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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量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是指能表示数量或者程度的形容词。而一定数量词的运用，能使句子大放异彩，让文章熠熠生辉，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穆旦在《赞美》一诗中运用了许多数量词，极大化的语言下包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实中寓虚、有限寓无限，超时空、超历史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这首诗的语言充满了独特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数量词 穆旦 《赞美》
南唐词人李煜在《一剪梅》中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北宋词人苏轼在《水龙吟》中曰：“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些诗句都运用了数量词表达亡国之恨、惜花伤春之情。在现代诗人中，“雨巷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中：“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中：“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两位诗人在诗中运用了数量词“一样”“一低头”“一朵”“一声”来表达作者对丁香姑娘的喜爱（前者），以及对友人的惜别之情（后者）。如此看来，数量词的恰当运用会给诗歌增添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数量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是指能表示数量或者程度的形容词。而诗中的数量词的运用并非单纯地表示数或量，常常蕴含着一定的形象性和感情色彩，在特定的语境中，能够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内涵。诗人穆旦的《赞美》，写于1941年12月，诗人在受苦的农民身上，看到了灾难、耻辱和悲哀，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诗人高呼：“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表达出诗人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的赞美。诗中强烈的感情、独特的文体结构都彰显出穆旦高超的写作能力，本文立足于诗中独特的语言艺术，浅析穆旦诗中数量词的运用特征。
一、极大化语言下所蕴含的强烈感情
九叶派的代表诗人穆旦，受到了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如艾略特、奥登、叶芝等。据回忆，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学习中，当时大家首先接触到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后受燕卜荪的教导，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论。因此，穆旦的诗中具有西方化的一些特点。在这首诗中，作者重复运用了一些表示极大化意义的语言。比如在第一节里，诗人使用了“不尽”“无数”“太多”等词语，以此来表达出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开篇便写道：“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用两个“不尽”，极大化地表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村庄的繁荣热闹。接着又一个“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笔锋突转，透出无限的感慨，中华民族饱受了无尽的沧桑和磨难，才会有如此多的故事。而“我有太多的话语”中“太多”一词则更加让作者的感情达到顶峰，对祖国的热爱拥有着千言万语的诉说，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激动。同样在第二节中，“许多孩子的父亲”中的“许多”，“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落了”“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中的“多少”，“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中的“无限”。穆旦刻画出了一位饱受苦难的农人形象，他是许多孩子的父亲，经历多少磨难以及无法改变的现实，使他成为历朝历代都承受着痛苦的农人的缩影，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第三节中，“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饥饿”中的“许多”，那是“许多”的希望在经受着磨难。第四节里，诗人也运用了“无尽的呻吟和寒冷”中的“无尽”，“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中的“太多”，詩人感受到了生活在这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饱受摧残、苦痛和磨难是“无尽”和“太多”。因此，诗人在每一节的结尾都在由衷地赞美，赞美由苦难走向抗争的人民和民族。这样的一种抒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一种不屈和抗争的精神。
二、实中寓虚、有限寓无限的“一”
纵观古今中外的诗歌创作，诗人经常会使用“一”这个数量词，而这个数量词往往与其他数量词所表达的含义不尽相同，具有丰富多彩的感情。或许它是指实际的数字，比如梅尧臣《鲁山山行》中有：“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这“一”就是实际的数字，作者在山中听见了一声鸡鸣，感受到村庄就在不远处。而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的“一”，却并不是实际的数字“一”，作者并未只是想写那一枝盛开在墙外的红杏，而是以“一枝”盛开在墙外的红杏，暗示满园的春色和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以实寓虚、有限寓无限。因此在《赞美》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的“一”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
诗中第二节：“一个农夫”“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 “再一次相信名辞”中的“一”，作者是否就是列举的千万农夫中的“一个”，千万孩子中的“一个”，无数次相信中的“一次”吗？似乎并不是这样，这里的“一”已经远远超越了实际数量上的“一”了，而是实中寓虚，以有限寓无限。它实际写的“一个”虚指一个数量，突破了有限的“量”的束缚，开始向无限转换。作者并非只是在写“一个农夫”“一个女人的孩子”“一次相信名辞”，而是千千万万农夫，千千万万女人、孩子的缩影，无数次的相信。作者以一个实际的典型为例来表达出这个民族的真实写照，以“一个”蕴含“无限多个”中华儿女们，他们都在苦难中站了起来，都在无尽的痛苦中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蕴含着丰富的意义，表达出作者心中无限的赞美之情。
诗歌第三节：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一个满怀期待的母亲，承受着一样的苦难，用拥抱去表达最诚挚的安慰，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的象征，坚强精神的象征，在痛苦中依旧不屈不挠。第四节中运用了三个“一样的”，“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表明我们耻辱的历史是那样的漫长，历经多少个年代，一切依旧。以实寓虚，以有限寓无限，以实际的存在现实来概括无数个已逝去时代的虚幻，它突破了有限的“量”，表达了无限的含义。 三、超时空、超历史下的象征意义
作为九叶派的领军人物，穆旦曾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己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赞美》这首诗中的语言运用，就使诗歌整体具有超时空、超历史的象征意义。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伴随着抗日战争，同年10月，穆旦“作为护校队成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学校组织一部分男同学和教师，共二百多人，步行进入云南，称“湘黔滇旅行团”。穆旦在这二百多人当中，从2月到4月，横跨湘、黔、滇三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徒步进入云南，历时68天，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次颠沛流离的南迁中，穆旦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苦难。在战争中，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不断的战争。在诗中，作者运用了“不尽”“太多”“许多”“多少”“一样的”“一个”等数量词包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那些“无尽的景色”“无尽的村庄”是当时祖国的真实写照，“农夫”“老妇”“孩子”，实际上象征在千百年来跨时空、跨历史的民族精神的显现。“一个农夫”无疑是我们悠久历史的民族象征，他身上背负着我们民族从古到今的苦难。农夫一生的活动象征着我们苦难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顽强生命的缓慢前行。“一个老妇”象征着饱经沧桑的祖国。“许多孩子”象征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他们是无尽的希望和未来。
这些“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一个农夫”“一个老妇”，他们超越时空，超越历史，他们以苦难深重的农民形象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历经无数的时光，成为一种受难者的象征，代表着这个民族所饱受的磨难和不断的抗争。
袁可嘉说：“读穆旦的某些诗，我总觉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有的人深沉如穆旦或过之，但豪气不足；有些诗人豪则豪矣，但不免粗浮，既深沉而兼雄健的，穆旦要算一个。”毫无疑问，本诗有着浑厚的感情溢在字里行间。作者运用一个个数量词，使数字生情，量词变巧，拓宽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审美空间。 艾青说：“九叶诗派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作为九叶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数量词凝结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折射出一段有血有肉的经历，让诗歌的语言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杜运燮、袁可嘉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9-20.
[2] 李怡、易彬编.穆旦《慰劳集——〈从鱼目集〉说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61.
[3] 杜运燮.穆旦诗选·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李方.穆旦诗全编[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5] 刘恒.闻一多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6] 李方.悲怆的“受难”的品格[J]. 天府新论，1995（3）.
[7] 袁可嘉.詩人穆旦的位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8]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480.
关键词：数量词 穆旦 《赞美》
南唐词人李煜在《一剪梅》中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北宋词人苏轼在《水龙吟》中曰：“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些诗句都运用了数量词表达亡国之恨、惜花伤春之情。在现代诗人中，“雨巷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中：“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中：“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两位诗人在诗中运用了数量词“一样”“一低头”“一朵”“一声”来表达作者对丁香姑娘的喜爱（前者），以及对友人的惜别之情（后者）。如此看来，数量词的恰当运用会给诗歌增添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数量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是指能表示数量或者程度的形容词。而诗中的数量词的运用并非单纯地表示数或量，常常蕴含着一定的形象性和感情色彩，在特定的语境中，能够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内涵。诗人穆旦的《赞美》，写于1941年12月，诗人在受苦的农民身上，看到了灾难、耻辱和悲哀，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诗人高呼：“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表达出诗人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的赞美。诗中强烈的感情、独特的文体结构都彰显出穆旦高超的写作能力，本文立足于诗中独特的语言艺术，浅析穆旦诗中数量词的运用特征。
一、极大化语言下所蕴含的强烈感情
九叶派的代表诗人穆旦，受到了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如艾略特、奥登、叶芝等。据回忆，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学习中，当时大家首先接触到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后受燕卜荪的教导，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论。因此，穆旦的诗中具有西方化的一些特点。在这首诗中，作者重复运用了一些表示极大化意义的语言。比如在第一节里，诗人使用了“不尽”“无数”“太多”等词语，以此来表达出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开篇便写道：“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用两个“不尽”，极大化地表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村庄的繁荣热闹。接着又一个“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笔锋突转，透出无限的感慨，中华民族饱受了无尽的沧桑和磨难，才会有如此多的故事。而“我有太多的话语”中“太多”一词则更加让作者的感情达到顶峰，对祖国的热爱拥有着千言万语的诉说，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激动。同样在第二节中，“许多孩子的父亲”中的“许多”，“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落了”“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中的“多少”，“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中的“无限”。穆旦刻画出了一位饱受苦难的农人形象，他是许多孩子的父亲，经历多少磨难以及无法改变的现实，使他成为历朝历代都承受着痛苦的农人的缩影，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第三节中，“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饥饿”中的“许多”，那是“许多”的希望在经受着磨难。第四节里，诗人也运用了“无尽的呻吟和寒冷”中的“无尽”，“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中的“太多”，詩人感受到了生活在这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饱受摧残、苦痛和磨难是“无尽”和“太多”。因此，诗人在每一节的结尾都在由衷地赞美，赞美由苦难走向抗争的人民和民族。这样的一种抒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一种不屈和抗争的精神。
二、实中寓虚、有限寓无限的“一”
纵观古今中外的诗歌创作，诗人经常会使用“一”这个数量词，而这个数量词往往与其他数量词所表达的含义不尽相同，具有丰富多彩的感情。或许它是指实际的数字，比如梅尧臣《鲁山山行》中有：“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这“一”就是实际的数字，作者在山中听见了一声鸡鸣，感受到村庄就在不远处。而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的“一”，却并不是实际的数字“一”，作者并未只是想写那一枝盛开在墙外的红杏，而是以“一枝”盛开在墙外的红杏，暗示满园的春色和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以实寓虚、有限寓无限。因此在《赞美》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的“一”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
诗中第二节：“一个农夫”“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 “再一次相信名辞”中的“一”，作者是否就是列举的千万农夫中的“一个”，千万孩子中的“一个”，无数次相信中的“一次”吗？似乎并不是这样，这里的“一”已经远远超越了实际数量上的“一”了，而是实中寓虚，以有限寓无限。它实际写的“一个”虚指一个数量，突破了有限的“量”的束缚，开始向无限转换。作者并非只是在写“一个农夫”“一个女人的孩子”“一次相信名辞”，而是千千万万农夫，千千万万女人、孩子的缩影，无数次的相信。作者以一个实际的典型为例来表达出这个民族的真实写照，以“一个”蕴含“无限多个”中华儿女们，他们都在苦难中站了起来，都在无尽的痛苦中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蕴含着丰富的意义，表达出作者心中无限的赞美之情。
诗歌第三节：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一个满怀期待的母亲，承受着一样的苦难，用拥抱去表达最诚挚的安慰，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的象征，坚强精神的象征，在痛苦中依旧不屈不挠。第四节中运用了三个“一样的”，“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表明我们耻辱的历史是那样的漫长，历经多少个年代，一切依旧。以实寓虚，以有限寓无限，以实际的存在现实来概括无数个已逝去时代的虚幻，它突破了有限的“量”，表达了无限的含义。 三、超时空、超历史下的象征意义
作为九叶派的领军人物，穆旦曾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己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赞美》这首诗中的语言运用，就使诗歌整体具有超时空、超历史的象征意义。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伴随着抗日战争，同年10月，穆旦“作为护校队成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学校组织一部分男同学和教师，共二百多人，步行进入云南，称“湘黔滇旅行团”。穆旦在这二百多人当中，从2月到4月，横跨湘、黔、滇三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徒步进入云南，历时68天，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次颠沛流离的南迁中，穆旦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苦难。在战争中，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不断的战争。在诗中，作者运用了“不尽”“太多”“许多”“多少”“一样的”“一个”等数量词包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那些“无尽的景色”“无尽的村庄”是当时祖国的真实写照，“农夫”“老妇”“孩子”，实际上象征在千百年来跨时空、跨历史的民族精神的显现。“一个农夫”无疑是我们悠久历史的民族象征，他身上背负着我们民族从古到今的苦难。农夫一生的活动象征着我们苦难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顽强生命的缓慢前行。“一个老妇”象征着饱经沧桑的祖国。“许多孩子”象征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他们是无尽的希望和未来。
这些“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一个农夫”“一个老妇”，他们超越时空，超越历史，他们以苦难深重的农民形象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历经无数的时光，成为一种受难者的象征，代表着这个民族所饱受的磨难和不断的抗争。
袁可嘉说：“读穆旦的某些诗，我总觉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有的人深沉如穆旦或过之，但豪气不足；有些诗人豪则豪矣，但不免粗浮，既深沉而兼雄健的，穆旦要算一个。”毫无疑问，本诗有着浑厚的感情溢在字里行间。作者运用一个个数量词，使数字生情，量词变巧，拓宽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审美空间。 艾青说：“九叶诗派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作为九叶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数量词凝结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折射出一段有血有肉的经历，让诗歌的语言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杜运燮、袁可嘉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9-20.
[2] 李怡、易彬编.穆旦《慰劳集——〈从鱼目集〉说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61.
[3] 杜运燮.穆旦诗选·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李方.穆旦诗全编[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5] 刘恒.闻一多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6] 李方.悲怆的“受难”的品格[J]. 天府新论，1995（3）.
[7] 袁可嘉.詩人穆旦的位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8]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