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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会对我们产生哪些长久的影响？它可能推动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社会治理体系的改进，也可能会深刻改变全球的经济气候。还有一种影响并不宏大和直观，但它已经细密地渗透进我们的日日夜夜，那就是疫情对人们彼此关系的改变。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我们听说了许多故事。全国各地的民政局陆续恢复受理结婚和离婚登记以后，从西安到广州，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到四川达州这样的小城市，你都能看到离婚预约爆满、离婚率同比剧增的新闻。社交网络上，人们慨叹，生活习惯、娱乐审美，世界观、价值观，两代人之间全方位地彼此不服。家庭以外也有一些坏消息。疫情期间，一些人因为遭受驱赶和举报而被迫流浪街头，一些人在邻里间筑起高墙。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平息，新冠康复病人遭遇歧视的事件开始见诸报端。这些琐碎的、压迫式的、一地鸡毛的日常会是我们将要长久面对的现实。
如何理解这些现象？疫情这样一个典型的压力事件使我们处于一种集体性的应激状态中。应激以各种形式渗透和表达出来，影响日常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漫长假期，隔离又将我们和家人全天候地打包在一个空间之下。突然间，我们失去了工作、社交，只有家庭角色被急剧放大。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与此同时，疫情打破了个人和家庭“独善其身”的日常状态：从前，邻居只是一个门牌号码，现在，你的生活的维系和运转可能会和社区发生关系，你邻居的行踪和健康状况更是直接和你的安危相关。
更根本的是，疫情把我们每个人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让我们活生生地面对“死亡”这个生而为人的最根本焦虑和恐惧，迫使我们采取行动。
人类的情感和联结无法承受灾难的考验吗？事实并不都是令人悲观的。我们记录下了疫情中许多个体的情感体验：原本疏远的父女戏剧般地重拾近20年慢慢淡漠的亲情；原本关系“紧张到不行”的母女突然看到彼此的真正需要和关切，尝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处。在一些社区，有人争抢物资，有人想趁机赚邻居一笔，也有人抱团取暖，彼此帮扶，同舟共济。当我们哀叹人性的怯懦、自私时，不该忘了，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力。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对死亡保持觉知让人受益匪浅，它会让我们“过上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对他人充满悲悯，对周围的一切心怀挚爱”。“你到底活得怎样？”“你还想怎么活？”疫情带来了这些原本在咨询室里，或是在生命的某些瞬间才会进行的灵魂拷问。
在采访中，记者问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亚：既然死亡恐惧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如何能够克服它？“恐惧从来就不是克服的，”张亚说，“只能带着这个恐惧，更充分地活，活出你的意义和价值，活出你的欢乐和泪水。”
疫情期间，26岁的武汉女孩吴尚哲有了一个新名号——“那个去火神山陪外婆的女孩”。在“方舱”医院，吴尚哲收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说，外婆在火神山医院情况不好，医生说如果有家属陪护或许有转机，但是只有确诊患者才能进入“火神山”，妈妈和爸爸都不符合条件。“我去！”吴尚哲没有犹豫。她曾经“很功利地”认为，动用年轻的生命去救一个老人，“好不划算”，但这道题真的摆在她面前时，她才懂得，“亲情上没有衡量，没有值不值得”。
网络上，很多人觉得吴尚哲勇敢、坚强、乐观。确诊那天，她在朋友圈里宣布自己确诊，配图用的是一张自己过去的泳装照。她的大多数记录都是医护之间、病人之间那些暖心、感人、有趣的事，比如隔壁床的大妈帮她缝补了病号服，她和医生护士摆各种姿势合影，调侃他们穿着防护服像是“天线宝宝”。
但是吴尚哲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并不坚强，她会恐惧。2月10日那天夜里，她在家中失眠了，她设想她会失去所有家人，于是痛哭。去“火神山”那天，因害怕被别的病毒、细菌感染，她想尽一切办法做了防护。“戴上帽子，能遮住的地方都遮起来。没有多余的手套，就把手缩在袖子里。脸上有一处破皮，就糊上一层牙膏。”
在“火神山”，她陪伴外婆经历了生命的最后阶段，见证和分享了她的恐惧和不安。2月的最后一天夜里，外婆忽然失明，不断哭叫、摇头。吴尚哲爬上外婆的病床，和她蜷缩在一起，牵着她的手。外婆用大拇指反复摩擦着她的手指。外婆去世是在3月6日的凌晨3点，吴尚哲待在医院的走廊里独自崩溃。“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周围没有一个人，是一片空地。”
其实在“方舱”，吴尚哲每天都能听到有人痛哭。“每个人都有病痛，背后都有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她给一位哭泣的母亲递过纸巾，她的先生也隔离了，7岁的孩子无人照顾，几个病友坐在一起出主意安慰她。隔壁床住过一位病情恶化的大姐，头一天两个人还在掏心掏肺地聊，第二天早上吴尚哲一睁眼，那里已经是一张空床。可是她拍“广场舞”，镜头里的人欢乐极了。她一边拍，一边哭得稀里哗啦：“这一群经历过这么多悲痛的人呐，依旧这么積极向上地跳舞。”
吴尚哲没想到，从“火神山”出来以后，有不少作家联系她，想写她的故事。有中学生在网上留言，说想做像她一样的人。吴尚哲的故事动人在何处？只是因为孝顺，抑或乐观？
疫情之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是否和疾病贴身肉搏，我们都是受害者。死亡面前，我们被迫隔离，被迫按下生活的暂停键，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切似乎身不由己。这是我们的共同处境。而吴尚哲看到、听到、经历和记录下的种种提醒我们，无论恐惧和痛苦如何肆虐，人们依然可以坚守、升华那些我们珍视的情感，依然可以在困境中彼此伸出手去，这恰是我们最有力量的反击。这种反击可以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和平凡的家里。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热爱生活。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5期）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我们听说了许多故事。全国各地的民政局陆续恢复受理结婚和离婚登记以后，从西安到广州，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到四川达州这样的小城市，你都能看到离婚预约爆满、离婚率同比剧增的新闻。社交网络上，人们慨叹，生活习惯、娱乐审美，世界观、价值观，两代人之间全方位地彼此不服。家庭以外也有一些坏消息。疫情期间，一些人因为遭受驱赶和举报而被迫流浪街头，一些人在邻里间筑起高墙。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平息，新冠康复病人遭遇歧视的事件开始见诸报端。这些琐碎的、压迫式的、一地鸡毛的日常会是我们将要长久面对的现实。
如何理解这些现象？疫情这样一个典型的压力事件使我们处于一种集体性的应激状态中。应激以各种形式渗透和表达出来，影响日常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漫长假期，隔离又将我们和家人全天候地打包在一个空间之下。突然间，我们失去了工作、社交，只有家庭角色被急剧放大。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与此同时，疫情打破了个人和家庭“独善其身”的日常状态：从前，邻居只是一个门牌号码，现在，你的生活的维系和运转可能会和社区发生关系，你邻居的行踪和健康状况更是直接和你的安危相关。
更根本的是，疫情把我们每个人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让我们活生生地面对“死亡”这个生而为人的最根本焦虑和恐惧，迫使我们采取行动。
人类的情感和联结无法承受灾难的考验吗？事实并不都是令人悲观的。我们记录下了疫情中许多个体的情感体验：原本疏远的父女戏剧般地重拾近20年慢慢淡漠的亲情；原本关系“紧张到不行”的母女突然看到彼此的真正需要和关切，尝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处。在一些社区，有人争抢物资，有人想趁机赚邻居一笔，也有人抱团取暖，彼此帮扶，同舟共济。当我们哀叹人性的怯懦、自私时，不该忘了，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力。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对死亡保持觉知让人受益匪浅，它会让我们“过上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对他人充满悲悯，对周围的一切心怀挚爱”。“你到底活得怎样？”“你还想怎么活？”疫情带来了这些原本在咨询室里，或是在生命的某些瞬间才会进行的灵魂拷问。
在采访中，记者问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亚：既然死亡恐惧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如何能够克服它？“恐惧从来就不是克服的，”张亚说，“只能带着这个恐惧，更充分地活，活出你的意义和价值，活出你的欢乐和泪水。”
疫情期间，26岁的武汉女孩吴尚哲有了一个新名号——“那个去火神山陪外婆的女孩”。在“方舱”医院，吴尚哲收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说，外婆在火神山医院情况不好，医生说如果有家属陪护或许有转机，但是只有确诊患者才能进入“火神山”，妈妈和爸爸都不符合条件。“我去！”吴尚哲没有犹豫。她曾经“很功利地”认为，动用年轻的生命去救一个老人，“好不划算”，但这道题真的摆在她面前时，她才懂得，“亲情上没有衡量，没有值不值得”。
网络上，很多人觉得吴尚哲勇敢、坚强、乐观。确诊那天，她在朋友圈里宣布自己确诊，配图用的是一张自己过去的泳装照。她的大多数记录都是医护之间、病人之间那些暖心、感人、有趣的事，比如隔壁床的大妈帮她缝补了病号服，她和医生护士摆各种姿势合影，调侃他们穿着防护服像是“天线宝宝”。
但是吴尚哲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并不坚强，她会恐惧。2月10日那天夜里，她在家中失眠了，她设想她会失去所有家人，于是痛哭。去“火神山”那天，因害怕被别的病毒、细菌感染，她想尽一切办法做了防护。“戴上帽子，能遮住的地方都遮起来。没有多余的手套，就把手缩在袖子里。脸上有一处破皮，就糊上一层牙膏。”
在“火神山”，她陪伴外婆经历了生命的最后阶段，见证和分享了她的恐惧和不安。2月的最后一天夜里，外婆忽然失明，不断哭叫、摇头。吴尚哲爬上外婆的病床，和她蜷缩在一起，牵着她的手。外婆用大拇指反复摩擦着她的手指。外婆去世是在3月6日的凌晨3点，吴尚哲待在医院的走廊里独自崩溃。“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周围没有一个人，是一片空地。”
其实在“方舱”，吴尚哲每天都能听到有人痛哭。“每个人都有病痛，背后都有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她给一位哭泣的母亲递过纸巾，她的先生也隔离了，7岁的孩子无人照顾，几个病友坐在一起出主意安慰她。隔壁床住过一位病情恶化的大姐，头一天两个人还在掏心掏肺地聊，第二天早上吴尚哲一睁眼，那里已经是一张空床。可是她拍“广场舞”，镜头里的人欢乐极了。她一边拍，一边哭得稀里哗啦：“这一群经历过这么多悲痛的人呐，依旧这么積极向上地跳舞。”
吴尚哲没想到，从“火神山”出来以后，有不少作家联系她，想写她的故事。有中学生在网上留言，说想做像她一样的人。吴尚哲的故事动人在何处？只是因为孝顺，抑或乐观？
疫情之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是否和疾病贴身肉搏，我们都是受害者。死亡面前，我们被迫隔离，被迫按下生活的暂停键，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切似乎身不由己。这是我们的共同处境。而吴尚哲看到、听到、经历和记录下的种种提醒我们，无论恐惧和痛苦如何肆虐，人们依然可以坚守、升华那些我们珍视的情感，依然可以在困境中彼此伸出手去，这恰是我们最有力量的反击。这种反击可以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和平凡的家里。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热爱生活。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