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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元钱的代价在旧书店淘得一本1999年第四期的《书屋》，读到雷池月先生的《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时，不禁有几句话要说。
该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不存在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这个学理问题，笔者素无研究，不敢妄加品评，只谈谈作者是如何曲解陈寅恪的。
我毫不怀疑作者“并不想对以上几位（引者案：指陈寅恪、梁漱溟、吴宓诸人）的学问和人品表示任何不敬”的诚意，对他“不敢苟同某些人出于臆测对历史妄加诠释”的做法也非常赞成。但我认为，评价一个人，应该禀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看他的总体表现，不可吹毛求疵，二是对于证据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否则，就如鲁迅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最终的结果就是“侈口而谈，聊以快意，而未考史实之言也”〔2〕。
虽然我不完全赞成葛兆光先生在《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对陈寅恪先生诗歌中“啼血”情节的解释，但他认为陈寅恪是“最痛苦的学人”〔3〕、诗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悲愤情绪的定位是准确的，也是一般读者的感受。所以，当我看到雷先生在陈寅恪的诗文中读出了一股“怡然自得的闲适之情”时，便颇为惊讶。
雷先生引用了陈寅恪的一段话、六句诗和一副对联来论证陈氏“显而易见”的“怡然自得”之情，笔者对此一一辨析。
首先，雷先生便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有兴致了解钱谦益、柳如是或者《再生缘》的弹词作者陈端生其人的，恐怕为数不多”，然后就引用陈氏《论再生缘》中的一段话“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来说明陈氏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的看法，并评价说：“虽然是自谦而兼自卑，但于此亦可窥见老人衷曲之一斑。”
陈寅恪撰写《再生缘》，始于1953年9月，杀青于第二年2月；《柳如是别传》开始于1954年3月，完成于1964年夏天。两书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确实是陈氏生活比较安稳的一段时期，但他失明已将近十年，学术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寄托的人来说，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显而易见的，痛苦的心情屡屡现于笔端，“不生不死是堪伤”、“残废何堪比古贤”、“骨化成灰恨未休”，诸如此类，何尝“闲适”？
说到撰写《再生缘》的起因，陈寅恪有一段较长的话：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惟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4〕
在这一段表白里，陈氏讲述了他对弹词由不喜欢到喜欢，由研究唐五代的俗文学而对清末流行的弹词这一讲唱文学心有所得。晚年失明后，不能看书，只能由家人和助手给他读小说以消磨时光。有一次，他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给他寄来了《再生缘》道光刻本、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5〕，引起了他的研究热情，便花了半年时间，撰成这篇文章。这种很自然的研究过程，和“闲适”没有丝毫联系。至于“豢养”几句，雷先生对它“自谦而兼自卑”的评价当然不错，但笔者认为，此六字不足概括陈先生当时的心情，还应该加上两个字——痛苦。因为从陈先生一首诗的题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答案，他说：“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6〕”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同样有长时间的渊源，在此书的第一章《缘起》中讲述得清清楚楚。抗战时在昆明，偶然之中，他得到了钱谦益故园中的一粒红豆，就有了“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自此便重读钱谦益的诗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想”，又因为和钱氏“研治领域”有“约略近似之处”，也就有了“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的目的。同时，他还认为，“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因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柳如是“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对于此书的撰写难度和价值，他说：“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你可以不承认此书中有什么“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但你必须承认，陈寅恪在撰写此书时，他认为有深远的意义。在他看来，柳如是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同样代表了“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他在当时社会环境非常恶劣、个人又膑足失明的情况下，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用十年时间，精心撰写这样一部巨著。作为后学，我们有什么资格轻薄前人艰苦劳动的成果？
陈寅恪的诗作，雷先生认为，“年深日久，人事俱非，典僻词艰，难求达诂”，“看来很难作为判断他内心世界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主要根据”，因而不能以目前已经整理的诗集为本，而要以“从报上读到的陈诗”为准。由于雷先生没有告诉读者，他所引用的每一句诗来自什么报纸、日期是哪一天，笔者孤陋寡闻，无从查证，只能以目前通用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陈寅恪诗集》和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诗集》为准。而且，老实说，我对雷先生引用“从报上读到的诗”的可信度颇为怀疑，因为他接下来的叙述就出了问题：“比如他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写下的诗句：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笔者反复查阅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有说陈寅恪做过全国政协委员，更不用说做政协常委了。1961年秋，吴宓从重庆专程去广州看望陈寅恪，《吴宓日记》1961年8月31日记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目，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7〕同样看不出做过政协常委的迹象，何况这样一个自愿和政治疏离的人，当局会让他做政协常委吗？他自己会去做吗？他不是连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的职位也不愿接受吗？其实这首诗写作的缘起，在《陈寅恪诗集》里说得很明白，从它的诗题“1962年3月29日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乃赋七绝三首以纪之”就可以看出。雷先生所引的是三首中的第一首，全诗为“歌动重楼映海光，病夫乘兴亦看场。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题中所写“追忆六年前旧事”，诗人没有明写，但从第三首的最后一句“六载无端咏旧题”，可知同样是写看戏的事，笔者认为是指1957年“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一事。一首平平常常的感世叹事的诗，被雷先生移花接木以后，便变成了向当局献媚的礼物。
雷先生感叹：“无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怎样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蒋介石请他吃饭，他事后有诗曰：‘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为老教授们举办清唱表演会，其间情景，使他重温了青年时代的往事：作为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听谭鑫培唱堂会，怀着一种岁月不居的怅惘，他写下的诗句是：‘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并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其内涵是何等的沉重而艰辛！而在老先生那里，却不过是‘华胥一梦’，由此可以想见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
作者在这里特意拈出陈寅恪写前一诗的背景，是因为蒋介石请他吃饭，却不把吃饭的前因后果说出来，不知是什么目的，莫非暗示陈寅恪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对最高当局的请饭同样感恩戴德？这首诗写于1940年3月，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陈寅恪到重庆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的会议，就住在他的表弟、妹夫兼同学俞大维家。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宴请了所有到会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事后，他写了《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一诗，全诗为“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此诗无非是表达了一点惆怅和迷惘的感情，何况“千年故垒英雄尽”可以理解为诗人感叹：在当时严峻的抗日形势下，没有真正的英雄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陈寅恪一生的知己好友吴宓，在他的日记里对这首诗有附注：“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8〕。如此说来，这首诗还兼有蔑视最高当局和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的意义呢。
1957年，广州京剧团来中山大学为教授们演唱，陈寅恪写了三首七言绝句来记事和抒情。雷先生所引为第三首的最后两句，全诗是“红豆生春翠欲滴，闻歌心事转悠悠。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年”。笔者不理解雷先生为什么偏偏要说陈寅恪是“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查《汉语大词典》，“簪缨”本是“古代官吏的冠饰”，“比喻显贵”。“世家”指“世禄之家”，“后泛指世代显贵的家族或大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簪缨世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族显贵”，二是“多代显贵”。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是陈家的第一个举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陈家的第一个进士。不计陈宝箴做幕僚的生活，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以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长沙，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湖南巡抚任上被革职，官宦生涯整整三十年。陈三立仅仅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及第后做过短短几个月的吏部主事便辞官，回到父亲身边，协助治政，父子同被革职并“永不叙用”后，在南京和上海以卖文为生。如果这样的家庭能被称为“簪缨世家”，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簪缨世家”未免太多了点。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无非是要给我们一种印象，陈寅恪这个衣食无忧的翩翩公子，有闲情经常去听谭鑫培唱的京剧。
我觉得，为了更准确地理解陈寅恪的那首诗，实在有必要把这首诗第三句下的小注写出来：“四十余年前，在沪陪李瑞清丈观谭鑫培君演连营寨，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丈观谭君演空城计。”〔9〕此诗写于1957年，陪父亲辈的李瑞清和樊增祥看戏，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此前后，陈寅恪有两次回国。1908年，陈氏“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第一次回国是在1912年春，由于“资用不给，为筹措用费暂归”，在国内呆的时间不长，同年又出国了。第二次是在1914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打电报给他，要他回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这次在国内时间较长，一直到1918年11月才由上海赴美国。笔者不厌其烦地把陈寅恪回国的情况写出来，为的是要说明，当时的陈寅恪恐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翩翩”，他的生活相当窘迫。祖父陈宝箴虽然做了三十年的官，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丰厚的遗产，否则，在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太后完全可以抓住他的经济问题，弄得他身败名裂。陈寅恪留学已是靠亲友资助，没钱的日子便不得不中断留学而回国。即使后来江西省给了他官费留学生的资格，陈寅恪同样过得很辛苦。据他的女儿陈美延回忆：“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回国修养。”〔10〕在四十余年以后，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陪两位父执看戏的事，不正从反面论证了他那时候很少看戏吗﹖
当陈寅恪写这首诗时，李瑞清已经去世三十七年，樊增祥去世二十六年，谭鑫培去世便达到了四十年，诗人自己也进入了垂垂暮年。在听戏的时候，抚今追昔，产生一种“华胥一梦”的感觉，是很正常的现象。人生如梦的感叹，中外诗歌比比皆是，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对于雷先生的质问陈寅恪，我实在无话可说，把诗读到这个份上，只能套用胡适对陶行知的评价：“一点幽默都没有。”〔11〕
最后，说一说陈寅恪所写的、被雷先生认为“一眼看去，实在和千百年来的‘应制’、‘颂圣’之作没有多少区别”的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笔者认为，既是春联，表达一种喜庆和吉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对宽容的政治政策表示认同和赞扬，也无可指责，并不是所有和政策一致的思想都和“应制”、“颂圣”没有区别。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为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为虚伪感情的强迫表达。具体到陈先生的这副春联，他所表达的真实思想可能和雷先生的想法不一样。据蒋天枢先生记载，陈夫人唐筼认为蒋先生能懂得陈先生这副春联的意思，特地“亲书一联寄赐”〔12〕。至于它的寓意是什么，蒋先生也没有明说，但不是为了“应制”和“颂圣”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唐筼没有必要亲写一副送给学生。此外，蒋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后来“大鸣大放”时，有记者请陈先生“鸣放”，“先生笑指门上春联示之”〔13〕。笔者据此揣测，陈先生此联的重心应该放在“听”字上，也就是说，我只是听别人说，自己并不参与。不知唐筼先生亲书此联寄给蒋先生，其目的是否也在这里？
梁启超曾经批评其师康有为“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14〕。康有为不是一个学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自己的需要。雷先生如此抹杀客观事实，是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呢？
注释：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见祝勇编《重读大师（中国卷）——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4〕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5〕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6〕〔8〕〔9〕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29、108页。
〔7〕〔10〕〔12〕〔13〕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52、230、230页。
〔11〕张家俊：《胡适和陶行知的诗战》，《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27日，第7版。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该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不存在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这个学理问题，笔者素无研究，不敢妄加品评，只谈谈作者是如何曲解陈寅恪的。
我毫不怀疑作者“并不想对以上几位（引者案：指陈寅恪、梁漱溟、吴宓诸人）的学问和人品表示任何不敬”的诚意，对他“不敢苟同某些人出于臆测对历史妄加诠释”的做法也非常赞成。但我认为，评价一个人，应该禀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看他的总体表现，不可吹毛求疵，二是对于证据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否则，就如鲁迅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最终的结果就是“侈口而谈，聊以快意，而未考史实之言也”〔2〕。
虽然我不完全赞成葛兆光先生在《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对陈寅恪先生诗歌中“啼血”情节的解释，但他认为陈寅恪是“最痛苦的学人”〔3〕、诗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悲愤情绪的定位是准确的，也是一般读者的感受。所以，当我看到雷先生在陈寅恪的诗文中读出了一股“怡然自得的闲适之情”时，便颇为惊讶。
雷先生引用了陈寅恪的一段话、六句诗和一副对联来论证陈氏“显而易见”的“怡然自得”之情，笔者对此一一辨析。
首先，雷先生便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有兴致了解钱谦益、柳如是或者《再生缘》的弹词作者陈端生其人的，恐怕为数不多”，然后就引用陈氏《论再生缘》中的一段话“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来说明陈氏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的看法，并评价说：“虽然是自谦而兼自卑，但于此亦可窥见老人衷曲之一斑。”
陈寅恪撰写《再生缘》，始于1953年9月，杀青于第二年2月；《柳如是别传》开始于1954年3月，完成于1964年夏天。两书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确实是陈氏生活比较安稳的一段时期，但他失明已将近十年，学术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寄托的人来说，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显而易见的，痛苦的心情屡屡现于笔端，“不生不死是堪伤”、“残废何堪比古贤”、“骨化成灰恨未休”，诸如此类，何尝“闲适”？
说到撰写《再生缘》的起因，陈寅恪有一段较长的话：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惟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4〕
在这一段表白里，陈氏讲述了他对弹词由不喜欢到喜欢，由研究唐五代的俗文学而对清末流行的弹词这一讲唱文学心有所得。晚年失明后，不能看书，只能由家人和助手给他读小说以消磨时光。有一次，他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给他寄来了《再生缘》道光刻本、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5〕，引起了他的研究热情，便花了半年时间，撰成这篇文章。这种很自然的研究过程，和“闲适”没有丝毫联系。至于“豢养”几句，雷先生对它“自谦而兼自卑”的评价当然不错，但笔者认为，此六字不足概括陈先生当时的心情，还应该加上两个字——痛苦。因为从陈先生一首诗的题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答案，他说：“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6〕”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同样有长时间的渊源，在此书的第一章《缘起》中讲述得清清楚楚。抗战时在昆明，偶然之中，他得到了钱谦益故园中的一粒红豆，就有了“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自此便重读钱谦益的诗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想”，又因为和钱氏“研治领域”有“约略近似之处”，也就有了“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的目的。同时，他还认为，“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因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柳如是“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对于此书的撰写难度和价值，他说：“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你可以不承认此书中有什么“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但你必须承认，陈寅恪在撰写此书时，他认为有深远的意义。在他看来，柳如是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同样代表了“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他在当时社会环境非常恶劣、个人又膑足失明的情况下，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用十年时间，精心撰写这样一部巨著。作为后学，我们有什么资格轻薄前人艰苦劳动的成果？
陈寅恪的诗作，雷先生认为，“年深日久，人事俱非，典僻词艰，难求达诂”，“看来很难作为判断他内心世界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主要根据”，因而不能以目前已经整理的诗集为本，而要以“从报上读到的陈诗”为准。由于雷先生没有告诉读者，他所引用的每一句诗来自什么报纸、日期是哪一天，笔者孤陋寡闻，无从查证，只能以目前通用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陈寅恪诗集》和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诗集》为准。而且，老实说，我对雷先生引用“从报上读到的诗”的可信度颇为怀疑，因为他接下来的叙述就出了问题：“比如他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写下的诗句：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笔者反复查阅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有说陈寅恪做过全国政协委员，更不用说做政协常委了。1961年秋，吴宓从重庆专程去广州看望陈寅恪，《吴宓日记》1961年8月31日记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目，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7〕同样看不出做过政协常委的迹象，何况这样一个自愿和政治疏离的人，当局会让他做政协常委吗？他自己会去做吗？他不是连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的职位也不愿接受吗？其实这首诗写作的缘起，在《陈寅恪诗集》里说得很明白，从它的诗题“1962年3月29日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乃赋七绝三首以纪之”就可以看出。雷先生所引的是三首中的第一首，全诗为“歌动重楼映海光，病夫乘兴亦看场。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题中所写“追忆六年前旧事”，诗人没有明写，但从第三首的最后一句“六载无端咏旧题”，可知同样是写看戏的事，笔者认为是指1957年“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一事。一首平平常常的感世叹事的诗，被雷先生移花接木以后，便变成了向当局献媚的礼物。
雷先生感叹：“无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怎样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蒋介石请他吃饭，他事后有诗曰：‘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为老教授们举办清唱表演会，其间情景，使他重温了青年时代的往事：作为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听谭鑫培唱堂会，怀着一种岁月不居的怅惘，他写下的诗句是：‘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并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其内涵是何等的沉重而艰辛！而在老先生那里，却不过是‘华胥一梦’，由此可以想见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
作者在这里特意拈出陈寅恪写前一诗的背景，是因为蒋介石请他吃饭，却不把吃饭的前因后果说出来，不知是什么目的，莫非暗示陈寅恪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对最高当局的请饭同样感恩戴德？这首诗写于1940年3月，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陈寅恪到重庆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的会议，就住在他的表弟、妹夫兼同学俞大维家。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宴请了所有到会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事后，他写了《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一诗，全诗为“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此诗无非是表达了一点惆怅和迷惘的感情，何况“千年故垒英雄尽”可以理解为诗人感叹：在当时严峻的抗日形势下，没有真正的英雄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陈寅恪一生的知己好友吴宓，在他的日记里对这首诗有附注：“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8〕。如此说来，这首诗还兼有蔑视最高当局和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的意义呢。
1957年，广州京剧团来中山大学为教授们演唱，陈寅恪写了三首七言绝句来记事和抒情。雷先生所引为第三首的最后两句，全诗是“红豆生春翠欲滴，闻歌心事转悠悠。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年”。笔者不理解雷先生为什么偏偏要说陈寅恪是“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查《汉语大词典》，“簪缨”本是“古代官吏的冠饰”，“比喻显贵”。“世家”指“世禄之家”，“后泛指世代显贵的家族或大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簪缨世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族显贵”，二是“多代显贵”。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是陈家的第一个举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陈家的第一个进士。不计陈宝箴做幕僚的生活，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以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长沙，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湖南巡抚任上被革职，官宦生涯整整三十年。陈三立仅仅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及第后做过短短几个月的吏部主事便辞官，回到父亲身边，协助治政，父子同被革职并“永不叙用”后，在南京和上海以卖文为生。如果这样的家庭能被称为“簪缨世家”，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簪缨世家”未免太多了点。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无非是要给我们一种印象，陈寅恪这个衣食无忧的翩翩公子，有闲情经常去听谭鑫培唱的京剧。
我觉得，为了更准确地理解陈寅恪的那首诗，实在有必要把这首诗第三句下的小注写出来：“四十余年前，在沪陪李瑞清丈观谭鑫培君演连营寨，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丈观谭君演空城计。”〔9〕此诗写于1957年，陪父亲辈的李瑞清和樊增祥看戏，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此前后，陈寅恪有两次回国。1908年，陈氏“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第一次回国是在1912年春，由于“资用不给，为筹措用费暂归”，在国内呆的时间不长，同年又出国了。第二次是在1914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打电报给他，要他回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这次在国内时间较长，一直到1918年11月才由上海赴美国。笔者不厌其烦地把陈寅恪回国的情况写出来，为的是要说明，当时的陈寅恪恐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翩翩”，他的生活相当窘迫。祖父陈宝箴虽然做了三十年的官，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丰厚的遗产，否则，在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太后完全可以抓住他的经济问题，弄得他身败名裂。陈寅恪留学已是靠亲友资助，没钱的日子便不得不中断留学而回国。即使后来江西省给了他官费留学生的资格，陈寅恪同样过得很辛苦。据他的女儿陈美延回忆：“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回国修养。”〔10〕在四十余年以后，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陪两位父执看戏的事，不正从反面论证了他那时候很少看戏吗﹖
当陈寅恪写这首诗时，李瑞清已经去世三十七年，樊增祥去世二十六年，谭鑫培去世便达到了四十年，诗人自己也进入了垂垂暮年。在听戏的时候，抚今追昔，产生一种“华胥一梦”的感觉，是很正常的现象。人生如梦的感叹，中外诗歌比比皆是，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对于雷先生的质问陈寅恪，我实在无话可说，把诗读到这个份上，只能套用胡适对陶行知的评价：“一点幽默都没有。”〔11〕
最后，说一说陈寅恪所写的、被雷先生认为“一眼看去，实在和千百年来的‘应制’、‘颂圣’之作没有多少区别”的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笔者认为，既是春联，表达一种喜庆和吉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对宽容的政治政策表示认同和赞扬，也无可指责，并不是所有和政策一致的思想都和“应制”、“颂圣”没有区别。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为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为虚伪感情的强迫表达。具体到陈先生的这副春联，他所表达的真实思想可能和雷先生的想法不一样。据蒋天枢先生记载，陈夫人唐筼认为蒋先生能懂得陈先生这副春联的意思，特地“亲书一联寄赐”〔12〕。至于它的寓意是什么，蒋先生也没有明说，但不是为了“应制”和“颂圣”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唐筼没有必要亲写一副送给学生。此外，蒋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后来“大鸣大放”时，有记者请陈先生“鸣放”，“先生笑指门上春联示之”〔13〕。笔者据此揣测，陈先生此联的重心应该放在“听”字上，也就是说，我只是听别人说，自己并不参与。不知唐筼先生亲书此联寄给蒋先生，其目的是否也在这里？
梁启超曾经批评其师康有为“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14〕。康有为不是一个学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自己的需要。雷先生如此抹杀客观事实，是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呢？
注释：
〔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见祝勇编《重读大师（中国卷）——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4〕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5〕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6〕〔8〕〔9〕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29、108页。
〔7〕〔10〕〔12〕〔13〕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52、230、230页。
〔11〕张家俊：《胡适和陶行知的诗战》，《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27日，第7版。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