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得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阴谋武装叛乱，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苏振华上将是红小鬼，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倪志福是劳动模范。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不同，是知识分子出身。中央为什么会选择彭冲到上海呢？这不仅与江苏是上海的比邻有关，更主要是因为中央对彭冲的了解。
处变不惊，泰然自若
1966年“文革”突起。此时，彭冲因任江苏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担任了省文革小组组长，首当其冲，被学生关在南京大学十几米的斗室，连大小便都要有人跟着，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要把彭冲救出来。经过交涉，他们见到彭冲，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彭冲却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伙计，你们看，我不是蛮好嘛！如果你们把我弄出去，势必与学生发生冲突嘛！这岂不是我挑动群众斗群众，罪加一等嘛！你们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做。你们的关心我心领了。”说着彭冲的眼睛湿润了，工人们眼睛也湿润了。①
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彭冲被斗了200多次。不批斗，不交代材料时，还要劳动。几个省委书记体弱多病，他年轻、一向爱运动身体好，总是抢重活干。
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挨斗，恢复战争年代和衣而睡的习惯，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什么时候他被叫起来去挨斗，都是衣服整洁，处变不惊，泰然自若，不失风度。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江苏两群众代表时点了他的名字，要造反派好好批。他知道后平静地说：“我相信，无论如何，饭票会有的，党票也会有的。饭票会有的，党还会叫做一点工作，不会叫我饿肚子。党票也会有的，我相信我不会被开除党籍。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开除，那么全国的省委书记中的大多数都将被开除。”② 这种自信，岂止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信仰的信心，对历经磨难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事业将从曲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67年1月夺权后，中央规定各省革委会必须有原省委干部参加。彭冲因最先被打倒，没有卷入江苏的两派斗争，因祸得福。1968年2月，要成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要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中央指定他写出三千字的检查，亮相后就可以结合。彭冲本着实事求是，知错改错，探索根源，着眼今后；只谈自己，尽量不涉及他人写了检查，在中央的保护下他过了关，结合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底许世友调走后，他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尽量保护受迫害、没有解放的老战友、老干部、老部下、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物、老工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达13万余人。1974年批林批孔时，彭冲结合江苏实际，召开了12次揭批大会，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对那些追随林彪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揭批，进行初步平反，规定了四条：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方针。二、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审查期间工资补发。三、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所有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消除政治影响。四、在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应做出恰当的政治结论。初步消除清理“五一六”扩大化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75年彭冲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整顿，配合铁道部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以徐淮和南京地区的整顿促进全省的工作。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9.9%，工业产值达到220.53亿，比1974年增长14.6%。③
江苏与上海比邻。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彭冲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有看法，一直保持距离和戒备，在“文革”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去过上海。④
1975年11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后，王洪文多次直接给彭冲打电话，逼他表述，强制他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彭冲借口南京闹地震，不宜召开万人大会，回绝了王洪文的要求。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三令五申，不准开追悼会，彭冲指示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的秘书组织追悼周恩来的大会。
在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了解了彭冲
彭冲的态度，江青、王洪文十分恼火。1976年3月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突然改变了会议日程，私自召开12省市会议。在会上，江青发表长篇讲话，她突然转向彭冲，态度憎恶地说：“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 江青语气蛮横，咄咄逼人。王洪文专门到江苏组，警告彭冲：“你们江苏怎么样？告你们的状不少。”
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省委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江苏的苏州是离上海最近的大城市，学习上海有地利之便。1967年苏州工人劳模华林森学习王洪文造反、夺权，将100多名区、局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他因造反有功，与上海关系密切，“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3年任江苏省总工会主任。1973年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华林森更是处处听王洪文的，一切与上海同步，华从不把江苏省委放在眼里。⑤ 1974年初他学习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自任领导组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0余人，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致伤致残。华从1974年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扩展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他数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要求解决江苏省委领导班子。他还炮制各种诬蔑、诽谤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文章，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散发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
2月打招呼会后，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自我批评，华林森不依不挠，到处散布：“江苏省委陷得不浅”，“江苏的运动没有搞开，省委不肯转弯子”。转弯子的标准是“走资派转臭，造反派转香”。⑥ 不仅华林森与省委对着干，省委内部也产生分裂。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原是部队军级干部，利令智昏，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宝押在江青一伙身上，一再扬言，省委在右倾翻案风中已经“陷得很深，走得很远”，向彭冲施加压力，逼省委转弯子。在他的鼓动下，省委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给彭冲贴出大字报，一时引起轰动。省委很难正常工作。省委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彭冲对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要把好关口，决不能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稿子要写得简短些，在大的方向晃一晃就行了。”并且向各地区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要他们在复杂的形势下沉得住气。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3月5日，《文汇报》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就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从上海的举动来观察“四人帮”的动向，看到《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马上联想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江青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新动向，纷纷打电话、写信抗议，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3月14日，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出版，又登了上海写作班子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写的《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是根据2月份张春桥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北京的谈话而写。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登出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暗指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的同义词。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短短数日，给《文汇报》抗议的信件、电报420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文汇报》社乱作一团，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心惊胆战，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告急。
3月24日下午3时，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师生抬着花圈，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走出校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在他们的带领下，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雨花台。人们终于找到一个表达自己感情的地方和方式。3月28日，星期天，天气阴沉，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人，抬着“光辉永照后人”花圈到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不少工人、学生、居民、甚至老人尾随，队伍越来越大，形成示威游行。警察指挥，停止一切车辆，让游行的队伍平安通过。梅园新村纪念馆得到省委通知，热情接待学生。南京大学师生的游行鼓舞了广大市民。3月29日南京街头出现“《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大标语。
南京大学学生要把南京的情况告诉各地，让全国一起行动。3月29日下午，300个学生们分成20个组，纷纷到街头宣传，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晚上，来到火车站，在职工、值勤民警、列车员、旅客的帮助下又刷又贴，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到上海近郊洗刷火车厢上的标语。标语用柏油、油漆写的，哪能刷干净。
彭冲在自己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默许、同情、爱护学生的举动。在高校负责人的会议上说：“要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特别嘱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要求做好学生的疏导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南京群众带头上街纪念周总理，3月底出现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由此为发端引发天安门事件。消息传到北京，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答：有记者。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第一，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别的报也可以删嘛！第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全省要批邓，自己不批邓，是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
4月7日，天安门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而彭冲看到天安门的诗抄却说：“周总理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他对公安厅长说，抓人要慎重，要注意分寸。对暂时收容审查的学生，他也关照说：要注意爱护他们，他们还年轻。
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江苏省委的问题，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华国锋和政治局多数是想稳定局势，帮助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顺利过关，将生产抓上去。而“四人帮”是搞乱形势，兴师问罪，将抵制他们的干部打下去，支持造反派，混水摸鱼，乘机夺权。
“四人帮”质问：“北京有个政治谣言公司，南京有没有？如果没有那才怪呢！”并向杨广立等人交底：江苏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搞。实际上已经派了人。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搞分裂，搞阴谋。⑦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仍然话很少。华国锋冷静观察，看清楚江苏确实有那么几个人，听命于“四人帮”。他知道彭冲对“四人帮”这一套很不满意，政治态度鲜明，对“四人帮”是顶的。他不动声色，记在心里。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向江苏的同志特别交代回去只传达四句话：“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认真追查破案，坚决镇压反革命。”这其实是从正面规定不准传达“四人帮”对彭冲的批判。
华林森散布：“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一层人。”“真正要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只要三分钟就够了，彭冲到北京自首就行了。” ⑧ 4月底，杨广立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诉苦：“我在省委里是少数。”马天水一伙给他出主意，“应该让华林森进省委常委。”他回到南京多次提出让华林森、陈和发进省委常委，分管工业、农业。由于彭冲坚决反对，这个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1976年四五月间，华林森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频繁地和马、徐、王等人联系接触。马、徐、王在和华林森谈话中，多次挑唆：彭冲对点名批邓不表态，省委是“没有江谓清的江渭清班子”，鼓动华林森到省委去闹。6月18日、10月3日，华林森给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为了给华林森鼓劲，马、徐、王还多次把华林森攻击彭冲、攻击江苏省委的诬告信和所谓“材料”，转给江青、王洪文等人。
1976年六七月间，华国锋批准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的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会上，陈永贵肯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抓革命促生产，对省委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而华林森等人诬蔑陈永贵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要追查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说陈永贵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⑨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国务院，华国锋清楚江苏的情况。
10月7日，党中央派专机接来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省市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彭冲一听激动难已。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华国锋接着说：“‘四人帮’到处串联，对江苏实际上就是要把你们俩人搞掉。他们说江苏的南京反革命事件就是你们策划的。”
汪东兴说：“彭冲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我们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因此先告诉你们。”
第一批打招呼结束，华国锋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廖汉生马上在南京军区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上海警备区部队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保证了上海的安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刘定汉、汤天英、佘孟仁：《沧海横流仍从容——忆文化大革命中的彭冲》，《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36页。
②同上，143页。
③《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63页。
④2001年秋和严晓江看望彭冲，彭冲的谈话。
⑤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⑥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⑦采访朱通华；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
⑧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第5页；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⑨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处变不惊，泰然自若
1966年“文革”突起。此时，彭冲因任江苏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担任了省文革小组组长，首当其冲，被学生关在南京大学十几米的斗室，连大小便都要有人跟着，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要把彭冲救出来。经过交涉，他们见到彭冲，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彭冲却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伙计，你们看，我不是蛮好嘛！如果你们把我弄出去，势必与学生发生冲突嘛！这岂不是我挑动群众斗群众，罪加一等嘛！你们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做。你们的关心我心领了。”说着彭冲的眼睛湿润了，工人们眼睛也湿润了。①
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彭冲被斗了200多次。不批斗，不交代材料时，还要劳动。几个省委书记体弱多病，他年轻、一向爱运动身体好，总是抢重活干。
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挨斗，恢复战争年代和衣而睡的习惯，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什么时候他被叫起来去挨斗，都是衣服整洁，处变不惊，泰然自若，不失风度。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江苏两群众代表时点了他的名字，要造反派好好批。他知道后平静地说：“我相信，无论如何，饭票会有的，党票也会有的。饭票会有的，党还会叫做一点工作，不会叫我饿肚子。党票也会有的，我相信我不会被开除党籍。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开除，那么全国的省委书记中的大多数都将被开除。”② 这种自信，岂止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信仰的信心，对历经磨难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事业将从曲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67年1月夺权后，中央规定各省革委会必须有原省委干部参加。彭冲因最先被打倒，没有卷入江苏的两派斗争，因祸得福。1968年2月，要成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要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中央指定他写出三千字的检查，亮相后就可以结合。彭冲本着实事求是，知错改错，探索根源，着眼今后；只谈自己，尽量不涉及他人写了检查，在中央的保护下他过了关，结合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底许世友调走后，他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尽量保护受迫害、没有解放的老战友、老干部、老部下、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物、老工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达13万余人。1974年批林批孔时，彭冲结合江苏实际，召开了12次揭批大会，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对那些追随林彪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揭批，进行初步平反，规定了四条：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方针。二、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审查期间工资补发。三、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所有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消除政治影响。四、在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应做出恰当的政治结论。初步消除清理“五一六”扩大化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75年彭冲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整顿，配合铁道部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以徐淮和南京地区的整顿促进全省的工作。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9.9%，工业产值达到220.53亿，比1974年增长14.6%。③
江苏与上海比邻。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彭冲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有看法，一直保持距离和戒备，在“文革”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去过上海。④
1975年11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后，王洪文多次直接给彭冲打电话，逼他表述，强制他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彭冲借口南京闹地震，不宜召开万人大会，回绝了王洪文的要求。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三令五申，不准开追悼会，彭冲指示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的秘书组织追悼周恩来的大会。
在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了解了彭冲
彭冲的态度，江青、王洪文十分恼火。1976年3月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突然改变了会议日程，私自召开12省市会议。在会上，江青发表长篇讲话，她突然转向彭冲，态度憎恶地说：“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 江青语气蛮横，咄咄逼人。王洪文专门到江苏组，警告彭冲：“你们江苏怎么样？告你们的状不少。”
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省委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江苏的苏州是离上海最近的大城市，学习上海有地利之便。1967年苏州工人劳模华林森学习王洪文造反、夺权，将100多名区、局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他因造反有功，与上海关系密切，“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3年任江苏省总工会主任。1973年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华林森更是处处听王洪文的，一切与上海同步，华从不把江苏省委放在眼里。⑤ 1974年初他学习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自任领导组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0余人，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致伤致残。华从1974年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扩展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他数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要求解决江苏省委领导班子。他还炮制各种诬蔑、诽谤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文章，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散发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
2月打招呼会后，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自我批评，华林森不依不挠，到处散布：“江苏省委陷得不浅”，“江苏的运动没有搞开，省委不肯转弯子”。转弯子的标准是“走资派转臭，造反派转香”。⑥ 不仅华林森与省委对着干，省委内部也产生分裂。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原是部队军级干部，利令智昏，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宝押在江青一伙身上，一再扬言，省委在右倾翻案风中已经“陷得很深，走得很远”，向彭冲施加压力，逼省委转弯子。在他的鼓动下，省委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给彭冲贴出大字报，一时引起轰动。省委很难正常工作。省委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彭冲对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要把好关口，决不能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稿子要写得简短些，在大的方向晃一晃就行了。”并且向各地区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要他们在复杂的形势下沉得住气。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3月5日，《文汇报》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就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从上海的举动来观察“四人帮”的动向，看到《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马上联想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江青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新动向，纷纷打电话、写信抗议，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3月14日，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出版，又登了上海写作班子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写的《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是根据2月份张春桥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北京的谈话而写。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登出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暗指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的同义词。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短短数日，给《文汇报》抗议的信件、电报420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文汇报》社乱作一团，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心惊胆战，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告急。
3月24日下午3时，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师生抬着花圈，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走出校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在他们的带领下，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雨花台。人们终于找到一个表达自己感情的地方和方式。3月28日，星期天，天气阴沉，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人，抬着“光辉永照后人”花圈到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不少工人、学生、居民、甚至老人尾随，队伍越来越大，形成示威游行。警察指挥，停止一切车辆，让游行的队伍平安通过。梅园新村纪念馆得到省委通知，热情接待学生。南京大学师生的游行鼓舞了广大市民。3月29日南京街头出现“《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大标语。
南京大学学生要把南京的情况告诉各地，让全国一起行动。3月29日下午，300个学生们分成20个组，纷纷到街头宣传，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晚上，来到火车站，在职工、值勤民警、列车员、旅客的帮助下又刷又贴，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到上海近郊洗刷火车厢上的标语。标语用柏油、油漆写的，哪能刷干净。
彭冲在自己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默许、同情、爱护学生的举动。在高校负责人的会议上说：“要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特别嘱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要求做好学生的疏导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南京群众带头上街纪念周总理，3月底出现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由此为发端引发天安门事件。消息传到北京，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答：有记者。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第一，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别的报也可以删嘛！第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全省要批邓，自己不批邓，是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
4月7日，天安门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而彭冲看到天安门的诗抄却说：“周总理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他对公安厅长说，抓人要慎重，要注意分寸。对暂时收容审查的学生，他也关照说：要注意爱护他们，他们还年轻。
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江苏省委的问题，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华国锋和政治局多数是想稳定局势，帮助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顺利过关，将生产抓上去。而“四人帮”是搞乱形势，兴师问罪，将抵制他们的干部打下去，支持造反派，混水摸鱼，乘机夺权。
“四人帮”质问：“北京有个政治谣言公司，南京有没有？如果没有那才怪呢！”并向杨广立等人交底：江苏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搞。实际上已经派了人。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搞分裂，搞阴谋。⑦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仍然话很少。华国锋冷静观察，看清楚江苏确实有那么几个人，听命于“四人帮”。他知道彭冲对“四人帮”这一套很不满意，政治态度鲜明，对“四人帮”是顶的。他不动声色，记在心里。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向江苏的同志特别交代回去只传达四句话：“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认真追查破案，坚决镇压反革命。”这其实是从正面规定不准传达“四人帮”对彭冲的批判。
华林森散布：“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一层人。”“真正要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只要三分钟就够了，彭冲到北京自首就行了。” ⑧ 4月底，杨广立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诉苦：“我在省委里是少数。”马天水一伙给他出主意，“应该让华林森进省委常委。”他回到南京多次提出让华林森、陈和发进省委常委，分管工业、农业。由于彭冲坚决反对，这个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1976年四五月间，华林森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频繁地和马、徐、王等人联系接触。马、徐、王在和华林森谈话中，多次挑唆：彭冲对点名批邓不表态，省委是“没有江谓清的江渭清班子”，鼓动华林森到省委去闹。6月18日、10月3日，华林森给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为了给华林森鼓劲，马、徐、王还多次把华林森攻击彭冲、攻击江苏省委的诬告信和所谓“材料”，转给江青、王洪文等人。
1976年六七月间，华国锋批准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的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会上，陈永贵肯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抓革命促生产，对省委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而华林森等人诬蔑陈永贵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要追查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说陈永贵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⑨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国务院，华国锋清楚江苏的情况。
10月7日，党中央派专机接来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省市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彭冲一听激动难已。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华国锋接着说：“‘四人帮’到处串联，对江苏实际上就是要把你们俩人搞掉。他们说江苏的南京反革命事件就是你们策划的。”
汪东兴说：“彭冲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我们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因此先告诉你们。”
第一批打招呼结束，华国锋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廖汉生马上在南京军区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上海警备区部队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保证了上海的安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刘定汉、汤天英、佘孟仁：《沧海横流仍从容——忆文化大革命中的彭冲》，《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36页。
②同上，143页。
③《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63页。
④2001年秋和严晓江看望彭冲，彭冲的谈话。
⑤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⑥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⑦采访朱通华；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
⑧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第5页；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⑨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