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一部影响学界20余年的学术著作重版，总能提供给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它一番的契机。时代烟云推排消蚀，历史的沙浪冲刷，依然能见证有学术影响的著作历久弥新的思想生命，但也会因作品中的某些问题始终未引起足够注意而悬搁至今。
　　1986年，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横空出世。这部热情谈论浪漫主义精神的哲学硕士论文，拉出了“从诗的本体论到本体论的诗”这条一直未引起重视的思想线索，才华横溢的著者以领先国内外同类研究的自信，命名它为“诗化哲学”。全书以诗化的笔触，顺次讨论了浪漫派诗哲、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新浪漫诗群、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等德意志思想家，尤其着力探究浪漫哲学对有限与无限的同一性及个体永恒超越的突出，凸显其对时间问题与直观问题的重视，客观上为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方向占据主流的美学格局注入了新的生机，带给渴求西学新知的学子们振奋人心的生命激情，引导其察觉到了一条迥然不同于唯物史观文艺美学的新思路。年光逝水，20多年悄然过去了。手头这部2011年华东师大版重订本，有没有呼唤着对它新解释的可能呢？
　　当我重新走进了刘小枫《诗化哲学》的世界时，我就觉得，这本书对于德国浪漫派与后继思想的联结诚然开一时之风气，但在今日看来，有些问题也颇值得进一步讨论与商榷。
　　《诗化哲学》把浪漫思潮先导与众不同地归于帕斯卡，将德意志浪漫派的祖父定位为柏拉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著者试图联结浪漫派与现代思想，例如海德格尔哲学的用意，首先流露出了令人困惑之处：他既指出“德意志浪漫派则千方百计要确立主体性”（第99页），则如何解释他同时以之为浪漫派后果的、海德格尔哲学诗意栖居、恬然澄明的非主体性特征？海氏哲学正建立在批判与超越主体性的基准上，这举世公认。不错，著者说的当然是海德格尔对浪漫派的一种发展，但在主体性与非主体性这两种明显相背的思想背景间，果真存在着过接的通道吗？这最根本一点上的笼统，使我们看到著者把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诸家的思想一律概括为“生存本体论”（第144页），认为它是从“存在本体论”（即把本体设定为实体性的东西的传统学说）转换而来的，属于“本体论的诗”。这个看似顾全相似之处的核心观点，恐怕容易遮蔽学理上的关键区别，将生命哲学与生存哲学混为一谈。生命哲学不同于生存哲学，前者主要兴盛于19世纪，后者的现代形态则在20世纪得到集中探讨。狄尔泰视生命为认识、情感与意志因素共同构成的时间性关联，生命经历着的现在时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过去与未来分别通过记忆方式被包含在现在中，缘此，生命有了整体性与连续性，成为世界的本体。狄尔泰为阐明理解者在自身意识中何以能体验他人的世界，不得不引入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这便难以避免地带上了独断论色彩，终究未能完全走出主客二元论形而上学。正是这招致生存哲学的反思。海德格尔就认为，狄尔泰所谓的生命，本身未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得到澄清。这显示出，“生命”和“生存”不仅不简单地是同一个范畴，甚且有着二元论与超越二元论的本质差别。
　　这是被人类思想发展证明了的事实。《诗化哲学》是否厘清了这起码的界限呢？
　　没有。著者仅在一处将狄尔泰归为“生命哲学”（第254页），多数情形下都把他归于“生存哲学”，认为“狄尔泰进一步确立了生存哲学的发展方向”（第202页）。考虑到书中有认为浪漫派之后的哲人“都努力要把一种实在的本体论转变为一种生命、生存的本体论”的含混说法（第69页），他的确视生命与生存为一回事，出现上述以一个顿号隔开的语用等同，便很自然了。
　　由于论述中这种每每失去了历史界限的笼统性，我们对著者从“诗的本体论”到“本体论的诗”的提法，其实很难确切把握其含义。在这个核心概括中，究竟何为“诗”？又何为“本体论”？细绎其理路，一方面他说的“诗”都不是指单纯的诗的艺术作品，而是指能“解决人生问题，甚至宇宙论的问题”的“作为理想的生活的世界”（第44页），此系“诗的本体论”与“本体论的诗”的共性，并不足以廓清二者的区别。另一方面，他虽强调“浪漫派以主观自我去设定客观非我并非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本体论的命题”，却未曾对这个“本体论的命题”之所以为“本体论的”作出清晰阐明，只含糊表示“浪漫派诗哲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在认识论上来讲的，毋宁说，是在讲一种诗化了的感觉”（第52页），换言之，“本体论”即“诗化了的感觉”。这个显得闪烁不定的界说，又使得本体感觉化、心理化而失去着学理准绳，因为现代本体论固然超越着心理主义，即使近代本体论也以实体性目标为对象，未见有将一种心理感觉直接上升为本体的。如此，著者之论是否过于宽泛了呢？也因了这份笼统，全书关键词“诗化”细究之下同样不甚明了。从著者频频表示“诗化为诗的本质”即“诗性”（第244页）、“诗化的人生如何可能”即“诗意的世界如何可能”（第242—243页）等来看，他显然是把“诗化”和“诗意”“诗性”等概念混同使用的。此为本书又一可商榷之处。
　　先说“诗化”能否被置换为“诗性”。从学术概念指称看，诗性，涵盖着从近代维柯到现代海德格尔与雅各布逊的三种代表形态，这里有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分野，也有内容与形式的侧重，错综斑斓，已无法令我们断言三者内涵全然一致，遑论用“诗性”之名将除此以外其他思想一网打尽的企图将会遮蔽多少重要差别。本书对于这个复杂主题的处理却是，把列入了论域的全部思想都说成是诗化的、诗性的。这一来，最低限度，著者便忽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海德格尔反对浪漫派对想象力的热情伸张，他在名文《艺术的作品本源》中批评“现代主观主义”仅“把创造看作是骄横跋扈的主体的天才活动”，恰是非诗性的，而他说的现代主观主义来自并且包括着浪漫派运动，想象就属于这种创造；诚如著者所梳理的那样，在浪漫派那里，想象力深化着人的主体性力量，这不是海德格尔愿看到的，因为后者试图重建理性看护下的想象，这也是现代一些伟大艺术家对想象抱以某种警惕之故，塞尚说他作画时“就是讨厌发挥想象。我希望自己就像一棵菜那样没有意识”，联系整个现代艺术革命看，所谓“没有意识”，形象地喻指想象对世界那种不恰当的主体性意欲值得防范。这至少说明，诗性在现代有其不同于在近代的命运，将之一概等同于诗化，无异于遮蔽这种命运的不同。著者对诗化哲学的建构，是否在诸如此类关键环节上多少显得轻慢了呢？ 　　“诗化”也不应被置换成“诗意”。浪漫派极为推重诗意，这顺理成章。从时间观考量，浪漫派运动频频标举回忆与诗的联系，这种与回忆的联系，设定了想象对过去环节的嵌入。卢梭被许多人奉为浪漫主义之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回归自然的诉求，而这种诉求恰是向后看的。浪漫主义想象之所以每每产生感伤情绪与心理主义滥情，或如本书正确指出的那种“浪漫哲学的苦闷情绪”（第222页），究其实乃时间维度上习惯向过去追溯、看不到未来而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这与海德格尔向前看的时间观不可同日而语。向前看，意味着人寓于世界，世界为贵。朝后看，却表明人因匮缺安全感而寻求庇护，世界仍只为满足人之意欲而存在着，人为贵。“诗意”故仍未脱离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窠臼，而表现为一种心理主义残余。著者自己的说法无形中挑明了这点。他认为“诗意的思维是超逻辑的，与认识论上的智性思维截然两样，标明了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第57页）。这句话严格推敲起来，“智性”应为“知性”，后者才是逻辑的，而现在著者这般表述，便似乎忘记了“智性”在西方思想史上指兼容着理性原有完整内涵的创造性直觉，从康德到马利坦，都对人的这种理性直观能力解说得很清楚，于是，指认诗意思维不同于智性思维，便意味着宣布诗意思维中不存在理性，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感性思维或曰感觉了。推论下去，诗化哲学成了诗意感觉学，然而感觉如何能成就哲学？这里的学理模糊遂可略见一斑。
　　至此，我对这部著作的总体看法是，它过于讲求了研究对象的相同的一面，却时常显得让求同思维有意无意地遮蔽着求异思维的价值。在一种意义上，世间万物都是相同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在另一种意义上，世界万物都是不同的，既无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人也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理论研究的常态，是不断在求同与求异之间斟酌并作出判断，相对而言求异比求同更接近真理，当然难度也大得多。即使求异的最终结论仍导向了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这与不加分辨地判定这些对象相似的求同仍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基于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后者却是在懵懂状态下的歪打正着与独断，而现代学科建设吁请前者超越后者。倘若求异工作最终仍被历史证明为多余，我也不认为自己做了学术无用功，因为求异意味着找到、找准对象各自的本质，学理上尽可能细致地分析便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深入剖明对象的过程，随着现代学术不断趋于精细，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可能会有人为这本书辩解说：此一时，彼一时。如初版后记所说，当年著者正是出于“甘冒泛而不精的危险”之心结撰此书的，在其时特定氛围中，或许也唯有先求同、让视野欠开阔的学术界首先了解这条线索，才更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进一步的搭建工作可待来日再做，就不必求全责备于贤者了吧。是的，我无意于否定这部优秀著作在那百废初兴的岁月中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后来许多研究得更细密的著作所无法代替的。不过，论题有价值，毕竟不代表论证思路的完美。我们可以仰仗这本书高度重视德国浪漫派以来的思想路数，却也可能因了这份主旨的认同而不知不觉局限于求同的思路，以至于看不清书中诸如“中国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诗化哲学”（第347页）之类论断所包蕴着的大跨度简化的危险，反而将这种很表面化的相同性给放大了。
　　我想，康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弄清一种理路如何可能———仍从不曾过时。在这一点上，《诗化哲学》本身作了很好的示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