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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得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阴谋武装叛乱,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苏振华上将是红小鬼,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倪志福是劳动模范。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不同,是知识分子出身。中央为什么会选择彭冲到上海呢?这不仅与江苏是上海的比邻有关,更主要是因为中央对彭冲的了解。
处变不惊,泰然自若
1966年“文革”突起。此时,彭冲因任江苏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担任了省文革小组组长,首当其冲,被学生关在南京大学十几米的斗室,连大小便都要有人跟着,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要把彭冲救出来。经过交涉,他们见到彭冲,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彭冲却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伙计,你们看,我不是蛮好嘛!如果你们把我弄出去,势必与学生发生冲突嘛!这岂不是我挑动群众斗群众,罪加一等嘛!你们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做。你们的关心我心领了。”说着彭冲的眼睛湿润了,工人们眼睛也湿润了。①
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彭冲被斗了200多次。不批斗,不交代材料时,还要劳动。几个省委书记体弱多病,他年轻、一向爱运动身体好,总是抢重活干。
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挨斗,恢复战争年代和衣而睡的习惯,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什么时候他被叫起来去挨斗,都是衣服整洁,处变不惊,泰然自若,不失风度。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江苏两群众代表时点了他的名字,要造反派好好批。他知道后平静地说:“我相信,无论如何,饭票会有的,党票也会有的。饭票会有的,党还会叫做一点工作,不会叫我饿肚子。党票也会有的,我相信我不会被开除党籍。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开除,那么全国的省委书记中的大多数都将被开除。”② 这种自信,岂止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信仰的信心,对历经磨难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事业将从曲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67年1月夺权后,中央规定各省革委会必须有原省委干部参加。彭冲因最先被打倒,没有卷入江苏的两派斗争,因祸得福。1968年2月,要成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要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中央指定他写出三千字的检查,亮相后就可以结合。彭冲本着实事求是,知错改错,探索根源,着眼今后;只谈自己,尽量不涉及他人写了检查,在中央的保护下他过了关,结合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底许世友调走后,他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尽量保护受迫害、没有解放的老战友、老干部、老部下、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物、老工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达13万余人。1974年批林批孔时,彭冲结合江苏实际,召开了12次揭批大会,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对那些追随林彪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揭批,进行初步平反,规定了四条: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方针。二、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审查期间工资补发。三、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所有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消除政治影响。四、在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应做出恰当的政治结论。初步消除清理“五一六”扩大化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75年彭冲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整顿,配合铁道部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以徐淮和南京地区的整顿促进全省的工作。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9.9%,工业产值达到220.53亿,比1974年增长14.6%。③
江苏与上海比邻。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彭冲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有看法,一直保持距离和戒备,在“文革”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去过上海。④
1975年11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后,王洪文多次直接给彭冲打电话,逼他表述,强制他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彭冲借口南京闹地震,不宜召开万人大会,回绝了王洪文的要求。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三令五申,不准开追悼会,彭冲指示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的秘书组织追悼周恩来的大会。
在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了解了彭冲
彭冲的态度,江青、王洪文十分恼火。1976年3月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突然改变了会议日程,私自召开12省市会议。在会上,江青发表长篇讲话,她突然转向彭冲,态度憎恶地说:“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 江青语气蛮横,咄咄逼人。王洪文专门到江苏组,警告彭冲:“你们江苏怎么样?告你们的状不少。”
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省委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江苏的苏州是离上海最近的大城市,学习上海有地利之便。1967年苏州工人劳模华林森学习王洪文造反、夺权,将100多名区、局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他因造反有功,与上海关系密切,“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3年任江苏省总工会主任。1973年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华林森更是处处听王洪文的,一切与上海同步,华从不把江苏省委放在眼里。⑤ 1974年初他学习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自任领导组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0余人,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致伤致残。华从1974年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扩展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他数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要求解决江苏省委领导班子。他还炮制各种诬蔑、诽谤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文章,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散发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
2月打招呼会后,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自我批评,华林森不依不挠,到处散布:“江苏省委陷得不浅”,“江苏的运动没有搞开,省委不肯转弯子”。转弯子的标准是“走资派转臭,造反派转香”。⑥ 不仅华林森与省委对着干,省委内部也产生分裂。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原是部队军级干部,利令智昏,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宝押在江青一伙身上,一再扬言,省委在右倾翻案风中已经“陷得很深,走得很远”,向彭冲施加压力,逼省委转弯子。在他的鼓动下,省委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给彭冲贴出大字报,一时引起轰动。省委很难正常工作。省委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彭冲对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要把好关口,决不能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稿子要写得简短些,在大的方向晃一晃就行了。”并且向各地区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要他们在复杂的形势下沉得住气。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3月5日,《文汇报》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就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从上海的举动来观察“四人帮”的动向,看到《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马上联想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江青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新动向,纷纷打电话、写信抗议,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3月14日,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出版,又登了上海写作班子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写的《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是根据2月份张春桥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北京的谈话而写。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登出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暗指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的同义词。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短短数日,给《文汇报》抗议的信件、电报420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文汇报》社乱作一团,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心惊胆战,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告急。
3月24日下午3时,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师生抬着花圈,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走出校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在他们的带领下,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雨花台。人们终于找到一个表达自己感情的地方和方式。3月28日,星期天,天气阴沉,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人,抬着“光辉永照后人”花圈到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不少工人、学生、居民、甚至老人尾随,队伍越来越大,形成示威游行。警察指挥,停止一切车辆,让游行的队伍平安通过。梅园新村纪念馆得到省委通知,热情接待学生。南京大学师生的游行鼓舞了广大市民。3月29日南京街头出现“《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大标语。
南京大学学生要把南京的情况告诉各地,让全国一起行动。3月29日下午,300个学生们分成20个组,纷纷到街头宣传,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晚上,来到火车站,在职工、值勤民警、列车员、旅客的帮助下又刷又贴,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到上海近郊洗刷火车厢上的标语。标语用柏油、油漆写的,哪能刷干净。
彭冲在自己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默许、同情、爱护学生的举动。在高校负责人的会议上说:“要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特别嘱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要求做好学生的疏导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南京群众带头上街纪念周总理,3月底出现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由此为发端引发天安门事件。消息传到北京,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答:有记者。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第一,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别的报也可以删嘛!第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全省要批邓,自己不批邓,是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
4月7日,天安门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而彭冲看到天安门的诗抄却说:“周总理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他对公安厅长说,抓人要慎重,要注意分寸。对暂时收容审查的学生,他也关照说:要注意爱护他们,他们还年轻。
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江苏省委的问题,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华国锋和政治局多数是想稳定局势,帮助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顺利过关,将生产抓上去。而“四人帮”是搞乱形势,兴师问罪,将抵制他们的干部打下去,支持造反派,混水摸鱼,乘机夺权。
“四人帮”质问:“北京有个政治谣言公司,南京有没有?如果没有那才怪呢!”并向杨广立等人交底:江苏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搞。实际上已经派了人。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搞分裂,搞阴谋。⑦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仍然话很少。华国锋冷静观察,看清楚江苏确实有那么几个人,听命于“四人帮”。他知道彭冲对“四人帮”这一套很不满意,政治态度鲜明,对“四人帮”是顶的。他不动声色,记在心里。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向江苏的同志特别交代回去只传达四句话:“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认真追查破案,坚决镇压反革命。”这其实是从正面规定不准传达“四人帮”对彭冲的批判。
华林森散布:“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一层人。”“真正要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只要三分钟就够了,彭冲到北京自首就行了。” ⑧ 4月底,杨广立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诉苦:“我在省委里是少数。”马天水一伙给他出主意,“应该让华林森进省委常委。”他回到南京多次提出让华林森、陈和发进省委常委,分管工业、农业。由于彭冲坚决反对,这个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1976年四五月间,华林森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频繁地和马、徐、王等人联系接触。马、徐、王在和华林森谈话中,多次挑唆:彭冲对点名批邓不表态,省委是“没有江谓清的江渭清班子”,鼓动华林森到省委去闹。6月18日、10月3日,华林森给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为了给华林森鼓劲,马、徐、王还多次把华林森攻击彭冲、攻击江苏省委的诬告信和所谓“材料”,转给江青、王洪文等人。
1976年六七月间,华国锋批准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的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会上,陈永贵肯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抓革命促生产,对省委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而华林森等人诬蔑陈永贵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要追查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说陈永贵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⑨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国务院,华国锋清楚江苏的情况。
10月7日,党中央派专机接来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省市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彭冲一听激动难已。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华国锋接着说:“‘四人帮’到处串联,对江苏实际上就是要把你们俩人搞掉。他们说江苏的南京反革命事件就是你们策划的。”
汪东兴说:“彭冲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我们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因此先告诉你们。”
第一批打招呼结束,华国锋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廖汉生马上在南京军区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上海警备区部队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保证了上海的安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刘定汉、汤天英、佘孟仁:《沧海横流仍从容——忆文化大革命中的彭冲》,《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36页。
②同上,143页。
③《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63页。
④2001年秋和严晓江看望彭冲,彭冲的谈话。
⑤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⑥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⑦采访朱通华;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
⑧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第5页;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⑨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处变不惊,泰然自若
1966年“文革”突起。此时,彭冲因任江苏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担任了省文革小组组长,首当其冲,被学生关在南京大学十几米的斗室,连大小便都要有人跟着,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要把彭冲救出来。经过交涉,他们见到彭冲,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彭冲却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伙计,你们看,我不是蛮好嘛!如果你们把我弄出去,势必与学生发生冲突嘛!这岂不是我挑动群众斗群众,罪加一等嘛!你们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做。你们的关心我心领了。”说着彭冲的眼睛湿润了,工人们眼睛也湿润了。①
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彭冲被斗了200多次。不批斗,不交代材料时,还要劳动。几个省委书记体弱多病,他年轻、一向爱运动身体好,总是抢重活干。
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挨斗,恢复战争年代和衣而睡的习惯,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什么时候他被叫起来去挨斗,都是衣服整洁,处变不惊,泰然自若,不失风度。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江苏两群众代表时点了他的名字,要造反派好好批。他知道后平静地说:“我相信,无论如何,饭票会有的,党票也会有的。饭票会有的,党还会叫做一点工作,不会叫我饿肚子。党票也会有的,我相信我不会被开除党籍。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开除,那么全国的省委书记中的大多数都将被开除。”② 这种自信,岂止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信仰的信心,对历经磨难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事业将从曲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67年1月夺权后,中央规定各省革委会必须有原省委干部参加。彭冲因最先被打倒,没有卷入江苏的两派斗争,因祸得福。1968年2月,要成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要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中央指定他写出三千字的检查,亮相后就可以结合。彭冲本着实事求是,知错改错,探索根源,着眼今后;只谈自己,尽量不涉及他人写了检查,在中央的保护下他过了关,结合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底许世友调走后,他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尽量保护受迫害、没有解放的老战友、老干部、老部下、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物、老工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达13万余人。1974年批林批孔时,彭冲结合江苏实际,召开了12次揭批大会,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对那些追随林彪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揭批,进行初步平反,规定了四条: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方针。二、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审查期间工资补发。三、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分子的,所有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消除政治影响。四、在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应做出恰当的政治结论。初步消除清理“五一六”扩大化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75年彭冲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整顿,配合铁道部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以徐淮和南京地区的整顿促进全省的工作。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9.9%,工业产值达到220.53亿,比1974年增长14.6%。③
江苏与上海比邻。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彭冲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有看法,一直保持距离和戒备,在“文革”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去过上海。④
1975年11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后,王洪文多次直接给彭冲打电话,逼他表述,强制他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彭冲借口南京闹地震,不宜召开万人大会,回绝了王洪文的要求。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三令五申,不准开追悼会,彭冲指示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的秘书组织追悼周恩来的大会。
在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了解了彭冲
彭冲的态度,江青、王洪文十分恼火。1976年3月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突然改变了会议日程,私自召开12省市会议。在会上,江青发表长篇讲话,她突然转向彭冲,态度憎恶地说:“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 江青语气蛮横,咄咄逼人。王洪文专门到江苏组,警告彭冲:“你们江苏怎么样?告你们的状不少。”
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省委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江苏的苏州是离上海最近的大城市,学习上海有地利之便。1967年苏州工人劳模华林森学习王洪文造反、夺权,将100多名区、局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他因造反有功,与上海关系密切,“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3年任江苏省总工会主任。1973年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华林森更是处处听王洪文的,一切与上海同步,华从不把江苏省委放在眼里。⑤ 1974年初他学习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自任领导组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0余人,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致伤致残。华从1974年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扩展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他数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要求解决江苏省委领导班子。他还炮制各种诬蔑、诽谤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文章,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散发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
2月打招呼会后,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自我批评,华林森不依不挠,到处散布:“江苏省委陷得不浅”,“江苏的运动没有搞开,省委不肯转弯子”。转弯子的标准是“走资派转臭,造反派转香”。⑥ 不仅华林森与省委对着干,省委内部也产生分裂。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广立原是部队军级干部,利令智昏,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宝押在江青一伙身上,一再扬言,省委在右倾翻案风中已经“陷得很深,走得很远”,向彭冲施加压力,逼省委转弯子。在他的鼓动下,省委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给彭冲贴出大字报,一时引起轰动。省委很难正常工作。省委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彭冲对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要把好关口,决不能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稿子要写得简短些,在大的方向晃一晃就行了。”并且向各地区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要他们在复杂的形势下沉得住气。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3月5日,《文汇报》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就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从上海的举动来观察“四人帮”的动向,看到《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马上联想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江青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新动向,纷纷打电话、写信抗议,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3月14日,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出版,又登了上海写作班子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写的《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是根据2月份张春桥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北京的谈话而写。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登出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暗指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的同义词。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短短数日,给《文汇报》抗议的信件、电报420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文汇报》社乱作一团,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心惊胆战,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告急。
3月24日下午3时,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师生抬着花圈,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走出校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在他们的带领下,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雨花台。人们终于找到一个表达自己感情的地方和方式。3月28日,星期天,天气阴沉,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人,抬着“光辉永照后人”花圈到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不少工人、学生、居民、甚至老人尾随,队伍越来越大,形成示威游行。警察指挥,停止一切车辆,让游行的队伍平安通过。梅园新村纪念馆得到省委通知,热情接待学生。南京大学师生的游行鼓舞了广大市民。3月29日南京街头出现“《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大标语。
南京大学学生要把南京的情况告诉各地,让全国一起行动。3月29日下午,300个学生们分成20个组,纷纷到街头宣传,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晚上,来到火车站,在职工、值勤民警、列车员、旅客的帮助下又刷又贴,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到上海近郊洗刷火车厢上的标语。标语用柏油、油漆写的,哪能刷干净。
彭冲在自己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默许、同情、爱护学生的举动。在高校负责人的会议上说:“要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特别嘱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要求做好学生的疏导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南京群众带头上街纪念周总理,3月底出现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由此为发端引发天安门事件。消息传到北京,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答:有记者。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第一,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别的报也可以删嘛!第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全省要批邓,自己不批邓,是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
4月7日,天安门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而彭冲看到天安门的诗抄却说:“周总理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他对公安厅长说,抓人要慎重,要注意分寸。对暂时收容审查的学生,他也关照说:要注意爱护他们,他们还年轻。
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江苏省委的问题,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华国锋和政治局多数是想稳定局势,帮助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顺利过关,将生产抓上去。而“四人帮”是搞乱形势,兴师问罪,将抵制他们的干部打下去,支持造反派,混水摸鱼,乘机夺权。
“四人帮”质问:“北京有个政治谣言公司,南京有没有?如果没有那才怪呢!”并向杨广立等人交底:江苏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搞。实际上已经派了人。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搞分裂,搞阴谋。⑦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仍然话很少。华国锋冷静观察,看清楚江苏确实有那么几个人,听命于“四人帮”。他知道彭冲对“四人帮”这一套很不满意,政治态度鲜明,对“四人帮”是顶的。他不动声色,记在心里。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向江苏的同志特别交代回去只传达四句话:“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认真追查破案,坚决镇压反革命。”这其实是从正面规定不准传达“四人帮”对彭冲的批判。
华林森散布:“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一层人。”“真正要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只要三分钟就够了,彭冲到北京自首就行了。” ⑧ 4月底,杨广立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诉苦:“我在省委里是少数。”马天水一伙给他出主意,“应该让华林森进省委常委。”他回到南京多次提出让华林森、陈和发进省委常委,分管工业、农业。由于彭冲坚决反对,这个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1976年四五月间,华林森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频繁地和马、徐、王等人联系接触。马、徐、王在和华林森谈话中,多次挑唆:彭冲对点名批邓不表态,省委是“没有江谓清的江渭清班子”,鼓动华林森到省委去闹。6月18日、10月3日,华林森给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为了给华林森鼓劲,马、徐、王还多次把华林森攻击彭冲、攻击江苏省委的诬告信和所谓“材料”,转给江青、王洪文等人。
1976年六七月间,华国锋批准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的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会上,陈永贵肯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抓革命促生产,对省委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而华林森等人诬蔑陈永贵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要追查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说陈永贵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⑨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国务院,华国锋清楚江苏的情况。
10月7日,党中央派专机接来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省市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彭冲一听激动难已。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华国锋接着说:“‘四人帮’到处串联,对江苏实际上就是要把你们俩人搞掉。他们说江苏的南京反革命事件就是你们策划的。”
汪东兴说:“彭冲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我们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因此先告诉你们。”
第一批打招呼结束,华国锋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廖汉生马上在南京军区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上海警备区部队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保证了上海的安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刘定汉、汤天英、佘孟仁:《沧海横流仍从容——忆文化大革命中的彭冲》,《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36页。
②同上,143页。
③《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63页。
④2001年秋和严晓江看望彭冲,彭冲的谈话。
⑤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⑥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⑦采访朱通华;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
⑧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内部参考》第172期,第5页;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
⑨江苏省委揭发,1976年12月18日第172期《内部参考》;2006年6月电话采访朱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