将此作为办会的宗旨也许更为合适——的那次，我几天会期里都基本上一句话没说，一直在想着如何找到她。我还是不敢事先面对她的父母。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会议还没结束我就逃离了，去杭城钱江晚报社找刊文的编辑，几经周转啊，他引我找到了遗信的提供者，一位传染科女医生。她和他的丈夫一起领我去那座野山。他原先是位摄影记者，当年已辞职成为一个公益维权团体的组织者。他曾想帮助她，在她死后虽然受到她父母的拒绝，但仍坚持去了她家，不是采访，而只是以一位同情者的名义祭奠。
一座孤零零的瘦坟。位于野山顶的天然湖泊西侧。湖水湛蓝，透骨的寒冷。他说，她就是自沉在这里的。然后他们就走了。被人看见哭泣对于悲伤者来说是种残忍。墓碑朝南。墓前石阶上已有薄薄的青苔。上面放着一束略微有些干枯的野菊花。那是她最喜欢的花。说明还经常有人来看她。她父母还健在。墓侧有一棵已半人高的银杏树，虽然和她一样清瘦，但在漫山遍野深浅不一的绿色中，却放出耀眼的金黄。它与野山上的树木如此不搭调。像如今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有着明晰形象的她的特立独行。深秋，它正逢其季。而她，却在青春正好时命落黄泉。我注意到，木质墓碑上她的名字，杨素华，那是我的笔迹。高中时，每学期新发课本，她都要求我在扉页上写上她的名字。那些青葱岁月里，她不止一次说过，这样做，是因为她要今生她的名字只属于我一个人。
她父母这样做是顺从她的遗愿吗？
我在她墓前阴郁的树林中穿梭了三天，才下定决心去看望下两位老人，既然她已经死了。他们只有她一个女儿，而曾经视我为子。他们更加老了。尤其她父亲，估计中风过，颤巍巍地被满头银发的母亲牵着手，在门前街道的阳光里缓步。我等在她门口，看着他们漫步，看着他们走回来，走近。她母亲从远处看见我，让她父亲安坐在斜对面一张木椅上。他睁着失神的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对我活着没有表示出一点惊讶。她走近前来，盯着我半晌，眼睛里意味复杂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未等我开口，她说，你走吧，我们不认识你。
她回头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椅子上的老伴。他在傍晚的微风中已经有些发抖。她说，她父亲，也不想知道你还活着。
你的来信还向我征集给非典后遗症患者补偿的设想。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我很反感。什么是可以补偿的？她死了。
如果说过去是无法挽回的，那么我的罪恶就是无法救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