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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春天，“深圳特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如今，3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船驶到了深水区，改革的春风再次吹到上海。今年3月，李克强前往上海考察，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开宗明义，随后7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为何要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何要首选上海？上海应如何加快“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承担好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改革创新责任？几乎所有关注上海自贸区的人，都想知道：上海究竟想怎么走？
透过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除在贸易、投资方面取消壁垒、放宽准入等措施外，上海自贸区还将有一系列的“开放”探索。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8月10日，在以“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上海市长杨雄透露，李克强总理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这不仅是向上海市提出的问题，也是向全国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李克强总理当时的再三追问，杨雄市长回答说，“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上海市长不要政策要改革，表达的是一个坚决而清晰的态度。所谓要政策，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给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倾斜，或是得到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等；所谓要改革，就是针对现行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之处进行改良，目标是向改革要红利。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开放试点，即是要让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地，亮点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在过往的1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它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不断释放的市场红利推动下所取得的，特别是长期使用的投资扩张政策。这种发展模式使很多地方政府养成了对投资扩张政策的高度依赖，期望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来对经济运行形成强刺激，从而保持经济活力。时至今日，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的过度消耗使这种高增长失去了发展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央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变得很不现实。
将特殊政策给予某地，本质上是在牺牲其他地方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予某地税收方面的优惠，实质则是这部分负担由他人来承担了。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几乎养成了坏习惯，习惯于向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要政策，一旦没有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只是按常规想事、办事，缺少创业和改革精神，只会请客拉项目，要钱要政策，是不会有大出息的。指望一个“好”政策就能解决问题，无异于指望天上每天都在“掉馅饼”。动辄伸手要政策，不用吃苦，不必担风险，而是躺在优惠政策上食利，长此以往，一个地方岂还会有奋斗精神和改革精神？
杨雄市长“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的表态，正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所在。简单地伸手要政策，不仅没有格局，也没有未来。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试验田，本性就是属改革的。如在投资领域，通过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审批制度的改革；在金融领域，则通过触及利率、汇率合资本项目等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这样的改革，一定会不断释放出红利，不仅助益于上海，也助益于全国。
仅从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来看，其目标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方面不可为，本质是在推動政府职能的回归。许多政府部门执著于审批久矣，但更适宜的做法是政府收回审批之手，而更多靠市场配置资源。当然，这样的改革，也一定会触及诸多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当上海主政者选择“要改革”而不是“要政策”的时候，也选择了要直面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压力与挑战，靠政策当然比靠改革要轻松。但是，当今天的现实国情要求必须从改革中要红利时，回避改革，就是在抛弃责任与使命。
改革，意味着对原有模式的突破，甚至意味着对现行某些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法规和政策的突破，因此，改革需要勇气，甚至可能付出代价。以上海设立的自贸区来说，涉及服务业开放、取消行政审批、金融和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改革就不可能推进，目前固化的市场结构也不可能松动，市场活力也就不可能释放出来。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改革的窗口，与当时深圳特区的“窗口”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借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窗口可以真正了解自由的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运行，怎么管理。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制度的创新。
因此，上海自贸区改革，既是对上海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深度改革开放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要改革”不是一个上海自贸区的事情，不是单单属于上海一个城市的话题。
为什么是上海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自贸区的鲜明特色可能反映在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上，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中。由此达到自由贸易区内“人、钱、物”高效快捷流动的完美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涉及金融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将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将涉及一些人民币离岸业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区内真正达到“境内关外”的效果。
不仅是上海，重庆、浙江省的舟山群岛新区、天津市的滨海新区此前都曾参与争夺自由贸易区的归属权，竞争相当激烈。
但为何建立自由贸易区要首选上海？ 相比之下，上海建立自贸区显然更具优势。自2010年以来，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浦东拥有港口和国际机场，对于发展外贸、金融业务来说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再加上即将开园营业的迪士尼乐园将进一步拉动消费，而这也是自贸区最终花落上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综合保税区近几年的迅速发展，保税区去年的贸易额预估在1000亿美元之上，高居中国内地第一。综保区已注册企业总部近200家，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达20个，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区分拨中心放在了上海综保区。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上海1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总值1529.3亿美元，同比增长1.85%，占同期上海市外贸总值的35，0%。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总值达940亿美元，增长15.56%，成为拉动特殊区域业务量增长的主要因素。2012年上海口岸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达3.6亿吨，同比增长5.9%，上海港继续保持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放在上海综保区，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大幅度提升，而港口吞吐量又居世界第一位，这些都为上海建立自贸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获批，无疑为整体陷入低迷的国内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对上海本身来说，也被外界认为将借助自贸区获取新的“十年红利”。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曾表示，自贸区的建立将使上海突破目前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从而通过投资体制的突破来激发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看来，上海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之前远东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基础。在现在WTO红利衰竭的情况下，通过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尝试来重新对接全球，用开放来促进改革，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与此同时，市场上更有观点认为，自贸区落户上海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和当年中国加入WTO相媲美。海通证券给出的报告显示，“自贸区推进工作将等同当年WTO，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事件。它将直接影响转口和离岸贸易，间接带来更多全球500强企业入驻上海。”
自贸区的挑战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是指主权国内的贸易自由化，具体指向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小块特定区域，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
相比国内目前各类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从本质上看，中国眼下的特殊监管区域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
具体而言，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具备三点不同，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二是贸易的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远贸易模式；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由贸易区要求外汇政策率先开放，税收政策要有国际竞争力。
未来，可以为上海发展带来新“十年红利”的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涉及海关、税务、金融、工商和土地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围绕“外汇管理创新、服务贸易开放、区域便利化”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细则，将涉及贸易、航运和金融各个方面。
因此，有评论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我国建立自贸区的战略规划，实际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的必然产物。
所谓“内”者，主要是指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今年6月，我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16个月下降，产能过剩的阴霾驱之不散。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贸易额同比增长只有8.6%，而且增速不断放缓，在6月份甚至降至负值，市场对于我国是否能达到10%的贸易增长目标并不乐观；与此同时，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引擎”，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也面临考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都是8%，而今年则调至7.5%。增长乏力与经济转型有一定关系，但一些学界人士担忧，如应对举措不当，并不能免于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所谓“外”者，是指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无法推进、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发展迅速，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无法置身事外，必然要迎接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
在今天发达国家超低利息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全球泛滥的流动性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莫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也会面临“过度监管”所造成的竞争力丧失的困境，以及“过度开放”所带来的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经济金融危机四伏的问题。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看来，上海自贸区目前还面临很多挑战。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
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去替代“看得见的手”的做法，就是表明政府今天想扭转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格局的堅强决心。
正如水皮在文章中写道：考察李克强的经济思想，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田”是个不可不看的活标本，保税区是“存量资产”，自由贸易则是引入的增量改革，切入口虽小，阻力亦小，示范意义却大，这样的路径选择成功不成功，大家可以走着瞧。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为何要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何要首选上海？上海应如何加快“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承担好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改革创新责任？几乎所有关注上海自贸区的人，都想知道：上海究竟想怎么走？
透过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除在贸易、投资方面取消壁垒、放宽准入等措施外，上海自贸区还将有一系列的“开放”探索。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8月10日，在以“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上海市长杨雄透露，李克强总理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这不仅是向上海市提出的问题，也是向全国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李克强总理当时的再三追问，杨雄市长回答说，“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上海市长不要政策要改革，表达的是一个坚决而清晰的态度。所谓要政策，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给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倾斜，或是得到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等；所谓要改革，就是针对现行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之处进行改良，目标是向改革要红利。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开放试点，即是要让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地，亮点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在过往的1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它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不断释放的市场红利推动下所取得的，特别是长期使用的投资扩张政策。这种发展模式使很多地方政府养成了对投资扩张政策的高度依赖，期望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来对经济运行形成强刺激，从而保持经济活力。时至今日，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的过度消耗使这种高增长失去了发展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央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变得很不现实。
将特殊政策给予某地，本质上是在牺牲其他地方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予某地税收方面的优惠，实质则是这部分负担由他人来承担了。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几乎养成了坏习惯，习惯于向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要政策，一旦没有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只是按常规想事、办事，缺少创业和改革精神，只会请客拉项目，要钱要政策，是不会有大出息的。指望一个“好”政策就能解决问题，无异于指望天上每天都在“掉馅饼”。动辄伸手要政策，不用吃苦，不必担风险，而是躺在优惠政策上食利，长此以往，一个地方岂还会有奋斗精神和改革精神？
杨雄市长“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的表态，正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所在。简单地伸手要政策，不仅没有格局，也没有未来。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试验田，本性就是属改革的。如在投资领域，通过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审批制度的改革；在金融领域，则通过触及利率、汇率合资本项目等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这样的改革，一定会不断释放出红利，不仅助益于上海，也助益于全国。
仅从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来看，其目标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方面不可为，本质是在推動政府职能的回归。许多政府部门执著于审批久矣，但更适宜的做法是政府收回审批之手，而更多靠市场配置资源。当然，这样的改革，也一定会触及诸多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当上海主政者选择“要改革”而不是“要政策”的时候，也选择了要直面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压力与挑战，靠政策当然比靠改革要轻松。但是，当今天的现实国情要求必须从改革中要红利时，回避改革，就是在抛弃责任与使命。
改革，意味着对原有模式的突破，甚至意味着对现行某些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法规和政策的突破，因此，改革需要勇气，甚至可能付出代价。以上海设立的自贸区来说，涉及服务业开放、取消行政审批、金融和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改革就不可能推进，目前固化的市场结构也不可能松动，市场活力也就不可能释放出来。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改革的窗口，与当时深圳特区的“窗口”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借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窗口可以真正了解自由的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运行，怎么管理。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制度的创新。
因此，上海自贸区改革，既是对上海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深度改革开放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要改革”不是一个上海自贸区的事情，不是单单属于上海一个城市的话题。
为什么是上海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自贸区的鲜明特色可能反映在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上，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中。由此达到自由贸易区内“人、钱、物”高效快捷流动的完美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涉及金融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将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将涉及一些人民币离岸业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区内真正达到“境内关外”的效果。
不仅是上海，重庆、浙江省的舟山群岛新区、天津市的滨海新区此前都曾参与争夺自由贸易区的归属权，竞争相当激烈。
但为何建立自由贸易区要首选上海？ 相比之下，上海建立自贸区显然更具优势。自2010年以来，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浦东拥有港口和国际机场，对于发展外贸、金融业务来说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再加上即将开园营业的迪士尼乐园将进一步拉动消费，而这也是自贸区最终花落上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综合保税区近几年的迅速发展，保税区去年的贸易额预估在1000亿美元之上，高居中国内地第一。综保区已注册企业总部近200家，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达20个，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区分拨中心放在了上海综保区。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上海1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总值1529.3亿美元，同比增长1.85%，占同期上海市外贸总值的35，0%。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总值达940亿美元，增长15.56%，成为拉动特殊区域业务量增长的主要因素。2012年上海口岸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达3.6亿吨，同比增长5.9%，上海港继续保持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放在上海综保区，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大幅度提升，而港口吞吐量又居世界第一位，这些都为上海建立自贸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获批，无疑为整体陷入低迷的国内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对上海本身来说，也被外界认为将借助自贸区获取新的“十年红利”。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曾表示，自贸区的建立将使上海突破目前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从而通过投资体制的突破来激发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看来，上海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之前远东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基础。在现在WTO红利衰竭的情况下，通过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尝试来重新对接全球，用开放来促进改革，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与此同时，市场上更有观点认为，自贸区落户上海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和当年中国加入WTO相媲美。海通证券给出的报告显示，“自贸区推进工作将等同当年WTO，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事件。它将直接影响转口和离岸贸易，间接带来更多全球500强企业入驻上海。”
自贸区的挑战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是指主权国内的贸易自由化，具体指向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小块特定区域，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
相比国内目前各类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从本质上看，中国眼下的特殊监管区域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
具体而言，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具备三点不同，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二是贸易的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远贸易模式；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由贸易区要求外汇政策率先开放，税收政策要有国际竞争力。
未来，可以为上海发展带来新“十年红利”的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涉及海关、税务、金融、工商和土地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围绕“外汇管理创新、服务贸易开放、区域便利化”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细则，将涉及贸易、航运和金融各个方面。
因此，有评论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我国建立自贸区的战略规划，实际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的必然产物。
所谓“内”者，主要是指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今年6月，我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16个月下降，产能过剩的阴霾驱之不散。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贸易额同比增长只有8.6%，而且增速不断放缓，在6月份甚至降至负值，市场对于我国是否能达到10%的贸易增长目标并不乐观；与此同时，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引擎”，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也面临考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都是8%，而今年则调至7.5%。增长乏力与经济转型有一定关系，但一些学界人士担忧，如应对举措不当，并不能免于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所谓“外”者，是指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无法推进、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发展迅速，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无法置身事外，必然要迎接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
在今天发达国家超低利息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全球泛滥的流动性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莫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也会面临“过度监管”所造成的竞争力丧失的困境，以及“过度开放”所带来的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经济金融危机四伏的问题。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看来，上海自贸区目前还面临很多挑战。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
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去替代“看得见的手”的做法，就是表明政府今天想扭转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格局的堅强决心。
正如水皮在文章中写道：考察李克强的经济思想，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田”是个不可不看的活标本，保税区是“存量资产”，自由贸易则是引入的增量改革，切入口虽小，阻力亦小，示范意义却大，这样的路径选择成功不成功，大家可以走着瞧。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