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彭宇承认撞人的消息，在年末岁初引发舆论不小的震荡。主流舆论所标签的“做好事反被诬”青年彭宇，?来是一个说谎者。而当年近乎癫狂的媒体表现，也到了该检讨总结的时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彭宇撞人”的结论，传统媒体上仍可见对官方报道不信任的评论，微博上更是冷嘲热讽。我的一位媒体朋友说，“真正改变人们行为的是法院判决书，是充满‘常理推测’的审判让人们觉得做好事很可能被诬告。彭宇有无撞人无法确定，但法院的判决是白纸黑字的。如果法院不作出如此糟糕的判决，也不会酿成这次事件，所以传播者真没什么好反思的。”拒绝反思，且又将矛头指向那个所谓的“史上最弱智判决”。
我想表达的是，彭宇行为反常，法官根据日常?验和逻?推理做辅助判断并无不可。只要不先定立场，并具备基本法律知识，就可判断证据综合对徐老太有利。这不是事后之明，2011年8月我就在《华商报》发表《反思彭宇案，警惕媒体审判》，文中明确表示：“彭宇案的确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判决。但和大多数意见领袖及网友的判断可能正相反，这种恶劣影响首先并不来自判决本身，而来自民粹化的民意审判。”
写这篇短文时，正是媒体对许云鹤案（“天津彭宇案”）进行一边倒报道与评论之时，我有感媒体缺乏基本的职业操守，也在文中提及，“许云鹤案真相到底如何，恐怕也不是先定立场的舆论审判所能判定的”。彭宇案真相大白之际，适值许云鹤案终审判决出炉，许云鹤承担40%责任，赔偿受伤老太10.8万元。彭宇案的秘密和解，与许云鹤的公开宣判形成对照。按此前的媒体报道，相关部门或介入彭宇案民事和解，秘密结案的后果，应对全国普遍兴起的“见死不敢救”心理负一定责任。行政对司法的干涉值得反思。
《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刊发朱征夫先生《全面反思“彭宇案”此其时矣》，其中提供了有见地的观点，但也有部分说法仍沿袭旧说，值得商榷。譬如“面对这些证据优势，?能说公众和媒体都是在偏袒彭宇呢？”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上文所说，证据其实并不利于彭宇。此案中更值得反思的，恰恰是媒体记者与意见领袖。我也想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谈谈对此案的看法。
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应对“见死不救”承担责任
彭宇是媒体塑造的符号性人物，是“做好事反被诬”的代表者。以他为起点开创的这个时代性话题，带有很深的媒体成见。彭宇案自一开始，就是以近乎一边倒的倾向性报道进入公众视野。媒体先入为主的立场，贯彻始终，虽有部分报道、评论与法律分析亦力图呈现更多面向，但关于彭宇案的舆论审判和定性，在相当长时期内已难更改。
彭宇案的媒体效应，?由了逐步放大荒谬的过程。其具体路径大体如下——
最初，报道集中于?苏省内。彭宇案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前两次庭审并没有引发关注，直到第三次开庭前几天，彭宇找到“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版”版主周桂华，声称自己“好心没好报”。周桂华给南京10多家媒体记者、编导群发了短信。如同“人咬狗”，“好心没好报”是令人兴奋的新闻点，先入为主的?苏省内记者，虽然也会适当顾及平衡，但一开始就带有倾向性。各省日报的转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成都日报》2011年9月7日综合报道为例，标题即下结论《扶人却被判撞人 ，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
至于消息之外的深度报道，也多选择支持彭宇。如《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引发网友质疑》，记者虽未直接表达观点，但角度与素材选择均有利于彭宇。至于《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更直接在报道《解密彭宇案从诉讼到调解的扑朔细节》中做判断支持彭宇，认为法院错判。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普通民事案件演变成全民风暴》也想当然以夹叙夹议的笔触进行报道：“南京市民彭宇做好事扶起跌倒老人，却被老人母子指为肇事者并告上法庭，冲击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更离奇的是南京法院枉法判决激起公愤，网民一边倒批评司法不公，突显公权力不彰、老百姓被迫自力救济。”
在所有深度报道中，最为专业的是《南方周末》的《彭宇疑案喧嚣未尽，惟有真相不可调解》，记者采访了冲突各方及法官，“在讲述中，真相仍然显得扑朔迷离” 。
媒体的报道倾向，也影响了意见领袖。诸如《史上最弱智判决将把人性引向恶》之类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占据媒体版面。相对清醒的声音，早被其他口水所淹没。
彭宇首先将事件上升到“见死不敢救”的高度，媒体报道和评论将这种判断传遍全国。媒体记者和意见领袖，最终建构了一个关于彭宇的虚假神话，并促成了数亿人对“做好事”的冷感。
2011年10月，我在清华大学给学生做讲座，自定题目《彭宇案的媒体表现》，对此案的媒体报道脉络有过大体的梳理。我当时给出的五个结论包括：彭宇案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判决书有可议之处，但没有那么不堪；“见死不救”的社会氛围形成，是判决书所不能承受之重；媒体建构的“彭宇”，可能和他的真实形象存在巨大反差；如果一定要说?对“见死不救”的冷漠社会道德承担责任，媒体选择性的倾向报道恐怕难辞其咎。
暗示与传染：乖谬因此风行
事实真相，其实可以在官媒公布彭宇案和解内幕之前，即有大体符合实际的判断。媒体记者和意见领袖整体上的癫狂表现，在此得到较充分展露。彭宇案之外的很多事件，譬如“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钱云会案”、“石首事件”、“山东东明甲状腺癌高发”等，媒体表现均有值得反思之处。
本案中，很多法律人随着浮躁的媒体报道起舞，失去了基本的专业理性，是颇令人惋惜的。张卫平《司法公正的法律技术与政策——对“彭宇案”的程序法思考》是难得的佳作，在众声喧哗中，给法律人博回了一些尊严。我们需要反省，法律人群体何以也集体癫狂？
其实，彭宇败诉的最关键证据在那份讯问笔录，彭宇曾对警方承认与徐老太相撞。这份证据有瑕疵，是来自?拍，但在彭宇不肯对此做司法鉴定的前提下，法官显然要采信它。在我看来，法院判决的最大问题是，让本来应为辅助判断的常理推断“喧宾夺主”，而没能突出这份物证的证明效力。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判决书的硬伤。
合议庭的推理也符合我们的日常?验，只是表述可以更严谨一些。在正常工作日，在被撞的徐老太儿子已?出现的情况下，彭宇陪同前往医院，并且垫了200元钱，等到骨折拍片出来后还不走。加上彭宇在得知讯问笔录?件丢失后，开始否认与徐老太相撞，更加深了法官的判断。
媒体与意见领袖的选择性失明，和彭宇案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当事人各说各话或不同证据指向不同事实——但这其实是很多民商案件的共同特征，对媒体而言，争议性案件平衡报道是一种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媒体的错判也有制度与价值观背景，司法腐败作为一种痼疾的顽强存在，让任何对司法的质疑都具有时代政治正确性。而对“人咬狗”新闻的追求，有时会有意无意促使记者制造耸动性新闻。
这其实是一种群体效应。媒体记者与意见领袖相互暗示与传染。这有助于我们以事后的聪明来理解，为何上世纪很多乖谬的思潮得以风行一时。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彭宇撞人”的结论，传统媒体上仍可见对官方报道不信任的评论，微博上更是冷嘲热讽。我的一位媒体朋友说，“真正改变人们行为的是法院判决书，是充满‘常理推测’的审判让人们觉得做好事很可能被诬告。彭宇有无撞人无法确定，但法院的判决是白纸黑字的。如果法院不作出如此糟糕的判决，也不会酿成这次事件，所以传播者真没什么好反思的。”拒绝反思，且又将矛头指向那个所谓的“史上最弱智判决”。
我想表达的是，彭宇行为反常，法官根据日常?验和逻?推理做辅助判断并无不可。只要不先定立场，并具备基本法律知识，就可判断证据综合对徐老太有利。这不是事后之明，2011年8月我就在《华商报》发表《反思彭宇案，警惕媒体审判》，文中明确表示：“彭宇案的确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判决。但和大多数意见领袖及网友的判断可能正相反，这种恶劣影响首先并不来自判决本身，而来自民粹化的民意审判。”
写这篇短文时，正是媒体对许云鹤案（“天津彭宇案”）进行一边倒报道与评论之时，我有感媒体缺乏基本的职业操守，也在文中提及，“许云鹤案真相到底如何，恐怕也不是先定立场的舆论审判所能判定的”。彭宇案真相大白之际，适值许云鹤案终审判决出炉，许云鹤承担40%责任，赔偿受伤老太10.8万元。彭宇案的秘密和解，与许云鹤的公开宣判形成对照。按此前的媒体报道，相关部门或介入彭宇案民事和解，秘密结案的后果，应对全国普遍兴起的“见死不敢救”心理负一定责任。行政对司法的干涉值得反思。
《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刊发朱征夫先生《全面反思“彭宇案”此其时矣》，其中提供了有见地的观点，但也有部分说法仍沿袭旧说，值得商榷。譬如“面对这些证据优势，?能说公众和媒体都是在偏袒彭宇呢？”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上文所说，证据其实并不利于彭宇。此案中更值得反思的，恰恰是媒体记者与意见领袖。我也想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谈谈对此案的看法。
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应对“见死不救”承担责任
彭宇是媒体塑造的符号性人物，是“做好事反被诬”的代表者。以他为起点开创的这个时代性话题，带有很深的媒体成见。彭宇案自一开始，就是以近乎一边倒的倾向性报道进入公众视野。媒体先入为主的立场，贯彻始终，虽有部分报道、评论与法律分析亦力图呈现更多面向，但关于彭宇案的舆论审判和定性，在相当长时期内已难更改。
彭宇案的媒体效应，?由了逐步放大荒谬的过程。其具体路径大体如下——
最初，报道集中于?苏省内。彭宇案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前两次庭审并没有引发关注，直到第三次开庭前几天，彭宇找到“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版”版主周桂华，声称自己“好心没好报”。周桂华给南京10多家媒体记者、编导群发了短信。如同“人咬狗”，“好心没好报”是令人兴奋的新闻点，先入为主的?苏省内记者，虽然也会适当顾及平衡，但一开始就带有倾向性。各省日报的转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成都日报》2011年9月7日综合报道为例，标题即下结论《扶人却被判撞人 ，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
至于消息之外的深度报道，也多选择支持彭宇。如《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引发网友质疑》，记者虽未直接表达观点，但角度与素材选择均有利于彭宇。至于《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更直接在报道《解密彭宇案从诉讼到调解的扑朔细节》中做判断支持彭宇，认为法院错判。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普通民事案件演变成全民风暴》也想当然以夹叙夹议的笔触进行报道：“南京市民彭宇做好事扶起跌倒老人，却被老人母子指为肇事者并告上法庭，冲击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更离奇的是南京法院枉法判决激起公愤，网民一边倒批评司法不公，突显公权力不彰、老百姓被迫自力救济。”
在所有深度报道中，最为专业的是《南方周末》的《彭宇疑案喧嚣未尽，惟有真相不可调解》，记者采访了冲突各方及法官，“在讲述中，真相仍然显得扑朔迷离” 。
媒体的报道倾向，也影响了意见领袖。诸如《史上最弱智判决将把人性引向恶》之类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占据媒体版面。相对清醒的声音，早被其他口水所淹没。
彭宇首先将事件上升到“见死不敢救”的高度，媒体报道和评论将这种判断传遍全国。媒体记者和意见领袖，最终建构了一个关于彭宇的虚假神话，并促成了数亿人对“做好事”的冷感。
2011年10月，我在清华大学给学生做讲座，自定题目《彭宇案的媒体表现》，对此案的媒体报道脉络有过大体的梳理。我当时给出的五个结论包括：彭宇案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判决书有可议之处，但没有那么不堪；“见死不救”的社会氛围形成，是判决书所不能承受之重；媒体建构的“彭宇”，可能和他的真实形象存在巨大反差；如果一定要说?对“见死不救”的冷漠社会道德承担责任，媒体选择性的倾向报道恐怕难辞其咎。
暗示与传染：乖谬因此风行
事实真相，其实可以在官媒公布彭宇案和解内幕之前，即有大体符合实际的判断。媒体记者和意见领袖整体上的癫狂表现，在此得到较充分展露。彭宇案之外的很多事件，譬如“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钱云会案”、“石首事件”、“山东东明甲状腺癌高发”等，媒体表现均有值得反思之处。
本案中，很多法律人随着浮躁的媒体报道起舞，失去了基本的专业理性，是颇令人惋惜的。张卫平《司法公正的法律技术与政策——对“彭宇案”的程序法思考》是难得的佳作，在众声喧哗中，给法律人博回了一些尊严。我们需要反省，法律人群体何以也集体癫狂？
其实，彭宇败诉的最关键证据在那份讯问笔录，彭宇曾对警方承认与徐老太相撞。这份证据有瑕疵，是来自?拍，但在彭宇不肯对此做司法鉴定的前提下，法官显然要采信它。在我看来，法院判决的最大问题是，让本来应为辅助判断的常理推断“喧宾夺主”，而没能突出这份物证的证明效力。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判决书的硬伤。
合议庭的推理也符合我们的日常?验，只是表述可以更严谨一些。在正常工作日，在被撞的徐老太儿子已?出现的情况下，彭宇陪同前往医院，并且垫了200元钱，等到骨折拍片出来后还不走。加上彭宇在得知讯问笔录?件丢失后，开始否认与徐老太相撞，更加深了法官的判断。
媒体与意见领袖的选择性失明，和彭宇案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当事人各说各话或不同证据指向不同事实——但这其实是很多民商案件的共同特征，对媒体而言，争议性案件平衡报道是一种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媒体的错判也有制度与价值观背景，司法腐败作为一种痼疾的顽强存在，让任何对司法的质疑都具有时代政治正确性。而对“人咬狗”新闻的追求，有时会有意无意促使记者制造耸动性新闻。
这其实是一种群体效应。媒体记者与意见领袖相互暗示与传染。这有助于我们以事后的聪明来理解，为何上世纪很多乖谬的思潮得以风行一时。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