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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夙愿
30多年前，我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当记者时，偶然在资料室里翻阅1946年的《解放日报》，当翻到4月12日时，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了我的眼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十一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的夫人及男女公子二人，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十八集团军李少华同志，彭踊左同志及随员魏万吉同志、赵登俊同志、高琼同志（女）等十三人，及美国驾驶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 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等四人，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再往后翻，十三日的报纸上又有两条消息，一条是“四·八”烈士遇难简单经过，一条是中共中央成立起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的治丧委员会，再以后有延安三万人公祭的消息及专版纪念文章等，这使我意识到这是当时最大的空难事件，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灾害性事件。这样的灾难竟然发生在地图上连名字也没有的偏僻的晋西北荒山。不知是出于对黑茶山的好奇，还是对先烈的怀念，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我便产生了探访黑茶山的念头，不仅想看看黑茶山的面貌，更想弄清遇难及其救助的详情，甚至细微末节。
1983年我调到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多次到吕梁地区采访，几乎每次去，都要提出想去黑茶山看看，陪同的人总是说那山没看头，离县城又远，路也不好走。后来在兴县革命烈士陵园的一孔窑洞中看到飞机失事的残片和烈士的一点遗物，心灵才得到一点安慰。可要探访黑茶山的念头一直在心底涌动。
2006年8月，我读了一首 《黑茶山一瞥》的诗，在这首诗里，诗人李旦初荡气回肠地写道：“我爱仰望那峥嵘峻峭的高山”，“我爱观赏那郁郁苍苍的大山”，然而“有一座大山我却不爱”，恨它“冷酷无情”、“凶残暴虐”，“把民族的精华吞咽”。我深深地被诗人对“四·八”烈士怀念的真挚感情打动，探访黑茶山的念头又一次迸发出来。经过奔波运筹，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9月12日来到了黑茶山，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
飞机失事之后
横亘在我面前的黑茶山是吕梁山的一个支脉，犹如屹立在大地上的一道屏障，岗峦起伏、莽莽苍苍，东西绵延30华里，海拔一般为2000米，最高峰为2203米，是吕梁市境内最高的山峰。山因出一种黑茶而得名，这种黑茶能治许多病，因而流传着黑茶治病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但今天黑茶已经绝迹。山体有裸露的岩石，也有茂密的森林，有松、柏、杨、桦等乔木，也有山茶、山杏、山桃、山梨、樱桃、木瓜等灌木，为天然林资源保护区。春季山花烂漫，五月，金黄色的马兰花盛开，是最美丽的季节。由于植被良好，孕育出山脚下七股泉水涌出，涓涓细流，汇聚成湫水河的源头。“天下名山僧占多”，黑茶山虽不出名，但明清时期也是寺庙林立，有阳山寺、惠明寺、七德寺、玉泉寺、岱王庙等，现在空留遗址。
我们仰望的目光顺着尹拯山的手指落在了山中的一块巨石上，他告诉我们，那就是飞机撞击的地方，海拔1800米左右，由于撞击的力量太大，不仅飞机成了碎片，而且石头也被撞掉一大块。
1946年春，重庆谈判达成的实现和平建国的有关协议，在贯彻中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方面重重阻挠，驻在重庆的我方谈判代表无法开展工作，眼看实现和平统一成为泡影，在这危急关头，需要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便采取对策。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人，于4月8日在重庆乘坐美国运输机冒着恶劣天气起飞。离渝后曾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取得联络。飞机在西安降落加油后，于11时55分起飞，离开西安30分钟后，与延安电台联系过一次，机场接到准时到达的通知。这时延安天空乌云低暗，时有时无地飘着雨丝，等待在机场欢迎的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听到云层里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顿时兴奋起来，可是，那高空的飞机声响不多久，隐隐约约听不见了。疑惑、不安笼罩着机场上的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待着，直到下午4时多才慢慢散去。毛泽东等回到住地，分析着种种可能，指示有关部门向西安询问，下午5时许得到西安方面回答，飞机未曾返航。领导层预感到不测，立即向各边区发出搜寻的指示，晋绥分局接到指示后派出10多支小分队进行搜索。
据有关资料记载，飞机离开西安后与延安电台联系的时间为12时25分，应在甘泉县的上空，甘泉的群众也曾听到过飞机的隆隆声。据有关部门推测，飞抵延安上空时，雨雾沉沉，能见度低，与地面失掉联系，只好返航。返回西安途中迷失方向，南辕北辙，误向晋西北方向飞去。黑茶山脚下的庄上村的农民经历过那场灾难，现在还有三名目击者健在，他们是当时的民兵中队长张耕儿和马四则、张海民，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回忆说：那天早晨雾气很大，到了中午又浓、又黑，三米之外看不见人影，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下午二时左右，农民们正在吃中午饭，听见飞机的隆隆声，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带着噪音，非常刺耳，就好像从头顶上压下来一样。人们议论，这飞机要掉下来呀！在人们惊恐的议论声中，传来一声巨响，就像倒下来一簸箕废铜烂铁的响声，都明白飞机坠毁了。当时住在白石洼的几户农民，离出事地点最近，马四则的哥哥试图上山看个究竟。因雾大，山路又不好走，上不去，就赶忙向上滩沟村公所汇报。副村长李文堂看到天气已暗，上山有困难，决定明天再去察看。
第二天李文堂带领四个民兵上山，他们看到山洼里一片狼藉，树木烧焦了，满地是飞机碎片，遇难者的遗体烧得变了形，有的肢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谁看了都要流泪。在遗物中发现了秦邦宪、黄齐生的名章和一些文件，但他们不知道秦邦宪、黄齐生是何人，有的还以为是阎锡山的大官。他们带了遗物和降落伞回到村公所，研究如何向第四区委报告。晚上12时了，突然门打开了，风风火火闯进来几个人，是区里的民兵队长，他们急忙汇报了失事飞机的情况，民兵队长说，那是我们的人，赶快向区委汇报。晋绥分局在蔡家崖村，离黑茶山有100多里路，交通就靠两条腿走，10日晚才将消息送到晋绥分局。
当村民们知道遇难者是领袖人物时，都被这惊人的噩耗吓呆了，庄上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村干部、民兵和其他青壮年每人带着一把斧头、一根绳子，上山收殓烈士遗体，寻找烈士遗物。晋绥分局得到消息，派保安处长谭政文及地委苗逢树带领干部战士40余人连夜赶来。11日，接到中央“晋绥分局处理善后事宜”指示后，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带着正在晋绥分局学习的康世恩，以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郁文，日夜兼程，于12日早晨赶到庄上村，上山查看现场。村里架起了电台，直接与延安与晋绥分局联系。经过两天的搜寻，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人们砍下松软的柴草，轻轻包裹遗体，两三个人抬一具，对付着走下山来，放在白石洼窑洞里。13日早晨抬到岱王庙里，县里用骡马驮运来大量白布、烧酒，遗体全部用烧酒清洗，一个个辨认清楚，用白布裹好，从周围村庄老百姓家里买来棺材，村民们知道棺材用于遇难烈士，都争先恐后把为自己老人准备下的棺材贡献出来，中午全部装殓入棺。
庄上村距岚县飞机场150华里，而山路崎岖，要把17具灵柩靠人力畜力快速安全运达机场，任务非常艰巨，经过周密研究，制定了可行的抬运方案。为了保证遗体不腐，抬运全是黄昏夜晚进行。为了加快速度，抬运全由青壮年承担，走到哪个村，就由那个村派人替换。
13日下午，晋绥分局领导同志与各界在庄上村召开追悼会，老乡们抬着香案，摆上贡品，焚香叩拜，区干部、县议员沉痛致词。黄昏时分，运柩启程，抬灵柩的除了派来的战士、干部，大量的是周围10里之内村庄挑选出来的青壮年民兵。康世恩为护柩专员。随运的还有飞机残骸和烈士遗物。路宽的地方用马车拉运，上坡下坡或路窄的地方全部人抬。人人面部严肃，内心悲苦，步履急促。回回山是必经之路，山道又窄又陡，无法并排抬着行走。前面只容一人背负棺木，跪着或爬着前行，后面一人顶着、推着艰难通过。灵柩每到一村，村民们都要拦住烧纸祭奠。赤尖岭村日本人盘踞了5年之久，村民们受尽其苦，听说日本人就是这些人领导赶走的，村民们出来300人祭奠，60多人踊跃参加抬灵柩，灵柩顺利通过王狮、普明，14日午夜到达岚县城附近的东村，东村街道都挂起“过街纸”，摆好祭品，1500名军民祭奠，15日凌晨，灵柩到达岚县飞机场附近。运送灵柩仅用了20多个小时，参加运送的队伍达到1500多人。
天大的损失
遇难烈士，有5位是党内外著名人物。王若飞，时年50岁，1922年入党，是我党早期活动家之一，先后留学法国、苏联，两次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被国民党监禁5年。抗战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国内团结，四次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与周恩来一起代表我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秦邦宪（博古），时年39岁，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参加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任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主编。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为政协宪章审议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之一。秦邦宪精通俄语，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叶挺，广东人，时年50岁。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名将”，与朱德、周恩来、贺龙一起领导南昌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囚禁5年，1946年3月获释。在狱中同敌人的威逼利诱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邓发，广东人，时年40岁，1925年入党。从事工运、民运工作。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执委会委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抗战时期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黄齐生，贵州人，著名教育家，时年69岁，辛亥革命时因参加反满活动被通缉,流亡四川。袁世凯称帝时，是贵州“反袁第一人”。“五四”前游学日本，1920年留学法国，归国后创办达德学校、遵义中学，1930年在上海推行乡村建设教育，此后为抗日救亡奔走。抗战时期在贵州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及群众教育事业，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举家迁往延安。1946年2月与其孙子、鲁艺学院教员黄晓庄作为延安代表赴渝慰问“校场口事件”受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他们都是民族的精英，国家正需要他们的时候，却飞来横祸。正像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唁电里写道，他们的遇难，是天大的损失，使国家失柱石英才，人民失民主斗士，非共产党之损失，亦人民之不幸。噩耗惊传，如同晴天霹雳，震动了边区，震动了全国，震痛着四万万五千万颗心，普天同悼。
晋绥分局与晋绥行署得此噩耗，要求全区下半旗三日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周，16、17、18公祭三日。17日这天，岚县漫天风沙，后来又下起雨雪，晋绥各界15000人在机场举行了公祭大会。机关团体人员臂戴黑纱，群众头戴孝巾，会场遍悬挽联。大会开始时在凄切的哀乐声中，全场人员肃立，当宣布向殉难烈士默哀时，全场一片呜咽。这15000军民的哭声惊天地，泣鬼神。接着宣读晋绥分局的祭文，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然后晋绥行署副主任武新宇含泪致词，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讲话，他们提醒大家，要化悲痛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山西的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进攻解放区，要时刻准备对挑动内战者迎头痛击。大会在风沙雨雪中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通过决议，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内战阴谋，为实现政协、停战、整军三大协定，实现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18日上午，在晋绥护柩专员谭政文的护送下，13位烈士的遗体由两架飞机运抵延安。朱总司令、刘少奇、林伯渠等到机场接灵。19日，两架飞机又将美国四名机组人员遗体运抵重庆，飞机到了延安上空，盘旋两圈致哀，然后向渝飞去。红都延安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从证实这一消息起，全边区下半旗7天，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13日，中央机关就举行了追悼会，19日，又举行了三万人的隆重公祭大会。会场挂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挽联与各界的挽幛。毛主席的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中共中央的挽联为：“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意，誓争胜利慰英灵。”10班民间乐手吹奏哀乐，气氛十分宏大悲壮。朱总司令主祭，林伯渠、贺龙等陪祭，盟国友人也参加了祭奠大会。各界代表一个接着一个讲话。12点零5分哀乐复起，套裹着红色毡呢的灵柩开始移出灵堂，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随执绋，群众紧随其后，形成长达五六华里的行列，历时一小时半，灵柩始达墓地，在鸣炮24响中下葬。紧接着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党政军民召开追悼大会，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都登台演讲，痛悼先烈。东北、华北各界开展吊唁活动，蒋管区重庆、上海各界也召开了万人大会追悼“四·八”烈士。苏美法使节及英美法记者也到驻渝中共代表团吊唁，追悼活动波及海外。马来西亚共产党星洲市委员会联合新加坡各界社团召开追悼会，世界职工大会总书记萨阳也拍来唁电。
血染的风采
自从“四·八”烈士和美国友人的鲜血洒在黑茶山，这座荒僻的山峦成了一个纪念地，尽管背了不少骂名，可它的知名度还是提高了。以后的山西省地图上，不仅标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标出它的高度，似乎它可以以独特的人文景观与它的邻居北岳恒山、佛教圣地五台山齐名了。
黑茶山挡住了飞机的去路，酿成了千古大祸，似乎犯下了“滔天大罪”。其实它是无辜的，人们痛定思痛，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苍天大雾呵我不恨你，
撞碎的飞机呵我不恨你，
高大而荒凉的黑茶山我不恨你。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冒险奔波，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殉难在路上，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恨独夫暴政!
这首诗告诉人们，烈士遇难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气候突变所逼。在内战即将爆发的危急关头，他们不得不冒着恶劣的天气为国家和平民主而奔波。当地政府和人民把遇难地当作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为争取国家和平统一而献身的见证物加以保护，把“四·八”烈士当民族英雄纪念。全国解放后就在黑茶山设立了保护性的标志。1960年，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地方财政相当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兴县县政府挤出一笔款，在黑茶山脚下建起了一座小型“四·八”烈士祠，内设13个牌位，刻了两块纪念碑，寄托老区人民的情思。20年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进入了新时代，当地政府又将烈士祠扩建为纪念馆，馆内增添了烈士生平事迹介绍，陈列着烈士的遗物和一些飞机碎片。进入21世纪，当地经济蓬勃发展，富裕起来的人民更加怀念先烈，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那座纪念馆太矮小了，太委屈先烈了，在晋绥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努力下，有关部门同意新建一座现代化“四·八”烈士纪念馆。黑茶山中陆续建起一些纪念物。在烈士遇难山腰的巨石下方，竖立着一块刻有“殉难处”三个大字的石碑，1999年又在巨石旁建起了一座纪念亭，亭为六角飞檐，用玻璃钢铸成，在细雨中闪着亮光，当地人称为英雄亭。在黑茶山最高峰直立着一座铁塔，高48米，为吕梁电视台的中转信号发射台，为纪念“四·八”烈士，命名为4648台。
纪念馆大厅挂着一副气壮山河的巨幅挽联：“仗国干城共赴和平征途路上坠忠魂黑茶山挥泪旷世英豪同蹈国难苍穹云颠殒将星湫水河含悲”。这是一位教师写的，深深地表达了当地群众的痛悼之情。“四·八”烈士，虽死犹生，活在了当地群众的心中，遇难60多年里，不管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庄上村农民都像神灵一样祭奠。每年清明节上坟祭祖，也想到“四·八”烈士，要到村旁纪念馆烧钱化纸。4月8日，是烈士遇难日，不仅庄上村，四邻八乡的村民也要到纪念馆摆上贡品，烧香叩头，虔诚祭拜。近几年来县里的机关干部也来开会悼念，有的还在这里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一些民间艺人还把烈士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演出，编成民歌传唱。纪念馆目前的负责人尹拯山，是庄上村的一名知识青年，自幼受到“四·八”烈士事迹的熏陶，热爱“四·八”烈士，崇拜“四·八”烈士，他组织几名青年成立起“革命文物保护中心”，义务保护纪念地，美化环境；自费收集烈士遗物，充实展览内容；编写材料，制作光盘，广为宣传，弘扬“四·八”烈士精神。“四·八”烈士的后代也来到这个荒僻的小山村，看到村民对“四·八”烈士年年岁岁像神灵一样祭奠，深受感动，就合计捐款10万元，资助该村建了一所小学。庄上村把这所小学命名为“四·八”烈士小学，并编了一首继承“四·八”烈士遗志的歌作为校歌，年年传唱。
（责编 肖 黎）
30多年前，我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当记者时，偶然在资料室里翻阅1946年的《解放日报》，当翻到4月12日时，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了我的眼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十一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的夫人及男女公子二人，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十八集团军李少华同志，彭踊左同志及随员魏万吉同志、赵登俊同志、高琼同志（女）等十三人，及美国驾驶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 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等四人，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再往后翻，十三日的报纸上又有两条消息，一条是“四·八”烈士遇难简单经过，一条是中共中央成立起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的治丧委员会，再以后有延安三万人公祭的消息及专版纪念文章等，这使我意识到这是当时最大的空难事件，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灾害性事件。这样的灾难竟然发生在地图上连名字也没有的偏僻的晋西北荒山。不知是出于对黑茶山的好奇，还是对先烈的怀念，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我便产生了探访黑茶山的念头，不仅想看看黑茶山的面貌，更想弄清遇难及其救助的详情，甚至细微末节。
1983年我调到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多次到吕梁地区采访，几乎每次去，都要提出想去黑茶山看看，陪同的人总是说那山没看头，离县城又远，路也不好走。后来在兴县革命烈士陵园的一孔窑洞中看到飞机失事的残片和烈士的一点遗物，心灵才得到一点安慰。可要探访黑茶山的念头一直在心底涌动。
2006年8月，我读了一首 《黑茶山一瞥》的诗，在这首诗里，诗人李旦初荡气回肠地写道：“我爱仰望那峥嵘峻峭的高山”，“我爱观赏那郁郁苍苍的大山”，然而“有一座大山我却不爱”，恨它“冷酷无情”、“凶残暴虐”，“把民族的精华吞咽”。我深深地被诗人对“四·八”烈士怀念的真挚感情打动，探访黑茶山的念头又一次迸发出来。经过奔波运筹，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9月12日来到了黑茶山，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
飞机失事之后
横亘在我面前的黑茶山是吕梁山的一个支脉，犹如屹立在大地上的一道屏障，岗峦起伏、莽莽苍苍，东西绵延30华里，海拔一般为2000米，最高峰为2203米，是吕梁市境内最高的山峰。山因出一种黑茶而得名，这种黑茶能治许多病，因而流传着黑茶治病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但今天黑茶已经绝迹。山体有裸露的岩石，也有茂密的森林，有松、柏、杨、桦等乔木，也有山茶、山杏、山桃、山梨、樱桃、木瓜等灌木，为天然林资源保护区。春季山花烂漫，五月，金黄色的马兰花盛开，是最美丽的季节。由于植被良好，孕育出山脚下七股泉水涌出，涓涓细流，汇聚成湫水河的源头。“天下名山僧占多”，黑茶山虽不出名，但明清时期也是寺庙林立，有阳山寺、惠明寺、七德寺、玉泉寺、岱王庙等，现在空留遗址。
我们仰望的目光顺着尹拯山的手指落在了山中的一块巨石上，他告诉我们，那就是飞机撞击的地方，海拔1800米左右，由于撞击的力量太大，不仅飞机成了碎片，而且石头也被撞掉一大块。
1946年春，重庆谈判达成的实现和平建国的有关协议，在贯彻中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方面重重阻挠，驻在重庆的我方谈判代表无法开展工作，眼看实现和平统一成为泡影，在这危急关头，需要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便采取对策。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人，于4月8日在重庆乘坐美国运输机冒着恶劣天气起飞。离渝后曾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取得联络。飞机在西安降落加油后，于11时55分起飞，离开西安30分钟后，与延安电台联系过一次，机场接到准时到达的通知。这时延安天空乌云低暗，时有时无地飘着雨丝，等待在机场欢迎的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听到云层里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顿时兴奋起来，可是，那高空的飞机声响不多久，隐隐约约听不见了。疑惑、不安笼罩着机场上的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待着，直到下午4时多才慢慢散去。毛泽东等回到住地，分析着种种可能，指示有关部门向西安询问，下午5时许得到西安方面回答，飞机未曾返航。领导层预感到不测，立即向各边区发出搜寻的指示，晋绥分局接到指示后派出10多支小分队进行搜索。
据有关资料记载，飞机离开西安后与延安电台联系的时间为12时25分，应在甘泉县的上空，甘泉的群众也曾听到过飞机的隆隆声。据有关部门推测，飞抵延安上空时，雨雾沉沉，能见度低，与地面失掉联系，只好返航。返回西安途中迷失方向，南辕北辙，误向晋西北方向飞去。黑茶山脚下的庄上村的农民经历过那场灾难，现在还有三名目击者健在，他们是当时的民兵中队长张耕儿和马四则、张海民，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回忆说：那天早晨雾气很大，到了中午又浓、又黑，三米之外看不见人影，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下午二时左右，农民们正在吃中午饭，听见飞机的隆隆声，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带着噪音，非常刺耳，就好像从头顶上压下来一样。人们议论，这飞机要掉下来呀！在人们惊恐的议论声中，传来一声巨响，就像倒下来一簸箕废铜烂铁的响声，都明白飞机坠毁了。当时住在白石洼的几户农民，离出事地点最近，马四则的哥哥试图上山看个究竟。因雾大，山路又不好走，上不去，就赶忙向上滩沟村公所汇报。副村长李文堂看到天气已暗，上山有困难，决定明天再去察看。
第二天李文堂带领四个民兵上山，他们看到山洼里一片狼藉，树木烧焦了，满地是飞机碎片，遇难者的遗体烧得变了形，有的肢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谁看了都要流泪。在遗物中发现了秦邦宪、黄齐生的名章和一些文件，但他们不知道秦邦宪、黄齐生是何人，有的还以为是阎锡山的大官。他们带了遗物和降落伞回到村公所，研究如何向第四区委报告。晚上12时了，突然门打开了，风风火火闯进来几个人，是区里的民兵队长，他们急忙汇报了失事飞机的情况，民兵队长说，那是我们的人，赶快向区委汇报。晋绥分局在蔡家崖村，离黑茶山有100多里路，交通就靠两条腿走，10日晚才将消息送到晋绥分局。
当村民们知道遇难者是领袖人物时，都被这惊人的噩耗吓呆了，庄上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村干部、民兵和其他青壮年每人带着一把斧头、一根绳子，上山收殓烈士遗体，寻找烈士遗物。晋绥分局得到消息，派保安处长谭政文及地委苗逢树带领干部战士40余人连夜赶来。11日，接到中央“晋绥分局处理善后事宜”指示后，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带着正在晋绥分局学习的康世恩，以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郁文，日夜兼程，于12日早晨赶到庄上村，上山查看现场。村里架起了电台，直接与延安与晋绥分局联系。经过两天的搜寻，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人们砍下松软的柴草，轻轻包裹遗体，两三个人抬一具，对付着走下山来，放在白石洼窑洞里。13日早晨抬到岱王庙里，县里用骡马驮运来大量白布、烧酒，遗体全部用烧酒清洗，一个个辨认清楚，用白布裹好，从周围村庄老百姓家里买来棺材，村民们知道棺材用于遇难烈士，都争先恐后把为自己老人准备下的棺材贡献出来，中午全部装殓入棺。
庄上村距岚县飞机场150华里，而山路崎岖，要把17具灵柩靠人力畜力快速安全运达机场，任务非常艰巨，经过周密研究，制定了可行的抬运方案。为了保证遗体不腐，抬运全是黄昏夜晚进行。为了加快速度，抬运全由青壮年承担，走到哪个村，就由那个村派人替换。
13日下午，晋绥分局领导同志与各界在庄上村召开追悼会，老乡们抬着香案，摆上贡品，焚香叩拜，区干部、县议员沉痛致词。黄昏时分，运柩启程，抬灵柩的除了派来的战士、干部，大量的是周围10里之内村庄挑选出来的青壮年民兵。康世恩为护柩专员。随运的还有飞机残骸和烈士遗物。路宽的地方用马车拉运，上坡下坡或路窄的地方全部人抬。人人面部严肃，内心悲苦，步履急促。回回山是必经之路，山道又窄又陡，无法并排抬着行走。前面只容一人背负棺木，跪着或爬着前行，后面一人顶着、推着艰难通过。灵柩每到一村，村民们都要拦住烧纸祭奠。赤尖岭村日本人盘踞了5年之久，村民们受尽其苦，听说日本人就是这些人领导赶走的，村民们出来300人祭奠，60多人踊跃参加抬灵柩，灵柩顺利通过王狮、普明，14日午夜到达岚县城附近的东村，东村街道都挂起“过街纸”，摆好祭品，1500名军民祭奠，15日凌晨，灵柩到达岚县飞机场附近。运送灵柩仅用了20多个小时，参加运送的队伍达到1500多人。
天大的损失
遇难烈士，有5位是党内外著名人物。王若飞，时年50岁，1922年入党，是我党早期活动家之一，先后留学法国、苏联，两次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被国民党监禁5年。抗战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国内团结，四次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与周恩来一起代表我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秦邦宪（博古），时年39岁，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参加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任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主编。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为政协宪章审议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之一。秦邦宪精通俄语，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叶挺，广东人，时年50岁。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名将”，与朱德、周恩来、贺龙一起领导南昌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囚禁5年，1946年3月获释。在狱中同敌人的威逼利诱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邓发，广东人，时年40岁，1925年入党。从事工运、民运工作。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执委会委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抗战时期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黄齐生，贵州人，著名教育家，时年69岁，辛亥革命时因参加反满活动被通缉,流亡四川。袁世凯称帝时，是贵州“反袁第一人”。“五四”前游学日本，1920年留学法国，归国后创办达德学校、遵义中学，1930年在上海推行乡村建设教育，此后为抗日救亡奔走。抗战时期在贵州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及群众教育事业，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举家迁往延安。1946年2月与其孙子、鲁艺学院教员黄晓庄作为延安代表赴渝慰问“校场口事件”受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他们都是民族的精英，国家正需要他们的时候，却飞来横祸。正像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唁电里写道，他们的遇难，是天大的损失，使国家失柱石英才，人民失民主斗士，非共产党之损失，亦人民之不幸。噩耗惊传，如同晴天霹雳，震动了边区，震动了全国，震痛着四万万五千万颗心，普天同悼。
晋绥分局与晋绥行署得此噩耗，要求全区下半旗三日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周，16、17、18公祭三日。17日这天，岚县漫天风沙，后来又下起雨雪，晋绥各界15000人在机场举行了公祭大会。机关团体人员臂戴黑纱，群众头戴孝巾，会场遍悬挽联。大会开始时在凄切的哀乐声中，全场人员肃立，当宣布向殉难烈士默哀时，全场一片呜咽。这15000军民的哭声惊天地，泣鬼神。接着宣读晋绥分局的祭文，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然后晋绥行署副主任武新宇含泪致词，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讲话，他们提醒大家，要化悲痛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山西的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进攻解放区，要时刻准备对挑动内战者迎头痛击。大会在风沙雨雪中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通过决议，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内战阴谋，为实现政协、停战、整军三大协定，实现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18日上午，在晋绥护柩专员谭政文的护送下，13位烈士的遗体由两架飞机运抵延安。朱总司令、刘少奇、林伯渠等到机场接灵。19日，两架飞机又将美国四名机组人员遗体运抵重庆，飞机到了延安上空，盘旋两圈致哀，然后向渝飞去。红都延安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从证实这一消息起，全边区下半旗7天，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13日，中央机关就举行了追悼会，19日，又举行了三万人的隆重公祭大会。会场挂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挽联与各界的挽幛。毛主席的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中共中央的挽联为：“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意，誓争胜利慰英灵。”10班民间乐手吹奏哀乐，气氛十分宏大悲壮。朱总司令主祭，林伯渠、贺龙等陪祭，盟国友人也参加了祭奠大会。各界代表一个接着一个讲话。12点零5分哀乐复起，套裹着红色毡呢的灵柩开始移出灵堂，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随执绋，群众紧随其后，形成长达五六华里的行列，历时一小时半，灵柩始达墓地，在鸣炮24响中下葬。紧接着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党政军民召开追悼大会，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都登台演讲，痛悼先烈。东北、华北各界开展吊唁活动，蒋管区重庆、上海各界也召开了万人大会追悼“四·八”烈士。苏美法使节及英美法记者也到驻渝中共代表团吊唁，追悼活动波及海外。马来西亚共产党星洲市委员会联合新加坡各界社团召开追悼会，世界职工大会总书记萨阳也拍来唁电。
血染的风采
自从“四·八”烈士和美国友人的鲜血洒在黑茶山，这座荒僻的山峦成了一个纪念地，尽管背了不少骂名，可它的知名度还是提高了。以后的山西省地图上，不仅标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标出它的高度，似乎它可以以独特的人文景观与它的邻居北岳恒山、佛教圣地五台山齐名了。
黑茶山挡住了飞机的去路，酿成了千古大祸，似乎犯下了“滔天大罪”。其实它是无辜的，人们痛定思痛，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苍天大雾呵我不恨你，
撞碎的飞机呵我不恨你，
高大而荒凉的黑茶山我不恨你。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冒险奔波，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殉难在路上，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恨独夫暴政!
这首诗告诉人们，烈士遇难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气候突变所逼。在内战即将爆发的危急关头，他们不得不冒着恶劣的天气为国家和平民主而奔波。当地政府和人民把遇难地当作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为争取国家和平统一而献身的见证物加以保护，把“四·八”烈士当民族英雄纪念。全国解放后就在黑茶山设立了保护性的标志。1960年，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地方财政相当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兴县县政府挤出一笔款，在黑茶山脚下建起了一座小型“四·八”烈士祠，内设13个牌位，刻了两块纪念碑，寄托老区人民的情思。20年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进入了新时代，当地政府又将烈士祠扩建为纪念馆，馆内增添了烈士生平事迹介绍，陈列着烈士的遗物和一些飞机碎片。进入21世纪，当地经济蓬勃发展，富裕起来的人民更加怀念先烈，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那座纪念馆太矮小了，太委屈先烈了，在晋绥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努力下，有关部门同意新建一座现代化“四·八”烈士纪念馆。黑茶山中陆续建起一些纪念物。在烈士遇难山腰的巨石下方，竖立着一块刻有“殉难处”三个大字的石碑，1999年又在巨石旁建起了一座纪念亭，亭为六角飞檐，用玻璃钢铸成，在细雨中闪着亮光，当地人称为英雄亭。在黑茶山最高峰直立着一座铁塔，高48米，为吕梁电视台的中转信号发射台，为纪念“四·八”烈士，命名为4648台。
纪念馆大厅挂着一副气壮山河的巨幅挽联：“仗国干城共赴和平征途路上坠忠魂黑茶山挥泪旷世英豪同蹈国难苍穹云颠殒将星湫水河含悲”。这是一位教师写的，深深地表达了当地群众的痛悼之情。“四·八”烈士，虽死犹生，活在了当地群众的心中，遇难60多年里，不管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庄上村农民都像神灵一样祭奠。每年清明节上坟祭祖，也想到“四·八”烈士，要到村旁纪念馆烧钱化纸。4月8日，是烈士遇难日，不仅庄上村，四邻八乡的村民也要到纪念馆摆上贡品，烧香叩头，虔诚祭拜。近几年来县里的机关干部也来开会悼念，有的还在这里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一些民间艺人还把烈士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演出，编成民歌传唱。纪念馆目前的负责人尹拯山，是庄上村的一名知识青年，自幼受到“四·八”烈士事迹的熏陶，热爱“四·八”烈士，崇拜“四·八”烈士，他组织几名青年成立起“革命文物保护中心”，义务保护纪念地，美化环境；自费收集烈士遗物，充实展览内容；编写材料，制作光盘，广为宣传，弘扬“四·八”烈士精神。“四·八”烈士的后代也来到这个荒僻的小山村，看到村民对“四·八”烈士年年岁岁像神灵一样祭奠，深受感动，就合计捐款10万元，资助该村建了一所小学。庄上村把这所小学命名为“四·八”烈士小学，并编了一首继承“四·八”烈士遗志的歌作为校歌，年年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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