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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关心的事情除了喂猫就是观看《海峡两岸》。退休以后他无事可做，整日在这两件事里游荡。我很早就想着趁他腿脚尚可，带他去趟台湾，上个月举家成行。
1935年出生在南京的爸经历过战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30年代末随奶奶一起跑进江西的山里躲避战火。家浩舅公（奶奶的一个弟弟）和他们失散，留在城里干背尸体的活，后来逃去了台湾。家浩舅公几十年间音讯全无，80年代现身我家，带着美元和一台日立彩色电视机。
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看见彩色，就是从这台日立牌的电视机里。西瓜的红色，大米粥的白色，电话机的橘红色，美元的花花色，电视上的各种颜色……构成了我记忆里二舅公来探亲的那年夏天。大人们说了些什么，相聚别离的心情是怎样的，年幼的我一概不知。
算了算，今年舅公也有九十好几了吧，他是再也跑不动故乡啦。故乡有他那么多兄弟姐妹，而今一個个都老得东倒西歪了。我奶奶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们有十个，很奇怪，除却几个特别短命的，其他几个都特别长寿。有说法是，短命的亲人把寿都折给了其他亲人，所以另外一些人就活得特别长久坚固。
是这样的么？要说活得坚固，作为大姐的奶奶，快100岁了。七十多岁时被人从公共汽车上推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骨头再没康复，但她还是拄着拐在外面奔波。又过了好些年，自己在厨房摔了一跤，摔断了另外一条腿，从此再没能爬起床。但即便在床上，她依然活得很好，皮肤白皙，脸色红润，胃口奇好。每天都要推着轮椅出门晒太阳，在搀扶下，竟也能每天走出百步。
这就是我以为的，活得坚固。不在于人生多么顺畅，而是遇见不顺的事情，也能安然接受，坚强地活着。直到近几年，她才开始神志不清，有时候只认得我，有时候只认得我爸，同时认出两个人的情况，已经一次都没有了。正是因为糊涂，她也根本搞不清，好些个弟弟妹妹们都在她之前，撒手人寰了。
另一个身体强壮，七八十岁还骑自行车从南京跑到句容的舅公，去年年底突然死了，享年89岁。印象里他是个古怪的人，经常来看奶奶，说些奇怪的话。那个人，怎么说呢，有着和常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他追求什么，关心什么，从来没好好过上几年的家庭生活，不要事业也不在乎钱，说起话来爱瞎激动。老婆很早就跑了，儿孙又和他关系疏远。许多年来，一个人在外面东游西荡。成天在外面瞎吃东西，却一次病也没生过。有些人就是这样吧，自由就是他最好的治愈。死的前几天，他觉得肠胃不舒服，平生第一次躺进了医院，检查什么病也没有，却再也没能活着出来。儿子媳妇从句容赶来为他送终，他把此生积蓄留给儿孙，也算是冷淡的关系中相对完美的结束吧。
台湾的家浩舅公还健在，却也年事已高，腿脚渐老，难回故里。想想，有心无力也是让人断肠伤心的事。爸爸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他，打了个出租车从台北市中心到三重区舅公的家。舅公三重区的房子又破又旧。他几十年前买了房，再也没挪过窝。退休的时候，又一次性领光了退休金，奋身扑进了股市，结果输得衣袋里空空荡荡。
在那些孤注一掷的人当中，能成为传奇的，少之又少，而这些传奇，都是踩着成千上万的失败者而上。想起家浩舅公当年说的：“我可是踩着尸体逃出城去的。”年轻时在南京遇到战乱，为了不被日本兵杀死，他干着扛尸体的活，在死人堆里寻找求生的机会。中年时挥霍退休金，一败涂地，再也没能成为侥幸的逃出生天者。人不会一辈子都好运的，有胆量的人，未必有运气。
投资失败的家浩舅公再也没能翻身，好在他豁达，有钱的时候大方，输光了倒也坦荡。家浩舅公无病无灾，和老婆在又小又旧的房子里一住几十年，养育了一儿一女。
想到80年代末期，家浩舅公来到我们家时出手大方，那时他的退休金应该还没有挥霍完，正是意气奋发、充满斗志的时代。家浩舅公是个重情义的、豪爽的人，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变。他虽不是成功者，但也并没有输给金钱。他好像过着一种与金钱物质并不交汇的平行生活。在这一点上，他和奶奶、家贵舅公，甚至我爸，都很相似。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活得坚固”吧。
知道爸爸要来看他，家浩舅公早早吩咐老婆包好几个信封，塞上钱，写上名字。给大姐的，四弟的，六妹的……
“家贵舅舅已经不在了啊。”爸爸把其中一个信封退还给他。家贵舅舅就是不久前过世的那位舅公。
“什么不在，明明上个月还打过电话，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呢！”
“就是这个月初过世的嘛……”
“……”
都是老人了，死亡的事，不必多说。
爸爸离开了三重区家浩舅公的家。和二十多年前一样，我不觉得自己能够完整地感受这些分别亲人的心情。死别一般的生离，这么说并不过分。对于他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就算两岸早已开放，岁月踉跄，分散两地的亲人就像冬天枯树上的叶子那样，一张张地掉着。“都是排着队的，一个一个轮着来。”最近看过的电影里，有个老头这么嘀咕着。
在历史的巨浪里，他们都算不上什么传奇的人。我奶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躲在婺源小学教书，拉扯孩子。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因为战乱而被打散，东奔西跑，衍生出各自的命运和分离的长线。
正因为沧海一粟，才显出时代的无情。正因为时代的无情，才显出渺小生命的坚固。
80年代和亲人见过一面又返回台湾的舅公，后来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因为各种原因，他再也没能够踏回大陆的土地。像所有豪爽的人那样，说到生活的难堪之处，他也只是一带而过。自己的心酸都不算心酸，见不到大姐，得知亲弟的去世，才是隆冬的暮日。
握着对岸弟弟给的信封，已经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奶奶，算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一直盼着再见一面，明明就是他们“活得坚固”的原动力，而一直等了许多年，大概是永不能见了，却已经老到稀里糊涂，再也不必体会人生的别离和伤感。
摘自《读者（原创版）》
1935年出生在南京的爸经历过战争和颠沛流离的生活，30年代末随奶奶一起跑进江西的山里躲避战火。家浩舅公（奶奶的一个弟弟）和他们失散，留在城里干背尸体的活，后来逃去了台湾。家浩舅公几十年间音讯全无，80年代现身我家，带着美元和一台日立彩色电视机。
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看见彩色，就是从这台日立牌的电视机里。西瓜的红色，大米粥的白色，电话机的橘红色，美元的花花色，电视上的各种颜色……构成了我记忆里二舅公来探亲的那年夏天。大人们说了些什么，相聚别离的心情是怎样的，年幼的我一概不知。
算了算，今年舅公也有九十好几了吧，他是再也跑不动故乡啦。故乡有他那么多兄弟姐妹，而今一個个都老得东倒西歪了。我奶奶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们有十个，很奇怪，除却几个特别短命的，其他几个都特别长寿。有说法是，短命的亲人把寿都折给了其他亲人，所以另外一些人就活得特别长久坚固。
是这样的么？要说活得坚固，作为大姐的奶奶，快100岁了。七十多岁时被人从公共汽车上推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骨头再没康复，但她还是拄着拐在外面奔波。又过了好些年，自己在厨房摔了一跤，摔断了另外一条腿，从此再没能爬起床。但即便在床上，她依然活得很好，皮肤白皙，脸色红润，胃口奇好。每天都要推着轮椅出门晒太阳，在搀扶下，竟也能每天走出百步。
这就是我以为的，活得坚固。不在于人生多么顺畅，而是遇见不顺的事情，也能安然接受，坚强地活着。直到近几年，她才开始神志不清，有时候只认得我，有时候只认得我爸，同时认出两个人的情况，已经一次都没有了。正是因为糊涂，她也根本搞不清，好些个弟弟妹妹们都在她之前，撒手人寰了。
另一个身体强壮，七八十岁还骑自行车从南京跑到句容的舅公，去年年底突然死了，享年89岁。印象里他是个古怪的人，经常来看奶奶，说些奇怪的话。那个人，怎么说呢，有着和常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他追求什么，关心什么，从来没好好过上几年的家庭生活，不要事业也不在乎钱，说起话来爱瞎激动。老婆很早就跑了，儿孙又和他关系疏远。许多年来，一个人在外面东游西荡。成天在外面瞎吃东西，却一次病也没生过。有些人就是这样吧，自由就是他最好的治愈。死的前几天，他觉得肠胃不舒服，平生第一次躺进了医院，检查什么病也没有，却再也没能活着出来。儿子媳妇从句容赶来为他送终，他把此生积蓄留给儿孙，也算是冷淡的关系中相对完美的结束吧。
台湾的家浩舅公还健在，却也年事已高，腿脚渐老，难回故里。想想，有心无力也是让人断肠伤心的事。爸爸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他，打了个出租车从台北市中心到三重区舅公的家。舅公三重区的房子又破又旧。他几十年前买了房，再也没挪过窝。退休的时候，又一次性领光了退休金，奋身扑进了股市，结果输得衣袋里空空荡荡。
在那些孤注一掷的人当中，能成为传奇的，少之又少，而这些传奇，都是踩着成千上万的失败者而上。想起家浩舅公当年说的：“我可是踩着尸体逃出城去的。”年轻时在南京遇到战乱，为了不被日本兵杀死，他干着扛尸体的活，在死人堆里寻找求生的机会。中年时挥霍退休金，一败涂地，再也没能成为侥幸的逃出生天者。人不会一辈子都好运的，有胆量的人，未必有运气。
投资失败的家浩舅公再也没能翻身，好在他豁达，有钱的时候大方，输光了倒也坦荡。家浩舅公无病无灾，和老婆在又小又旧的房子里一住几十年，养育了一儿一女。
想到80年代末期，家浩舅公来到我们家时出手大方，那时他的退休金应该还没有挥霍完，正是意气奋发、充满斗志的时代。家浩舅公是个重情义的、豪爽的人，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变。他虽不是成功者，但也并没有输给金钱。他好像过着一种与金钱物质并不交汇的平行生活。在这一点上，他和奶奶、家贵舅公，甚至我爸，都很相似。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活得坚固”吧。
知道爸爸要来看他，家浩舅公早早吩咐老婆包好几个信封，塞上钱，写上名字。给大姐的，四弟的，六妹的……
“家贵舅舅已经不在了啊。”爸爸把其中一个信封退还给他。家贵舅舅就是不久前过世的那位舅公。
“什么不在，明明上个月还打过电话，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呢！”
“就是这个月初过世的嘛……”
“……”
都是老人了，死亡的事，不必多说。
爸爸离开了三重区家浩舅公的家。和二十多年前一样，我不觉得自己能够完整地感受这些分别亲人的心情。死别一般的生离，这么说并不过分。对于他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就算两岸早已开放，岁月踉跄，分散两地的亲人就像冬天枯树上的叶子那样，一张张地掉着。“都是排着队的，一个一个轮着来。”最近看过的电影里，有个老头这么嘀咕着。
在历史的巨浪里，他们都算不上什么传奇的人。我奶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躲在婺源小学教书，拉扯孩子。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因为战乱而被打散，东奔西跑，衍生出各自的命运和分离的长线。
正因为沧海一粟，才显出时代的无情。正因为时代的无情，才显出渺小生命的坚固。
80年代和亲人见过一面又返回台湾的舅公，后来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因为各种原因，他再也没能够踏回大陆的土地。像所有豪爽的人那样，说到生活的难堪之处，他也只是一带而过。自己的心酸都不算心酸，见不到大姐，得知亲弟的去世，才是隆冬的暮日。
握着对岸弟弟给的信封，已经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奶奶，算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一直盼着再见一面，明明就是他们“活得坚固”的原动力，而一直等了许多年，大概是永不能见了，却已经老到稀里糊涂，再也不必体会人生的别离和伤感。
摘自《读者（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