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曾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个观点备受争议。
　　斯塔夫里阿诺斯讲的则更高明，“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将全球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唯有站在地球之上才有这种视角和可能，不然容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也尽全力朝这方面努力，突破民族国家观念和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重构世界历史，“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作者的整体意识，开篇扑面而来，“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上百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地球在宇宙当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当然，作者的意图并不是引导读者看空世界，反而是希望读者能对自己生存的家园心存敬畏，并关心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者在书中每个主要阶段结束后都停下来“盘点”一番，撰写“历史对今天的启示”，这无疑反映出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第一编“人性的本质”从人性的角度讨论战争，特别是今天可能面临的核战争，“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因此，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第二编“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中的“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这与李泽厚先生所讲：“历史向来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异曲同工。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第三编“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提出面对加速发展和加速变革的时代，“我们必须以变应变”。因为，即使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直接的领先地位，都是极其困难的。当然，作者的这种提醒应该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对所有国家（无论领先还是相对落后）来讲都是一种警示。第四编“历史上的种族”对“人类各种族是否天生平等”这个至今能争论不休的问题从人类学、生物遗传学和历史学进行多维度的考察，指出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第五编“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提到人类文明史如何发展的这一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几个早期的中心向外扩散，还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独立创造。再次强调人类各分支的创造力很大程度决于受外界刺激的反射程度。这与第四编讨论各民族的可接近性一脉相承，同时承上启下，在第六编“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突出“1500年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时至今日，究竟是“西方文化代表现代文明一统天下，还是各国都将有各具特色的现代文明”依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虽然，“西方中心论”的影子在书中或隐或现，略显遗憾。正如高毅教授指出作者“把现代文明看做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種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但就像戈登·伍德（Gordon S.Wood）所言，历史学家总会有偏见，但是好的历史学家会意识到自己有偏见，而且会尽量克制这个偏见。作者的克制在全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未来如何？又如何面对未来？作者的回答非常精彩。“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