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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礼與刑关系密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是维护奴隶制国家的重要统治手段。礼刑结合是中华法系的一大重要特征，自西周时期礼刑思想的初创，到孔子、荀子以及汉代董仲舒时期，礼刑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日趋完善。本文通过讨论礼刑起源、礼刑比较以及礼与刑的互动关系，探讨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礼刑起源;礼刑比较;互动关系
一、礼与刑的起源
“刑始于兵，礼源于祭祀。”可能是对礼刑起源最简洁的描述，这与我国古代生产水平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祀活动。《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种以物祭奉神灵的祭祀活动，是为礼的最初形态。我国自夏、商时期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调整人们行为和关系的礼规范。孔子曾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西周建立后，为巩固周室统治，采取了“周公制礼”的措施。自此，礼在我国古代中正式建立。中国古代的刑规范同样出现于夏、商、西周时期，它最初与兵即军队联系在一起，是指与战争有关的某种东西。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规程中，始终交织着各种杀伐战争，频繁的战争必然使一些重复的行为、方式相对固定化，并逐渐转变为规则，其中用军队进行镇压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一些相关的惩罚方式，就被定型为“刑”。礼与刑自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规范。
二、礼与刑的比较
礼是积极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也必然是刑所不禁的。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和刑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两种统治手段，其适用的对象各有所侧重，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中“礼不下庶人”主要内容有二：其一为制定礼的目的主要是为调整宗法等级秩序，不同阶层的人适用不同等级的礼，其二为各级贵族的活动主要靠礼来调整，而庶人之类普通民众主要靠刑来威慑。“刑不上大夫”同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刑罚的制定不是针对大夫以上的贵族，而是为防范庶人以下平民百姓。其二为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原则，大夫以上贵族犯罪，一般不使用普通百姓所使用的刑罚。同时，礼作为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以刑的强制力保障贯彻实施，而且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此即为“寓刑于礼”。
三、礼与刑的互动关系
（一）礼刑并存时期
礼制的本质是体现和保障宗法等级社会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而刑则为礼的规范作用的发挥起保障作用。在夏商周时期，礼与刑保持着一种分工合作的并行关系，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一种家与国相通、政权与族权合一、宗支与国法相结合的家族国家形态。这种家族国家形态所要求的等级秩序集中体现在礼制所强调的“亲亲”与“尊尊”的等级秩序中。西周春秋时代的统治者将礼制视为统治国家的主要工具，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夏、商、周时代的刑主要是指刑罚，是以残害罪犯的身体和生命为主要内容的肉刑和生命刑。在春秋后期成文法公布之前，刑虽然已经成文化[]，但是仍然秘存之于官府，处于秘密法状态。在整个奴隶制时代，礼制为维护统治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礼刑相互对立时期
随着“礼崩乐坏”以及成文法的公布，战国和秦朝逐渐实现礼刑分离，打破了夏、商、周时代礼刑并存的局面。整个春秋时代，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局面的逐步形成，传统的礼刑关系也由此开始从和谐并存向着激烈对立发展。这种对立打破了春秋以来形成的礼刑并存局面，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更使得儒家思想以及一系列礼制传统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相应地，法家思想兴起，刑律的作用高涨，“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局面在社会中形成，礼刑相互排斥对立的局面也就此形成。
（三）礼刑互动时期
进入汉代以后，统治者吸收秦亡的历史教训，接受“清净而为，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重新审视儒家及法家思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儒学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刑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此后，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其将礼与刑结合在一起，创立封建刑律的根本原则，即“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制度的形成，结束了封建时代礼刑对立的局面，使二者开始重新互动。
（四）礼刑结合时期
经前代的逐步发展，至隋唐时期，实现了整个法制领域中高度的礼刑结合。这种高度的礼刑结合既体现于治国思想上的“德主刑辅”，也体现于立法上将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法律，还体现于司法领域中蕴含儒家思想的司法原则。《唐律疏议》是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在首篇《名例》中即点明了礼与刑的关系，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此后，“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延续。唐朝实行“八议制度”以及“官当制度”。“八议”是指凡是列入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身份的封建贵族官僚，在刑事司法上享有议（朝廷议刑）、请（请求皇帝裁决）、减（减刑）、免（免刑）、当（以官当刑）、赎（以钱赎刑）等法定特权。“官当”是指各级官僚贵族犯罪，以官职折抵刑期。这种以身份等级特权而享有特殊刑罚宽宥权利的制度，深刻揭示了礼制对国家刑法权的渗透，也说明了礼刑的高度结合。
在中国古代，礼法统一、法德兼治是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主要思想，及至当前，我国也依旧践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探索中国古代礼刑关系，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而言意义重大。
注释：
[1]《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太史克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不赦，在《九刑》不忘。'”可见《九刑》已经成文化。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23-1924.
[2]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321.
关键词：礼刑起源;礼刑比较;互动关系
一、礼与刑的起源
“刑始于兵，礼源于祭祀。”可能是对礼刑起源最简洁的描述，这与我国古代生产水平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祀活动。《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种以物祭奉神灵的祭祀活动，是为礼的最初形态。我国自夏、商时期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调整人们行为和关系的礼规范。孔子曾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西周建立后，为巩固周室统治，采取了“周公制礼”的措施。自此，礼在我国古代中正式建立。中国古代的刑规范同样出现于夏、商、西周时期，它最初与兵即军队联系在一起，是指与战争有关的某种东西。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规程中，始终交织着各种杀伐战争，频繁的战争必然使一些重复的行为、方式相对固定化，并逐渐转变为规则，其中用军队进行镇压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一些相关的惩罚方式，就被定型为“刑”。礼与刑自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规范。
二、礼与刑的比较
礼是积极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也必然是刑所不禁的。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和刑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两种统治手段，其适用的对象各有所侧重，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中“礼不下庶人”主要内容有二：其一为制定礼的目的主要是为调整宗法等级秩序，不同阶层的人适用不同等级的礼，其二为各级贵族的活动主要靠礼来调整，而庶人之类普通民众主要靠刑来威慑。“刑不上大夫”同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刑罚的制定不是针对大夫以上的贵族，而是为防范庶人以下平民百姓。其二为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原则，大夫以上贵族犯罪，一般不使用普通百姓所使用的刑罚。同时，礼作为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以刑的强制力保障贯彻实施，而且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此即为“寓刑于礼”。
三、礼与刑的互动关系
（一）礼刑并存时期
礼制的本质是体现和保障宗法等级社会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而刑则为礼的规范作用的发挥起保障作用。在夏商周时期，礼与刑保持着一种分工合作的并行关系，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一种家与国相通、政权与族权合一、宗支与国法相结合的家族国家形态。这种家族国家形态所要求的等级秩序集中体现在礼制所强调的“亲亲”与“尊尊”的等级秩序中。西周春秋时代的统治者将礼制视为统治国家的主要工具，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夏、商、周时代的刑主要是指刑罚，是以残害罪犯的身体和生命为主要内容的肉刑和生命刑。在春秋后期成文法公布之前，刑虽然已经成文化[]，但是仍然秘存之于官府，处于秘密法状态。在整个奴隶制时代，礼制为维护统治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礼刑相互对立时期
随着“礼崩乐坏”以及成文法的公布，战国和秦朝逐渐实现礼刑分离，打破了夏、商、周时代礼刑并存的局面。整个春秋时代，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局面的逐步形成，传统的礼刑关系也由此开始从和谐并存向着激烈对立发展。这种对立打破了春秋以来形成的礼刑并存局面，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更使得儒家思想以及一系列礼制传统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相应地，法家思想兴起，刑律的作用高涨，“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局面在社会中形成，礼刑相互排斥对立的局面也就此形成。
（三）礼刑互动时期
进入汉代以后，统治者吸收秦亡的历史教训，接受“清净而为，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重新审视儒家及法家思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儒学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刑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此后，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其将礼与刑结合在一起，创立封建刑律的根本原则，即“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制度的形成，结束了封建时代礼刑对立的局面，使二者开始重新互动。
（四）礼刑结合时期
经前代的逐步发展，至隋唐时期，实现了整个法制领域中高度的礼刑结合。这种高度的礼刑结合既体现于治国思想上的“德主刑辅”，也体现于立法上将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法律，还体现于司法领域中蕴含儒家思想的司法原则。《唐律疏议》是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在首篇《名例》中即点明了礼与刑的关系，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此后，“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延续。唐朝实行“八议制度”以及“官当制度”。“八议”是指凡是列入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身份的封建贵族官僚，在刑事司法上享有议（朝廷议刑）、请（请求皇帝裁决）、减（减刑）、免（免刑）、当（以官当刑）、赎（以钱赎刑）等法定特权。“官当”是指各级官僚贵族犯罪，以官职折抵刑期。这种以身份等级特权而享有特殊刑罚宽宥权利的制度，深刻揭示了礼制对国家刑法权的渗透，也说明了礼刑的高度结合。
在中国古代，礼法统一、法德兼治是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主要思想，及至当前，我国也依旧践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探索中国古代礼刑关系，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而言意义重大。
注释：
[1]《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太史克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不赦，在《九刑》不忘。'”可见《九刑》已经成文化。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23-1924.
[2]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