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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了停战，并召开政协，讨论战后中国问题。但是停战本身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国共的妥协只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各自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这为国共内战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着一系列事件发生，内战箭在弦上，已是蓄势待发。最终导致内战战火再起的主要事件有三个：国共双方对东北的激烈争夺，改变了双方全盘战略的部署;为处理中共军队“国家化”还是保持独立性的问题，双方达成的整军方案走向破产;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堪称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点，全会着重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关系之相关问题，并使此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最终内战序幕被拉开。
责任编辑/黄梦怡
整军方案破产
在国共和谈进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划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1946年2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方案。但不久后，国共两军再度交战
军队整编的三个焦点问题
1945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签订。毛泽东离开重庆后，由周恩来继续代表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经过努力，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5日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前述三份文件被通称为“国共停战协定”，并决定于1月13日晚12时起，停止一切军事武装的“战斗行动”。
为了加速军事问题的解决进程，根据《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的规定，国、共、美三方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共同协商谈判，解决国共武装的统编问题。
1946年2月14日，军事调处会议正式召开。这次谈判历时仅11天，却显得艰难而漫长。谈判中几乎每个问题都要进行激烈的争论，这其中又以“国共军队的比例”、“整编军队的程度和时间”、“整军方案的标题”三个问题最为显著。
关于军队的比例，在重庆谈判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提出国共军队按照5：1进行整编，但被蒋介石拒绝。此次马歇尔来华调停，提出一个让蒋介石更加难以接受的草案——国共军队按照2：1来进行整编，如全国陆军整编为60个师，那么其中20个师为中共军队，海空军则有30%官兵为中共官兵。
在蒋介石的强烈抗议下，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预案，改向“赫尔利案”靠拢，即陆军仍按5：1 进行整编，海空军则不再考虑中共。周恩来随即提出，蒋介石在1946年1月召开的整军会议上已经确定国民政府军队缩编为90个师，按此数字，中共军队应缩编为20个师，并表示愿意在第二期整编时“另外商定办法”。
张治中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并坚持要求中共军队在第一阶段整编时的数量低于20个。张治中认为，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队在抗战胜利时计划保留260个师，中共军队则允许编为20个师。现在国民政府军队要缩编为90个师，中共部队怎么能够继续保持20个不变呢？张治中建议按照6：1来缩编部队，即国民政府在保留90个师的基础上，允许中共军队保留15个师。
为了推进谈判的进程，周恩来决定作出让步，表示可以将中共军队缩编为18个师。于是三人小组就此达成协议，规定国民政府所属陆军缩编为90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18个师。等到整编全部完成后，全国军队保留60个师，其中中共部队占10个师。
解决了数额的问题，关于整编的程序和时间，马歇尔提出在整编第一阶段中（以前12个月为期），由2个政府师和1个中共师合编为1个军，由政府将领担任军长，由1个政府师和2个中共师合编为1个军，由中共将领担任军长。军司令部人员则由双方混编而成。
这一提议，张治中和周恩来都表示认可，但周恩来提出不适合在第一阶段就这么办，他希望师与师的合编问题，最好等到第二阶段（以后6个月为期）。张治中则相反，他不仅希望能在第一阶段就完成合编，还进一步提出在第二阶段中应该“不分程度不分级别地对国共军队进行混编”，他希望组成60个师的国家军队，使国共军队之间不再存在区别。
张治中的这个提议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周恩来当然不会答应。周恩来继而提议，在前12个月的第一阶段整军中，双方应该各自完成复员整编，待后6个月的第二阶段整军中再进行合理的合编。
据此，马歇尔在2月16日的会议上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整编开始6个月后，先以军为单位混编，从第7个月开始，每月编成1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由国共各1个军组成。从第13个月起，再以师为单位混合编组”。
马歇尔这一方案得到了国共双方的同意。对张治中来说，虽然时间有所推迟，混编的级别也高，但还是达到了统编中共军队的目的。对周恩来来说，这一方案的混编级别高，对军队实际影响不大，且要在半年后才开始实行，在此期间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形势作好准备。
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整军方案的标题上。经过马歇尔协调，三人小组重新提出标题名称，将方案定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并于2月25日签字生效。
至此，整军方案得以通过。然而随着国共关系的日益紧张，这个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呢？
国军整编缺斤少两
根据整军方案，国民政府军政部计划分两步整编。第一步是将目前存在的89个军239个师缩编为30个军90个师，于1947年2月前完成。第二步整编为50个师，于1947年8月前完成。
从89个军缩编为30个军，239个师缩编为90个师，这意味着大量官兵的“编余”。实际上，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缺员十分严重。根据编制，步兵师应在12000人左右，但中央军各师也只能维持在4000到6000人。中央军都如此，更不用说其余杂牌军。严重者如晋绥军的第71师，一度只有800人。 按此情况来说，国军的整编实际上是裁减大量没有必要的“单位”，将裁撤部队的精壮士兵充实到保留下来的部队中。真正有失业风险的，多以军官和老弱士兵为主。
为了安抚编余军官，尤其是将官，蒋介石特地在1946年2月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公开表示“各军、师平均裁减”。
这个方案安抚了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官，军政部则秉承蒋介石的意思，以扩充中央军嫡系集团、分化地方军事集团为目的，将陆军大部分现有部队分三期整编。计划第一期从1946年3月开始至4月结束，安排整编27个军66个师;第二期从5月开始至6月结束，安排整编31个军92个师;第三期从7月开始至8月结束，安排整编25个军67个师。至于剩余的6个军14个师，安排在第二阶段再实施。
1946年3月，整军正式开始，然而一开始就很不顺利。首先碰到的问题恰恰就是番号问题！
根据计划，军整编为师，原来的军番号即为师番号。比如第1军整编为第1师、第20军整编为第20师、第54军整编为第54师。但这么一来，许多拥有“纯正”嫡系血统的部队将失去其历史传承的番号。
比如第18军，该军源自第11师，是陈诚的起家资本。根据计划，第18军整编为第18师，而宁夏军阀马鸿逵的第11军则整编为第11师。对于陈诚和“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成员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又如第2军、第10军、第14军、第52军，分别源自黄埔军校教导部队出身的第9师、第3师、第10师和第2 师，这些部队同样不愿意将标榜自己血统的番号让给他人。
经过协调，第18军同意在整编后使用第11 师的番号，其余如第2军整编为第9师、第10军整编为第3师、第14军整编为第10师、第52军整编为第2师也都以“特例处理”。
番号问题只是表象，真正“触线”的还是实际的整编。谁都不想将自己有实力的部分裁去1/3。各级部队都想方设法保留部队。
比如第1军，所辖第1师、第78师、第167 师各应裁撤1个团，但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用长官部的经费，将第1师和第78师裁撤的2个团，分别改用整编第1师独立团和补充团的番号予以保留。
又如第18军，军政部长陈诚为了保留该军所属第11师和第18师的种子，决定将第118师的三个团全部裁撤，将第11师和第18师原本应该被裁撤的2个团编入整编后的第118旅。既完成了整编任务，又达到了保存精锐的目的。
如此种种，都使整编缺斤少两，名不副实。根据1947年2月的官方统计，国民政府的整军使陆海空军原本的600万人减少至430万人。也就是说，国军的整编总计裁撤170万人，但这些人大多是游击部队、伪军和因建制被撤而没有归宿的军官。
中共军队的整编
1945年8月到12月，中共军队不断扩大解放区和扩编部队，使军队实力有了较大提高。根据12月的《延安总部所辖各区综合统计》显示：正规军和地方军共有46个纵队（军）、138个旅、519个团共131.8万人，其中正规军94.8万人，地方军约37 万人。1946年2月，《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整军复员计划实施表》出炉，包括第一期（1946年4月底）、第二期（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第三期（1947年3月至9月）拟保留和复员的人数。整编的原则是“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非战斗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长期打算”。
中共的整军目的一是精兵简政，二是争取舆论。精兵简政，不仅可以裁撤老弱，精干部队，还可获得解放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得到国统区和外媒的肯定。
对于第一期整军，7大战略区除东北民主联军外的大致情形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整军前为6个旅，5个军分区（警备区），总兵力3万余人。裁减部队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复员干部战士2700余人。整军后合并1个旅部，保留为5个旅、5个军分区，共2.8 万余人。
晋绥军区：整军前有晋绥野战军（4个旅）和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12个军分区及1个独立旅、1个骑兵旅。整军后，晋绥野战军辖6个旅，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不变，军分区数量减少到9个。
晋冀鲁豫军区：整军前为5个野战纵队，整军时除复员老弱外，只将太行所属4个军分区合并为2个，另有部队转隶或改称。整军后，晋冀鲁豫野战军辖5个野战纵队，晋冀鲁豫军区辖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在1946年3月之前，曾组建7个纵队，1946年1月时，1纵已去晋察冀，8纵撤销番号，此两纵的变化不属于国共整军方案范围。从整军前后对比看，晋冀鲁豫军区基本没有执行缩编。
晋察冀军区：该军区在抗战胜利后部队大发展，曾组建了2个野战军9个纵队（含调来的晋冀鲁豫1纵）约20万人，地方军10.4万人。1946年3 月作出整编计划，野战军编15万人，地方军编7.5万人，全区军队共编22.5万人，复员转业10万人。6月基本结束。7月正式统一各纵、旅、团番号。整编后，野战纵队减为4个，地方军编为6个军区21个军分区及13个独立旅。从整军前后对比看，晋察冀军区整军力度最大。由于复员人数较多，野战部队实力大为削弱，伤了元气，质量也严重下降，对而后执行作战任务带来极大影响。
中原军区：整军前为2个野战纵队7个旅和3 个地方军区9个军分区零3个独立旅，总兵力6 万余人。1946年3月整军时复员2万人，撤销了2 纵14旅，地方军撤销了鄂东军区建制和江汉军区、河南军区所属之7个军分区及独立第1、3旅，保留独立第2旅，组建鄂东军分区。整军后野战部队为2个纵队6个旅，地方军为2个军区3个军分区零1个独立旅。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该军区野战部队分为山东野战军7万余人和华中野战军4万余人，地方军分为华中军区12万余人，胶东、滨海、鲁中、鲁南、渤海军区共22万余人。总兵力计45万余人。按照军委第一期精简1/3计算，该军区应精简15万人。实际上在国军步步进犯的严峻形势下，整编计划只落实很少一部分。整军后华东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兵力为42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为13万余人。 综上所述，在6大战略区的裁军复员上，晋察冀军区最积极、最认真。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要在全国树立一个复员裁军的榜样，以事实让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中共执行整军方案的切实认真。从直接效果看，是晋察冀的损失，但从大局看，这是晋察冀的贡献。
从1946年3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冲破雅尔塔体制的束缚，继续遵循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实际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思想转变，中共在第一期整军复员计划完成后决定暂缓实施第二、三期。
这时中共的裁军情况是怎样的呢？5月10 日，延安总部将《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延安总部关于整编复员实施计划的报告》印送军事三人小组。报告概述了第一期整编复员的经过与结果。
报告说：1945年12月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共有131.8万人，至1946年4月底已裁减32个纵队、213个团，共复员52.9万人（不含东北民主联军和华南部队）;现保留正规军12个纵队、6个师另2个骑兵团共39.1万余人，地方部队约29.6万人，总共68.7万余人，减员约62万人。第二期拟将正规军编为18个国防师等，共保留31.7万余人，复员7.4万余人;第三期，正规军缩编为10个国防师等，共保留19.3万余人，再复员12.4万余人。
在整编时，中共对整军方案采取了密切关注对方动态、部分执行以保存实力的原则。比如为配合宣传口径，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5月的《山东部队整编复员工作报告》中写道：“1945年12月时……共354056名。几个月来共裁减了野战司令部1个、纵队司令部7个、旅司令部7个、军分区司令部5个、团部56个。主力军除国防师及军部外与转地方军外，共复员与减员数计106186名，地方军复员及消耗共计80589名，现有人员共计167281名。”显然这是不合实际的，若按此报告来算，那么削减力度要比晋察冀还厉害，都超过50%了。
再如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中地区部队只能编2个师，因此准备以张震之淮北9纵与苏中之7纵各编1个师，下辖3个团，并与国民党部队统编。将由6、8纵分别改编而成的第6师和第1师对外称“屯垦部队”，以保存我之主力。9纵和7纵战斗力一般，特别是7纵，完全是苏中地方部队组成。而6师和1师则是新四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部队，以后是解放军24军和23军，三野的王牌主力军。
总的来看，整军方案发布后，国民政府军队和中共军队均做出了整军姿态，明面上各自进行了整编复员，也借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边整军，一边备战，终于在1946年6月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序幕，整军方案亦付诸东流。
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
抗战后，就国共力量的对比而言，国民党无疑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也决定了其政策走向将极大地影响到国共关系的发展进程，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战派强硬，主和派失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使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更加恶化
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论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介石，另一方面又都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一党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利益。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对政协实际也不满意。1月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但为国家前途计，此时只有忍辱负重耳！”他又在其年末反省录中写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与颁发军事停止冲突令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余此时之处境，乃至感痛苦”。“忍辱负重”与“至感痛苦”是蒋介石对自己态度的最好说明，也是他事后对国民党各级干部所不断表白的。
CC系拿政协宪草原则当靶子 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五项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协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系到训政体制废除的政府改组案，但CC系等强硬派并没有选择以改组案为攻击对象。因为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前曾明确表态，希望国民政府改组。CC系明白美国人毕竟是国民党最主要的“金主”，不好也不能以此为突破口。他们决定避重就轻，选择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为攻击点。宪草原则问题本来是国民党最不重视的问题，因为与其他议案相比，宪草问题并不十分迫切。正因为如此，即便王世杰这位当年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也因事务繁多，并未过问宪草问题。据说宪草原则上报之后，蒋介石竟然未看。那么，CC系为何选择这个当初最不被重视的问题向政协发难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以三民主义卫道士出现的CC系自称抓住了要害。
国民党声称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有关规定。《建国大纲》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为中央与县之间的联络机构，因此省不是自治单位，省不能制定省宪。另外，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违反五权宪法就是违反三民主义。于是，国民党右翼集团以三民主义卫道士的姿态，以捍卫国父遗教的名义，向政协宪草原则发动了政治反扑，并以此发泄对整个政协协议的不满。
CC系对宪草原则的不满，在1月31日政协闭幕当天便表现出来了。在当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痛哭流涕，反对宪草协议甚烈。政协闭幕之后，这一情绪在迅速发展。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当然感到了实行政协决议对于国民党和他个人统治地位的威胁，但他不会就此束手，而是谋划如何推翻政协决议。政协刚刚闭幕，2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改组政府时称：现在乃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这里已透露出蒋介石不承认政协决议的讯息。10日，蒋介石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由宪草案入手，表示了他的意见：“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本党代表八人所同意者，党不能不为八位代表负责，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也。然事实上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对宪草决议规定的国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蒋介石均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蒋介石的这番谈话，明白无误地要否定政协决议，在座诸位国民党高级干部更不会不领会蒋介石之心思，故追根寻源，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之反对实源于蒋介石，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政协以后国民党多数人视政协决议为无物，并对其大加攻击了。
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负责政协会议谈判的王世杰开始焦虑起来。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最为本党同志所攻击者为关于宪草原则之协议。如何变更以上协议，以免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为本党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所推翻，为目前最难之工作。”
六届二中全会的较量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检讨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态度，并确定应取立场，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共问题本未列入会议日程，可是在1日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黄埔系）首先发难，提出共产党问题是否包括在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并提出关于各党派动向，尤其共产党方面，应作详细检讨。主持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经请示蒋介石后答称，共产党问题可以包括在政协会议报告内。次日，蒋介石又将李宗仁关于政协后应如何训练党政人员以为他日政争之资本的电报批给吴铁城，并称“今后究应采取何种方式与异党斗争，确为当前第一急务。希即提出二中全会商拟具体方案为要”。接着，刘季洪（中执委、西北大学校长、CC系）等六人提议：“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主要目的，在求军队国家化，中共军队究竟能否遵照协议改编？有无诚意？政府有无把握使其就范？拟请先作报告，再行检讨。”这样，对共政策就在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要求与蒋介石的纵容下，成为会议主题之一。
会议因中共等问题遂即引发激烈争议，即便像陈布雷这样温文儒雅的文胆也感到诧异。陈布雷感叹到处都弥漫着对人攻击的语言，“此在平常国家之国会亦所常见，然在党的会议中，则此次当为第一次”。3月7日，当孙科报告政协协商经过之后，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对于孙科的解释，并不买账，纷纷发言攻击。
一向以反共领袖自居的张继，倚老卖老，首先发言。他直白地说政协和1924年的容共并无二致，结果必然导致政权中心发生动摇。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必须根本反对，要求蒋介石将协议根本推翻。张继完全不顾现实地喊道：“我们中央还有办法，好坏也罢，大家一致，不然共产党同在里面更不得了！”
和张继想法类似的国民党要员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如今的天下是国民党靠北伐战争打下来的，自然应由国民党来执掌，哪里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尤其是要将党国的部分权力让予所谓的中间党派，更是不能容忍。有人直斥：“民主同盟是什么党？还有那些社会上没人知道，根本没有党员的党，我们与他协商，不知道用意何在？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可悲的是，国民党内大多沉浸于此种气氛之中，反而认为此类言论是“出于爱党爱国之诚意，非别有用心也”。
CC系谷正鼎、张道藩等遂即借势提出主张，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与耻辱，使党员对中央丧失了信心，发生了离心力，值得反省警惕。但失败既已成为事实，只能设法补救。他们提出几项建议：（一）共产党必须将军队交出后，国民政府才能发表共产党的政府名额;（二）政府内部应清除类似政学系的媚共分子;（三）五权宪法不能动摇;（四）宪草应交国大讨论，由国大自由采择，不能约束党员代表接受政协宪草。 会议上，反对政协及其决议，指责中共，批评国民党让步过多的言论几成一边倒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即使是主张对共妥协、实行政协决议的人士，如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在反对派的声势和强大压力下，均噤口不言，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与此同时，CC系等抓紧活动，试图获得更多中常会常委的名额，行政院参事对此有极为形象的描述：“这两日竞选的活动到了最高潮。十三日上午初选代表没有集会，全是私人接洽选票的活动。十二时市党部在百龄餐厅设宴招待全体代表，下午二时再次在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晚间市政府又招待全体代表。……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早一小时即到会场。这一小时内场内外的活动，煞是奇观。竞选人都竭尽了心力，做一切自认为可以制胜的手段，例如散发名片、传单、文章，张贴标语，逢人打躬作揖等。”政学系备受打击，大量投机钻营之徒进入国民党的决策层，王世杰为此感慨：“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国民党内部部分官员将涉及国民党历史命运走向的政协协议作为打击对象，以实现其私图，危亡之象由此可知。
蒋介石对CC系和“革新派”的让步
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激烈争论，故意表示出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试图放纵党内对政协的反对，压迫中共让步，继续维持其个人独断权力和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又意欲将此种反对意见限制在一定程度，尤其是如果公开全面否认政协决议，则势必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招致国民党企图拉拢的若干小党派、社会贤达以及美国人的不满;同时也会导致立即与中共的决裂（国民党对此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战后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包含CC系部分成员）对党内旧有作风甚为不满，逐渐形成了一个“革新派”，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党内民主，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成为革新派发泄不满的重要时机。
3月2日吴铁城在二中全会上作第一个报告，即党务报告，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多系愤激语，痛骂官僚主义，并强调党政革新，党内民主要求”。革新派既然要求党内民主，其矛头便必然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正如唐纵所感觉到的那样：“大家的心理是不满意总裁而向总裁要民主的”。正因为发现这一势头不妙，陈诚立即出面约请革新派代表人物刘健群等人谈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此时，因政协问题和东北问题两个重大的失策，国民党内相当一批人士对蒋介石不满，蒋介石在党内的声望有所削弱，对会议的控制力也必然削弱。3月4日，蒋介石在全会讲话，“强调民主精神，鼓励大家自由发言”，实际上向革新派作了一定让步。这样，CC与革新派成为二中全会中的主导力量，会议最终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3月16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政协决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国民党这种单边行为和肆意指责，非但无助于改变国共的实际态势，相反只能恶化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更关键的是，决议明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种实际推翻政协决议的主张，势将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弹，从而危及政协决议实行的前途。
国共关系的转折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结束，并不意味着其影响之终结，相反，此次全会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变化，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而为国共内战的重演开启了大门。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和进行中，社会舆论多对国民党抱有期望，望其“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国民党中有以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即是国民党的失败者，并传还有翻悔的主张。如果所传确有其事，相信也是极少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的实现，希望也予详细讨论，如何消除这些错误观念”。然而二中全会的结果使这些期待归于落空，各党派及社会舆论对二中全会多为批评之声，认为二中全会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经财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进程与结果尤其引起中共的严重关注。政协结束后，中共确定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国共关系一时大为缓和，可谓自抗战初期以来所未有。但是由于与国民党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对国民党能否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不无怀疑，而在二中全会召开前，国民党的一系列动作（如较场口案和反苏反共游行），已经引起了中共的担心，但中共还在等待全会的结果，以决定自己的反应。
3月8日至16日，正值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政协和对共政策进行激烈争论期间，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连续开会，对宪草进行实质性讨论。周恩来看到国民党内的紧张态势，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对于政协决议的支持，3月15日决定就宪草问题作出三点重要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中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之条文;“省定省宪”改为“省定省自治法”。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换取国民党的良性互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却是态度强硬，毫不让步，迫使中共不得不相应调整战略，改变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在中共重庆代表团作出让步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们要把握住自己”，并批评说，如果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代表团：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 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董必武等，不再重提之前的三点让步：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为中心，如能争得一个民主宪草而又能保证在国大通过，则可参加政府、国大，因此，在目前谈组府及国大时，必须与宪草扣住;我们打算在宪草修改时，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重庆除继续宣传攻势外，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如宪草三点），以免束缚我之改变打算。由此，国共本已达成的妥协又成悬案。双方本来能够坐在谈判桌前，就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和国内和平呼声之下的应对举动，好不容易获得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却因国民党主动撕毁协议，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3月18日，也就是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日，中共攻占四平，切断国军由沈阳北上长春的通道，自此，国共两军在四平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国共双方都认为四平战役的胜利可以打破东北问题的僵持局面，而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将推动整个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因此国共两军在四平举行“决战”的政治态势，骤然形成。战后中国和平走向民主化的最佳机遇，就在国民党强硬派充满私欲的反对声中，瞬间丧失。
国共全力争夺东北
东北是战后初期国共争夺以至整个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焦点所在。国共双方对东北的争夺，不仅关系到双方在东北的发展，而且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在战后中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北大有文章可作”
1945年8月9日凌晨1点，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突然发出了“震天怒吼”般的隆隆炮声。这是150万苏联军队对驻防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出的攻势作战。当天中午，美国航空兵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次日，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又过了四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日本，终于投降了。沦陷达14年之久的中国东北地区，也终于得以光复。然而，东北地区该由谁来接收呢？是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苏军？还是国民政府旗帜下的国民革命军？又或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呢？
一场新的“博弈”从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开始了。
漫长的战略防御阶段终于结束，大反攻和胜利时刻即将来临。在8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里，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1至6号命令，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等部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位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都纷纷展开行动，开始了收复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大反攻。
蒋介石虽然早已得知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却在行动上无法立即作出对东北的决策。国民政府不仅在东北没有根基，长期对日作战也使政府军队失去了华北的大片国土。日本一旦宣布投降，蒋介石就是有收复东北的心，也无部队去执行这一任务。反观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坚持了8年的游击作战，并建立起大量坚固的敌后根据地，可以迅速进入东北发展起新的根据地。
对此，蒋介石在8月11日连发出3道命令。其一，是要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其二，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其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蒋介石言下之意就是剥夺了八路军的受降权利。这对于奋战8年且已在华北建立起大量根据地的中共当局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毛泽东虽然在8月28日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共商国是”，但对于东北受降以及建立新的根据地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进军东北，早在1944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过。到了1945年6月9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东北问题，他认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在延安当局于8月9日获知苏军进军东北这一消息时，立即电令位于冀东的李运昌所部和山东的万毅所部迅速向东北进军。随后又组织延安干部，做好分批前往东北的准备。
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了中共面前。那就是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已经严令中共军队不得执行受降任务，那么当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时，已经占领该地区的苏联军队会怎么对待中共军队呢？到底能不能去？当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留在延安的朱德向各级干部重申了抢占东北的决心，他说：“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而要作好“文章”的第一步，就是占领山海关，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
至此，无论国民政府同不同意、批不批准，都无法动摇中共进军东北的决心。
八路军出关
1945年8月11日，位于河北丰润县大王庄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通过延安总部发来的第2号命令接受了进兵山海关的任务。李运昌决定派第16军分区所属部队执行，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随即率领4000余人于8月30日绕道出关，他们在前所车站遇见了60余人的苏军先遣部队。经过沟通，苏军指挥官愿意配合八路军一起进攻山海关。
占据山海关的日军根本无心恋战，当天傍晚即弃关而去。曾克林随即率领部队占领山海关，并连夜乘坐火车向锦州前进。9月4日，曾克林在留1个团守备锦州后，又继续率领4个连向沈阳进发，并在一天后抵达目的地。
对于中国军队的突然到来，苏联军队着实紧张。虽然苏联政府的立场是要将东北完整移交给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毕竟都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苏军终于同意曾克林的部队下车入城。 既然有了苏军的许可，曾克林干脆在沈阳城内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兼任司令员。不仅如此，曾克林还将苏军移交看守的军火库打开，从中取出了3 万支步枪、300挺机关枪、100多门炮，用来扩编自己的部队，使这支进入东北仅1500人的部队瞬间暴增到37000人。
如此种种，苏军坐不住了。如果任凭中共军队在沈阳这么大张旗鼓地干下去，势必影响中苏邦交，对美国也将是种刺激。因此，苏方派遣代表与曾克林一同前往延安汇报情况，希望中共军队能够退出城市。9月15日上午，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同前往会见苏军代表，同意将已经进入东北各城市（指已经被苏军占领的地方）的军队撤出，并许诺在苏军回国之前不再进入这些城市。
延安方面虽然同意了苏军的要求，但对于抢占东北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甚至还加速了进入东北的步伐。就在中方表态同意的前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同意成立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与苏军代表一同返回沈阳，全权代表中共指导东北地区党的活动。同时决定立即从华中和华北地区抽调100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以不带武器的方式前往各地开展活动。此外，还命令山东和华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北上，在不影响苏军的情况下，在城市外围建立根据地。
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东北局在22日提交的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人事方案，其中以林彪担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萧劲光、周保中为第一、二、三、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任参谋长。
截止到1945年12月上旬，出关部队总计分布在沈阳、锦州、营口、安东、牡丹江、鞍山等地。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因为中共的根据地建设还在不断向北发展，最后直至黑龙江。
国民政府“文”接收希望落空
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蒋介石十分清楚，但他却无法采取行动。华北国土的大量丢失，使国民政府连进入南京和北平的受降部队都需要美军飞机空运才能完成，更不用提运送部队到沈阳、吉林，甚至是哈尔滨了。
就此放任不管？蒋介石当然不会答应。
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就在考虑接收东北大员的人选，并为此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对于行营主任的人选，蒋介石选择了常年出使美国、与美方关系良好的熊式辉。此外，在西南驻防期间与美方关系融洽的杜聿明被选为负责东北军事行动的将领。
1945年10月9日，第一架代表国民政府的飞机在吉林长春降落，40余名先遣人员陆续走出飞机，随后展开紧张的前期联络和准备工作。3天后，熊式辉和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也飞抵长春，并与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就中国军队接收东北事宜进行商讨。
这次会面极其失败，熊式辉提出的所有条件被苏方全部予以拒绝，说来说去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在苏联军队撤退回国之前，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是中共军队，都不得进入。
对于接收事宜信心十足的熊式辉初抵东北就遭到迎头一棒，他不得不如实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担心与苏方关系闹僵，导致中共军队在东北站稳脚跟，便退而求其次表示政府军队不直接在大连登陆，改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后等待苏军撤离，苏方这才勉强同意。
10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召见杜聿明，并委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一职，面授机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让苏军“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杜聿明受领任务，于10月28日抵达长春，随后与马林诺夫斯基洽谈。杜聿明在得到了马氏许诺的“欢迎”和“配合”之后，高兴地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随后与美国第七舰队协商，确定用军舰海运部队北上接收。
对于用什么部队去打头阵，蒋介石在全国陆军中挑选了两个军，他们是第13军和第52军。这两个军都是中央军的嫡系精锐部队，其中第13军常年在华北抗击日军，鲜有败绩，即便是在豫中会战的惨败中也依然能够保持充实的战斗力。至于第52军，更具有黄埔的纯正血统，且长期在中越边境保护国土，又是开赴越南受降的部队，为国军长了不少脸面。
在美军的协助下，杜聿明指挥着两个军向秦皇岛进发。但是当他于11月4日满怀希望地抵达辽河口时，才发现苏军早已撤离营口，眼下在营口的是八路军！杜聿明不知虚实，只得带着无限的恨意返回秦皇岛。
原来，苏军早在10月下旬就已经撤离营口，而在营口外围的八路军吴克华部则顺势进驻。杜聿明不知道吴部只有6000余人，且装备简陋，根本不是他麾下50000余人的对手。
至此，国民政府以“文”接收东北的希望落空了。杜聿明于11月6日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情况，最后蒋杜二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打”！他们要用“武”的方式从山海关打进东北去。
苏军帮了蒋介石的忙
其实在蒋介石决定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5日，第13军已经在山海关与中共军队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在此后的几天里，战斗一直在持续，且互有胜负。
11月16日上午，第13军依命攻占山海关，当第4师抵进八路军阵地时，发现山海关守军已弃关而去，向绥中转移了。山海关一战，使国共双方都了解到对方的实力，国强共弱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还没能做好应战准备的中共军队节节败退。17日绥中失守，22日兴城被放弃，锦西和葫芦岛失守，26日，辽西军事重镇——锦州失守，东北人民自治军不得不退到义县至阜新一线部署防御。
前线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方。一些被收编的地方保安队见到国军势大，又是打着政府的旗号，继而纷纷叛变。这些叛军陆续加起来达到8000余人，拖走了5000余枪支。
不仅如此，苏方对中共军队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军的沈阳卫戍司令曾经许诺等苏军于11 月20日撤离时，可以由中共军队接防，让中共“在沈阳做主人”。但战争打响后，苏方却通知东北局，说苏军在撤退的前5天允许国民政府的军队通过空降的方式接防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东北局书记彭真闻讯大感诧异，他急忙前往苏军的卫戍司令部交涉，结果双方“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苏联自占领东北后，本来就主导着东北地区局势的发展。大致上来说，中共要接收东北，受到国民政府的制约，而国民政府又受制于苏联政府，这本身就给中国军队接收东北制造了极其复杂的形势。苏联对此不仅不予以妥善解决，反而对国共双方都时热时冷，导致双方都极不高兴。
蒋介石震怒之余决定通过外交形式向苏联施加压力。11月16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的东北行营除联络人员外，全部撤至山海关。这一行动，使苏联紧张不少，因为中苏毕竟是有合作协定的，如果苏方在这方面的外交中处于被动，不仅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更将给美国插手东北创造机会。考虑到苏联的在华利益，斯大林终于改变了对华态度，开始支持国民政府。
苏联的翻脸，迫使东北局不得不撤离沈阳暂驻本溪。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中共在长春、哈尔滨的工作人员也都陆续撤离。再加上军事上的失利，使中共在东北的局势完全处于被动态势。
反观苏联，却在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中，取得了继续留驻东北的权利。这是国民政府提出的“请求”，实际原因是政府军队不可能在1945年12月底完成东北各地的接收任务，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守，就可以阻挡中共军队进驻城市，为己方军队的徐徐推进和接收打下基础。
继丢失了义县、阜新、营口以及热河大部地区后，为了重整战力，林彪提出“分散安家”的口号，将部队分散编制，分别进入各城镇乡村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和重建地方武装。在正规军方面，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划分整编为4个军区：北满军区，辖山东7师和第359旅;南满军区，辖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东满军区，辖山东2 师和第7纵队;西满军区，辖新四军第3师以及嫩南、辽西2个军分区。
关外大打，关内小打
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协议，总算把关内的大战按了下来，但协议规定国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就意味着关外的军事行动不受限制。国民政府为了加快接收东北的步伐，又陆续投入了出自远征军的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及第60军、第71军和第93军，另将第13军全部投入热河作战。林彪为了“报仇雪恨”，也随时寻找战机准备翻盘。
如果按照这个步伐继续发展下去，国民政府很有可能按照计划稳步向北推进，最终达成胜利接收东北的目的。然而随着“张莘夫事件”的发生（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使中国的反苏浪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从3月起陆续撤离了沈阳、四平等军事要地，至同年5月全部撤军完毕，这给了东北民主联军乘势入城的有利之机。
1946年的4月—5月，国共双方陈兵四平城下，进行了一场决战，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几乎全部在此，但战役仍以国军获胜告终，东北民主联军一路撤过松花江，东北形势出现了对中共极其不利的局面。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急电中央：“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假使退出哈齐，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由此可见，当时形势何等危急。
这时，美国特使马歇尔帮助了东北民主联军，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军在24小时内停止进攻与追击。6月7日开始，国军止步松花江边，停止了进攻。而毛泽东则给东北局及林彪发电：“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
东北的停火延续了15天，到6月22日为止，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马歇尔依然要求国军延续停火期限，而4天后，国军对中原解放区发起了进攻。中国在此时此刻，已经走入了另一个拐点，无法回头。
（参考资料：《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国家人文历史》、《蒋介石与国共和战》等;作者：汪朝光、邓野、贺江枫、胡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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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国共在东北的三轮较量
早在日本败局已定、还未投降之际，国共双方就已把目光投向了东北大地。无论哪一方在东北站稳脚跟，在将来争夺全国的斗争中都极为有利。此时，国共双方想到了同一个人——囚禁中的张学良。
第一轮较量：张学铭对张学思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双方都把对东北地区的争夺列入战略目标中。如中共控制东北，可以背靠苏、朝、蒙，南与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反之，如国民党抢占了东北，华北解放区将处于国民党南北夹击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内让张学良率兵回师东北的呼声很高。张家父子在东北经营多年，势大根深，如让张学良出面，东北局势尽可掌握。但蒋介石担心张学良复出后失去控制。
正在蒋介石左右为难之际，中共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请张学良回东北执掌大局。此提议让蒋介石马上想起西安的枪声，他瞬间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并为防止意外，将张学良秘密押送台湾。
蒋介石亮出了张家的另一张牌——张学铭。张学铭是张学良的同母兄弟，从政多年，在东北上层人士中具有较大的影响。蒋介石特意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等职务，期望利用其知名度打开接收东北的局面。然而，张学铭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蒋介石委任的3个职务都离不开“参议”二字，让张学铭看到任命背后的不信任。
中共打出的是张家另一张牌——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张学思早在1933年就加入共产党，1945年被派回沈阳后，未满30岁的张学思被任命为辽宁省主席兼辽宁省军区司令，军政大权一把抓。张学思上任之后，发表了《告东北同胞书》。他利用张家的旧关系，筹钱、筹粮，安定地方人心，迅速赢得了东北群众的好感，为中共接收东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轮较量：张学良旧部
国共双方为了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在第二轮较量中，分别打出了张学良旧部——原东北军将领这张牌。
张作相、何柱国、马占山等原东北军高级将领都是蒋介石争夺东北打出的牌。张作相是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的重臣。东北沦陷后，张作相客居天津。接到蒋介石重回老家任职的邀请，张作相答应出山。但他没有想到，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连带兵团长都不如的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顿时灰心至极。
何柱国在东北也颇具影响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希望利用他与苏联将领洽谈苏军撤退及接收东北事宜。不料，何柱国在一次晚宴上多喝了酒，眼睛突然失明，未能赴任。
马占山是颇负盛名的抗日英雄。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10月又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司令。马占山回到沈阳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照理说应该受到特别重用。然而，当时东北剿总副司令一大堆，马占山权力最弱。
中共起用的是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和吕正操。万毅做过张学良的少尉副官，1938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中共任命万毅为纵队司令，率领4个团开赴东北。万毅到达东北后，林彪马上让万毅出任四野中绝对主力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的政委。
与此同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在1945年10月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当时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司令，全权负责东北的铁路运输。吕正操充分利用自己曾是张家人的特点，和铁路上的人搞好关系，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第三轮较量：东北籍知名人士
东北籍社会知名人士在东北各界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强大的号召力。所以，国共在第三轮分别打出了与张家关系密切的东北籍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方面派出东北元老级人物莫德惠，共产党方面则派出了高崇民。
莫德惠早年因协助张作霖吞并吉林而声名鹊起，在东北享有很高的威望。重用莫德惠，按理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可实际情况呢？1945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德惠为东北宣慰使。宣慰宣慰，宣什么？慰谁？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宣慰工作也不了了之。
反观中共方面的高崇民，早年在西安时是张学良的心腹，被共产党派回东北后，即担任了安东省主席，主持一方大权。一个宣慰使，一个省主席，无需多言，国共双方的高下立见。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辽沈晚报》）
责任编辑/黄梦怡
整军方案破产
在国共和谈进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划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1946年2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方案。但不久后，国共两军再度交战
军队整编的三个焦点问题
1945年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签订。毛泽东离开重庆后，由周恩来继续代表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经过努力，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5日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前述三份文件被通称为“国共停战协定”，并决定于1月13日晚12时起，停止一切军事武装的“战斗行动”。
为了加速军事问题的解决进程，根据《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的规定，国、共、美三方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共同协商谈判，解决国共武装的统编问题。
1946年2月14日，军事调处会议正式召开。这次谈判历时仅11天，却显得艰难而漫长。谈判中几乎每个问题都要进行激烈的争论，这其中又以“国共军队的比例”、“整编军队的程度和时间”、“整军方案的标题”三个问题最为显著。
关于军队的比例，在重庆谈判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提出国共军队按照5：1进行整编，但被蒋介石拒绝。此次马歇尔来华调停，提出一个让蒋介石更加难以接受的草案——国共军队按照2：1来进行整编，如全国陆军整编为60个师，那么其中20个师为中共军队，海空军则有30%官兵为中共官兵。
在蒋介石的强烈抗议下，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预案，改向“赫尔利案”靠拢，即陆军仍按5：1 进行整编，海空军则不再考虑中共。周恩来随即提出，蒋介石在1946年1月召开的整军会议上已经确定国民政府军队缩编为90个师，按此数字，中共军队应缩编为20个师，并表示愿意在第二期整编时“另外商定办法”。
张治中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并坚持要求中共军队在第一阶段整编时的数量低于20个。张治中认为，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队在抗战胜利时计划保留260个师，中共军队则允许编为20个师。现在国民政府军队要缩编为90个师，中共部队怎么能够继续保持20个不变呢？张治中建议按照6：1来缩编部队，即国民政府在保留90个师的基础上，允许中共军队保留15个师。
为了推进谈判的进程，周恩来决定作出让步，表示可以将中共军队缩编为18个师。于是三人小组就此达成协议，规定国民政府所属陆军缩编为90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18个师。等到整编全部完成后，全国军队保留60个师，其中中共部队占10个师。
解决了数额的问题，关于整编的程序和时间，马歇尔提出在整编第一阶段中（以前12个月为期），由2个政府师和1个中共师合编为1个军，由政府将领担任军长，由1个政府师和2个中共师合编为1个军，由中共将领担任军长。军司令部人员则由双方混编而成。
这一提议，张治中和周恩来都表示认可，但周恩来提出不适合在第一阶段就这么办，他希望师与师的合编问题，最好等到第二阶段（以后6个月为期）。张治中则相反，他不仅希望能在第一阶段就完成合编，还进一步提出在第二阶段中应该“不分程度不分级别地对国共军队进行混编”，他希望组成60个师的国家军队，使国共军队之间不再存在区别。
张治中的这个提议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周恩来当然不会答应。周恩来继而提议，在前12个月的第一阶段整军中，双方应该各自完成复员整编，待后6个月的第二阶段整军中再进行合理的合编。
据此，马歇尔在2月16日的会议上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整编开始6个月后，先以军为单位混编，从第7个月开始，每月编成1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由国共各1个军组成。从第13个月起，再以师为单位混合编组”。
马歇尔这一方案得到了国共双方的同意。对张治中来说，虽然时间有所推迟，混编的级别也高，但还是达到了统编中共军队的目的。对周恩来来说，这一方案的混编级别高，对军队实际影响不大，且要在半年后才开始实行，在此期间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形势作好准备。
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整军方案的标题上。经过马歇尔协调，三人小组重新提出标题名称，将方案定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并于2月25日签字生效。
至此，整军方案得以通过。然而随着国共关系的日益紧张，这个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呢？
国军整编缺斤少两
根据整军方案，国民政府军政部计划分两步整编。第一步是将目前存在的89个军239个师缩编为30个军90个师，于1947年2月前完成。第二步整编为50个师，于1947年8月前完成。
从89个军缩编为30个军，239个师缩编为90个师，这意味着大量官兵的“编余”。实际上，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缺员十分严重。根据编制，步兵师应在12000人左右，但中央军各师也只能维持在4000到6000人。中央军都如此，更不用说其余杂牌军。严重者如晋绥军的第71师，一度只有800人。 按此情况来说，国军的整编实际上是裁减大量没有必要的“单位”，将裁撤部队的精壮士兵充实到保留下来的部队中。真正有失业风险的，多以军官和老弱士兵为主。
为了安抚编余军官，尤其是将官，蒋介石特地在1946年2月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公开表示“各军、师平均裁减”。
这个方案安抚了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官，军政部则秉承蒋介石的意思，以扩充中央军嫡系集团、分化地方军事集团为目的，将陆军大部分现有部队分三期整编。计划第一期从1946年3月开始至4月结束，安排整编27个军66个师;第二期从5月开始至6月结束，安排整编31个军92个师;第三期从7月开始至8月结束，安排整编25个军67个师。至于剩余的6个军14个师，安排在第二阶段再实施。
1946年3月，整军正式开始，然而一开始就很不顺利。首先碰到的问题恰恰就是番号问题！
根据计划，军整编为师，原来的军番号即为师番号。比如第1军整编为第1师、第20军整编为第20师、第54军整编为第54师。但这么一来，许多拥有“纯正”嫡系血统的部队将失去其历史传承的番号。
比如第18军，该军源自第11师，是陈诚的起家资本。根据计划，第18军整编为第18师，而宁夏军阀马鸿逵的第11军则整编为第11师。对于陈诚和“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成员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又如第2军、第10军、第14军、第52军，分别源自黄埔军校教导部队出身的第9师、第3师、第10师和第2 师，这些部队同样不愿意将标榜自己血统的番号让给他人。
经过协调，第18军同意在整编后使用第11 师的番号，其余如第2军整编为第9师、第10军整编为第3师、第14军整编为第10师、第52军整编为第2师也都以“特例处理”。
番号问题只是表象，真正“触线”的还是实际的整编。谁都不想将自己有实力的部分裁去1/3。各级部队都想方设法保留部队。
比如第1军，所辖第1师、第78师、第167 师各应裁撤1个团，但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用长官部的经费，将第1师和第78师裁撤的2个团，分别改用整编第1师独立团和补充团的番号予以保留。
又如第18军，军政部长陈诚为了保留该军所属第11师和第18师的种子，决定将第118师的三个团全部裁撤，将第11师和第18师原本应该被裁撤的2个团编入整编后的第118旅。既完成了整编任务，又达到了保存精锐的目的。
如此种种，都使整编缺斤少两，名不副实。根据1947年2月的官方统计，国民政府的整军使陆海空军原本的600万人减少至430万人。也就是说，国军的整编总计裁撤170万人，但这些人大多是游击部队、伪军和因建制被撤而没有归宿的军官。
中共军队的整编
1945年8月到12月，中共军队不断扩大解放区和扩编部队，使军队实力有了较大提高。根据12月的《延安总部所辖各区综合统计》显示：正规军和地方军共有46个纵队（军）、138个旅、519个团共131.8万人，其中正规军94.8万人，地方军约37 万人。1946年2月，《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整军复员计划实施表》出炉，包括第一期（1946年4月底）、第二期（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第三期（1947年3月至9月）拟保留和复员的人数。整编的原则是“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非战斗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长期打算”。
中共的整军目的一是精兵简政，二是争取舆论。精兵简政，不仅可以裁撤老弱，精干部队，还可获得解放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得到国统区和外媒的肯定。
对于第一期整军，7大战略区除东北民主联军外的大致情形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整军前为6个旅，5个军分区（警备区），总兵力3万余人。裁减部队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复员干部战士2700余人。整军后合并1个旅部，保留为5个旅、5个军分区，共2.8 万余人。
晋绥军区：整军前有晋绥野战军（4个旅）和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12个军分区及1个独立旅、1个骑兵旅。整军后，晋绥野战军辖6个旅，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不变，军分区数量减少到9个。
晋冀鲁豫军区：整军前为5个野战纵队，整军时除复员老弱外，只将太行所属4个军分区合并为2个，另有部队转隶或改称。整军后，晋冀鲁豫野战军辖5个野战纵队，晋冀鲁豫军区辖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在1946年3月之前，曾组建7个纵队，1946年1月时，1纵已去晋察冀，8纵撤销番号，此两纵的变化不属于国共整军方案范围。从整军前后对比看，晋冀鲁豫军区基本没有执行缩编。
晋察冀军区：该军区在抗战胜利后部队大发展，曾组建了2个野战军9个纵队（含调来的晋冀鲁豫1纵）约20万人，地方军10.4万人。1946年3 月作出整编计划，野战军编15万人，地方军编7.5万人，全区军队共编22.5万人，复员转业10万人。6月基本结束。7月正式统一各纵、旅、团番号。整编后，野战纵队减为4个，地方军编为6个军区21个军分区及13个独立旅。从整军前后对比看，晋察冀军区整军力度最大。由于复员人数较多，野战部队实力大为削弱，伤了元气，质量也严重下降，对而后执行作战任务带来极大影响。
中原军区：整军前为2个野战纵队7个旅和3 个地方军区9个军分区零3个独立旅，总兵力6 万余人。1946年3月整军时复员2万人，撤销了2 纵14旅，地方军撤销了鄂东军区建制和江汉军区、河南军区所属之7个军分区及独立第1、3旅，保留独立第2旅，组建鄂东军分区。整军后野战部队为2个纵队6个旅，地方军为2个军区3个军分区零1个独立旅。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该军区野战部队分为山东野战军7万余人和华中野战军4万余人，地方军分为华中军区12万余人，胶东、滨海、鲁中、鲁南、渤海军区共22万余人。总兵力计45万余人。按照军委第一期精简1/3计算，该军区应精简15万人。实际上在国军步步进犯的严峻形势下，整编计划只落实很少一部分。整军后华东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兵力为42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为13万余人。 综上所述，在6大战略区的裁军复员上，晋察冀军区最积极、最认真。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要在全国树立一个复员裁军的榜样，以事实让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中共执行整军方案的切实认真。从直接效果看，是晋察冀的损失，但从大局看，这是晋察冀的贡献。
从1946年3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冲破雅尔塔体制的束缚，继续遵循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实际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思想转变，中共在第一期整军复员计划完成后决定暂缓实施第二、三期。
这时中共的裁军情况是怎样的呢？5月10 日，延安总部将《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延安总部关于整编复员实施计划的报告》印送军事三人小组。报告概述了第一期整编复员的经过与结果。
报告说：1945年12月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共有131.8万人，至1946年4月底已裁减32个纵队、213个团，共复员52.9万人（不含东北民主联军和华南部队）;现保留正规军12个纵队、6个师另2个骑兵团共39.1万余人，地方部队约29.6万人，总共68.7万余人，减员约62万人。第二期拟将正规军编为18个国防师等，共保留31.7万余人，复员7.4万余人;第三期，正规军缩编为10个国防师等，共保留19.3万余人，再复员12.4万余人。
在整编时，中共对整军方案采取了密切关注对方动态、部分执行以保存实力的原则。比如为配合宣传口径，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5月的《山东部队整编复员工作报告》中写道：“1945年12月时……共354056名。几个月来共裁减了野战司令部1个、纵队司令部7个、旅司令部7个、军分区司令部5个、团部56个。主力军除国防师及军部外与转地方军外，共复员与减员数计106186名，地方军复员及消耗共计80589名，现有人员共计167281名。”显然这是不合实际的，若按此报告来算，那么削减力度要比晋察冀还厉害，都超过50%了。
再如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中地区部队只能编2个师，因此准备以张震之淮北9纵与苏中之7纵各编1个师，下辖3个团，并与国民党部队统编。将由6、8纵分别改编而成的第6师和第1师对外称“屯垦部队”，以保存我之主力。9纵和7纵战斗力一般，特别是7纵，完全是苏中地方部队组成。而6师和1师则是新四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部队，以后是解放军24军和23军，三野的王牌主力军。
总的来看，整军方案发布后，国民政府军队和中共军队均做出了整军姿态，明面上各自进行了整编复员，也借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边整军，一边备战，终于在1946年6月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序幕，整军方案亦付诸东流。
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
抗战后，就国共力量的对比而言，国民党无疑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也决定了其政策走向将极大地影响到国共关系的发展进程，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战派强硬，主和派失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使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更加恶化
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论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介石，另一方面又都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一党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利益。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对政协实际也不满意。1月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但为国家前途计，此时只有忍辱负重耳！”他又在其年末反省录中写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与颁发军事停止冲突令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余此时之处境，乃至感痛苦”。“忍辱负重”与“至感痛苦”是蒋介石对自己态度的最好说明，也是他事后对国民党各级干部所不断表白的。
CC系拿政协宪草原则当靶子 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五项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协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系到训政体制废除的政府改组案，但CC系等强硬派并没有选择以改组案为攻击对象。因为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前曾明确表态，希望国民政府改组。CC系明白美国人毕竟是国民党最主要的“金主”，不好也不能以此为突破口。他们决定避重就轻，选择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为攻击点。宪草原则问题本来是国民党最不重视的问题，因为与其他议案相比，宪草问题并不十分迫切。正因为如此，即便王世杰这位当年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也因事务繁多，并未过问宪草问题。据说宪草原则上报之后，蒋介石竟然未看。那么，CC系为何选择这个当初最不被重视的问题向政协发难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以三民主义卫道士出现的CC系自称抓住了要害。
国民党声称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有关规定。《建国大纲》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为中央与县之间的联络机构，因此省不是自治单位，省不能制定省宪。另外，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违反五权宪法就是违反三民主义。于是，国民党右翼集团以三民主义卫道士的姿态，以捍卫国父遗教的名义，向政协宪草原则发动了政治反扑，并以此发泄对整个政协协议的不满。
CC系对宪草原则的不满，在1月31日政协闭幕当天便表现出来了。在当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痛哭流涕，反对宪草协议甚烈。政协闭幕之后，这一情绪在迅速发展。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当然感到了实行政协决议对于国民党和他个人统治地位的威胁，但他不会就此束手，而是谋划如何推翻政协决议。政协刚刚闭幕，2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改组政府时称：现在乃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这里已透露出蒋介石不承认政协决议的讯息。10日，蒋介石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由宪草案入手，表示了他的意见：“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本党代表八人所同意者，党不能不为八位代表负责，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也。然事实上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对宪草决议规定的国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蒋介石均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蒋介石的这番谈话，明白无误地要否定政协决议，在座诸位国民党高级干部更不会不领会蒋介石之心思，故追根寻源，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之反对实源于蒋介石，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政协以后国民党多数人视政协决议为无物，并对其大加攻击了。
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负责政协会议谈判的王世杰开始焦虑起来。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最为本党同志所攻击者为关于宪草原则之协议。如何变更以上协议，以免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为本党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所推翻，为目前最难之工作。”
六届二中全会的较量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检讨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态度，并确定应取立场，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共问题本未列入会议日程，可是在1日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黄埔系）首先发难，提出共产党问题是否包括在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并提出关于各党派动向，尤其共产党方面，应作详细检讨。主持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经请示蒋介石后答称，共产党问题可以包括在政协会议报告内。次日，蒋介石又将李宗仁关于政协后应如何训练党政人员以为他日政争之资本的电报批给吴铁城，并称“今后究应采取何种方式与异党斗争，确为当前第一急务。希即提出二中全会商拟具体方案为要”。接着，刘季洪（中执委、西北大学校长、CC系）等六人提议：“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主要目的，在求军队国家化，中共军队究竟能否遵照协议改编？有无诚意？政府有无把握使其就范？拟请先作报告，再行检讨。”这样，对共政策就在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要求与蒋介石的纵容下，成为会议主题之一。
会议因中共等问题遂即引发激烈争议，即便像陈布雷这样温文儒雅的文胆也感到诧异。陈布雷感叹到处都弥漫着对人攻击的语言，“此在平常国家之国会亦所常见，然在党的会议中，则此次当为第一次”。3月7日，当孙科报告政协协商经过之后，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对于孙科的解释，并不买账，纷纷发言攻击。
一向以反共领袖自居的张继，倚老卖老，首先发言。他直白地说政协和1924年的容共并无二致，结果必然导致政权中心发生动摇。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必须根本反对，要求蒋介石将协议根本推翻。张继完全不顾现实地喊道：“我们中央还有办法，好坏也罢，大家一致，不然共产党同在里面更不得了！”
和张继想法类似的国民党要员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如今的天下是国民党靠北伐战争打下来的，自然应由国民党来执掌，哪里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尤其是要将党国的部分权力让予所谓的中间党派，更是不能容忍。有人直斥：“民主同盟是什么党？还有那些社会上没人知道，根本没有党员的党，我们与他协商，不知道用意何在？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可悲的是，国民党内大多沉浸于此种气氛之中，反而认为此类言论是“出于爱党爱国之诚意，非别有用心也”。
CC系谷正鼎、张道藩等遂即借势提出主张，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与耻辱，使党员对中央丧失了信心，发生了离心力，值得反省警惕。但失败既已成为事实，只能设法补救。他们提出几项建议：（一）共产党必须将军队交出后，国民政府才能发表共产党的政府名额;（二）政府内部应清除类似政学系的媚共分子;（三）五权宪法不能动摇;（四）宪草应交国大讨论，由国大自由采择，不能约束党员代表接受政协宪草。 会议上，反对政协及其决议，指责中共，批评国民党让步过多的言论几成一边倒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即使是主张对共妥协、实行政协决议的人士，如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在反对派的声势和强大压力下，均噤口不言，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与此同时，CC系等抓紧活动，试图获得更多中常会常委的名额，行政院参事对此有极为形象的描述：“这两日竞选的活动到了最高潮。十三日上午初选代表没有集会，全是私人接洽选票的活动。十二时市党部在百龄餐厅设宴招待全体代表，下午二时再次在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晚间市政府又招待全体代表。……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早一小时即到会场。这一小时内场内外的活动，煞是奇观。竞选人都竭尽了心力，做一切自认为可以制胜的手段，例如散发名片、传单、文章，张贴标语，逢人打躬作揖等。”政学系备受打击，大量投机钻营之徒进入国民党的决策层，王世杰为此感慨：“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国民党内部部分官员将涉及国民党历史命运走向的政协协议作为打击对象，以实现其私图，危亡之象由此可知。
蒋介石对CC系和“革新派”的让步
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激烈争论，故意表示出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试图放纵党内对政协的反对，压迫中共让步，继续维持其个人独断权力和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又意欲将此种反对意见限制在一定程度，尤其是如果公开全面否认政协决议，则势必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招致国民党企图拉拢的若干小党派、社会贤达以及美国人的不满;同时也会导致立即与中共的决裂（国民党对此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战后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包含CC系部分成员）对党内旧有作风甚为不满，逐渐形成了一个“革新派”，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党内民主，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成为革新派发泄不满的重要时机。
3月2日吴铁城在二中全会上作第一个报告，即党务报告，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多系愤激语，痛骂官僚主义，并强调党政革新，党内民主要求”。革新派既然要求党内民主，其矛头便必然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正如唐纵所感觉到的那样：“大家的心理是不满意总裁而向总裁要民主的”。正因为发现这一势头不妙，陈诚立即出面约请革新派代表人物刘健群等人谈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此时，因政协问题和东北问题两个重大的失策，国民党内相当一批人士对蒋介石不满，蒋介石在党内的声望有所削弱，对会议的控制力也必然削弱。3月4日，蒋介石在全会讲话，“强调民主精神，鼓励大家自由发言”，实际上向革新派作了一定让步。这样，CC与革新派成为二中全会中的主导力量，会议最终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3月16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政协决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国民党这种单边行为和肆意指责，非但无助于改变国共的实际态势，相反只能恶化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更关键的是，决议明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种实际推翻政协决议的主张，势将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弹，从而危及政协决议实行的前途。
国共关系的转折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结束，并不意味着其影响之终结，相反，此次全会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变化，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而为国共内战的重演开启了大门。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和进行中，社会舆论多对国民党抱有期望，望其“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国民党中有以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即是国民党的失败者，并传还有翻悔的主张。如果所传确有其事，相信也是极少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的实现，希望也予详细讨论，如何消除这些错误观念”。然而二中全会的结果使这些期待归于落空，各党派及社会舆论对二中全会多为批评之声，认为二中全会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经财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进程与结果尤其引起中共的严重关注。政协结束后，中共确定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国共关系一时大为缓和，可谓自抗战初期以来所未有。但是由于与国民党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对国民党能否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不无怀疑，而在二中全会召开前，国民党的一系列动作（如较场口案和反苏反共游行），已经引起了中共的担心，但中共还在等待全会的结果，以决定自己的反应。
3月8日至16日，正值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政协和对共政策进行激烈争论期间，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连续开会，对宪草进行实质性讨论。周恩来看到国民党内的紧张态势，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对于政协决议的支持，3月15日决定就宪草问题作出三点重要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中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之条文;“省定省宪”改为“省定省自治法”。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换取国民党的良性互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却是态度强硬，毫不让步，迫使中共不得不相应调整战略，改变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在中共重庆代表团作出让步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们要把握住自己”，并批评说，如果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代表团：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 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董必武等，不再重提之前的三点让步：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为中心，如能争得一个民主宪草而又能保证在国大通过，则可参加政府、国大，因此，在目前谈组府及国大时，必须与宪草扣住;我们打算在宪草修改时，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重庆除继续宣传攻势外，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如宪草三点），以免束缚我之改变打算。由此，国共本已达成的妥协又成悬案。双方本来能够坐在谈判桌前，就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和国内和平呼声之下的应对举动，好不容易获得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却因国民党主动撕毁协议，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3月18日，也就是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日，中共攻占四平，切断国军由沈阳北上长春的通道，自此，国共两军在四平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国共双方都认为四平战役的胜利可以打破东北问题的僵持局面，而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将推动整个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因此国共两军在四平举行“决战”的政治态势，骤然形成。战后中国和平走向民主化的最佳机遇，就在国民党强硬派充满私欲的反对声中，瞬间丧失。
国共全力争夺东北
东北是战后初期国共争夺以至整个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焦点所在。国共双方对东北的争夺，不仅关系到双方在东北的发展，而且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在战后中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北大有文章可作”
1945年8月9日凌晨1点，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突然发出了“震天怒吼”般的隆隆炮声。这是150万苏联军队对驻防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出的攻势作战。当天中午，美国航空兵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次日，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又过了四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日本，终于投降了。沦陷达14年之久的中国东北地区，也终于得以光复。然而，东北地区该由谁来接收呢？是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苏军？还是国民政府旗帜下的国民革命军？又或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呢？
一场新的“博弈”从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开始了。
漫长的战略防御阶段终于结束，大反攻和胜利时刻即将来临。在8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里，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1至6号命令，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等部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位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都纷纷展开行动，开始了收复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大反攻。
蒋介石虽然早已得知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却在行动上无法立即作出对东北的决策。国民政府不仅在东北没有根基，长期对日作战也使政府军队失去了华北的大片国土。日本一旦宣布投降，蒋介石就是有收复东北的心，也无部队去执行这一任务。反观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坚持了8年的游击作战，并建立起大量坚固的敌后根据地，可以迅速进入东北发展起新的根据地。
对此，蒋介石在8月11日连发出3道命令。其一，是要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其二，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其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蒋介石言下之意就是剥夺了八路军的受降权利。这对于奋战8年且已在华北建立起大量根据地的中共当局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毛泽东虽然在8月28日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共商国是”，但对于东北受降以及建立新的根据地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进军东北，早在1944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过。到了1945年6月9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东北问题，他认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在延安当局于8月9日获知苏军进军东北这一消息时，立即电令位于冀东的李运昌所部和山东的万毅所部迅速向东北进军。随后又组织延安干部，做好分批前往东北的准备。
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了中共面前。那就是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已经严令中共军队不得执行受降任务，那么当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时，已经占领该地区的苏联军队会怎么对待中共军队呢？到底能不能去？当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留在延安的朱德向各级干部重申了抢占东北的决心，他说：“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而要作好“文章”的第一步，就是占领山海关，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
至此，无论国民政府同不同意、批不批准，都无法动摇中共进军东北的决心。
八路军出关
1945年8月11日，位于河北丰润县大王庄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通过延安总部发来的第2号命令接受了进兵山海关的任务。李运昌决定派第16军分区所属部队执行，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随即率领4000余人于8月30日绕道出关，他们在前所车站遇见了60余人的苏军先遣部队。经过沟通，苏军指挥官愿意配合八路军一起进攻山海关。
占据山海关的日军根本无心恋战，当天傍晚即弃关而去。曾克林随即率领部队占领山海关，并连夜乘坐火车向锦州前进。9月4日，曾克林在留1个团守备锦州后，又继续率领4个连向沈阳进发，并在一天后抵达目的地。
对于中国军队的突然到来，苏联军队着实紧张。虽然苏联政府的立场是要将东北完整移交给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毕竟都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苏军终于同意曾克林的部队下车入城。 既然有了苏军的许可，曾克林干脆在沈阳城内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兼任司令员。不仅如此，曾克林还将苏军移交看守的军火库打开，从中取出了3 万支步枪、300挺机关枪、100多门炮，用来扩编自己的部队，使这支进入东北仅1500人的部队瞬间暴增到37000人。
如此种种，苏军坐不住了。如果任凭中共军队在沈阳这么大张旗鼓地干下去，势必影响中苏邦交，对美国也将是种刺激。因此，苏方派遣代表与曾克林一同前往延安汇报情况，希望中共军队能够退出城市。9月15日上午，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同前往会见苏军代表，同意将已经进入东北各城市（指已经被苏军占领的地方）的军队撤出，并许诺在苏军回国之前不再进入这些城市。
延安方面虽然同意了苏军的要求，但对于抢占东北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甚至还加速了进入东北的步伐。就在中方表态同意的前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同意成立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与苏军代表一同返回沈阳，全权代表中共指导东北地区党的活动。同时决定立即从华中和华北地区抽调100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以不带武器的方式前往各地开展活动。此外，还命令山东和华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北上，在不影响苏军的情况下，在城市外围建立根据地。
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东北局在22日提交的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人事方案，其中以林彪担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萧劲光、周保中为第一、二、三、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任参谋长。
截止到1945年12月上旬，出关部队总计分布在沈阳、锦州、营口、安东、牡丹江、鞍山等地。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因为中共的根据地建设还在不断向北发展，最后直至黑龙江。
国民政府“文”接收希望落空
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蒋介石十分清楚，但他却无法采取行动。华北国土的大量丢失，使国民政府连进入南京和北平的受降部队都需要美军飞机空运才能完成，更不用提运送部队到沈阳、吉林，甚至是哈尔滨了。
就此放任不管？蒋介石当然不会答应。
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就在考虑接收东北大员的人选，并为此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对于行营主任的人选，蒋介石选择了常年出使美国、与美方关系良好的熊式辉。此外，在西南驻防期间与美方关系融洽的杜聿明被选为负责东北军事行动的将领。
1945年10月9日，第一架代表国民政府的飞机在吉林长春降落，40余名先遣人员陆续走出飞机，随后展开紧张的前期联络和准备工作。3天后，熊式辉和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也飞抵长春，并与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就中国军队接收东北事宜进行商讨。
这次会面极其失败，熊式辉提出的所有条件被苏方全部予以拒绝，说来说去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在苏联军队撤退回国之前，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是中共军队，都不得进入。
对于接收事宜信心十足的熊式辉初抵东北就遭到迎头一棒，他不得不如实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担心与苏方关系闹僵，导致中共军队在东北站稳脚跟，便退而求其次表示政府军队不直接在大连登陆，改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后等待苏军撤离，苏方这才勉强同意。
10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召见杜聿明，并委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一职，面授机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让苏军“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杜聿明受领任务，于10月28日抵达长春，随后与马林诺夫斯基洽谈。杜聿明在得到了马氏许诺的“欢迎”和“配合”之后，高兴地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随后与美国第七舰队协商，确定用军舰海运部队北上接收。
对于用什么部队去打头阵，蒋介石在全国陆军中挑选了两个军，他们是第13军和第52军。这两个军都是中央军的嫡系精锐部队，其中第13军常年在华北抗击日军，鲜有败绩，即便是在豫中会战的惨败中也依然能够保持充实的战斗力。至于第52军，更具有黄埔的纯正血统，且长期在中越边境保护国土，又是开赴越南受降的部队，为国军长了不少脸面。
在美军的协助下，杜聿明指挥着两个军向秦皇岛进发。但是当他于11月4日满怀希望地抵达辽河口时，才发现苏军早已撤离营口，眼下在营口的是八路军！杜聿明不知虚实，只得带着无限的恨意返回秦皇岛。
原来，苏军早在10月下旬就已经撤离营口，而在营口外围的八路军吴克华部则顺势进驻。杜聿明不知道吴部只有6000余人，且装备简陋，根本不是他麾下50000余人的对手。
至此，国民政府以“文”接收东北的希望落空了。杜聿明于11月6日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情况，最后蒋杜二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打”！他们要用“武”的方式从山海关打进东北去。
苏军帮了蒋介石的忙
其实在蒋介石决定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5日，第13军已经在山海关与中共军队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在此后的几天里，战斗一直在持续，且互有胜负。
11月16日上午，第13军依命攻占山海关，当第4师抵进八路军阵地时，发现山海关守军已弃关而去，向绥中转移了。山海关一战，使国共双方都了解到对方的实力，国强共弱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还没能做好应战准备的中共军队节节败退。17日绥中失守，22日兴城被放弃，锦西和葫芦岛失守，26日，辽西军事重镇——锦州失守，东北人民自治军不得不退到义县至阜新一线部署防御。
前线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方。一些被收编的地方保安队见到国军势大，又是打着政府的旗号，继而纷纷叛变。这些叛军陆续加起来达到8000余人，拖走了5000余枪支。
不仅如此，苏方对中共军队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军的沈阳卫戍司令曾经许诺等苏军于11 月20日撤离时，可以由中共军队接防，让中共“在沈阳做主人”。但战争打响后，苏方却通知东北局，说苏军在撤退的前5天允许国民政府的军队通过空降的方式接防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东北局书记彭真闻讯大感诧异，他急忙前往苏军的卫戍司令部交涉，结果双方“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苏联自占领东北后，本来就主导着东北地区局势的发展。大致上来说，中共要接收东北，受到国民政府的制约，而国民政府又受制于苏联政府，这本身就给中国军队接收东北制造了极其复杂的形势。苏联对此不仅不予以妥善解决，反而对国共双方都时热时冷，导致双方都极不高兴。
蒋介石震怒之余决定通过外交形式向苏联施加压力。11月16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的东北行营除联络人员外，全部撤至山海关。这一行动，使苏联紧张不少，因为中苏毕竟是有合作协定的，如果苏方在这方面的外交中处于被动，不仅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更将给美国插手东北创造机会。考虑到苏联的在华利益，斯大林终于改变了对华态度，开始支持国民政府。
苏联的翻脸，迫使东北局不得不撤离沈阳暂驻本溪。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中共在长春、哈尔滨的工作人员也都陆续撤离。再加上军事上的失利，使中共在东北的局势完全处于被动态势。
反观苏联，却在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中，取得了继续留驻东北的权利。这是国民政府提出的“请求”，实际原因是政府军队不可能在1945年12月底完成东北各地的接收任务，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守，就可以阻挡中共军队进驻城市，为己方军队的徐徐推进和接收打下基础。
继丢失了义县、阜新、营口以及热河大部地区后，为了重整战力，林彪提出“分散安家”的口号，将部队分散编制，分别进入各城镇乡村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和重建地方武装。在正规军方面，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划分整编为4个军区：北满军区，辖山东7师和第359旅;南满军区，辖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东满军区，辖山东2 师和第7纵队;西满军区，辖新四军第3师以及嫩南、辽西2个军分区。
关外大打，关内小打
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协议，总算把关内的大战按了下来，但协议规定国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就意味着关外的军事行动不受限制。国民政府为了加快接收东北的步伐，又陆续投入了出自远征军的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及第60军、第71军和第93军，另将第13军全部投入热河作战。林彪为了“报仇雪恨”，也随时寻找战机准备翻盘。
如果按照这个步伐继续发展下去，国民政府很有可能按照计划稳步向北推进，最终达成胜利接收东北的目的。然而随着“张莘夫事件”的发生（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使中国的反苏浪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从3月起陆续撤离了沈阳、四平等军事要地，至同年5月全部撤军完毕，这给了东北民主联军乘势入城的有利之机。
1946年的4月—5月，国共双方陈兵四平城下，进行了一场决战，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几乎全部在此，但战役仍以国军获胜告终，东北民主联军一路撤过松花江，东北形势出现了对中共极其不利的局面。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急电中央：“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假使退出哈齐，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由此可见，当时形势何等危急。
这时，美国特使马歇尔帮助了东北民主联军，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军在24小时内停止进攻与追击。6月7日开始，国军止步松花江边，停止了进攻。而毛泽东则给东北局及林彪发电：“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
东北的停火延续了15天，到6月22日为止，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马歇尔依然要求国军延续停火期限，而4天后，国军对中原解放区发起了进攻。中国在此时此刻，已经走入了另一个拐点，无法回头。
（参考资料：《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国家人文历史》、《蒋介石与国共和战》等;作者：汪朝光、邓野、贺江枫、胡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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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国共在东北的三轮较量
早在日本败局已定、还未投降之际，国共双方就已把目光投向了东北大地。无论哪一方在东北站稳脚跟，在将来争夺全国的斗争中都极为有利。此时，国共双方想到了同一个人——囚禁中的张学良。
第一轮较量：张学铭对张学思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双方都把对东北地区的争夺列入战略目标中。如中共控制东北，可以背靠苏、朝、蒙，南与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反之，如国民党抢占了东北，华北解放区将处于国民党南北夹击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内让张学良率兵回师东北的呼声很高。张家父子在东北经营多年，势大根深，如让张学良出面，东北局势尽可掌握。但蒋介石担心张学良复出后失去控制。
正在蒋介石左右为难之际，中共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请张学良回东北执掌大局。此提议让蒋介石马上想起西安的枪声，他瞬间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并为防止意外，将张学良秘密押送台湾。
蒋介石亮出了张家的另一张牌——张学铭。张学铭是张学良的同母兄弟，从政多年，在东北上层人士中具有较大的影响。蒋介石特意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等职务，期望利用其知名度打开接收东北的局面。然而，张学铭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蒋介石委任的3个职务都离不开“参议”二字，让张学铭看到任命背后的不信任。
中共打出的是张家另一张牌——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张学思早在1933年就加入共产党，1945年被派回沈阳后，未满30岁的张学思被任命为辽宁省主席兼辽宁省军区司令，军政大权一把抓。张学思上任之后，发表了《告东北同胞书》。他利用张家的旧关系，筹钱、筹粮，安定地方人心，迅速赢得了东北群众的好感，为中共接收东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轮较量：张学良旧部
国共双方为了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在第二轮较量中，分别打出了张学良旧部——原东北军将领这张牌。
张作相、何柱国、马占山等原东北军高级将领都是蒋介石争夺东北打出的牌。张作相是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的重臣。东北沦陷后，张作相客居天津。接到蒋介石重回老家任职的邀请，张作相答应出山。但他没有想到，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连带兵团长都不如的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顿时灰心至极。
何柱国在东北也颇具影响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希望利用他与苏联将领洽谈苏军撤退及接收东北事宜。不料，何柱国在一次晚宴上多喝了酒，眼睛突然失明，未能赴任。
马占山是颇负盛名的抗日英雄。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10月又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司令。马占山回到沈阳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照理说应该受到特别重用。然而，当时东北剿总副司令一大堆，马占山权力最弱。
中共起用的是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和吕正操。万毅做过张学良的少尉副官，1938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中共任命万毅为纵队司令，率领4个团开赴东北。万毅到达东北后，林彪马上让万毅出任四野中绝对主力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的政委。
与此同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在1945年10月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当时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司令，全权负责东北的铁路运输。吕正操充分利用自己曾是张家人的特点，和铁路上的人搞好关系，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第三轮较量：东北籍知名人士
东北籍社会知名人士在东北各界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强大的号召力。所以，国共在第三轮分别打出了与张家关系密切的东北籍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方面派出东北元老级人物莫德惠，共产党方面则派出了高崇民。
莫德惠早年因协助张作霖吞并吉林而声名鹊起，在东北享有很高的威望。重用莫德惠，按理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可实际情况呢？1945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德惠为东北宣慰使。宣慰宣慰，宣什么？慰谁？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宣慰工作也不了了之。
反观中共方面的高崇民，早年在西安时是张学良的心腹，被共产党派回东北后，即担任了安东省主席，主持一方大权。一个宣慰使，一个省主席，无需多言，国共双方的高下立见。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