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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保护史
作者：尤嘎·尤基莱托
译者：郭旃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1年9月
定价：98.00元
历史被看成现代的生长土壤，一种校验坐标系。这意味着坐标系的准确非常重要。
最近各地复古之风骤起，以“存古、复古、创古”的标志性口号，不断出炉着各种古建筑乃至古城复建计划（北京刚刚公布要复建6处新中国成立后被毁的古城地标）。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频繁听到各种“维修性拆除”、“拆除性保护”事件。在这股风潮中，我们到底是在用“中国式”创新推动着建筑保护的国际发展，还是在重蹈已被彻底抛弃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建筑遗产保护？最近翻译出版的《建筑保护史》，描述了人类两千多年建筑保护历程，可以激发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深思并得出答案。
尤基莱托在国际建筑保护界从业了二十多年之后，为了深刻理解建筑保护的本质目的，进入英国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建筑保护史》一书原本是他在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了向公众普及建筑保护理念，后来对博士论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写和补充，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建筑保护史》。这意味着，该书不仅有着广阔的视角，而且有着很强的思考深度。
《建筑保护史》首先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建筑保护分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实践方式。这大致可解答北大某著名教授，也包括很多人的疑问：既然我国古代的建筑方式本来就是不断以旧换新的，在建筑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或倒塌之后，总是以相同或类似的风格在原址上重建新建筑，那么像大同、台儿庄那样以大规模复建古建筑或建造仿古建筑而进行的历史文化传承，为何就是与国际保护理念背道而驰的呢？
因为在传统社会的人们眼中，一段历史总是被另一段近乎同样制度的历史所取代，例如清取代明，就把自己视为了和明朝同类的、正统的合法继承人，故有康熙六祭明孝陵，并为之立碑的举动。在这种历史观下，常常发生复建以前时代建筑遗产的事例，例如奥古斯都称帝之后，立刻复建了很多希腊神庙，以证明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同类继承人。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建筑生产方式都变化不大，我们总是以传统的建筑材料和技术、相同或类似的建筑风格不断地以旧换新，从而建立起与文化传统的直观联系，维护着社会的传统性，这在东亚和中东尤为明显。
然而，经过了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现代社会却完全不同了。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开始完全认识到：历史一往无前、永不回复、无法回复，也绝不应该回复。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和传统社会发生了完全断裂式的改变，建筑材料、技术、生产方式也同样如此。钢、混凝土开始取代石、木等传统材料。我们其实是穿着西装、吃着麦当劳、用着钢筋混凝土建造着大同的仿古建筑。19世纪中期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羅斯金曾说，即便如今建造一堵与中世纪一模一样的石墙，其意义也完全不同了。
当然，建筑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1889年建造起来的埃菲尔铁塔在建成前遭到了强烈的抵制。配合现代社会新材料、新技术的新建筑风格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完全确立。这也说明了为何巴黎19世纪中后期的奥斯曼改造仍采用着古典形式。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类社会选择了与传统社会的毅然诀别。是的，与我们想象的相反，19世纪末逐步理论化的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体系正是首先建立在历史观与过去的毅然诀别上。但在与传统社会挥手告别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历史文化传承，这为现代社会建立了发展的肥沃土壤，某种孕育的子宫，一种成果定位和检验的坐标系，一种目标确定和指引的坐标系。而这一切最直观、与我们最密切联系的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建筑遗产。我们需要建筑遗产，但不再是传统社会以类同风格任意更迭的方式，而是被现代社会所定义的保护方式。
历史被看成现代的生长土壤，一种校验坐标系。这意味着坐标系的准确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坐标系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随着19世纪中后期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现代文献学的出现，真实、客观开始成为建筑保护最根本且不可动摇的基石。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保护理论体系在19世纪末出现了，随后经过不断的细化和补充，在1964年以《威尼斯宪章》的形式固定下来。人们开始将建筑遗产看成一部大型史书，每个建筑构件被看成这部史书的一个书页，每砖每瓦被看成一个单词。保护首先意味着这部史书不能以蒙蔽为目标而被故意篡改。史书的篡改方式之一就是模拟原来的口气和笔调，用同样或类似的风格大幅度的换单词，换书页，却故意让读者误认为原来就是如此。这种事在传统社会主观性的历史观念下经常发生，比如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董希文所作的《开国大典》被修改过多次，画中的人物不断增增减减。二战以后，欧洲的建筑遗产保护界实施了很多“解修复（de-restoration）”，就是再次拆掉以前修复中主观蒙蔽式的部分，恢复历史原貌。法国19世纪中后期著名的建筑修复家维奥莱-勒-迪克修复过的多处建筑也被实施了“解修复”。建筑保护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主观历史向客观历史的根本性转变。
自1964年《威尼斯宪章》颁布以来，在现代社会大踏步向前，经历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同时，我们非但没有看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衰落，而是目睹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其中也包括建筑遗产保护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的飞速扩展。建筑保护的问题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比如在保护规模大扩展之后，建筑遗产如何更有效地与当代社会的携手问题，比如由旅游热潮而引发的遗产过度开发问题。
尤基莱托的《建筑保护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坐标系的坐标系。这本书为我们描绘了内容极其丰富、波澜壮阔、一转三折的建筑保护史，既有文艺复兴借尸还魂式的保护，也有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民族情绪的保护，还有19世纪激烈的修复与反修复斗争，最后是19世纪末以客观历史为主导的保护，以及20世纪中后期客观历史与艺术享受并举的保护。该书所描绘的丰富历史本身就是“有话要说的（voicefulness）”，当我们面临种种疑问时，你总会在这本《建筑保护史》中找到启发你思考的史实。（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法国文人相轻史
作者：（法）安娜·博凯尔、
艾蒂安·克恩
译者：李欣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月
定价：26.00元
三国时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见这一现象在古代就有很悠久的历史，在现当代更是不绝于缕。不过，读完这本书会发现，这一传统也不是中国的专利。
本书叫《法国文人相亲/相轻/相倾史》或许会更全面。所谓相亲，就是彼此关系亲密，不仅互相唱和作品，而且成为密友乃至情人，不仅限于男女，甚至发展到女女之间，本书第二章《玩弄文人的女人们》里的乔治·桑尤为典型，她和梅里美等人之间的分分合合，放在今天，一定可以荣登报纸娱乐版头条，甚至拍成狗血言情剧，让人不禁感叹“贵圈真乱”。所谓相轻，也就是互相轻视，著有《博物志》的法国古典作家朱尔·勒纳尔就说过：“别人的成功让我难受，如果是名副其实，我就更加难受。”因此，在创作、参政乃至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等方面，文人们不仅存在党同伐异的派别之争，也有内部之间的你争我抢，《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作家维尼说，这句话道出了所有新当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面对前任院士去世时的心情。所谓相倾，也就是互相倾轧，即使在左拉为德雷福思事件写下《我控诉》后，虽有法郎士、普鲁斯特、勒纳尔等联名声援，也有人如莱昂·布洛瓦在左拉因此受到审判后谴责他借此“沽名钓誉”。
本书的两位作者写的并非无稽之谈的野史，而是从这些文人的日记、密信、情书乃至指桑骂槐影射同行的作品中勾勒出19世纪法国文学的另一面，读来饶有趣味，而且，他们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竞争的活水，造就了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徐图之）
不必读书目
作者：刀尔登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定价：25.00元
不少学者乐于推荐必读书目，刀尔登却逆流而上，推出自己的“不必读书目”。说是“不必读”，其实作者的意思并非是他列出来的书完全没有阅读价值，而是说某种读者不必读那些书，因为一些读法是要不得的，甚至有害处。收入该书中的四十九篇文章，选择的“不必读书目”不仅有包括诸子百家、“四大名著”等耳熟能详的经典名作，也有各种长销类的酒经、马经、情书等大众读物，刀尔登对之进行点评，逐一列出一条条“不必读”的理由，观点鞭辟入里，深中肯綮，对囫囵吞枣的阅读者有解毒之效。（杨津涛）
一切只是预演
作者：沈旭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定价：32.00元
影评写作和任何的评论写作一样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当评论对象，也就是一部电影冷却掉后，影评如何保持生命力？我们所知道的王怡是借电影谈宪政，李欧梵则更注重文化层面上的解读，沈旭晖与他们都不同，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从电影中看出了繁复细密的国际政治与历史的变化。沈旭晖在解读一些与反恐相关的电影时发现，内地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大国如何在情节当中角力，香港观众则习惯关注个人角色的影响，对非国家个体扮演重要角色较能接受。简单来说，沈旭晖的影评是借电影浇筑政治的壁垒。(林半塘)
作者：尤嘎·尤基莱托
译者：郭旃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1年9月
定价：98.00元
历史被看成现代的生长土壤，一种校验坐标系。这意味着坐标系的准确非常重要。
最近各地复古之风骤起，以“存古、复古、创古”的标志性口号，不断出炉着各种古建筑乃至古城复建计划（北京刚刚公布要复建6处新中国成立后被毁的古城地标）。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频繁听到各种“维修性拆除”、“拆除性保护”事件。在这股风潮中，我们到底是在用“中国式”创新推动着建筑保护的国际发展，还是在重蹈已被彻底抛弃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建筑遗产保护？最近翻译出版的《建筑保护史》，描述了人类两千多年建筑保护历程，可以激发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深思并得出答案。
尤基莱托在国际建筑保护界从业了二十多年之后，为了深刻理解建筑保护的本质目的，进入英国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建筑保护史》一书原本是他在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了向公众普及建筑保护理念，后来对博士论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写和补充，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建筑保护史》。这意味着，该书不仅有着广阔的视角，而且有着很强的思考深度。
《建筑保护史》首先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建筑保护分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实践方式。这大致可解答北大某著名教授，也包括很多人的疑问：既然我国古代的建筑方式本来就是不断以旧换新的，在建筑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或倒塌之后，总是以相同或类似的风格在原址上重建新建筑，那么像大同、台儿庄那样以大规模复建古建筑或建造仿古建筑而进行的历史文化传承，为何就是与国际保护理念背道而驰的呢？
因为在传统社会的人们眼中，一段历史总是被另一段近乎同样制度的历史所取代，例如清取代明，就把自己视为了和明朝同类的、正统的合法继承人，故有康熙六祭明孝陵，并为之立碑的举动。在这种历史观下，常常发生复建以前时代建筑遗产的事例，例如奥古斯都称帝之后，立刻复建了很多希腊神庙，以证明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同类继承人。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建筑生产方式都变化不大，我们总是以传统的建筑材料和技术、相同或类似的建筑风格不断地以旧换新，从而建立起与文化传统的直观联系，维护着社会的传统性，这在东亚和中东尤为明显。
然而，经过了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现代社会却完全不同了。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开始完全认识到：历史一往无前、永不回复、无法回复，也绝不应该回复。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和传统社会发生了完全断裂式的改变，建筑材料、技术、生产方式也同样如此。钢、混凝土开始取代石、木等传统材料。我们其实是穿着西装、吃着麦当劳、用着钢筋混凝土建造着大同的仿古建筑。19世纪中期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羅斯金曾说，即便如今建造一堵与中世纪一模一样的石墙，其意义也完全不同了。
当然，建筑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1889年建造起来的埃菲尔铁塔在建成前遭到了强烈的抵制。配合现代社会新材料、新技术的新建筑风格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完全确立。这也说明了为何巴黎19世纪中后期的奥斯曼改造仍采用着古典形式。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类社会选择了与传统社会的毅然诀别。是的，与我们想象的相反，19世纪末逐步理论化的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体系正是首先建立在历史观与过去的毅然诀别上。但在与传统社会挥手告别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历史文化传承，这为现代社会建立了发展的肥沃土壤，某种孕育的子宫，一种成果定位和检验的坐标系，一种目标确定和指引的坐标系。而这一切最直观、与我们最密切联系的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建筑遗产。我们需要建筑遗产，但不再是传统社会以类同风格任意更迭的方式，而是被现代社会所定义的保护方式。
历史被看成现代的生长土壤，一种校验坐标系。这意味着坐标系的准确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坐标系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随着19世纪中后期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现代文献学的出现，真实、客观开始成为建筑保护最根本且不可动摇的基石。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保护理论体系在19世纪末出现了，随后经过不断的细化和补充，在1964年以《威尼斯宪章》的形式固定下来。人们开始将建筑遗产看成一部大型史书，每个建筑构件被看成这部史书的一个书页，每砖每瓦被看成一个单词。保护首先意味着这部史书不能以蒙蔽为目标而被故意篡改。史书的篡改方式之一就是模拟原来的口气和笔调，用同样或类似的风格大幅度的换单词，换书页，却故意让读者误认为原来就是如此。这种事在传统社会主观性的历史观念下经常发生，比如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董希文所作的《开国大典》被修改过多次，画中的人物不断增增减减。二战以后，欧洲的建筑遗产保护界实施了很多“解修复（de-restoration）”，就是再次拆掉以前修复中主观蒙蔽式的部分，恢复历史原貌。法国19世纪中后期著名的建筑修复家维奥莱-勒-迪克修复过的多处建筑也被实施了“解修复”。建筑保护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主观历史向客观历史的根本性转变。
自1964年《威尼斯宪章》颁布以来，在现代社会大踏步向前，经历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同时，我们非但没有看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衰落，而是目睹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其中也包括建筑遗产保护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的飞速扩展。建筑保护的问题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比如在保护规模大扩展之后，建筑遗产如何更有效地与当代社会的携手问题，比如由旅游热潮而引发的遗产过度开发问题。
尤基莱托的《建筑保护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坐标系的坐标系。这本书为我们描绘了内容极其丰富、波澜壮阔、一转三折的建筑保护史，既有文艺复兴借尸还魂式的保护，也有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民族情绪的保护，还有19世纪激烈的修复与反修复斗争，最后是19世纪末以客观历史为主导的保护，以及20世纪中后期客观历史与艺术享受并举的保护。该书所描绘的丰富历史本身就是“有话要说的（voicefulness）”，当我们面临种种疑问时，你总会在这本《建筑保护史》中找到启发你思考的史实。（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法国文人相轻史
作者：（法）安娜·博凯尔、
艾蒂安·克恩
译者：李欣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月
定价：26.00元
三国时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见这一现象在古代就有很悠久的历史，在现当代更是不绝于缕。不过，读完这本书会发现，这一传统也不是中国的专利。
本书叫《法国文人相亲/相轻/相倾史》或许会更全面。所谓相亲，就是彼此关系亲密，不仅互相唱和作品，而且成为密友乃至情人，不仅限于男女，甚至发展到女女之间，本书第二章《玩弄文人的女人们》里的乔治·桑尤为典型，她和梅里美等人之间的分分合合，放在今天，一定可以荣登报纸娱乐版头条，甚至拍成狗血言情剧，让人不禁感叹“贵圈真乱”。所谓相轻，也就是互相轻视，著有《博物志》的法国古典作家朱尔·勒纳尔就说过：“别人的成功让我难受，如果是名副其实，我就更加难受。”因此，在创作、参政乃至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等方面，文人们不仅存在党同伐异的派别之争，也有内部之间的你争我抢，《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作家维尼说，这句话道出了所有新当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面对前任院士去世时的心情。所谓相倾，也就是互相倾轧，即使在左拉为德雷福思事件写下《我控诉》后，虽有法郎士、普鲁斯特、勒纳尔等联名声援，也有人如莱昂·布洛瓦在左拉因此受到审判后谴责他借此“沽名钓誉”。
本书的两位作者写的并非无稽之谈的野史，而是从这些文人的日记、密信、情书乃至指桑骂槐影射同行的作品中勾勒出19世纪法国文学的另一面，读来饶有趣味，而且，他们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竞争的活水，造就了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徐图之）
不必读书目
作者：刀尔登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定价：25.00元
不少学者乐于推荐必读书目，刀尔登却逆流而上，推出自己的“不必读书目”。说是“不必读”，其实作者的意思并非是他列出来的书完全没有阅读价值，而是说某种读者不必读那些书，因为一些读法是要不得的，甚至有害处。收入该书中的四十九篇文章，选择的“不必读书目”不仅有包括诸子百家、“四大名著”等耳熟能详的经典名作，也有各种长销类的酒经、马经、情书等大众读物，刀尔登对之进行点评，逐一列出一条条“不必读”的理由，观点鞭辟入里，深中肯綮，对囫囵吞枣的阅读者有解毒之效。（杨津涛）
一切只是预演
作者：沈旭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定价：32.00元
影评写作和任何的评论写作一样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当评论对象，也就是一部电影冷却掉后，影评如何保持生命力？我们所知道的王怡是借电影谈宪政，李欧梵则更注重文化层面上的解读，沈旭晖与他们都不同，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从电影中看出了繁复细密的国际政治与历史的变化。沈旭晖在解读一些与反恐相关的电影时发现，内地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大国如何在情节当中角力，香港观众则习惯关注个人角色的影响，对非国家个体扮演重要角色较能接受。简单来说，沈旭晖的影评是借电影浇筑政治的壁垒。(林半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