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那里，社会管理者应该怎样对待臣民，是积极主动地“知民”，还是采取“愚民”政策？这似乎是很清楚的事情，因为《论语》中明确记载了孔子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一般理解为只能让老百姓按照统治者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言而喻，这是典型的“愚民”言论。
　　其实，孔子的本意还真的不是如此！事实上，单就孔子此语，古今的确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该句如何句读上。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沿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古人何晏、邢昺，今人杨伯峻等都这样认为。如果真是这样，后来许许多多的学者对孔子此语采取了批判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借古代文献材料的出土问世，这一似乎铁定的理解终于得到了重新认识。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郭店楚简，其中有《尊德义》一篇，对正确理解孔子思想具有重要价值。该篇简文记载说：“尊仁、亲忠、敬庄、归礼，行矣而无违，养心于子谅，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这里强调，为君者要培养爱人之心，尊重贤人，亲近忠信之人，行为不违背人的本性，是教君向善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应该承上而这样断句，而不能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对“民”的引导。在句式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一样，既然这里不可能是教君如何愚民。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楚简中所谓的“道”与《泰伯》中的“由”相对应，“道”即是“由”之意。这里，我们看不到孔子有任何愚民的思想，相反却看到了孔子教民、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爱民，主张对“民”采取进行教化的态度，如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理大国，应当恭敬从事，诚信无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征用劳动力应当不违农时，由此可见孔子具有爱民之心，强调国家在使用民力时要照顾到百姓的生产生活。孔子还主张藏富于民，主张在富裕的基础上对民众进行教化。透过《论语》等典籍中孔门师徒的问答，处处可见孔子对民众的关爱，这与所谓“愚民”丝毫都不搭界。
　　诚然，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孔子基于对民情、民性的认识而提出的。在孔子看来，君子治理百姓的前提是要做到知民情、懂民性，即要了解百姓疾苦，从百姓实际出发，由此制定的国家政策才能得到百姓拥护。如果执政者想为民所想，急为民所急，百姓自然会听从其命令；相反，如果背离百姓意愿，则会招致百姓的怨恨，即便表面上顺从，内心也将产生憎恨，长此以往，必将产生邪僻行为，最终导致国家的败亡。
　　其实，文献中还有不少材料可以作为旁证，例如，在《孔子家语·入官》中记载有孔子这样的话：“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即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其命矣。”这里强调了解百姓，主张“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即所谓对民众的“知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刚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就有周文王的临终遗言。文王告诫儿子，举例子说到当年古代的圣王为什么能够做得好。他说到舜，舜长期在民间，“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他长期在民间耕作，长期在基层，便能够了解民生疾苦，所以他能“顺民情”，从而掌握了百姓管理的“中”。
　　从西周初年以来，“敬德保民”思想已经是政治思想的主流。孔子“宪章文武”，崇拜周公，重民、保民的思想在孔子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纵观孔子的政治思想，他的确特别强调国家治理中的以民为本，他真正看到了民众对国家的价值作用，从而执政者要引导百姓发挥他们的善性，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