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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丽曾经当过炊事员、话务员、通讯员、护理员、护士、干事，几乎所有女兵可能呆过的岗位她都呆过。直到1995年，四十出头的马晓丽才成为专业作家。这可能是马晓丽创作量较少的部分原因。但是，马晓丽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对于文学，她始终怀着一份认真和虔诚，这是她的创作值得肯定和敬佩的原因。
《夜》是马晓丽的第一篇小说，创作于1987年。列车在夜里疾驶，女主人公在列车上沉思着。她曾经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山沟里，失去了前途和爱情。于是，她也同样不公正地对待了女友，得到了去前线的机会，重新获得了失去的前途和爱情。但这时，她心里却并不轻松。因为，在获得一切的同时，她也“丢失”了自己。经历了战场上的血与火的冶炼，目睹了那么多的牺牲，她觉得个人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是“那么苍白，那么微不足道”。最终，她放弃了重新得到的一切，又回到了山沟。她的灵魂在放弃中发散出纯净、坦然的美丽光辉。小说关乎战争题材，但不是正面表现战争，而是从一个侧面非常艺术地表现出战争对人的灵魂的升华。小说委婉细腻，既有纯真的气氛，又有冷峻的自省意味，与茹志鹃的《百合花》有可比之处。
《长大了》也是一篇颇具女性情致的女兵小说——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主人公回忆自己的小女兵生活。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队女作家很多都是因出身军人家庭而近水楼台，十几岁就参军入伍的所谓“后门兵”，她们少女的成长包括身体的发育都是在部队完成的，她们不同于普通少女之处就在于她们同时是女兵。穿着军装的青春注定是不一样的。马晓丽也是如此。小说写到一群憨憨的小女兵既勇敢又胆怯、既傻愣愣又羞涩涩、既认真严肃又笑话百出的生活，她们憨得可爱，憨得令人发笑，笑着笑着眼睛却又潮了。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一朵含笑的泪花。小说写道，在班长说“这个班以后就交给你了”的那个夜晚，“我”的初潮来了：
我一直陪着班长在煤灰堆上坐了很久。忽然，我觉得我的体内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有一种新奇的力量在我体内冲撞着，搅得我周身的血液不安地涌动着，接着便是一阵兴奋的痛楚。我惊恐地站起身来。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是什么。我来了?我不敢相信。是的，我来了!我来了!我的心一下子被战栗的喜悦充满了。牛秀萍告诉我，老人们管这叫“历世”。哦，历世!就在这一天，我历世了。
这就是少女的成长。尽管在严格的军营里，在规整的军装下，少女的成长也是如万物花开一样，无可抵挡。第一次被称作阿姨，也是一种成长的体会。更加温柔的成长是第一次做母亲：
记得产后护士第一次把孩子抱给我时，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妈妈抱抱。”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抬头看了看丈夫那鼓励的目光，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带着一点羞涩也怯怯地重复了一句：“让妈妈抱抱。”妈妈这两个字一出口。我就感到一股温暖的热流从我心底涌起，流遍了全身。我俯首在女儿粉嘟嘟的脸蛋上轻轻吻了一下，心里说：让妈妈亲亲。我永远感谢生活中的第一次。
以此时的成熟度去观照小女兵时的自己，大概就像母亲看自己的女儿吧?小说可贵的就是这种令人眼睛发潮的女性情致。
《夜》和《长大了》可以视为马晓丽创作的少女期，如《哦，香雪》之于铁凝。尽管那时马晓丽已经不是少女。一个女作家无论多晚开始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少女期。张洁四十岁开始写作，写出的是《森林里来的孩子》和《爱，是不能忘记的》，仍然是少女情怀，与她后来的写作比如《无字》相比，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
马晓丽此后的创作开始转型，走出少女期。小说《舵链》弘扬了军人的正面价值和崇高精神，很符合军旅小说不言而喻的题旨，却并不给人以人为拔高的感觉，这一方面得益于马晓丽叙述的技巧，另一方面得益于马晓丽对人物把握的内在分寸——无论表现多么崇高的精神，都要为人物做出合理的解释。
《白楼》属于军队的机关小说。白楼，军队机关办公大楼，在小说中被赋予很强的象征意味。当战士时的陆阳去过白楼，感觉到自楼的威压，发誓有一天要进入白楼。成为军官的陆阳终于进入白楼，感觉却不是那么回事。陆阳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你能掌握这座白楼，哪怕只是一部分，你就会把白楼竖在战士的心上，而不是立在战士的头上。”然而陆阳在白楼内部的权力角逐中并没有成为胜者。就连白楼，也已经被周围的高层建筑比下去了：“那些高层建筑很突兀、很自信地昂首挺立着，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再看白楼时，竟平白地觉得突然比往日矮小暗淡了许多。”但马晓丽是这样结尾的：“但是，白楼仍坚实地伫立着，带着那些高层建筑所无法类比的独特的魅力，带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严。”到底是自楼。这反映了马晓丽对于军队的复杂情感。
《覆水难收》写于1997年，反映的是军人生活中人间烟火的一面。九十年代是中国人的市场经济观念开始萌芽的年代，1997年是中国大地上直销成风的一年，军人也是人，也有家庭，也要生存，难免会受到社会风潮的冲击。军人杨晋东及其家庭就卷入了一场直销活动，结果却是“覆水难收”。这部小说具有普遍的社会批判意义。
与少女期写作相比，马晓丽这几篇小说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成年期，而且比较中性，因此，显得很像军旅文学了。
《光魂》是马晓丽为光学家王大珩所写的传记，是《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中的一本。王大珩被誉为中国的“光学之父”，是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当中的一个，是集二十多个“中国第一”于一身的人。《光魂》中渗透着马晓丽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那种尊重和敬仰，这是整部传记的精神底蕴。《光魂》充分体现出马晓丽作为小说家来写作报告文学的特点，不仅有着对于人物内心的敏感体察，而且有着对于细节的敏锐发现。尾章《科学无价》中，马晓丽敏感地捕捉到了获得百万奖金的王大珩的复杂心态。1995年，八十岁的王大珩与钱学森等四位科学家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为一百万元，那是中国科学家获得的最高数额的奖金，史无前例。宾客如云，人们的笑容背后似乎有着难以言传的内容，成为“百万富翁”的老人惶惑了，不安了，甚至愧怍了，直到拿出五十万给中国科协建立“迎光基金”，老人才松了一口气。关于剩下的五十万，老人还要解释：退下来了，以后一些活动要自费了，要拿出钱来请请大家，再拿十万捐给希望工程。做出这样解释的老人眼里仍然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马晓丽写道：“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仍然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100万。”老人的不安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心态。
《楚河汉界》是马晓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真诚，马晓丽是以彻底的真诚来面对一个军人的理想问题的。小说的事件非常具有现实感，但主要人物却是理想化的。也许正因为现实中已经没有周东进这样的理 想主义军人了，马晓丽才希望在小说中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作为理想的寄托，作为现实的弥补。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部军队现实题材的理想主义小说。
《楚河汉界》是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叙述的，第一人称主要用于老将军周汉的意识流。周汉成了植物人，但他的思绪却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里往返神游，和死去的战友对话，和历史与现实对话。第三人称的叙述重心主要放在周汉的二儿子周东进身上。边防团长周东进正处于政治生命的关键时刻，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故，是如实上报，还是变成先进典型?周东进面临着晋升还是转业、荣誉还是耻辱、虚伪还是忠诚的艰难抉择，这一抉择对他的前途和命运将会产生天差地别的影响。其实，几十年前，同样的问题也曾经摆在周汉面前，遗憾的是，周汉没能做出本应做出的抉择，这就是他到生命的最后还在意识流中搏斗的原因。人物面临价值选择时的巨大的矛盾困惑构成了小说的张力。最终，周东进选择了如实上报。他断送了一个职业军人的理想，但是，他完成了自己的英雄主义人格。
军队现实题材的缺失是近年来军旅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缺憾，《楚河汉界》敢于直面部队现实生活，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一点。《楚河汉界》没有回避部队的矛盾和问题，周东进那么恪尽职守，却在团长的位置上停滞不前，若再无升迁的机会，就意味着必须告别军人生涯了。尽管周东进恪尽职守，但事故仍然发生了。与此同时，对手魏明坤却上任军分区司令。小说所反映的其实不仅仅是部队的现实，也是整个社会的现实。
英雄就是在困厄中塑造出来的，英雄本色就是在矛盾的风口浪尖凸显出来的。周东进是一个理想主义军人，做一名有品格有作为的职业军人是他至高无上的理想，所以，最后的抉择对他的打击是幻灭性的。但是，他完成了“军人”的自我塑造，即便失败了，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楚河汉界》是马晓丽向周东进这样的理想主义军人的致敬之作，同时她也是在向一种理想致敬，因为这个时代心怀理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周东进身上体现着现代军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处境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围困，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跪式的兵马俑，他说：“我们中国军人和中国军队的现状就是这样，是跪着的。”“尽管他是跪着的，但他永远在蓄势待发。”周东进不是中国军队中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是一种虚妄的作战，其战斗精神也是虚妄的，但周东进所抗争的东西并不虚妄，那是一咱硬实的理想主义精神，军人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马晓丽正是希望通过这个人物“把带有军人血脉的那些东西写出来”。
对于周东进的塑造不仅是在矛盾中完成的，而且还是在对比中完成的。哥哥南征已经完全消泯了个性和血气，变成一个沉稳老辣适应官场的人，为了前途，甚至可以把已经怀孕的女友转嫁给弟弟。弟弟和平复员后变成一个玩世不恭唯利是图的人。与周东进形成最强烈对比的是魏明坤。魏明坤是怀着来自底层的艰辛与自卑，运用小人物的成功学顽强取胜的人，他非常善于利用别人的单纯和失误往上爬。所谓“卑贱者最聪明”，用在魏明坤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两种人物精神的尖锐对立也是构成小说张力的重要因素。
新时期军旅文学中既有对“军人世家”的自豪刻画，也有对“部队大院子女”、“军营高干子弟”的敏锐思考。若论“军人世家”，周家其实也不过两代军人，虽然第二代中三个儿子都是(或曾经是)军人，但真正具有军人风骨的只有周东进。所以，这个军人世家中其实只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军人——周汉和周东进。父子俩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儿子的选择比父亲更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军人。虽然他没有立下父亲那样的赫赫战功，但是，他做到了父亲所没有做到的，他弥补了父亲的遗憾，完成了父亲的人格。两代军人的相互比照相辅相成体现了军人精神的进一步提升，令人欣慰。小说通过周汉这条线索也写到了历史，追溯了红军时期和长征之后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性描写，所传达的正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警示，具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意义。
若论“部队大院子女”、“军营高干子弟”，就必然要提到军队中相应的另一极——来自底层的平民子弟，或者叫“草根”，魏明坤就是其中的代表。军营中对于“部队大院子女”、“军营高干子弟”是潜在着一些定见的，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志于在部队发挥自己的才力，反而受到了出身的莫名阻力。其实，他们没有来自底层的某些功利心，没有为生存而奋斗的私心杂念，走入军营就是为了义无返顾地做一个纯正的军人，实现自己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理想，恰恰是理想的军人。但是，因为其纯正，他们反而斗不过别人，为军营的现实所不容，以至于不得不黯然退出军队，周东进就是一个例子。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徐贵祥的《仰角》等也反映出这方面的问题。朱苏进、马晓丽等是怀着军人理想来观照现实军营生活的军旅作家，他们塑造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具有悲剧英雄意味的军人形象系列。
“追随着一个个生命历程，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鲜活是怎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水分，个性是怎么在成熟的修剪中得到规范……但理想从不曾泯灭，再艰难也还有人在坚守，在拼全力拒绝人的植物化异变。”这是《楚河汉界》扉页上的话，也是支撑马晓丽写作《楚河汉界》的精神力量的高度概括。《楚河汉界》的气力是撑得很满的，但也许正因为太满，而现实又伏得太低，有时候给人一种强撑的感觉，甚至偶尔会留下说教的痕迹。这是《楚河汉界》不足的地方。直面军队现实而又表现军人理想的军旅文学写作的难度就在这里。
马晓丽的《白楼》和《覆水难收》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军人，他们多少有一点理想，因而显得不合时宜。《楚河汉界》则不折不扣地塑造了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军人。马晓丽为什么总是塑造这一类的人物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情结?读了《阅读父亲》，可能就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阅读父亲》是马晓丽及其丈夫蔡小东合作而成的，蔡小东就是一个周东进式的理想主义军人，他满怀理想投身军门，立志终生做一名职业军人，却由于人际关系的倾轧而被迫离开了军队。
《阅读父亲》是一部纪实作品，为追忆和怀念蔡小东的父亲蔡正国烈士而写。蔡正国1929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副军长，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他应该授予少将军衔。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在1953年距离朝鲜战争停战三个半月前，蔡正国牺牲于朝鲜前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烈士。蔡小东出生于蔡正国牺牲前48天，从未见过父亲。
《阅读父亲》凭着蔡正国烈士留下的笔记、家书和遗物以及亲人的记忆，把一个连儿子都感到陌生的“父亲”复活了，正如用一些碎片来复原一个考古的雕像。蔡正国烈士的笔记涉及作战组织、作战经验总结、部队训练、敌我装备调查等许多方面，体现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胸怀和韬略。他不仅是一位冷静谨慎运筹帷幄的战场 指挥官，而且还是一位细腻温情的丈夫和父亲，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朝鲜写的16封家书，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亲人的眷顾与牵念。他虽然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却悉心关注着弱妇幼雏的将息、病况、治疗、用药、吃饭、铺盖，事无巨细，切切叮咛，连新生儿子的名字，也是思虑再三。他还向妻子要一面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圆镜。这面小镜很快被带到了朝鲜战场，但几个月后，又作为烈士的遗物被送了回来，一直摆在妻子的床头至今。
《阅读父亲》之所以感人，在于它是一种情感性的“阅读”。对于这个普通中又有着不普通的家庭，马晓丽感怀不已。蔡小东的母亲在组织说服下再婚了，淳朴忠厚的继父承担起了抚养蔡小东的责任，从此没再让妻子去领过烈属抚养费，也没要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为了把首长的孩子培养成人，继父用尽心血。他对儿子的宠爱、对妻子的心疼，既是一种夫妻情、父子情，又是一种战友情。蔡小东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一直把继父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直到18岁，已经当兵以后，这个秘密才被揭开。蔡军长当年的老部下们，此时已经是军区级的首长了，庄严地向蔡小东讲述了过去的事情。蔡小东的反应先是激动，继而昏倒。《阅读父亲》的情感在此达到高潮。
更加触动人心的是马晓丽所写的《阅读父亲》的创作谈——《婆婆的目光》。马晓丽敏锐地捕捉到一位经历过命运的极度颠簸之后的女性的异常复杂的内心活动，并通过细节传神地反映出来。她满身创痛而又不愿示人，脆弱至极而又试图坚强，她的奇怪的认真和自尊，她的神经过敏以及要面子，都是命运书写的结果。女性在承受命运的同时，也被命运所改写，变成一个自己都难以预料的人。面对这样一位母亲，你无法说是悲悯还是敬佩，所有的感受加在一起，也只能成为一种感喟。
《云端》(《十月》2006年第四期)是马晓丽写得最好的一个中篇小说，也是马晓丽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构思颇具匠心：在解放战争时期，两个同样叫云端、同样敏感细腻却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女人相遇了。两个云端其实是一个女人的两个面，体现着两种不同生活的塑造和折射。作为国民党军官太太的云端是业已改名为“洪潮”的共产党将领夫人云端的俘虏，后者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外在的优势，女性内心的优势未必如此。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与丈夫之间的两情缱绻使共产党将领夫人云端感觉到自己身为女性的匮乏，心中暗自失落和沮丧。女性经验成为可贵的资源，引起女性之间的对比和暗斗，在获知各自丈夫阵亡的消息之后，终于发生了血的冲突。女性不是战争的主角，女性经验也不可能成为革命历史的主流，而只能成为被遗忘和遮蔽的边缘经验。《云端》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历史的边缘经验。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将领夫人云端的“启蒙者”，在于前者正是后者原初的、骨子里的自己，只不过后者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洪潮”而已。这一交错和互换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党派之间的文化关系的设置，突破了战争小说正义与非正义、敌与我等二元框架的设定，引发人们对于固有的政治文化进行陌生化的反思，在关于革命历史的写作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云端》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女性较量的书写，而是隐藏在革命、正义等政治历史理念下的女性经验的发掘与呈现。对比马晓丽创作的开端——写作《夜》和《长大了》的少女期可以发现，《云端》是非常具有女人味的成年期女性写作，这也是一种创作上的“长大”。通过对比还可以发现，马晓丽最擅长的还是女性写作，她对于女性内心的深刻体察使她把握起女性题材来更加优游自在、出神入化。
以女性写作心态切入到军事题材领域，马晓丽的创作会更加值得期待，她的女性写作视角将会赋予军旅文学以独特的价值。
《夜》是马晓丽的第一篇小说，创作于1987年。列车在夜里疾驶，女主人公在列车上沉思着。她曾经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山沟里，失去了前途和爱情。于是，她也同样不公正地对待了女友，得到了去前线的机会，重新获得了失去的前途和爱情。但这时，她心里却并不轻松。因为，在获得一切的同时，她也“丢失”了自己。经历了战场上的血与火的冶炼，目睹了那么多的牺牲，她觉得个人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是“那么苍白，那么微不足道”。最终，她放弃了重新得到的一切，又回到了山沟。她的灵魂在放弃中发散出纯净、坦然的美丽光辉。小说关乎战争题材，但不是正面表现战争，而是从一个侧面非常艺术地表现出战争对人的灵魂的升华。小说委婉细腻，既有纯真的气氛，又有冷峻的自省意味，与茹志鹃的《百合花》有可比之处。
《长大了》也是一篇颇具女性情致的女兵小说——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主人公回忆自己的小女兵生活。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队女作家很多都是因出身军人家庭而近水楼台，十几岁就参军入伍的所谓“后门兵”，她们少女的成长包括身体的发育都是在部队完成的，她们不同于普通少女之处就在于她们同时是女兵。穿着军装的青春注定是不一样的。马晓丽也是如此。小说写到一群憨憨的小女兵既勇敢又胆怯、既傻愣愣又羞涩涩、既认真严肃又笑话百出的生活，她们憨得可爱，憨得令人发笑，笑着笑着眼睛却又潮了。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一朵含笑的泪花。小说写道，在班长说“这个班以后就交给你了”的那个夜晚，“我”的初潮来了：
我一直陪着班长在煤灰堆上坐了很久。忽然，我觉得我的体内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有一种新奇的力量在我体内冲撞着，搅得我周身的血液不安地涌动着，接着便是一阵兴奋的痛楚。我惊恐地站起身来。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是什么。我来了?我不敢相信。是的，我来了!我来了!我的心一下子被战栗的喜悦充满了。牛秀萍告诉我，老人们管这叫“历世”。哦，历世!就在这一天，我历世了。
这就是少女的成长。尽管在严格的军营里，在规整的军装下，少女的成长也是如万物花开一样，无可抵挡。第一次被称作阿姨，也是一种成长的体会。更加温柔的成长是第一次做母亲：
记得产后护士第一次把孩子抱给我时，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妈妈抱抱。”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抬头看了看丈夫那鼓励的目光，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带着一点羞涩也怯怯地重复了一句：“让妈妈抱抱。”妈妈这两个字一出口。我就感到一股温暖的热流从我心底涌起，流遍了全身。我俯首在女儿粉嘟嘟的脸蛋上轻轻吻了一下，心里说：让妈妈亲亲。我永远感谢生活中的第一次。
以此时的成熟度去观照小女兵时的自己，大概就像母亲看自己的女儿吧?小说可贵的就是这种令人眼睛发潮的女性情致。
《夜》和《长大了》可以视为马晓丽创作的少女期，如《哦，香雪》之于铁凝。尽管那时马晓丽已经不是少女。一个女作家无论多晚开始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少女期。张洁四十岁开始写作，写出的是《森林里来的孩子》和《爱，是不能忘记的》，仍然是少女情怀，与她后来的写作比如《无字》相比，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
马晓丽此后的创作开始转型，走出少女期。小说《舵链》弘扬了军人的正面价值和崇高精神，很符合军旅小说不言而喻的题旨，却并不给人以人为拔高的感觉，这一方面得益于马晓丽叙述的技巧，另一方面得益于马晓丽对人物把握的内在分寸——无论表现多么崇高的精神，都要为人物做出合理的解释。
《白楼》属于军队的机关小说。白楼，军队机关办公大楼，在小说中被赋予很强的象征意味。当战士时的陆阳去过白楼，感觉到自楼的威压，发誓有一天要进入白楼。成为军官的陆阳终于进入白楼，感觉却不是那么回事。陆阳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你能掌握这座白楼，哪怕只是一部分，你就会把白楼竖在战士的心上，而不是立在战士的头上。”然而陆阳在白楼内部的权力角逐中并没有成为胜者。就连白楼，也已经被周围的高层建筑比下去了：“那些高层建筑很突兀、很自信地昂首挺立着，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再看白楼时，竟平白地觉得突然比往日矮小暗淡了许多。”但马晓丽是这样结尾的：“但是，白楼仍坚实地伫立着，带着那些高层建筑所无法类比的独特的魅力，带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严。”到底是自楼。这反映了马晓丽对于军队的复杂情感。
《覆水难收》写于1997年，反映的是军人生活中人间烟火的一面。九十年代是中国人的市场经济观念开始萌芽的年代，1997年是中国大地上直销成风的一年，军人也是人，也有家庭，也要生存，难免会受到社会风潮的冲击。军人杨晋东及其家庭就卷入了一场直销活动，结果却是“覆水难收”。这部小说具有普遍的社会批判意义。
与少女期写作相比，马晓丽这几篇小说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成年期，而且比较中性，因此，显得很像军旅文学了。
《光魂》是马晓丽为光学家王大珩所写的传记，是《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中的一本。王大珩被誉为中国的“光学之父”，是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当中的一个，是集二十多个“中国第一”于一身的人。《光魂》中渗透着马晓丽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那种尊重和敬仰，这是整部传记的精神底蕴。《光魂》充分体现出马晓丽作为小说家来写作报告文学的特点，不仅有着对于人物内心的敏感体察，而且有着对于细节的敏锐发现。尾章《科学无价》中，马晓丽敏感地捕捉到了获得百万奖金的王大珩的复杂心态。1995年，八十岁的王大珩与钱学森等四位科学家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为一百万元，那是中国科学家获得的最高数额的奖金，史无前例。宾客如云，人们的笑容背后似乎有着难以言传的内容，成为“百万富翁”的老人惶惑了，不安了，甚至愧怍了，直到拿出五十万给中国科协建立“迎光基金”，老人才松了一口气。关于剩下的五十万，老人还要解释：退下来了，以后一些活动要自费了，要拿出钱来请请大家，再拿十万捐给希望工程。做出这样解释的老人眼里仍然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马晓丽写道：“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仍然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100万。”老人的不安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心态。
《楚河汉界》是马晓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真诚，马晓丽是以彻底的真诚来面对一个军人的理想问题的。小说的事件非常具有现实感，但主要人物却是理想化的。也许正因为现实中已经没有周东进这样的理 想主义军人了，马晓丽才希望在小说中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作为理想的寄托，作为现实的弥补。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部军队现实题材的理想主义小说。
《楚河汉界》是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叙述的，第一人称主要用于老将军周汉的意识流。周汉成了植物人，但他的思绪却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里往返神游，和死去的战友对话，和历史与现实对话。第三人称的叙述重心主要放在周汉的二儿子周东进身上。边防团长周东进正处于政治生命的关键时刻，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故，是如实上报，还是变成先进典型?周东进面临着晋升还是转业、荣誉还是耻辱、虚伪还是忠诚的艰难抉择，这一抉择对他的前途和命运将会产生天差地别的影响。其实，几十年前，同样的问题也曾经摆在周汉面前，遗憾的是，周汉没能做出本应做出的抉择，这就是他到生命的最后还在意识流中搏斗的原因。人物面临价值选择时的巨大的矛盾困惑构成了小说的张力。最终，周东进选择了如实上报。他断送了一个职业军人的理想，但是，他完成了自己的英雄主义人格。
军队现实题材的缺失是近年来军旅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缺憾，《楚河汉界》敢于直面部队现实生活，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一点。《楚河汉界》没有回避部队的矛盾和问题，周东进那么恪尽职守，却在团长的位置上停滞不前，若再无升迁的机会，就意味着必须告别军人生涯了。尽管周东进恪尽职守，但事故仍然发生了。与此同时，对手魏明坤却上任军分区司令。小说所反映的其实不仅仅是部队的现实，也是整个社会的现实。
英雄就是在困厄中塑造出来的，英雄本色就是在矛盾的风口浪尖凸显出来的。周东进是一个理想主义军人，做一名有品格有作为的职业军人是他至高无上的理想，所以，最后的抉择对他的打击是幻灭性的。但是，他完成了“军人”的自我塑造，即便失败了，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楚河汉界》是马晓丽向周东进这样的理想主义军人的致敬之作，同时她也是在向一种理想致敬，因为这个时代心怀理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周东进身上体现着现代军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处境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围困，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跪式的兵马俑，他说：“我们中国军人和中国军队的现状就是这样，是跪着的。”“尽管他是跪着的，但他永远在蓄势待发。”周东进不是中国军队中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是一种虚妄的作战，其战斗精神也是虚妄的，但周东进所抗争的东西并不虚妄，那是一咱硬实的理想主义精神，军人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马晓丽正是希望通过这个人物“把带有军人血脉的那些东西写出来”。
对于周东进的塑造不仅是在矛盾中完成的，而且还是在对比中完成的。哥哥南征已经完全消泯了个性和血气，变成一个沉稳老辣适应官场的人，为了前途，甚至可以把已经怀孕的女友转嫁给弟弟。弟弟和平复员后变成一个玩世不恭唯利是图的人。与周东进形成最强烈对比的是魏明坤。魏明坤是怀着来自底层的艰辛与自卑，运用小人物的成功学顽强取胜的人，他非常善于利用别人的单纯和失误往上爬。所谓“卑贱者最聪明”，用在魏明坤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两种人物精神的尖锐对立也是构成小说张力的重要因素。
新时期军旅文学中既有对“军人世家”的自豪刻画，也有对“部队大院子女”、“军营高干子弟”的敏锐思考。若论“军人世家”，周家其实也不过两代军人，虽然第二代中三个儿子都是(或曾经是)军人，但真正具有军人风骨的只有周东进。所以，这个军人世家中其实只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军人——周汉和周东进。父子俩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儿子的选择比父亲更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军人。虽然他没有立下父亲那样的赫赫战功，但是，他做到了父亲所没有做到的，他弥补了父亲的遗憾，完成了父亲的人格。两代军人的相互比照相辅相成体现了军人精神的进一步提升，令人欣慰。小说通过周汉这条线索也写到了历史，追溯了红军时期和长征之后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性描写，所传达的正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警示，具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意义。
若论“部队大院子女”、“军营高干子弟”，就必然要提到军队中相应的另一极——来自底层的平民子弟，或者叫“草根”，魏明坤就是其中的代表。军营中对于“部队大院子女”、“军营高干子弟”是潜在着一些定见的，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志于在部队发挥自己的才力，反而受到了出身的莫名阻力。其实，他们没有来自底层的某些功利心，没有为生存而奋斗的私心杂念，走入军营就是为了义无返顾地做一个纯正的军人，实现自己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理想，恰恰是理想的军人。但是，因为其纯正，他们反而斗不过别人，为军营的现实所不容，以至于不得不黯然退出军队，周东进就是一个例子。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徐贵祥的《仰角》等也反映出这方面的问题。朱苏进、马晓丽等是怀着军人理想来观照现实军营生活的军旅作家，他们塑造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具有悲剧英雄意味的军人形象系列。
“追随着一个个生命历程，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鲜活是怎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水分，个性是怎么在成熟的修剪中得到规范……但理想从不曾泯灭，再艰难也还有人在坚守，在拼全力拒绝人的植物化异变。”这是《楚河汉界》扉页上的话，也是支撑马晓丽写作《楚河汉界》的精神力量的高度概括。《楚河汉界》的气力是撑得很满的，但也许正因为太满，而现实又伏得太低，有时候给人一种强撑的感觉，甚至偶尔会留下说教的痕迹。这是《楚河汉界》不足的地方。直面军队现实而又表现军人理想的军旅文学写作的难度就在这里。
马晓丽的《白楼》和《覆水难收》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军人，他们多少有一点理想，因而显得不合时宜。《楚河汉界》则不折不扣地塑造了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军人。马晓丽为什么总是塑造这一类的人物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情结?读了《阅读父亲》，可能就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阅读父亲》是马晓丽及其丈夫蔡小东合作而成的，蔡小东就是一个周东进式的理想主义军人，他满怀理想投身军门，立志终生做一名职业军人，却由于人际关系的倾轧而被迫离开了军队。
《阅读父亲》是一部纪实作品，为追忆和怀念蔡小东的父亲蔡正国烈士而写。蔡正国1929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副军长，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他应该授予少将军衔。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在1953年距离朝鲜战争停战三个半月前，蔡正国牺牲于朝鲜前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烈士。蔡小东出生于蔡正国牺牲前48天，从未见过父亲。
《阅读父亲》凭着蔡正国烈士留下的笔记、家书和遗物以及亲人的记忆，把一个连儿子都感到陌生的“父亲”复活了，正如用一些碎片来复原一个考古的雕像。蔡正国烈士的笔记涉及作战组织、作战经验总结、部队训练、敌我装备调查等许多方面，体现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胸怀和韬略。他不仅是一位冷静谨慎运筹帷幄的战场 指挥官，而且还是一位细腻温情的丈夫和父亲，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朝鲜写的16封家书，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亲人的眷顾与牵念。他虽然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却悉心关注着弱妇幼雏的将息、病况、治疗、用药、吃饭、铺盖，事无巨细，切切叮咛，连新生儿子的名字，也是思虑再三。他还向妻子要一面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圆镜。这面小镜很快被带到了朝鲜战场，但几个月后，又作为烈士的遗物被送了回来，一直摆在妻子的床头至今。
《阅读父亲》之所以感人，在于它是一种情感性的“阅读”。对于这个普通中又有着不普通的家庭，马晓丽感怀不已。蔡小东的母亲在组织说服下再婚了，淳朴忠厚的继父承担起了抚养蔡小东的责任，从此没再让妻子去领过烈属抚养费，也没要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为了把首长的孩子培养成人，继父用尽心血。他对儿子的宠爱、对妻子的心疼，既是一种夫妻情、父子情，又是一种战友情。蔡小东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一直把继父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直到18岁，已经当兵以后，这个秘密才被揭开。蔡军长当年的老部下们，此时已经是军区级的首长了，庄严地向蔡小东讲述了过去的事情。蔡小东的反应先是激动，继而昏倒。《阅读父亲》的情感在此达到高潮。
更加触动人心的是马晓丽所写的《阅读父亲》的创作谈——《婆婆的目光》。马晓丽敏锐地捕捉到一位经历过命运的极度颠簸之后的女性的异常复杂的内心活动，并通过细节传神地反映出来。她满身创痛而又不愿示人，脆弱至极而又试图坚强，她的奇怪的认真和自尊，她的神经过敏以及要面子，都是命运书写的结果。女性在承受命运的同时，也被命运所改写，变成一个自己都难以预料的人。面对这样一位母亲，你无法说是悲悯还是敬佩，所有的感受加在一起，也只能成为一种感喟。
《云端》(《十月》2006年第四期)是马晓丽写得最好的一个中篇小说，也是马晓丽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构思颇具匠心：在解放战争时期，两个同样叫云端、同样敏感细腻却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女人相遇了。两个云端其实是一个女人的两个面，体现着两种不同生活的塑造和折射。作为国民党军官太太的云端是业已改名为“洪潮”的共产党将领夫人云端的俘虏，后者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外在的优势，女性内心的优势未必如此。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与丈夫之间的两情缱绻使共产党将领夫人云端感觉到自己身为女性的匮乏，心中暗自失落和沮丧。女性经验成为可贵的资源，引起女性之间的对比和暗斗，在获知各自丈夫阵亡的消息之后，终于发生了血的冲突。女性不是战争的主角，女性经验也不可能成为革命历史的主流，而只能成为被遗忘和遮蔽的边缘经验。《云端》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历史的边缘经验。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将领夫人云端的“启蒙者”，在于前者正是后者原初的、骨子里的自己，只不过后者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洪潮”而已。这一交错和互换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党派之间的文化关系的设置，突破了战争小说正义与非正义、敌与我等二元框架的设定，引发人们对于固有的政治文化进行陌生化的反思，在关于革命历史的写作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云端》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女性较量的书写，而是隐藏在革命、正义等政治历史理念下的女性经验的发掘与呈现。对比马晓丽创作的开端——写作《夜》和《长大了》的少女期可以发现，《云端》是非常具有女人味的成年期女性写作，这也是一种创作上的“长大”。通过对比还可以发现，马晓丽最擅长的还是女性写作，她对于女性内心的深刻体察使她把握起女性题材来更加优游自在、出神入化。
以女性写作心态切入到军事题材领域，马晓丽的创作会更加值得期待，她的女性写作视角将会赋予军旅文学以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