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广东涌现了一批特色产业集群的专业镇，比如广州花都狮岭的皮具、中山古镇的灯饰、汕头澄海的玩具、顺德乐从的家具等，他们自成体系，颇具规模，并成为近30年来助推广东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而在成本高涨、用工荒不时涌现、外贸出口受阻甚至企业外迁的当下，这些专业镇，也像整个广东经济一样，正面临着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问题。
　　这些企业乃至专业镇，应该如何实现从代工到品牌，从广东制造变为广东创造，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国际兼顾的转型升级？《南都周刊》为此专访了曾为学者、记者，现为中国知名民间战略智库策划人的王志纲。

不能只做“代孕妈妈”

　　南都周刊：产业升级的问题，其实说了很多年了，为何现在还在说、还要说？
　　王志纲：这个问题，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大的经济发展周期下来谈，今天珠三角面临的困惑、尴尬甚至进退维艰，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只不过珠三角表现得更为突出，是以往地方政府只顾眼前、GDP挂帅等短期行为历史积累所致，最终形成了今天头上的经济悬河。
　　中国的改革，我曾经概括为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活力。“文革”十年，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创伤是方方面面的，也逼着中国必须调整，这才有了改革开放。改革的前提是要尊重历史、尊重规律、尊重民意、尊重国情，所以当时整个中国才会出现“放活”，农村包产到户，城市里涌现个体户、外资合资企业等，其实就是放活经济。
　　环境总在变，经济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需要进行及时的修正和调整。现在我们还在说产业升级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又必须解决。
　　南都周刊：珠三角地区第一次意识到产业升级改革是在什么时候？
　　王志纲：在1988年的时候，刚好是改革开放十年，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以东莞“三来一补”为代表的经济模式必须要升级换代，要转型。当时，这些地区经济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要考虑到往产业链的两端，就是微笑曲线的两端去发展，否则即使你生了很多孩子，你也只是一个代孕妈妈的角色。
　　改革开放，让广东得到了一个“先行先试”的权力，当时恰逢国际经济的产业大转移，用了十年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纳入全球化协作链条，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式的新型工业化，是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低端，微笑曲线的两端是在欧美，就是我们所讲的品牌和研发，还有渠道和营销。而珠三角的企业则是微笑曲线的低端，就是代工。
　　我跟当时的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东莞目前的状态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天日子虽然好过，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可怕的，政府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引导。当时东莞也做了一些尝试，拿出几千万出来，奖励做品牌和做终端的企业。但是面对全世界蜂拥而至的转移产业，钱很好挣，甚至当地农民都已经腰缠万贯，政府拿出来的这点奖励，根本没吸引力。
　　南都周刊：汪洋主政广东以后，也提出过“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计划，为何广东企业的发展还会面临今天的局面？
　　王志纲：汪洋到广东的时候，2008年前后的那次金融危机还尚未波及到广东，可以说是在珠三角企业日子还算好过的时候，就预感到危机，提出了“腾龙换鸟”，升级转型。但广东人务实的特点有时也有负面的影响，很容易形成惰性，日子好过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改变。另外，广东的经济里也有一些既得利益官员，牵扯的人太多，这也是不能推动改革的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富裕也是阻碍珠三角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之一？
　　王志纲：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既然做代工相较于做市场、做品牌要简单很多，谁还会那么辛苦去做市场、做品牌？我从来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发性，人都得靠逼，不逼迫的话，谁都会有侥幸心理。
　　中国企业也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由于一开始习惯往外销市场，就已经很难回头，已经做惯了代孕妈妈，也不想学如何当母亲。还有就是品牌公司、跨国公司也已经垄断了渠道，珠三角的小企业很难挤进去，这样就将这些企业固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上了。

要唱《国际歌》，不能唱《东方红》

　　南都周刊：你觉得2008年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珠三角企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志纲：其实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一个生机。金融危机的到来，会逼迫企业做出改变，就像韩国和日本，每次都是在危机中，企业思考升级转型的问题。日本的汽车企业，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中东石油危机，也不可能发展那么快，因为日本的石油100%依赖进口，日系车企选择背水一战，这才诞生了小排量的省油汽车。韩国的三星集团也同样是在危机下进行的转型。没有危机，怎么会有转机？
　　但珠三角的企业并没有选择在危机中转型，并且靠中央政府投放的四万亿庞大救市计划渡过了危机，但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依然还在，反而错过了五六年的励精图治时间。所以，珠三角的企业如今还是必须要升级转型，不然就是死路一条，被淘汰。
　　南都周刊：珠三角企业的转型升级，除了受历史遗留问题外，如今促使其改革的因素还有哪些？
　　王志纲：这几年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也变得更贵，所以更需要企业升级改革，因为企业不可能一直在微笑曲线的低端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廉价劳动力。就相当于企业是一匹狼，平常吃的都是兔子，但兔子涨价吃不起的情况下，就只能物种进化。而且现在国内的经济环境也变得比较艰巨，逼迫企业要用比原来还要多十倍的力量才能实现升级转型问题。 　　南都周刊：珠三角企业，大部分都是做出口外销的，如今国际市场订单萎缩，企业是否应该选择外销转内销的战略改变？
　　王志纲：现在中国的内需市场，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购买力十分虚弱的规模了，现在全球购买力最好的就是中国，例如奢侈品在中国就卖得很好。放着中国市场旺盛的购买力不做，反而主攻国际市场，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南都周刊：在企业升级改革当中，政府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王志纲：本来广东的传统就是没有神仙和皇帝，要创造幸福从来都是要靠自己，所以广东企业应该要唱《国际歌》，不能唱《东方红》。要向韩国和日本学习，虽然升级转型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前途肯定是美好的，是能浴火重生的。
　　政府动不动就几万亿地救市，这样也惯坏了企业。政府要做的事就是战略孵化，要引导，开拓企业的视野，而不是危机一来了就随便救市，这样很容易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企业的承受能力更弱，另一个是可能危机来得更大，就像现在，危机又来了，还是躲不掉的。所以政府也应该好好反省自己。
　　南都周刊：如今促使珠三角企业转型升级的条件成熟了吗？
　　王志纲： 不进则退，升级换代是必然之选。其实升级转型，珠三角在中国的条件是最好的，一是物质基础最好，二是工业最强，三是触顶天花板的时候，站的台阶更高，四是国际交流更全面。
　　但关键是要避免失误和心存侥幸，不能仅仅把目光锁定在国外，中国那么巨大的市场，一定会有多种升级转型的方式，可以通过与别人的嫁接，要么通过让利，要么自己洗心革面，慢慢探索从生产到营销到品牌的延展。
　　还有一个战略问题，不能等和靠，珠三角的老板有个特点简单总结就是“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他们看得见实际的东西，看不见未来的东西，现在是要虚实结合、要找战略的时候，一定不能心存侥幸。
　　南都周刊：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
　　王志纲：企业在转型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观念问题，一定要意识到大祸临头、在劫难逃，不要心存侥幸。其实五年前的救市计划并没有减轻灾难，如今灾难又再次席卷而来。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往10000美元发展的时候，这种业态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工业化。所以危机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