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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青作家以其特殊的群体身份及创作视角展开对草原、对蒙古族文化的书写，打开了草原文化与汉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话的大门，从知青群体本身对草原文化的体验到其作品中的草原书写，不仅反映了时代与历史的特殊变迁，更通过对草原精神的展露，人生人性的思考以及对边地主题、苦难主题的融入，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而同时知青作家在小说中所展现的知青与草原人民的情感互动对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推动民族团结与繁荣都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围绕知青作家群体的身份解读、知青作家蒙古书写的文本体现以及知青作家蒙古书写的价值意义三方面展开，由表及里的对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进行解读。
关键词：知青作家 知青小说 蒙古书写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土壤中，有关蒙古族文化的文学作品占据着一方独特的空间，从内蒙古的本土蒙古族作家，到插队蒙古草原的知青作家，他们的笔下描绘着一个个鲜活的草原人民形象、诉说着广博而神秘的蒙古族文化以及深厚而真切的草原情感。但在这样一份富饶的文学土地上，不同于内蒙古本土蒙古族作家的内向视角，作为从他地来到内蒙古草原的知青作家，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的小说中更充分体现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体现着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草原、与蒙古族文化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
一、知青作家群体的身份解读
进行蒙古书写的知青作家，其身份本身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是他们作为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背后带着时代和历史的烙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央政策的号召之下，大批的知识青年从城镇来到农村、牧区，当政治革命的激情褪去，他们面临的是人生的迷茫与沉思，当内心的火焰冷却之后，这批本来处于“斗争”思潮漩涡的年轻人开始思考人生人性、时代这些时代的沉重话题，而草原的宁静与纯粹，是他们对于时代与人生新认知的萌发地。
因而，我们在许多的知青作家的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到他们在追寻草原文化的纯净清澈，从而治愈内心的伤痛。另一方面，知青群体作为深受现代化影响的城市人，从城市来到牧区，自然而然体现出到了现代化与传统草原文化的二元对立，传统的蒙古族草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碰撞，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明视角展露出来。在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当中，当索米亚不幸怀了黄毛希拉的孩子，奶奶和索米亚都选择了认命，展现出古老民族的宿命观;而白音宝力格则选择了激烈的反抗与出走，一方面是他无法接受纯洁爱情的裂痕，另一方面是他头脑中的现代思维、现代知识使他不能选择认命，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因而“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这里的“冲突” 实际上更显示出了一种“祛魅”与“复魅”间的对立。代表现代文明的白音宝力格认为只有科技和知识的法则才可以引领正确的方向，而古老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尊重自然的法则，尊重神秘的“长生天”的意志才是人的生命中应当坚守的尺度。此外，由于知青的到来也将草原游牧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更鲜明的展露出来，面对现代化的发展，游牧文明面对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日益式微，而游牧文明之下的草原民族文化的保留与精神信仰的延续成为知青作家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内容。
其次，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展现出一种区别于内蒙古本土作家的创作视角。跳出内蒙古本土蒙古族作家群体，反观非蒙古族群体对于蒙古文化的认识，也能够从这种差异对话中发现不同作家的创作立场。各民族作家所接受的文化不同，自然会在创作中形成不同的创作视角。以往我们谈及蒙古题材文学作品，目光更多的聚焦在内蒙古本土作家的写作，探寻他们与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互动，情感联系。而当我们把关注点转向非蒙古族群体，就会看到这种差异对话下所形成的顺解与误读，发现草原文化对“外来”的知青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了解不同民族作家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以及差异文化对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影响，更能发现这种异质文化的对话带来的创作启迪。
最后，知青作家这一群体的创作更体现出一种对民族团结，民族文化良性互动的追求，知青作家虽为外来群体，但与草原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我们从作家的书写中感受到真挚的民族友谊，也为民族间的感情而动容。当多元文化的互动碰撞，自然会萌生出新的文化火花，一方面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交流中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推动各民族繁荣共生。
二、知青作家蒙古书写的文本体现
在知青小说中，对蒙古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多方面的样态。知青作家大多插队于内蒙古草原深处的各个牧区，像老鬼、张承志和姜戎都曾插队于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草原，后来广为人知的作品如《血色黄昏》《黑骏马》《狼图腾》等都以这片草原为故事背景。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岁月是他们在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时期，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很多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知青作家将草原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内心的创伤或洗礼都在这片土地进行。因此在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草原文化渗透在作家对个人经历，内心体验的书写之中。
首先，知青小说中展现了大量的有关草原精神的叙事。草原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由其本身的自然生态环境出发，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的文化心理。最典型的草原精神体现在蒙古人民对于生态、生命的态度以及民族性格上。在游牧民族的整体观念中，由于长期依赖自然的生产生活习惯，敬畏自然，尊重天意的传统文化与思维观念成为草原精神的内核。知青对于蒙古草原的风景书写占据了大量的篇幅，由草原风光进而深入到草原精神，由表及里的对民族精神内核进行探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知青小说最鲜明的特征。
原生态的草原风景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生态观。在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毕力格老人带大家去挖雪窝里被狼留下来的活黄羊，狼群在风雪夜中围捕黄羊，但不杀绝，在毕力格老人看来这是狼对草原的保护，狼吃掉一部分的黄羊，留下一部分，既解决了狼自身的饥饱问题，也解决了因黄羊过多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同时并不赶尽杀绝，保证了草原的生态平衡。毕力格老人让大家挖冻羊，将活羊放生，在他看来，这是天神腾格里的旨意，正像蒙古人打围几百年仍年年有的打，就是学了狼不杀绝的捕猎习性。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保证了草原上人与自然间的一切都保持了一种和谐的状态。同时蒙古人对待狼的态度也体现出了一种生命平等观，因为敬畏自然，所以他们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展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命题。 此外，草原知青小说中还有很多深刻的人生人性之思，涉及到了人应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应当怎样为人的思考。在《黑骏马》中，“我”毅然离开草原，离开额吉，追寻自己所以为的“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以为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但当十年后“我”经历过世俗的吹打，重回草原，发现善良慈爱的额吉已离开人世，昔日的恋人索米亚也已远嫁他乡，对额吉的愧疚无处弥补，对那些失去的错过的岁月也无法复原，面对物是人非的现实，“我”的感受更多的是“感情的负重与缺憾”。当“我”在等待索米亚的原谅时，感受到的是草原上一个严厉的法庭准备对“我”的灵魂进行审判。一番出走，再寻根归来，“我”的情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追求？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的金钱与权力，事业与成功？还是那些平凡却又温暖的小的幸福？张承志在《黑骏马》中的种种反思，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作为草原知青这一群体的寻根之思，更体现着一代代奔徙于理想与现实人群的人生之问。
最后，在草原知青小说中也体现着典型的边地属性。内蒙古位属我国北方，知青作家插队的地区多为远离城镇与农耕区的边境草原，不论是自然地理位置层面还是地区文化历史层面，知青作家的蒙古题材小说都带有边地书写的特性，呈现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汉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对话。草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边缘性，远离主流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中心文化而言具有一定的边缘性和异质性属性，在草原知青作家的笔下，形成了一种边地文化与中心文化对话的话语属性。而草原知青小说中所呈现的边地书写并非完全疏离于现代文学的文化内涵之外，相反，其所反映的民族性、特色性内容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可以充分丰富现代文学的内涵。此外，知青作家笔下的边地书写也体现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实践，它背后所展现的是一种“冲击——回应”的文化对话，知青对草原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记录，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碰撞，以及外来知青与原住牧民思维观念的差异化体现，都直观的展现出在这种“冲击——回应”模式背后所隐藏的边地对建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参与。由此回到边地书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一个很直观的话题就呈现出来，对于边地与中心不能将其放置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现代文学不应是一个抽象恒定且独立的概念，而是应当加强它的持续性与包容性。
三、知青作家蒙古书写的价值意义
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横跨于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维度，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无论是对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优势彰显还是对现当代文学版图的扩充都具有作为桥梁的现实意义。
站在内蒙古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的角度来看，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有力弘扬。草原知青小说中大量有关草原生活、生态、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展示，以现代意识来探寻蒙古民族的生存历史和生命体验，把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有力的彰显，促使草原文化不再局限于有限的空间，而是与中国甚至是世界其他地域的文化实现了良性的对话。同时由于草原知青小说中融入了知青这一群体对草原文化的认识，使许多文化概念有了新的互动。例如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出版并广泛受到学界的关注后，有关于蒙古族是否有狼文化崇拜的问题成为一大热点话题。特别是姜戎在小说中对蒙古族狼文化的书写上升到了有关民族性格的探讨，他认为蒙古族欣赏并敬畏狼，因而草原民族具有狼性品格，而汉民族在农耕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偏向羊性，缺少反抗精神，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无不与这种羊性的民族性格有关。这种对于民族性格的思考尽管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五四以来我们对国民性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呼应。姜戎对草原民族性格的分析扩大到了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类前途的追问，在差异性的文化对话中进行探寻，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际，促使我们可以在对民族历史、民族品格的梳理与研究中不断的反思。
站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角度，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无疑是对现当代文学版图的扩充。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发展由“共名”走向“无名”，多元化的文学话语取代了曾经单一化的时代叙事。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是新时期现代文学多元化发展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新时期以来知青作家从民族民间的土壤中表达现代意识的寻根思潮，知青作家的草原小说由宏大叙事转向民间叙事，在对草原文化的展现中表达了对生态，民俗等多方面的思考，打开了民间文化、民间审美的新的空间，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向个人化发展的转型。此外，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还增强了对苦难主题的探索。现代文学自五四时代诞生起就以苦难主题为载体，书写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展现个体在苦难生存过程中的生命力量。草原知青小说大多以内蒙古边疆草原为背景，故事场景中描写了大量有关草原气候的恶劣、牧民生产生活的艰难，以及其命运的坎坷与不易，但草原人民对待苦难的态度往往都是以忍耐、坚持来回应。在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在暴风雪中将袍子让给“我”而导致下身瘫痪的额吉，并没有因为身体的伤残而失去对生活热情，她用牛皮垫在伤残的膝下恢复忙碌的生活，并告诉“我”，“牧人从不把伤残看成残废，也从不过多的对不幸者讲宽心话，那场草原上的暴风雪毁坏了七个人的身体，但七个人都恢复了生活和斗争的能力，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从苦难环境到草原人民对于苦难的态度，知青作家笔下已不单单是专注于苦难主题的挖掘，更深入到了苦难背后的人性之思与民族信仰之探。这实际上也是对五四时代开启的现代文学中苦难主题的深化。
参考文献
图书：
[1] 姜戎.狼图腾[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2] 张承志，北方的河[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期刊：
[1]陈国恩，知青作家的草原小說与内蒙地域文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1）.
[2]刘绪才，胡宇慧，草原知青小说叙事与草原文化[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15，24（02）.
[3]高娇娇，海拉，内蒙古知青小说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以《黑骏马》、《血色黄昏》和《狼图腾》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2016，37（01）.
[4]段从学，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40（02）.
作者简介：阿丽玛（1996—）女，蒙古族，籍贯：内蒙古乌兰察布，硕士研究生，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
关键词：知青作家 知青小说 蒙古书写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土壤中，有关蒙古族文化的文学作品占据着一方独特的空间，从内蒙古的本土蒙古族作家，到插队蒙古草原的知青作家，他们的笔下描绘着一个个鲜活的草原人民形象、诉说着广博而神秘的蒙古族文化以及深厚而真切的草原情感。但在这样一份富饶的文学土地上，不同于内蒙古本土蒙古族作家的内向视角，作为从他地来到内蒙古草原的知青作家，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的小说中更充分体现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体现着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草原、与蒙古族文化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
一、知青作家群体的身份解读
进行蒙古书写的知青作家，其身份本身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是他们作为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背后带着时代和历史的烙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央政策的号召之下，大批的知识青年从城镇来到农村、牧区，当政治革命的激情褪去，他们面临的是人生的迷茫与沉思，当内心的火焰冷却之后，这批本来处于“斗争”思潮漩涡的年轻人开始思考人生人性、时代这些时代的沉重话题，而草原的宁静与纯粹，是他们对于时代与人生新认知的萌发地。
因而，我们在许多的知青作家的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到他们在追寻草原文化的纯净清澈，从而治愈内心的伤痛。另一方面，知青群体作为深受现代化影响的城市人，从城市来到牧区，自然而然体现出到了现代化与传统草原文化的二元对立，传统的蒙古族草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碰撞，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明视角展露出来。在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当中，当索米亚不幸怀了黄毛希拉的孩子，奶奶和索米亚都选择了认命，展现出古老民族的宿命观;而白音宝力格则选择了激烈的反抗与出走，一方面是他无法接受纯洁爱情的裂痕，另一方面是他头脑中的现代思维、现代知识使他不能选择认命，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因而“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这里的“冲突” 实际上更显示出了一种“祛魅”与“复魅”间的对立。代表现代文明的白音宝力格认为只有科技和知识的法则才可以引领正确的方向，而古老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尊重自然的法则，尊重神秘的“长生天”的意志才是人的生命中应当坚守的尺度。此外，由于知青的到来也将草原游牧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更鲜明的展露出来，面对现代化的发展，游牧文明面对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日益式微，而游牧文明之下的草原民族文化的保留与精神信仰的延续成为知青作家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内容。
其次，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展现出一种区别于内蒙古本土作家的创作视角。跳出内蒙古本土蒙古族作家群体，反观非蒙古族群体对于蒙古文化的认识，也能够从这种差异对话中发现不同作家的创作立场。各民族作家所接受的文化不同，自然会在创作中形成不同的创作视角。以往我们谈及蒙古题材文学作品，目光更多的聚焦在内蒙古本土作家的写作，探寻他们与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互动，情感联系。而当我们把关注点转向非蒙古族群体，就会看到这种差异对话下所形成的顺解与误读，发现草原文化对“外来”的知青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了解不同民族作家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以及差异文化对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影响，更能发现这种异质文化的对话带来的创作启迪。
最后，知青作家这一群体的创作更体现出一种对民族团结，民族文化良性互动的追求，知青作家虽为外来群体，但与草原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我们从作家的书写中感受到真挚的民族友谊，也为民族间的感情而动容。当多元文化的互动碰撞，自然会萌生出新的文化火花，一方面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交流中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推动各民族繁荣共生。
二、知青作家蒙古书写的文本体现
在知青小说中，对蒙古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多方面的样态。知青作家大多插队于内蒙古草原深处的各个牧区，像老鬼、张承志和姜戎都曾插队于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草原，后来广为人知的作品如《血色黄昏》《黑骏马》《狼图腾》等都以这片草原为故事背景。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岁月是他们在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时期，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很多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知青作家将草原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内心的创伤或洗礼都在这片土地进行。因此在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草原文化渗透在作家对个人经历，内心体验的书写之中。
首先，知青小说中展现了大量的有关草原精神的叙事。草原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由其本身的自然生态环境出发，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的文化心理。最典型的草原精神体现在蒙古人民对于生态、生命的态度以及民族性格上。在游牧民族的整体观念中，由于长期依赖自然的生产生活习惯，敬畏自然，尊重天意的传统文化与思维观念成为草原精神的内核。知青对于蒙古草原的风景书写占据了大量的篇幅，由草原风光进而深入到草原精神，由表及里的对民族精神内核进行探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知青小说最鲜明的特征。
原生态的草原风景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生态观。在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毕力格老人带大家去挖雪窝里被狼留下来的活黄羊，狼群在风雪夜中围捕黄羊，但不杀绝，在毕力格老人看来这是狼对草原的保护，狼吃掉一部分的黄羊，留下一部分，既解决了狼自身的饥饱问题，也解决了因黄羊过多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同时并不赶尽杀绝，保证了草原的生态平衡。毕力格老人让大家挖冻羊，将活羊放生，在他看来，这是天神腾格里的旨意，正像蒙古人打围几百年仍年年有的打，就是学了狼不杀绝的捕猎习性。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保证了草原上人与自然间的一切都保持了一种和谐的状态。同时蒙古人对待狼的态度也体现出了一种生命平等观，因为敬畏自然，所以他们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展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命题。 此外，草原知青小说中还有很多深刻的人生人性之思，涉及到了人应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应当怎样为人的思考。在《黑骏马》中，“我”毅然离开草原，离开额吉，追寻自己所以为的“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以为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但当十年后“我”经历过世俗的吹打，重回草原，发现善良慈爱的额吉已离开人世，昔日的恋人索米亚也已远嫁他乡，对额吉的愧疚无处弥补，对那些失去的错过的岁月也无法复原，面对物是人非的现实，“我”的感受更多的是“感情的负重与缺憾”。当“我”在等待索米亚的原谅时，感受到的是草原上一个严厉的法庭准备对“我”的灵魂进行审判。一番出走，再寻根归来，“我”的情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追求？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的金钱与权力，事业与成功？还是那些平凡却又温暖的小的幸福？张承志在《黑骏马》中的种种反思，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作为草原知青这一群体的寻根之思，更体现着一代代奔徙于理想与现实人群的人生之问。
最后，在草原知青小说中也体现着典型的边地属性。内蒙古位属我国北方，知青作家插队的地区多为远离城镇与农耕区的边境草原，不论是自然地理位置层面还是地区文化历史层面，知青作家的蒙古题材小说都带有边地书写的特性，呈现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汉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对话。草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边缘性，远离主流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中心文化而言具有一定的边缘性和异质性属性，在草原知青作家的笔下，形成了一种边地文化与中心文化对话的话语属性。而草原知青小说中所呈现的边地书写并非完全疏离于现代文学的文化内涵之外，相反，其所反映的民族性、特色性内容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可以充分丰富现代文学的内涵。此外，知青作家笔下的边地书写也体现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实践，它背后所展现的是一种“冲击——回应”的文化对话，知青对草原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记录，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碰撞，以及外来知青与原住牧民思维观念的差异化体现，都直观的展现出在这种“冲击——回应”模式背后所隐藏的边地对建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参与。由此回到边地书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一个很直观的话题就呈现出来，对于边地与中心不能将其放置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现代文学不应是一个抽象恒定且独立的概念，而是应当加强它的持续性与包容性。
三、知青作家蒙古书写的价值意义
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横跨于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两个维度，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无论是对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优势彰显还是对现当代文学版图的扩充都具有作为桥梁的现实意义。
站在内蒙古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的角度来看，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有力弘扬。草原知青小说中大量有关草原生活、生态、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展示，以现代意识来探寻蒙古民族的生存历史和生命体验，把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有力的彰显，促使草原文化不再局限于有限的空间，而是与中国甚至是世界其他地域的文化实现了良性的对话。同时由于草原知青小说中融入了知青这一群体对草原文化的认识，使许多文化概念有了新的互动。例如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出版并广泛受到学界的关注后，有关于蒙古族是否有狼文化崇拜的问题成为一大热点话题。特别是姜戎在小说中对蒙古族狼文化的书写上升到了有关民族性格的探讨，他认为蒙古族欣赏并敬畏狼，因而草原民族具有狼性品格，而汉民族在农耕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偏向羊性，缺少反抗精神，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无不与这种羊性的民族性格有关。这种对于民族性格的思考尽管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五四以来我们对国民性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呼应。姜戎对草原民族性格的分析扩大到了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类前途的追问，在差异性的文化对话中进行探寻，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际，促使我们可以在对民族历史、民族品格的梳理与研究中不断的反思。
站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角度，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无疑是对现当代文学版图的扩充。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发展由“共名”走向“无名”，多元化的文学话语取代了曾经单一化的时代叙事。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是新时期现代文学多元化发展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新时期以来知青作家从民族民间的土壤中表达现代意识的寻根思潮，知青作家的草原小说由宏大叙事转向民间叙事，在对草原文化的展现中表达了对生态，民俗等多方面的思考，打开了民间文化、民间审美的新的空间，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向个人化发展的转型。此外，知青作家的蒙古书写还增强了对苦难主题的探索。现代文学自五四时代诞生起就以苦难主题为载体，书写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展现个体在苦难生存过程中的生命力量。草原知青小说大多以内蒙古边疆草原为背景，故事场景中描写了大量有关草原气候的恶劣、牧民生产生活的艰难，以及其命运的坎坷与不易，但草原人民对待苦难的态度往往都是以忍耐、坚持来回应。在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在暴风雪中将袍子让给“我”而导致下身瘫痪的额吉，并没有因为身体的伤残而失去对生活热情，她用牛皮垫在伤残的膝下恢复忙碌的生活，并告诉“我”，“牧人从不把伤残看成残废，也从不过多的对不幸者讲宽心话，那场草原上的暴风雪毁坏了七个人的身体，但七个人都恢复了生活和斗争的能力，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从苦难环境到草原人民对于苦难的态度，知青作家笔下已不单单是专注于苦难主题的挖掘，更深入到了苦难背后的人性之思与民族信仰之探。这实际上也是对五四时代开启的现代文学中苦难主题的深化。
参考文献
图书：
[1] 姜戎.狼图腾[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2] 张承志，北方的河[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期刊：
[1]陈国恩，知青作家的草原小說与内蒙地域文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1）.
[2]刘绪才，胡宇慧，草原知青小说叙事与草原文化[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15，24（02）.
[3]高娇娇，海拉，内蒙古知青小说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以《黑骏马》、《血色黄昏》和《狼图腾》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2016，37（01）.
[4]段从学，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40（02）.
作者简介：阿丽玛（1996—）女，蒙古族，籍贯：内蒙古乌兰察布，硕士研究生，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