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如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充分挖掘人才红利，不断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议题。

人口规模即将达峰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共141178万人，较2010年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2010年相比，年均增幅下降0.04个百分点。
　　2016年二孩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数量略有反弹，但很快一路下行。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和1200万。其中，2016年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受此影响，2016年新增人口809万，成为2003年至2019年期间的最大值。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大局已定。受到育龄妇女规模缩小，女性受教育年限延长，初婚年龄推迟，职业女性比例增加，独子化或少子化生育观渐入人心，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降低的趋势已经无可逆转。据专业机构估算，我国极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年人口达峰，总人口数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间节点即将到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规模达峰以及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不仅影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和结构，进而影响整体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也会对国内市场需求产生巨大影响。

人才红利前景可期

　　尽管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消失，但是，从人力资本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清晰地告诉我们，我国还有巨大的人才红利可以挖掘。
　　这次的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47%。与2010年相比，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然而，随着近些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绝对数先后达到峰值，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完全消退。

　　按照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程度是决定人力资本高低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态势。这一方面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对普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高等教育扩招后更多适龄青年能够接受更高层次专业教育的结果。
　　另外，我国各类人才在就业后接受的在岗培训，也是劳动者专业技能不断提升，劳动效率持续提高的重要原因。

人才红利前景可期

　　此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虽然与2010年相比，我国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2020年的总规模仍有8.8亿之巨，可谓非常充沛。而这部分经济生产中的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预示着在我国劳动力保持一定规模的背景下，如果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发挥人才的专业优势，就可以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鉴于我国的人口形势，如何科学设计相关制度，充分挖掘人才红利，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议题。笔者从经济学专业的背景出发，在此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做一简要讨论：
　　第一，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减轻高端人才的税负。高端人才包括科学家、发明家、高级管理人员等，他们往往是业界精英，市场翘楚，是发明创造、生产经营活动的主力。对这些高端人才的呵护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其个人所得税水平不能太高，否则可能影响其创新和工作的积极性，或增加其移民的动力。然而，2019年我国的个税改革对于一般白领、普通技术人员等中等收入群体益处多多，确实起到了降低税负的作用。但是，高端人才的税负似乎效果不明显，甚至部分群体出现了税负增加的状况。去年海南省为吸引高端紧缺人才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这些人才可以享受15%的个税优惠。笔者认为，这一政策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现有个税政策对高端人才“不太友好”的客观现实。未来我国的人才红利优势能否充分发挥，需要从整个税收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优化。
　　第二，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具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市场商机非常敏锐的创新型人才来说，与商事登记制度相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高或低，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概率。而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相关的营商环境的优与劣，揭示的是企业运营的制度环境宽松与否，关乎企业运行中的制度成本。值得注意的是，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这一法规是我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壮大，促进公平竞争。例如，该法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提升登记便利度，对创业相关手续当场办、一次办、限时办、网上办、异地可办。这一规定对初创企业是一个重大利好，有助于降低创业门槛。
　　第三，加強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激励体系。人才红利得以发挥的一个标志是他们的创新成果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提高人们的修养，或被应用于生产实践，为市场提供更好产品。无论是基础性的原创发明，还是应用性的外观改进，亦或是著作权、版权，这些成果都来自专业人才的智慧和努力。保护知识产权，为创新者提供足够的激励，是创新成果得以源源不断产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笔者注意到，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2020年5月，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明确奖励和报酬来源和激励标准，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笔者认为，智力密集型岗位的创新型人才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其面临的制度环境还需更大力度的优化，充分松绑，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改革以应试教育为主导的教育体制，提升我国的整体教育质量，并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培养更多生产效率高、创新能力强、职业道德水准高的劳动者，是人才红利之“渠”清水不断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